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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给一些绘画作品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江青自封为文化的“旗手”，在美术界兴风作浪。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纵容下，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依据这个座谈会而炮制的会议纪要，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17年来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否定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的不朽贡献，以“黑线专政论”将大批作家、艺术家打成“黑线人物”。这样，在全国各级美协及各类美术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美术工作者一律被打成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年长者还被扣上“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帽子，后起之秀则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黑五类”等。他们被批斗、被迫害、被污辱，有的甚至被折磨而死。
江青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件美术作品迅速在全国走红，其作者马上名扬天下，如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及其作者；她的一句话同样也可以使一件美术作品遭到封杀，将一位画家打入十八层地狱。她大肆迫害美术工作者，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说：“在‘四人帮’的统治下，有些不错的作品，江青一句话就给否定，如诬蔑油画《延河边上》是歪曲毛主席形象，恶狠狠地攻击油画《红色娘子军》为‘红色娘子鬼’。她还胡说曾被毛主席、周总理所肯定，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是‘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么’，就这样很多美术作品被打成了‘毒草’，使得画家从此抬不起头来。”
《延河边上》是著名画家钟涵在1963年所创作的一幅油画。这是一幅不同于其他表现领袖题材作品的画作：画面上灿烂的夕阳辉映着大地，远景落日使延安的宝塔山笼罩在一片金黄的暖色调中，代替通常表现伟人正面、突出、高大手法的，是领袖和农民谈着家常漫步在延河岸边的背影；画面中的毛泽东和当地的一位农民背对观众，他们出现在傍晚时分的延河边和宝塔山前，是那么宁静而亲切，又是那么自然而传神。作者将这一崇高的英雄主题寓入平实的写实角度，将寻常的生活情节发展为浪漫象征的艺术匠心，要表达的正是毛泽东“作为群众的领袖那种诚挚、朴素、平易近人、对人民的深情”的“延安作风”。但是由于《延河边上》没有表现领袖的正面形象，竟被江青扣上了一顶“歪曲毛主席形象”的大帽子，被诬为“黑画”，作者被打成“六十年代黑线人物”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批判。不仅如此，曾辅导过该画作者创作的著名画家罗工柳也因此而获罪，画家艾中信因曾经写过评论这张画的文章，竟也被扣上了一顶“对抗江青”的大帽子。
《江山如此多娇》是傅抱石、关山月两位画家共同合作，根据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诗意于1959年为人民大会堂绘制的巨幅壁画。这幅壁画是周恩来、陈毅、郭沫若和画家们一起探讨，综合各方意见而最后定稿的：近景是高山苍松，远景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雪山蜿蜒，云海茫茫，一轮红日高悬，辉煌灿烂，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位于画面的左上方。整幅画气魄宏伟，堪称垂世之作。江青对这幅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中国画却说出“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么”的话来。由于江青的否定，作者的命运可想而知。傅抱石已经逝世，健在的著名国画家关山月自然难逃厄运。“文革”爆发后，关山月在广州美术学院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作品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张题为《关山月的五支毒箭》的大字报，将其画的五幅作品称为“五支毒箭”：一是《崖梅》，因为倒枝，谐音便成“倒霉”，即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倒霉”。而且说那些枝丫线条中还隐藏着“反动标语”，其中有“介石”二字，其狰狞面目无法遁形。二是《东风》，三只燕子逆风而飞，“反骨毕露”。三是《快马加鞭未下鞍》，红军队伍登上崖头，前面不见有路，无疑是“诅咒红军已临绝境”。四是《李香君》，“大唱亡国之音”。五是《山雨欲来》，画面有一名解放军战士匆匆送信，“分明是向国民党通风报信”。
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的《鹫鹰图》及其他的绘画作品，也遭到了江青、姚文元、康生等人的否定。1968年5月，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在听了浙江美术学院和浙江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的汇报，说：美院“不仅有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二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黑线人物都有很深的根子”。当江青看了他们带来的潘天寿的《鹫鹰图》后，怪声怪气地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姚文元也附和着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江青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康生当时不在场，他听说江青点名批判潘天寿，也放出话说：“潘天寿的问题这样严重我才知道。像他这种人至今想的还是过去那一套，不可能真心实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服务。”这样，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本来在“文革”开始后即受到了冲击，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关进“牛棚”，经江青这么一点名批判，受迫害程度更甚。1968年9月15日，《浙江日报》发表一整版批判文章，通栏标题是《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报纸上说：“潘天寿何许人也？美帝国主义和人民公敌蒋介石豢养的忠实走狗，国民党文化特务。就是他，曾经参加由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果夫、宋子文等大坏蛋当头目，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CC特务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就是他，由国民党党棍、CC特务大头目张道藩亲自介绍参加国民党，被批准为特别党员……”9月17日，《浙江日报》再次加强力度，一下子发表了五篇批判潘天寿的文章，如《把文化特务潘天寿之流永远赶出美术舞台》《“秃鹫”就是特务的化身》等。造反派还反复抄家，将潘天寿的所有作品和学术资料，乃至书画工具洗劫一空。他们把潘天寿折磨成疾，又不给予及时治疗，以致他含冤而死。
姚文元下令批判《中国画》画册 “文化大革命”后期，美术界一本很普通的画册———《中国画》画册，却引起了“四人帮”的高度关注。姚文元发动批判，相关的报刊口诛笔伐，并殃及整个美术界，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中国画》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中国画》画册不仅收录了一些知名的国画家当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而且还收录了他们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画册的批判。在上海市委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它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回潮”，说它是“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中国画》画册里，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在姚文元组织和部署下，“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纷纷粉墨登场。在1974年2月25日上海美术馆的一次会议上，“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公开点名批判《中国画》画册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作品，下令：“对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要进行反击！”并且用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形式，抛出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画册的意见”，借题发挥地攻击说：“《中国画》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的严重问题。”“在外汇面前……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1974年3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在第二版刊登了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这是批判《中国画》画册的所谓“重磅炮弹”。3月2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给《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下了这样的一个批示：“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栏《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展开的批判相衔接。”随后，两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批判文章。4月7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在一个内部情况文件上这样批示：“请工艺美术研究室和文化局一起将坏画收集起来展出，供批判。”然后，那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又下令，指定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出版社和文化局一起，召开几千人的跨行业、跨系统的批判大会。
《中国画》画册被“四人帮”攻击为“毒草画册”，一篇题为《赞香花，除毒草》的批判文章中这样写道：“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和广大群众唱着相反的调子。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美展，没有一幅好作品’呀；‘工农兵的画政治内容虽好，但艺术水平太差’呀；等等。对美术战线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对工农兵的创作，横加指责。可是，他们对那些散发封、资、修艺术臭气，抒发没落阶级的感情，满纸都是‘野、乱、怪、黑’的所谓作品，却兴致勃勃，十分爱好，满口称赞，甚至捧上了天！最近，我们看到了一本题为《中国画》的画册，是由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某些人新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乱、怪、黑’的典型代表。画册前面的《出版说明》说：‘新中国诞生后，广大中国画作者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批判地继承和发挥了中国画传统，使作品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风格，颇受国内外中国画爱好者欢迎。’这里只字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像建国以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们不禁要问这本画册的编印者，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承认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文艺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这个事实？难道新中国诞生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存在了吗？这本画册的编印者把这些所谓‘三新’，实为‘三怪’的黑货拿来上市，并介绍给外国人，试问，作为伟大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篇文章进一步揭露说：“而毒草画册中的作品，又画了些什么？抒发了哪个阶级的感情？只要略举几幅就清楚了。首先，我们看看题为《迎春》的那幅吧。作者画了一只翘着尾巴，翻着白眼，张牙舞爪，怒不可遏的好斗的公鸡，站在凌乱、苍白的迎春花下‘迎春’。它要迎的是哪个阶级的‘春’？我们知道，一幅美术作品，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那么《迎春》的作者不正是通过他笔下的公鸡这一特定的艺术形象，来发泄他对社会主义现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之情吗？画公鸡白眼，和强调它的气势汹汹，寓意什么呢？这只公鸡的形象，不是象征一小撮牛鬼蛇神，又象征谁呢？这哪里是什么‘迎春’，分明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阶级，在咒骂社会主义的春天。再看另一幅题为《秋》的作品，又到底画了些什么吧：一堆奇形怪状、不死不活的牛群；一个戴镯持花、蓬头散发、眼神迷离的放牛女娃；在一头伸着懒腰的牛背上停着一对谈情的小鸟。这是哪个时代的秋天？这是哪个阶级的现实？显然作者是用抽象派的手法，用封建士大夫的情调，臆想出来的情节，来百般丑化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幅画是1973年作于‘黄浦西岸’的。这是对我们浦江两岸欣欣向荣的、金色般的秋天的歪曲，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诬蔑！无独有偶，在这本毒草画册中，还有一幅题为《山区》的东西，也是画的农村秋景，可是在阴暗漆黑的画面上不见一个人影，几座惨白的房子，好似中世纪的修道院，层层的怪山，丛丛的奇树，又黑又冷，阴森可怖。原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画册的编印者又在今天抛了出来，究竟想干什么？岂不发人深省吗？” 一本普通的画册，“四人帮”竟然用来大做文章，在整个美术界掀起了狂风巨浪。他们的目的何在？其实，批判《中国画》画册只不过是其险恶用心的一部分，是其在美术界掀起批“黑画”运动的一枚重型炸弹，其目的是为了在外事部门打开缺口以攻击周恩来，制造批判周恩来的反革命舆论。
张春桥、王洪文“左”眼看画
1970年1月20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公司一店时，作出了一系列“指示”。现笔者照录如下：
（在玻璃、搪瓷部）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她们分别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的，像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在毛巾、手帕部）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花色也最朴素。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进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像林风眠的黑画！
1973年11月26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勃然大怒，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江青一伙在美术创作上设置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你画山水花鸟题材的画，他们说是“资产阶级文人雅士的东西”；你画龙凤，他们说“有封建色彩”，是宣扬帝王将相；你搞鸡心图案，他们说“这个要注意，好像在谈恋爱”；你搞几何图案，他们说是“抽象派”。按照他们的标准在画面上鸟不能成对，花不能画双，连鸳鸯也一度不能画了，因为他们说这是“黄色的”。有个时期，孔雀也不能开屏了，因为一开屏就是“翘尾巴”。他们用主观臆测和判断，给许多美术作品扣上无中生有的帽子，甚至挖空心思地从画面上去发掘反动标语，把作品和作者从政治上、艺术上宣判了死刑。例如：有的画一棵大树，竟被诬为大树底下好乘凉。画了三把椅子，竟被说成是什么“四国三方会议”。画一只猫头鹰，被诬为“睁一眼，闭一眼，仇视社会主义”。画一座桥，五个桥洞，上边走着七个人，竟被诬为“攻击五七道路”。画一棵白菜三个柿子，被诬为“三世清白”，是“为自己的反动家庭翻案”。画八朵荷花，竟被诬“攻击八个样板戏”。画站在石头上的一只公鸡，则是以“‘危机四伏’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
王洪文在审查出口的工艺品时，更是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说：“什么‘中央精神’？不知道是什么人搞出来的‘中央精神’！”“四人帮”把工艺美术那些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历史题材统统加上“克己复礼”“右倾翻案”“封资修”的罪名，全盘否定，一概排斥。你搞历史人物，他说你“复古”“倒退”“容易引起资产阶级生活联想”；把经过改革富有新意的传统题材作品，如漆雕《李逵大闹菊花会》《鸳鸯抗婚》《晴雯倒箱》等讲成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口味”，一刀砍个精光。他们捏造罪名之荒唐，用心之险恶，真可谓“登峰造极”。
总之，“四人帮”及其一伙人千方百计地寻找美术作品中的“政治寓意”，给许多优秀美术作品扣上“莫须有”的政治帽子，并加以批判，其作者被批斗、被迫害、被污辱，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术领域的百花凋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美术事业。
江青自封为文化的“旗手”，在美术界兴风作浪。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纵容下，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依据这个座谈会而炮制的会议纪要，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17年来文艺工作的巨大成就，否定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的不朽贡献，以“黑线专政论”将大批作家、艺术家打成“黑线人物”。这样，在全国各级美协及各类美术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美术工作者一律被打成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年长者还被扣上“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帽子，后起之秀则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黑五类”等。他们被批斗、被迫害、被污辱，有的甚至被折磨而死。
江青的一句话可以使一件美术作品迅速在全国走红，其作者马上名扬天下，如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及其作者；她的一句话同样也可以使一件美术作品遭到封杀，将一位画家打入十八层地狱。她大肆迫害美术工作者，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说：“在‘四人帮’的统治下，有些不错的作品，江青一句话就给否定，如诬蔑油画《延河边上》是歪曲毛主席形象，恶狠狠地攻击油画《红色娘子军》为‘红色娘子鬼’。她还胡说曾被毛主席、周总理所肯定，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是‘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么’，就这样很多美术作品被打成了‘毒草’，使得画家从此抬不起头来。”
《延河边上》是著名画家钟涵在1963年所创作的一幅油画。这是一幅不同于其他表现领袖题材作品的画作：画面上灿烂的夕阳辉映着大地，远景落日使延安的宝塔山笼罩在一片金黄的暖色调中，代替通常表现伟人正面、突出、高大手法的，是领袖和农民谈着家常漫步在延河岸边的背影；画面中的毛泽东和当地的一位农民背对观众，他们出现在傍晚时分的延河边和宝塔山前，是那么宁静而亲切，又是那么自然而传神。作者将这一崇高的英雄主题寓入平实的写实角度，将寻常的生活情节发展为浪漫象征的艺术匠心，要表达的正是毛泽东“作为群众的领袖那种诚挚、朴素、平易近人、对人民的深情”的“延安作风”。但是由于《延河边上》没有表现领袖的正面形象，竟被江青扣上了一顶“歪曲毛主席形象”的大帽子，被诬为“黑画”，作者被打成“六十年代黑线人物”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批判。不仅如此，曾辅导过该画作者创作的著名画家罗工柳也因此而获罪，画家艾中信因曾经写过评论这张画的文章，竟也被扣上了一顶“对抗江青”的大帽子。
《江山如此多娇》是傅抱石、关山月两位画家共同合作，根据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诗意于1959年为人民大会堂绘制的巨幅壁画。这幅壁画是周恩来、陈毅、郭沫若和画家们一起探讨，综合各方意见而最后定稿的：近景是高山苍松，远景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雪山蜿蜒，云海茫茫，一轮红日高悬，辉煌灿烂，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大字位于画面的左上方。整幅画气魄宏伟，堪称垂世之作。江青对这幅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的中国画却说出“看了半天看不出是什么”的话来。由于江青的否定，作者的命运可想而知。傅抱石已经逝世，健在的著名国画家关山月自然难逃厄运。“文革”爆发后，关山月在广州美术学院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作品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张题为《关山月的五支毒箭》的大字报，将其画的五幅作品称为“五支毒箭”：一是《崖梅》，因为倒枝，谐音便成“倒霉”，即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倒霉”。而且说那些枝丫线条中还隐藏着“反动标语”，其中有“介石”二字，其狰狞面目无法遁形。二是《东风》，三只燕子逆风而飞，“反骨毕露”。三是《快马加鞭未下鞍》，红军队伍登上崖头，前面不见有路，无疑是“诅咒红军已临绝境”。四是《李香君》，“大唱亡国之音”。五是《山雨欲来》，画面有一名解放军战士匆匆送信，“分明是向国民党通风报信”。
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的《鹫鹰图》及其他的绘画作品，也遭到了江青、姚文元、康生等人的否定。1968年5月，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在听了浙江美术学院和浙江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情况的汇报，说：美院“不仅有三十年代的黑线人物，二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黑线人物都有很深的根子”。当江青看了他们带来的潘天寿的《鹫鹰图》后，怪声怪气地说：“潘天寿的画很阴暗，我是不欣赏的！画的秃鹰真难看，又阴暗又丑。”姚文元也附和着说：“画很阴暗，与他搞特务有关。潘天寿喜欢画的秃鹰，是特务的化身！”江青又说：“前几年，潘天寿的画，你们杭州怎么捧得那么高？画的卖价很贵。齐白石也一样，是个老财迷，可坏啦！”康生当时不在场，他听说江青点名批判潘天寿，也放出话说：“潘天寿的问题这样严重我才知道。像他这种人至今想的还是过去那一套，不可能真心实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服务。”这样，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本来在“文革”开始后即受到了冲击，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关进“牛棚”，经江青这么一点名批判，受迫害程度更甚。1968年9月15日，《浙江日报》发表一整版批判文章，通栏标题是《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报纸上说：“潘天寿何许人也？美帝国主义和人民公敌蒋介石豢养的忠实走狗，国民党文化特务。就是他，曾经参加由蒋介石、汪精卫、陈立夫、陈果夫、宋子文等大坏蛋当头目，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CC特务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就是他，由国民党党棍、CC特务大头目张道藩亲自介绍参加国民党，被批准为特别党员……”9月17日，《浙江日报》再次加强力度，一下子发表了五篇批判潘天寿的文章，如《把文化特务潘天寿之流永远赶出美术舞台》《“秃鹫”就是特务的化身》等。造反派还反复抄家，将潘天寿的所有作品和学术资料，乃至书画工具洗劫一空。他们把潘天寿折磨成疾，又不给予及时治疗，以致他含冤而死。
姚文元下令批判《中国画》画册 “文化大革命”后期，美术界一本很普通的画册———《中国画》画册，却引起了“四人帮”的高度关注。姚文元发动批判，相关的报刊口诛笔伐，并殃及整个美术界，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中国画》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中国画》画册不仅收录了一些知名的国画家当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而且还收录了他们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1974年1月2日，姚文元首先在上海发起了对《中国画》画册的批判。在上海市委会议上，姚文元拿着这本画册，蛮横地指责它是“黑山黑水”“复辟逆流”“回潮”，说它是“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画册”。《中国画》画册里，一幅题为《迎春》的图画，画的是一只在迎春花前引颈高鸣的公鸡，充满盎然生机。姚文元居然写下了这样的批示：“这幅画在画幅的上端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在这只怒气冲冲、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的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一只公鸡，一丛迎春花，如此简单明了的画面，竟然被姚文元看成对“社会主义的春天”的“极端仇视”。“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徐景贤紧跟姚文元，说那只公鸡“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在姚文元组织和部署下，“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纷纷粉墨登场。在1974年2月25日上海美术馆的一次会议上，“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公开点名批判《中国画》画册以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作品，下令：“对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要进行反击！”并且用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形式，抛出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画册的意见”，借题发挥地攻击说：“《中国画》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的严重问题。”“在外汇面前……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为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1974年3月2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在第二版刊登了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这是批判《中国画》画册的所谓“重磅炮弹”。3月2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给《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下了这样的一个批示：“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栏《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展开的批判相衔接。”随后，两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批判文章。4月7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在一个内部情况文件上这样批示：“请工艺美术研究室和文化局一起将坏画收集起来展出，供批判。”然后，那个“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又下令，指定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出版社和文化局一起，召开几千人的跨行业、跨系统的批判大会。
《中国画》画册被“四人帮”攻击为“毒草画册”，一篇题为《赞香花，除毒草》的批判文章中这样写道：“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和广大群众唱着相反的调子。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美展，没有一幅好作品’呀；‘工农兵的画政治内容虽好，但艺术水平太差’呀；等等。对美术战线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对工农兵的创作，横加指责。可是，他们对那些散发封、资、修艺术臭气，抒发没落阶级的感情，满纸都是‘野、乱、怪、黑’的所谓作品，却兴致勃勃，十分爱好，满口称赞，甚至捧上了天！最近，我们看到了一本题为《中国画》的画册，是由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工艺品分公司某些人新编的，其中大部分作品就是‘野、乱、怪、黑’的典型代表。画册前面的《出版说明》说：‘新中国诞生后，广大中国画作者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批判地继承和发挥了中国画传统，使作品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风格，颇受国内外中国画爱好者欢迎。’这里只字不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像建国以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我们不禁要问这本画册的编印者，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承认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文艺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这个事实？难道新中国诞生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存在了吗？这本画册的编印者把这些所谓‘三新’，实为‘三怪’的黑货拿来上市，并介绍给外国人，试问，作为伟大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篇文章进一步揭露说：“而毒草画册中的作品，又画了些什么？抒发了哪个阶级的感情？只要略举几幅就清楚了。首先，我们看看题为《迎春》的那幅吧。作者画了一只翘着尾巴，翻着白眼，张牙舞爪，怒不可遏的好斗的公鸡，站在凌乱、苍白的迎春花下‘迎春’。它要迎的是哪个阶级的‘春’？我们知道，一幅美术作品，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那么《迎春》的作者不正是通过他笔下的公鸡这一特定的艺术形象，来发泄他对社会主义现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之情吗？画公鸡白眼，和强调它的气势汹汹，寓意什么呢？这只公鸡的形象，不是象征一小撮牛鬼蛇神，又象征谁呢？这哪里是什么‘迎春’，分明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阶级，在咒骂社会主义的春天。再看另一幅题为《秋》的作品，又到底画了些什么吧：一堆奇形怪状、不死不活的牛群；一个戴镯持花、蓬头散发、眼神迷离的放牛女娃；在一头伸着懒腰的牛背上停着一对谈情的小鸟。这是哪个时代的秋天？这是哪个阶级的现实？显然作者是用抽象派的手法，用封建士大夫的情调，臆想出来的情节，来百般丑化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幅画是1973年作于‘黄浦西岸’的。这是对我们浦江两岸欣欣向荣的、金色般的秋天的歪曲，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诬蔑！无独有偶，在这本毒草画册中，还有一幅题为《山区》的东西，也是画的农村秋景，可是在阴暗漆黑的画面上不见一个人影，几座惨白的房子，好似中世纪的修道院，层层的怪山，丛丛的奇树，又黑又冷，阴森可怖。原来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革命群众的严肃批判，画册的编印者又在今天抛了出来，究竟想干什么？岂不发人深省吗？” 一本普通的画册，“四人帮”竟然用来大做文章，在整个美术界掀起了狂风巨浪。他们的目的何在？其实，批判《中国画》画册只不过是其险恶用心的一部分，是其在美术界掀起批“黑画”运动的一枚重型炸弹，其目的是为了在外事部门打开缺口以攻击周恩来，制造批判周恩来的反革命舆论。
张春桥、王洪文“左”眼看画
1970年1月20日，张春桥、姚文元视察上海百货公司一店时，作出了一系列“指示”。现笔者照录如下：
（在玻璃、搪瓷部）姚文元：这些玻璃杯的图案都是修正主义的，不是我们的。是一些什么三角形的、方块形的。让现代修正主义的美术全部占领了。这个是从法国和苏修画报上抄来的。这是什么派？你们要查一查。我们中国过去不是这样的。现在变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布匹部）张春桥：这种花布给铁梅、小常宝（她们分别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中青年女性人物）穿的，像什么样子？这样的花布，与欣欣向荣的祖国多么不相称！
牡丹花布就不要生产了吧，牡丹花是富贵花！
（在毛巾、手帕部）姚文元：我一向用“414”毛巾，又厚实又柔软，花色也最朴素。
张春桥：手帕的问题很大。现在把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东西搬进来了。把我们要打倒的东西都拾进来了，这是反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这些手帕是典型的现代派。燕子是中国的，可是下面还搞了一条条的，成了法国象征派的画。这些，又像林风眠的黑画！
1973年11月26日，张春桥看到上海出口年历卡上的画，勃然大怒，写下了这样的“批示”：“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离开工农兵越远越好。”
江青一伙在美术创作上设置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你画山水花鸟题材的画，他们说是“资产阶级文人雅士的东西”；你画龙凤，他们说“有封建色彩”，是宣扬帝王将相；你搞鸡心图案，他们说“这个要注意，好像在谈恋爱”；你搞几何图案，他们说是“抽象派”。按照他们的标准在画面上鸟不能成对，花不能画双，连鸳鸯也一度不能画了，因为他们说这是“黄色的”。有个时期，孔雀也不能开屏了，因为一开屏就是“翘尾巴”。他们用主观臆测和判断，给许多美术作品扣上无中生有的帽子，甚至挖空心思地从画面上去发掘反动标语，把作品和作者从政治上、艺术上宣判了死刑。例如：有的画一棵大树，竟被诬为大树底下好乘凉。画了三把椅子，竟被说成是什么“四国三方会议”。画一只猫头鹰，被诬为“睁一眼，闭一眼，仇视社会主义”。画一座桥，五个桥洞，上边走着七个人，竟被诬为“攻击五七道路”。画一棵白菜三个柿子，被诬为“三世清白”，是“为自己的反动家庭翻案”。画八朵荷花，竟被诬“攻击八个样板戏”。画站在石头上的一只公鸡，则是以“‘危机四伏’来攻击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
王洪文在审查出口的工艺品时，更是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说：“什么‘中央精神’？不知道是什么人搞出来的‘中央精神’！”“四人帮”把工艺美术那些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历史题材统统加上“克己复礼”“右倾翻案”“封资修”的罪名，全盘否定，一概排斥。你搞历史人物，他说你“复古”“倒退”“容易引起资产阶级生活联想”；把经过改革富有新意的传统题材作品，如漆雕《李逵大闹菊花会》《鸳鸯抗婚》《晴雯倒箱》等讲成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口味”，一刀砍个精光。他们捏造罪名之荒唐，用心之险恶，真可谓“登峰造极”。
总之，“四人帮”及其一伙人千方百计地寻找美术作品中的“政治寓意”，给许多优秀美术作品扣上“莫须有”的政治帽子，并加以批判，其作者被批斗、被迫害、被污辱，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术领域的百花凋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的美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