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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导论》中所描述的那个含混的、缺失的话语世界，也是造成格非小说质疑和追问“存在的可疑性”的现实世界。维氏所本质化的这个巨大的无解的谜样世界，在格非近三十年的创作中，从《追忆乌攸先生》《褐色鸟群》《迷舟》到“江南三部曲”，一方面诱惑着主体的认知冲动，另一方面又在断裂、无序的话语中破坏着认知行为。精神上的冲突构成了格非对于“存在”本质问题的哲学思考，也转换成他小说的创作母题：关于主体的认知极限、生命本身的荒诞与非理性，以及“存在还是虚无”的本质问题。近作《隐身衣》是延续这一思考的典型作品，小说在讨论现实世界的荒诞中，无限悲哀地承认了世事无解，并以此指出存在本身的虚无。
小说《隐身衣》接近九万字，十一个章节，讲述了一个故事和两个世界。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发烧音响从业者“我”被亲姐姐逼得无家可归，危难中发现亲朋好友无一可以依靠，走投无路之际，被一个神秘的陌生女人收留。故事里，以现实和音乐分别象征世俗和精神两个世界，并在两个世界的对峙中讨论主体性问题。这样的故事结构可以书写成传奇、家族史、底层文学，甚至流浪汉小说，但格非的处理方法相对质朴得多，他以写实的方式记录生活。比如小说开头强调的“周良洛案”，时间上是典型的“现在时态”，空间上的圆明园东、海淀、大红门、马连道、石景山等，更是确有其地的地理标记，时空的特征似乎在努力申明一点，即小说《隐身衣》的写实主义决心。
写实的皮相之下，包着一颗先锋的内核。《隐身衣》里没有普通意义上写实小说的故事性，甚至没有所谓“扣人心弦的高潮”或“结局”，小说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接着一件的琐事，然而这些琐事却结构出一个荒诞离奇的现实世界。因为小说里即使是世俗生活的寻常之事，也都基本上无解。比如蒋颂平的身世之谜，他和“我”的母亲、姐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或者，丁采臣是什么人，是做什么生意的，为何他这样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却被逼得跳楼自杀；而最后肯收留“我”的那个毁容女人又是谁，她和丁采臣是什么关系？她因何被毁容，又因何会成为丁采臣的人质？最重要的是，她为何愿意收留无家可归的“我”？……这些神秘之事当然不是格非的故弄玄虚，他从未对种种悬念加以笔墨的渲染，反而在谜团初露端倪时便掐断叙事，尽管这些悬念和谜团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叙事的方向。但探究谜底终究不是《隐身衣》的目的所在，小说直到结尾也从未解决过任何一个出现在内部的谜案，原因很简单，因为谜底根本无从考证！这一点，在确定叙事视角“我”时就已经决定了。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带有天然的局限性，对共时的平行世界充满了合理的未知，所以“我”几乎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显出了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就像“我”不知道玉芬为何离婚，也不知道姐姐为何憎恨“我”的好友蒋颂平，甚至不知道“我”后来的妻子，那个毁容女人的来历。最平常的生活反而最神秘，这是存在最大的荒诞，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小说的写实面目以先锋的意义。
当然，小说的“限知”并不止步于此，文中几次暗示了讲述故事的时间要晚于故事讲述的时间：“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渐渐地，我心里就生出了一个愚蠢的计划”，“你已经知道了”……，回溯式的讲诉意味着叙事人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这一端，但对过去的整理却依然无法包含谜底。因为，对普通的个体存在“我”来说，无论站在时间链条上的过去还是未来，历时性的历史和共时性的现实都一样充满着不可知性，这是作为主体认知局限的悲哀。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部分，是格非对世俗生存的哲学化思考，在他看来，生活本身已经足够扑朔迷离，带给主体认知巨大的难度，更何况复杂的人类历史政治和宇宙的纵深奥义，那几乎是存在所不可企及的意义空间。
主体在认知的困境中陷入虚无，这是小说《隐身衣》主要讨论的问题，也是格非自《褐色鸟群》《迷舟》到“江南三部曲”等作品一直以来思考的主体与虚无关系的问题。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叔本华，他指出人的主体性与世界本质的同一关系：“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就是主体，主体就是这世界的支柱，是一切现象。”[1]叔本华在认知层面沟通了本体与世界，尤其承认两者的痛苦和虚无，“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2]叔本华从本体论角度讨论的虚无，在尼采那里被发扬光大，尼采以强大的内心正视现实存在，他否认理念世界，认为从来就“只有一个永恒生成变化的真实世界”，“这个真实世界是“残酷而无意义的”，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就是虚无。但尼采与他不同的是意识到主体性的作用，因此提出“积极虚无主义”和“消极虚无主义”两种主体态度：“虚无主义有两重含义，A.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积极虚无主义；B.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虚无主义。”[3]显然，《隐身衣》中的“我”，是个消极虚无主义者，一个从积极虚无主义者转变的消极虚无主义者。
小说中，“我”的积极虚无主义类似从瓦格纳音乐里获取思想的尼采。作为一名高端胆机制造者，古典音乐为“我”支起一座通往精神世界的桥，因为现实世界里无解的荒诞离奇，到了音乐世界，突然变得井然有序，充满理性逻辑。比如什么样的电子管适合什么样的音乐：“KT88的推力足够粗犷威猛，但我嫌它声音发干，高频的延展性不够。相比之下，EL34要稍好一些；声音虽说细腻得多，可总是欠缺一点密度感，味道也不够厚，当然，我也可以考虑使用300B。”再罕见的音乐也可以追根溯源：“（奶妈碟）这是一张DECCA公司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著名唱片，一九九三年将它灌制成了CD。作曲家是个法国人，名叫霍尔德，出生于十八世纪末。作品原先是一出歌剧，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向往自由的故事。……后来被一个名叫兰切贝利的人改编成管弦乐，并由他亲自担任指挥，英国柯文特皇家花园乐队演奏。”甚至是消失已久的极品音箱的重出江湖：“（AUTOGRAPH），问世于一九五四年。伟大的设计师Guy R. Fountain推出这款呕心沥血之作，据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15英寸同轴单元的潜力。Fountain不仅为了这款音箱选用了最好的单元，而且为它设计了极为复杂的迷宫式结构。……因为制作单元的天然钴磁断货，加之箱体的加工成本高昂，这款音箱于一九七四年就已停产，市面上十分罕见，据说在整个远东地区，也只有三对而已”……音乐世界里有清晰的来龙去脉，对主体认知从来不构成障碍。 如果扉页上尼采的那句“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谬误”可以视作一种元叙事的话语，那么，小说中的古典音乐世界，就是世俗生存里建构出的一座精神桃源：“事情是明摆着的，在残酷的竞争把人弄得以邻为壑的今天，正是古典音乐这一特殊媒介，将那些志趣相投的人挑选出来，结成一个惺惺相惜、联系紧密的圈子，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个信誉良好的发烧友同盟。你如果愿意把它称之为什么‘共同体’或‘乌托邦’，我也不会反对。”虽然人数稀少——“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又位居边缘——“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但那些来自灵魂深处的响声，那些桃源之音，足够在现实世界里唤醒“一种接触个体化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在“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中成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这便是小说“隐身衣”的第一重意义，在充满荒诞未知的现实世界里，古典音乐所象征的艺术形式是人们抵抗虚无的重要方式，一种可以在世俗生存里“消失”，并“隐身”于精神世界的超越方式。
然而九十年代“古典主义音乐”的黄金时期最终消逝，“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在无限留恋却又无可奈何地缅怀中，古典音乐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也顺手带走了那个时代里一切真挚美好的东西，爱情、亲情和友情。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和妻子玉芬的婚姻破裂了，和姐姐崔梨花一家的亲情割断了，与几十年的老友蒋颂平的友情也走到了尽头。这个“逝去的黄金时代”无疑带走了生活应有的理性与逻辑，还有主体认识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所以小说越到最后出现的谜团越多，所有的人物也都充满了谜样的气质，比如“我”最大的客户丁采臣，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毁容女子，他们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是世俗生存对主体认知最大的嘲讽，也是“我”最终成为一个消极的虚无主义者的直接原因。最典型的是开头和结尾两章的对比，面对同一位教授客户对社会道德沦丧和礼崩乐坏进行同一番批判，“我”已经没有了从前的思考、或表达同意与反对的意愿，而是“用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语调”说：“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玩世不恭的态度表明了“我”已经欣然接受了主体认知困境的悲哀现实，即“我”那个来历不明的妻子毁容女人的观点：“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乱就让它乱吧！你要是爱钻牛角尖，想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这种麻木与混沌的心理时间与居住京郊盘龙谷的地理空间同时揭示了“隐身衣”的另一重意义，悲哀地承认主体的渺小，并削平个性，“隐身”于世俗并与之同流合污。
承认主体认知的局限是格非认识主体的方式之一种，尤其在一个缺失、含混、多义、甚至扭曲变形的话语体系之中，无论是积极虚无主义还是消极虚无主义，都是格非讨论“肉相与灵魂”的基本命题之一，是他寻找精神生存以及超越方式的尝试，也是他“存在与虚无”的存在哲学的主题。
注：本论文为青岛科技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项目号0022644。
注释：
[1]（德）叔本华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西宁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德）叔本华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西宁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3]（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北京市：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版，第157页。
（赵坤，青岛科技大学讲师）
小说《隐身衣》接近九万字，十一个章节，讲述了一个故事和两个世界。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发烧音响从业者“我”被亲姐姐逼得无家可归，危难中发现亲朋好友无一可以依靠，走投无路之际，被一个神秘的陌生女人收留。故事里，以现实和音乐分别象征世俗和精神两个世界，并在两个世界的对峙中讨论主体性问题。这样的故事结构可以书写成传奇、家族史、底层文学，甚至流浪汉小说，但格非的处理方法相对质朴得多，他以写实的方式记录生活。比如小说开头强调的“周良洛案”，时间上是典型的“现在时态”，空间上的圆明园东、海淀、大红门、马连道、石景山等，更是确有其地的地理标记，时空的特征似乎在努力申明一点，即小说《隐身衣》的写实主义决心。
写实的皮相之下，包着一颗先锋的内核。《隐身衣》里没有普通意义上写实小说的故事性，甚至没有所谓“扣人心弦的高潮”或“结局”，小说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接着一件的琐事，然而这些琐事却结构出一个荒诞离奇的现实世界。因为小说里即使是世俗生活的寻常之事，也都基本上无解。比如蒋颂平的身世之谜，他和“我”的母亲、姐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或者，丁采臣是什么人，是做什么生意的，为何他这样一个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却被逼得跳楼自杀；而最后肯收留“我”的那个毁容女人又是谁，她和丁采臣是什么关系？她因何被毁容，又因何会成为丁采臣的人质？最重要的是，她为何愿意收留无家可归的“我”？……这些神秘之事当然不是格非的故弄玄虚，他从未对种种悬念加以笔墨的渲染，反而在谜团初露端倪时便掐断叙事，尽管这些悬念和谜团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叙事的方向。但探究谜底终究不是《隐身衣》的目的所在，小说直到结尾也从未解决过任何一个出现在内部的谜案，原因很简单，因为谜底根本无从考证！这一点，在确定叙事视角“我”时就已经决定了。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带有天然的局限性，对共时的平行世界充满了合理的未知，所以“我”几乎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显出了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就像“我”不知道玉芬为何离婚，也不知道姐姐为何憎恨“我”的好友蒋颂平，甚至不知道“我”后来的妻子，那个毁容女人的来历。最平常的生活反而最神秘，这是存在最大的荒诞，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小说的写实面目以先锋的意义。
当然，小说的“限知”并不止步于此，文中几次暗示了讲述故事的时间要晚于故事讲述的时间：“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渐渐地，我心里就生出了一个愚蠢的计划”，“你已经知道了”……，回溯式的讲诉意味着叙事人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这一端，但对过去的整理却依然无法包含谜底。因为，对普通的个体存在“我”来说，无论站在时间链条上的过去还是未来，历时性的历史和共时性的现实都一样充满着不可知性，这是作为主体认知局限的悲哀。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部分，是格非对世俗生存的哲学化思考，在他看来，生活本身已经足够扑朔迷离，带给主体认知巨大的难度，更何况复杂的人类历史政治和宇宙的纵深奥义，那几乎是存在所不可企及的意义空间。
主体在认知的困境中陷入虚无，这是小说《隐身衣》主要讨论的问题，也是格非自《褐色鸟群》《迷舟》到“江南三部曲”等作品一直以来思考的主体与虚无关系的问题。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叔本华，他指出人的主体性与世界本质的同一关系：“认识一切而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就是主体，主体就是这世界的支柱，是一切现象。”[1]叔本华在认知层面沟通了本体与世界，尤其承认两者的痛苦和虚无，“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2]叔本华从本体论角度讨论的虚无，在尼采那里被发扬光大，尼采以强大的内心正视现实存在，他否认理念世界，认为从来就“只有一个永恒生成变化的真实世界”，“这个真实世界是“残酷而无意义的”，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就是虚无。但尼采与他不同的是意识到主体性的作用，因此提出“积极虚无主义”和“消极虚无主义”两种主体态度：“虚无主义有两重含义，A.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积极虚无主义；B.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虚无主义。”[3]显然，《隐身衣》中的“我”，是个消极虚无主义者，一个从积极虚无主义者转变的消极虚无主义者。
小说中，“我”的积极虚无主义类似从瓦格纳音乐里获取思想的尼采。作为一名高端胆机制造者，古典音乐为“我”支起一座通往精神世界的桥，因为现实世界里无解的荒诞离奇，到了音乐世界，突然变得井然有序，充满理性逻辑。比如什么样的电子管适合什么样的音乐：“KT88的推力足够粗犷威猛，但我嫌它声音发干，高频的延展性不够。相比之下，EL34要稍好一些；声音虽说细腻得多，可总是欠缺一点密度感，味道也不够厚，当然，我也可以考虑使用300B。”再罕见的音乐也可以追根溯源：“（奶妈碟）这是一张DECCA公司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著名唱片，一九九三年将它灌制成了CD。作曲家是个法国人，名叫霍尔德，出生于十八世纪末。作品原先是一出歌剧，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向往自由的故事。……后来被一个名叫兰切贝利的人改编成管弦乐，并由他亲自担任指挥，英国柯文特皇家花园乐队演奏。”甚至是消失已久的极品音箱的重出江湖：“（AUTOGRAPH），问世于一九五四年。伟大的设计师Guy R. Fountain推出这款呕心沥血之作，据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15英寸同轴单元的潜力。Fountain不仅为了这款音箱选用了最好的单元，而且为它设计了极为复杂的迷宫式结构。……因为制作单元的天然钴磁断货，加之箱体的加工成本高昂，这款音箱于一九七四年就已停产，市面上十分罕见，据说在整个远东地区，也只有三对而已”……音乐世界里有清晰的来龙去脉，对主体认知从来不构成障碍。 如果扉页上尼采的那句“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谬误”可以视作一种元叙事的话语，那么，小说中的古典音乐世界，就是世俗生存里建构出的一座精神桃源：“事情是明摆着的，在残酷的竞争把人弄得以邻为壑的今天，正是古典音乐这一特殊媒介，将那些志趣相投的人挑选出来，结成一个惺惺相惜、联系紧密的圈子，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一个信誉良好的发烧友同盟。你如果愿意把它称之为什么‘共同体’或‘乌托邦’，我也不会反对。”虽然人数稀少——“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又位居边缘——“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但那些来自灵魂深处的响声，那些桃源之音，足够在现实世界里唤醒“一种接触个体化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在“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中成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者，“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这便是小说“隐身衣”的第一重意义，在充满荒诞未知的现实世界里，古典音乐所象征的艺术形式是人们抵抗虚无的重要方式，一种可以在世俗生存里“消失”，并“隐身”于精神世界的超越方式。
然而九十年代“古典主义音乐”的黄金时期最终消逝，“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在无限留恋却又无可奈何地缅怀中，古典音乐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也顺手带走了那个时代里一切真挚美好的东西，爱情、亲情和友情。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和妻子玉芬的婚姻破裂了，和姐姐崔梨花一家的亲情割断了，与几十年的老友蒋颂平的友情也走到了尽头。这个“逝去的黄金时代”无疑带走了生活应有的理性与逻辑，还有主体认识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所以小说越到最后出现的谜团越多，所有的人物也都充满了谜样的气质，比如“我”最大的客户丁采臣，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毁容女子，他们直接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这是世俗生存对主体认知最大的嘲讽，也是“我”最终成为一个消极的虚无主义者的直接原因。最典型的是开头和结尾两章的对比，面对同一位教授客户对社会道德沦丧和礼崩乐坏进行同一番批判，“我”已经没有了从前的思考、或表达同意与反对的意愿，而是“用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语调”说：“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玩世不恭的态度表明了“我”已经欣然接受了主体认知困境的悲哀现实，即“我”那个来历不明的妻子毁容女人的观点：“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原本就是不明不白的啊。乱就让它乱吧！你要是爱钻牛角尖，想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这种麻木与混沌的心理时间与居住京郊盘龙谷的地理空间同时揭示了“隐身衣”的另一重意义，悲哀地承认主体的渺小，并削平个性，“隐身”于世俗并与之同流合污。
承认主体认知的局限是格非认识主体的方式之一种，尤其在一个缺失、含混、多义、甚至扭曲变形的话语体系之中，无论是积极虚无主义还是消极虚无主义，都是格非讨论“肉相与灵魂”的基本命题之一，是他寻找精神生存以及超越方式的尝试，也是他“存在与虚无”的存在哲学的主题。
注：本论文为青岛科技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项目号0022644。
注释：
[1]（德）叔本华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西宁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德）叔本华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西宁市：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3]（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北京市：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年版，第157页。
（赵坤，青岛科技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