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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
刘再复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3
定价:48.00元
鲁迅是出现在20世纪中国苦难大地上的一种天才“异象”,他的作品是近现代中华民族苦闷的总象征,这是刘再复先生对鲁迅的总评价。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传记”,第二部分是“评述”。 “评述”部分汇集了刘再复先生在海外关于鲁迅的最新思想成果,是经过一番自我反省和知识更新之后对鲁迅的明心见性之论。
谣言
鲁迅从仙台到东京不久,夏季已经来临。
到东京之后,他把学籍放在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仍然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领取清朝的官费。他对德文原来有一些基础,现在进一步学习,想以此作为钥匙,去打开西方文学之窗。这时在鲁迅的心中充满着拯救民族的纯真热望。然而,对于鲁迅的这种崇高的抉择,在东京的友人们却不能理解,反映很冷淡。那时,在一般青年留学生的心目中,只有理工或政治,才是救国和自救的药方,而空洞的文学对于自己和民族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聪慧过人的鲁迅,竟要把人生抛进文学的深渊呢?
当鲁迅正在思考着如何开始这新的选择后的第一步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母亲从家乡接连不断地来信,催他回去结婚,有时一天竟有两封信来催促,弄得鲁迅焦躁不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他既没有顺从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反抗的思想准备。1906年,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父母主宰婚姻的时代,哪怕是最慈爱的父母,也不愿意放弃裁决儿女婚姻命运的权力。这个几千年来的习惯力量,是强大的,它在继续地制造着许许多多青年男女的悲剧。鲁迅身在异国,似乎比较容易逃避家庭安排的命运,然而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涯,理解母亲的内心的寂寞。他不愿意刺伤母亲的心,于是,他妥协了,回国了。
周老太太所以如此匆忙地决断鲁迅的婚事,是因为她听到一个谣言,说是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同乡,看到鲁迅和一个日本女人结了婚,而且看见他们领着孩子在神田街头上散步。周老太太听到这种谣言是不能不慌乱的,那时确有一些日本女子嫁给中国留学生。当时的留学生有不少是出身富裕的,其中很多人甚至还雇着佣人。就经济状况说,日本的学生毕竟赶不上留学生。那时,在日本的《万朝报》上曾刊登过神保町的漂亮姑娘嫁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而且,这样一结合,留学的人也留在遥远的日本了。一种恐惧情绪控制了周老太太:如果这消息竟是真的,那可怎么办呢?鲁迅是她的长子,日后家庭的重担是要靠他来担当的呀!
周老太太选择的新娘,名叫朱安。平常家里的人都亲切地叫她“阿安”、“安姑”。她是一个富裕之家的女儿。家就在绍兴城内的丁家虚,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同族。这门婚事也正是玉田夫人的大儿媳妇,即周伯的妻子谦少奶奶的提议。这位年轻的少奶奶,出身于绍兴赵氏大族,漂亮,能干,很有《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之风。她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个院落里,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可以隔墙呼话。
每天一早起来,谦少奶奶就会亲热地给老太太问安,使周老太太和她有朝夕相处的亲切之感,在丈夫去世、儿子远离的凄冷岁月中,周老太太很喜欢和这个善于言词的晚辈媳妇闲谈。谦少奶奶出于对老人的关怀,便介绍了婆婆的内侄孙女阿安来给周老太太当大儿媳妇,让老人有个贴身的陪伴,周老太太欣然同意,而且和朱家订了婚约。
服从
鲁迅当时远涉滔滔的大海去异国深造,怀着伟大的生活目的,追求知识,追求光明,个人的事,想得很少,结婚的事,更是从未想过。对于做媒的周玉田老人一家,他是熟悉的,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至于说到朱安,鲁迅恐怕并没见过。到了鲁迅去南京求学后的1899年5月14日,周家曾撑着两条船去夹溏看戏,当时男女分开,各坐在一条船上。在女子坐的那一条船上,除了鲁迅的母亲、玉田夫人和媳妇谦少奶奶外,还有一个就是朱安。也许那时母亲就为儿子看中了朱安,但鲁迅不知道。而母亲所安排的这种命运来得这么突然,他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深思熟虑,只有一个单纯而幼稚的愿望:不能违抗母亲的命令,不能让母亲难过。他想:
“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
这位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的留学生,默然地服从着母亲的一切安排,按照旧式婚姻仪式完了婚。婚姻仪式后,鲁迅被他本家兄弟周冠五和新台门子传太太的儿子周明山二人扶着上楼入新房。他始终沉默着,扶他的时候,他不推辞,也没有一句话,在别人导演的这场似忧似乐的悲喜剧中,机械地充当着无言的主角。 眼前的一切,仿佛是现实,又仿佛是梦。出现在鲁迅的面前的新娘,是一位生着一副黝黑狭长的脸孔、矮小的身材、裹得尖尖的小脚、给人以发育不全的病态感觉的少女。伤心、懊悔、失望,不知所措,掺杂着悲凉的同情,一时纷至沓来,齐集心头。鲁迅脸色阴郁地沉默着。
这一切,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很快地感到现实强加给他的无爱情的婚姻的痛苦。因此婚后没几天,他就匆匆地返回东京去了——他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反抗。
真挚地疼爱鲁迅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此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鲁迅对友人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只好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
刘再复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3
定价:48.00元
鲁迅是出现在20世纪中国苦难大地上的一种天才“异象”,他的作品是近现代中华民族苦闷的总象征,这是刘再复先生对鲁迅的总评价。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传记”,第二部分是“评述”。 “评述”部分汇集了刘再复先生在海外关于鲁迅的最新思想成果,是经过一番自我反省和知识更新之后对鲁迅的明心见性之论。
谣言
鲁迅从仙台到东京不久,夏季已经来临。
到东京之后,他把学籍放在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仍然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领取清朝的官费。他对德文原来有一些基础,现在进一步学习,想以此作为钥匙,去打开西方文学之窗。这时在鲁迅的心中充满着拯救民族的纯真热望。然而,对于鲁迅的这种崇高的抉择,在东京的友人们却不能理解,反映很冷淡。那时,在一般青年留学生的心目中,只有理工或政治,才是救国和自救的药方,而空洞的文学对于自己和民族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聪慧过人的鲁迅,竟要把人生抛进文学的深渊呢?
当鲁迅正在思考着如何开始这新的选择后的第一步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母亲从家乡接连不断地来信,催他回去结婚,有时一天竟有两封信来催促,弄得鲁迅焦躁不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他既没有顺从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反抗的思想准备。1906年,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父母主宰婚姻的时代,哪怕是最慈爱的父母,也不愿意放弃裁决儿女婚姻命运的权力。这个几千年来的习惯力量,是强大的,它在继续地制造着许许多多青年男女的悲剧。鲁迅身在异国,似乎比较容易逃避家庭安排的命运,然而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涯,理解母亲的内心的寂寞。他不愿意刺伤母亲的心,于是,他妥协了,回国了。
周老太太所以如此匆忙地决断鲁迅的婚事,是因为她听到一个谣言,说是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同乡,看到鲁迅和一个日本女人结了婚,而且看见他们领着孩子在神田街头上散步。周老太太听到这种谣言是不能不慌乱的,那时确有一些日本女子嫁给中国留学生。当时的留学生有不少是出身富裕的,其中很多人甚至还雇着佣人。就经济状况说,日本的学生毕竟赶不上留学生。那时,在日本的《万朝报》上曾刊登过神保町的漂亮姑娘嫁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而且,这样一结合,留学的人也留在遥远的日本了。一种恐惧情绪控制了周老太太:如果这消息竟是真的,那可怎么办呢?鲁迅是她的长子,日后家庭的重担是要靠他来担当的呀!
周老太太选择的新娘,名叫朱安。平常家里的人都亲切地叫她“阿安”、“安姑”。她是一个富裕之家的女儿。家就在绍兴城内的丁家虚,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同族。这门婚事也正是玉田夫人的大儿媳妇,即周伯的妻子谦少奶奶的提议。这位年轻的少奶奶,出身于绍兴赵氏大族,漂亮,能干,很有《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之风。她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个院落里,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可以隔墙呼话。
每天一早起来,谦少奶奶就会亲热地给老太太问安,使周老太太和她有朝夕相处的亲切之感,在丈夫去世、儿子远离的凄冷岁月中,周老太太很喜欢和这个善于言词的晚辈媳妇闲谈。谦少奶奶出于对老人的关怀,便介绍了婆婆的内侄孙女阿安来给周老太太当大儿媳妇,让老人有个贴身的陪伴,周老太太欣然同意,而且和朱家订了婚约。
服从
鲁迅当时远涉滔滔的大海去异国深造,怀着伟大的生活目的,追求知识,追求光明,个人的事,想得很少,结婚的事,更是从未想过。对于做媒的周玉田老人一家,他是熟悉的,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至于说到朱安,鲁迅恐怕并没见过。到了鲁迅去南京求学后的1899年5月14日,周家曾撑着两条船去夹溏看戏,当时男女分开,各坐在一条船上。在女子坐的那一条船上,除了鲁迅的母亲、玉田夫人和媳妇谦少奶奶外,还有一个就是朱安。也许那时母亲就为儿子看中了朱安,但鲁迅不知道。而母亲所安排的这种命运来得这么突然,他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深思熟虑,只有一个单纯而幼稚的愿望:不能违抗母亲的命令,不能让母亲难过。他想:
“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
这位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的留学生,默然地服从着母亲的一切安排,按照旧式婚姻仪式完了婚。婚姻仪式后,鲁迅被他本家兄弟周冠五和新台门子传太太的儿子周明山二人扶着上楼入新房。他始终沉默着,扶他的时候,他不推辞,也没有一句话,在别人导演的这场似忧似乐的悲喜剧中,机械地充当着无言的主角。 眼前的一切,仿佛是现实,又仿佛是梦。出现在鲁迅的面前的新娘,是一位生着一副黝黑狭长的脸孔、矮小的身材、裹得尖尖的小脚、给人以发育不全的病态感觉的少女。伤心、懊悔、失望,不知所措,掺杂着悲凉的同情,一时纷至沓来,齐集心头。鲁迅脸色阴郁地沉默着。
这一切,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很快地感到现实强加给他的无爱情的婚姻的痛苦。因此婚后没几天,他就匆匆地返回东京去了——他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反抗。
真挚地疼爱鲁迅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此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鲁迅对友人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只好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