想一想：如今，你可以在FaceTime、Skype或GoToMeeting上呼叫你的商业伙伴、给他们发电子邮件，甚至与他们面对面交谈。既然如此，为何公司每年还要花费1.2万亿美元以上的钱用于国际商务旅行呢？这一数字足足相当于全球GDP的1.5%。
　　商务旅行的开支不但非常巨大，而且还在增长——以每年6.5%的速度，几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倍，或者与信息和通信服务业的增长速度相当。计算技术的威力已经从笔记本和手机移动到云端，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从中获益。那么，为何我们还需要移动大脑，而不是让这些大脑留在原地而只是传输大脑中的数据呢？
　　让我们试着理解一下为何我们需要让人移动，而不仅仅是信息。通过与万事达卡合作进行的包容性增长研究，以及对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获得的匿名捐赠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开始探索这一谜题，并取得了一些洞见。在与我的哈佛同事丹尼·巴哈尔（Dany Bahar）、米歇尔·柯西亚（Michele Coscia）和弗兰克·尼福柯（Franke Neffke）等人合作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能够找到一些有趣的并且具有代表性的事实。
　　人口较多的国家双向商务旅行的数量也更多，但是商务旅行的增量并不和人口增多的比例相吻合：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比另一个国家多100%，其商务旅行量将只多出70%左右。这表明，大国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商业的运作。相反，如果一国人均收入比另一国高100%，那么它所接待的商务旅行者将多出130%，而它所派出的商务旅行者将多出170%。这意味着商务旅行增长比例要高于发展水平的差距。
　　商务人士旅行的目的是做交易或投资，但超过一半的国际商务旅行与其外国分支管理层有关。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它们需要在全世界各地部署专业人员。数据表明，从总部到分支的旅行量是相反方向的近两倍;出口国旅行量是进口国的两倍。
　　但为什么需要移动大脑，而不仅仅是数据？我可以想到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大脑具有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识别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大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因此，我们能够在面对面交流时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语调和其他我们下意识收集到的微妙信号，来推断他人的目标和意图。
　　当我们召开现场会议时，我们可以使用肢体语言，而不仅仅是说出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看哪里，而不仅仅是通过视频中的特殊角度。因此，直接的交流比通过使用任何通信技术，都能够更好地评估他人、产生共鸣、建立联系的纽带。其次，大脑天生具有与其他大脑并行工作的能力。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与工作伙伴的大脑进行协调。因此我们有了创意团队、顾问委员会、跨部门任务小组和其他形式的集体互动。
　　电话会议试图取代这一互动，但在电话会议中很难依次发言或在某人正在发言时观察彼此的表情。电话会议无法复制人的意识和无意识集体互动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是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关键。
　　因此，旅行量应该与有多少需要移动的知识有关。各国拥有的知识量不同，各行业所需要的知识量也不同。随着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变化，拥有或使用更多知识的国家和行业，商务旅行的密集程度明显地更高。
　　在排除人口因素后，出国商务旅行量最大的国家都在西欧：德国、丹麦、比利时、挪威和荷兰。在欧洲国家之外，旅行最密集的国家为加拿大、以色列、新加坡和美国。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它们需要部署许多大脑来让多样化的知识派上用场。
　　有趣的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商务旅行所获得的知识量大相径庭。比如，南非、保加利亚、摩洛哥和毛里求斯等国家所获得知识量远远多于发展水平相当的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印度尼西亚或斯里兰卡。
　　企业愿意承担商务旅行的成本，这一事实表明，对于一些关键性任务，面对面沟通比通过通信工具传达信息更有效。此外，商务旅行比全球经济增长更快这一事实表明，人类生产活动的知识密集程度日益增加，知识则通过大脑的移动而扩散。最后，商务旅行密集程度的巨大差异表明，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部署或需求更多的知识。
　　位于商务旅行发达圈之外的国家不应该因为节俭而感到自豪，而应该感到担忧。它们也许已经被拥有更多飞行客的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