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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守时（Puenktlichkeit）在德国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原则，甚至是煮鸡蛋烤蛋糕，德国人都像机器人一样，恨不得把时间核算到分秒。守时支撑着社会秩序，维护了社会效率。
我在来德国前曾经听一位熟人说过，在德国受邀请去当地人家做客，女主人能算好时间，在客人按门铃的瞬间，把热腾腾烤好的蛋糕从烤箱里取出来招待客人。那时候我还真不信，怎么可能算得那么准？一进门一分钟不等就张嘴？来到德国之后我才知道，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德国人真的就这么守时守点。只不过蛋糕也许不是刚从烤箱里端出来，但茶或者咖啡的确是刚刚泡好的。
闹钟响了，鸡蛋一定要出锅
德国人做什么事都看表，都按照时间的长度来完成。德国人自己说，“我们虽然没有发明钟表，但是我们却像钟表一样准时地做事。”是的，德国人煮鸡蛋要看表，厨房里摆个小闹钟，定好时间，3分钟响，5分钟响，7分钟响。闹钟响了，鸡蛋一定要出锅，不然就不是3分钟或者7分钟的口感了。听到这套理论，电影《食神》中用心来做菜，一切凭感觉的史提芬周会疯吗？德国的公共汽车、火车相当准点。我还记得刚刚来德国的时候，站在公共汽车站前看不懂时刻表。后来经中国同学点拨才明白，时刻表的左侧一列表示的是几点，小格子里的数字表示的是几分。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车站，看看手表上显示的时间，然后根据时刻表就可以知道下一趟车还需要等多久才会来。当时给我讲解公共汽车时刻表的同学还特意提醒，车次都很准时，如果时刻表上标注出下一趟车是9点37分到，那么这辆车会在37分到38分这60秒内的某一秒到达。可是如果你9点38分才赶到车站，那时候车已经开走了。我当时觉得很神奇，后来果然体验过，只晚了一分钟就眼看着大公共在夕阳下绝尘而去的悲壮情景。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每天早上准时5点起床。7点去大学。9点到下午1点在书桌前写作。下午3点半又准时出门散步，在菩提树大道来回走8圈。晚上10点再准时上床睡觉。如果“守时”这个词具有人形，康德就是它的化身。当然，康德的例子可能有些极端。不过，有调查显示，85%的德国人都认为，如果赴约就一定要遵守时间，他们同时也希望身边的人同样遵守时间。德语中说“Fuenf Minuten vor der Zeit ist des Deutschen Puenktlichkeit”，翻译过来就是“提前5分钟是德意志的守时标准”。这也就是说，遵守时间不仅要准时准点，甚至还要提前一点点。例如，如果去德国人家做客，比约定好的时间提前2分钟按响门铃是被允许的，但是千万不要比约定的时间晚。当然，也不要比约定的时间提前10分钟就敲门，那样会让正在补妆的女主人惊慌失措的。
德语里还有一种说法叫“Puenktlich wie die Maurer”，直译过来就是“准时得像泥瓦匠一样”。据说德国的泥瓦匠到下班的点儿就把手里的泥铲一扔，拍拍身上的土回家了，多一秒都不干。这句俗语现在被用来形容极其准时，不过德国人的准时下班也是出了名的。我有个朋友有一次去邮局寄包裹，紧赶慢赶，等他扛着大包裹呼哧带喘地赶到邮局门口时，刚好赶上邮局下班。他隔着玻璃门看见邮局柜台后面还有工作人员在忙活，就敲门想进去。邮局的工作人员抬眼看了看他，然后指了指胳膊上戴的手表，低下头接着该干嘛干嘛。我朋友最终也没寄成包裹。他很生气，觉得这种做法太不近情理，洋洋洒洒地写了封5000字的骈文投诉信，不过邮局方面最终也没给他个说法。
“新运动”也无法撼动守时旧规
守时曾经同勤奋、忠诚、守序、礼貌等道德准则一起被列入“普鲁士美德”。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生运动席卷西欧，曾经的道德标准也随之被重新评价。当时在德国有质疑意见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德国人高度遵守普鲁士美德却未能阻止纳粹犯下反人类的暴行。
德国作家、四七社成员卡尔·阿莫瑞（Carl Amery）曾在他的著名文章《投降书：当代天主教研究（Capitulation：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atholicism）》中写道：“我可以准时地去教会上班，也可以准时地去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报道；我可以细致地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种族灭绝的计划）的文书工作，也可以同样细致地处理（天主教）社会救济的文件；我可以在完成了一天正派的劳作之后清洗我的双手，也可以在纳粹焚烧炉工作一天后清洗我的双手。”
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教育的目的也发生了改变。很多自由派家长强烈反对教育子女遵守“普鲁士美德”。例如守序和整洁彻底失去道德价值地位。谦虚和感恩之心也被丢弃。尽管如此，守时的习惯仍然被保留下来。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闹革命的学生也需要集体行动，得在同一时间集体上街，所以才遵守时间吧。毕竟运动和革命不是单个人更搞得起来的。守时是不是美德已经不再重要，它变成了一种原则。
守时原则带来的文化冲突
美国心理学者劳伯·勒范恩（Robert Levine）曾写过一本书，名叫《时间的地图》（A Geography of Time）。在书中他指出，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对时间的观念也大不相同，时间观念不同的人碰撞在一起也会形成文化冲突。例如16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传教士跑去非洲传教。这些非常具有时间观念的传教士遇到“有的是时间”的非洲人，几乎快疯了。而在德国或者瑞士，如果现在火车晚点几分钟，站台上候车的乘客也快疯了。
曾经有德国人问我中国人守不守时。我觉得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凭我自己的理解，守时在中国太因人而异，国内有些人有时也许会想，大家都那么熟，晚来会又算得了什么呢？退一万步说，和朋友约定却不守时的人，如果是去求职面试，他会同样不守时吗？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一句名言：“谁来得太晚，生活就会惩罚他。”
拎客
“Akademische Viertelstunde”
“Akademische Viertelstunde”直译过来就是“大学一刻钟”。这表示，大学授课时间总会比课程表上标出的晚一刻钟。例如某一门大课标出来的是9点上课，那么学生们尽可以9点10分再走进教室，而老师也绝不会在9点15分之前开始讲课。另外如果授课老师9点15分还没有来，学生们大多会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回家了—这节课取消了。
我在来德国前曾经听一位熟人说过，在德国受邀请去当地人家做客，女主人能算好时间，在客人按门铃的瞬间，把热腾腾烤好的蛋糕从烤箱里取出来招待客人。那时候我还真不信，怎么可能算得那么准？一进门一分钟不等就张嘴？来到德国之后我才知道，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德国人真的就这么守时守点。只不过蛋糕也许不是刚从烤箱里端出来，但茶或者咖啡的确是刚刚泡好的。
闹钟响了，鸡蛋一定要出锅
德国人做什么事都看表，都按照时间的长度来完成。德国人自己说，“我们虽然没有发明钟表，但是我们却像钟表一样准时地做事。”是的，德国人煮鸡蛋要看表，厨房里摆个小闹钟，定好时间，3分钟响，5分钟响，7分钟响。闹钟响了，鸡蛋一定要出锅，不然就不是3分钟或者7分钟的口感了。听到这套理论，电影《食神》中用心来做菜，一切凭感觉的史提芬周会疯吗？德国的公共汽车、火车相当准点。我还记得刚刚来德国的时候，站在公共汽车站前看不懂时刻表。后来经中国同学点拨才明白，时刻表的左侧一列表示的是几点，小格子里的数字表示的是几分。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车站，看看手表上显示的时间，然后根据时刻表就可以知道下一趟车还需要等多久才会来。当时给我讲解公共汽车时刻表的同学还特意提醒，车次都很准时，如果时刻表上标注出下一趟车是9点37分到，那么这辆车会在37分到38分这60秒内的某一秒到达。可是如果你9点38分才赶到车站，那时候车已经开走了。我当时觉得很神奇，后来果然体验过，只晚了一分钟就眼看着大公共在夕阳下绝尘而去的悲壮情景。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每天早上准时5点起床。7点去大学。9点到下午1点在书桌前写作。下午3点半又准时出门散步，在菩提树大道来回走8圈。晚上10点再准时上床睡觉。如果“守时”这个词具有人形，康德就是它的化身。当然，康德的例子可能有些极端。不过，有调查显示，85%的德国人都认为，如果赴约就一定要遵守时间，他们同时也希望身边的人同样遵守时间。德语中说“Fuenf Minuten vor der Zeit ist des Deutschen Puenktlichkeit”，翻译过来就是“提前5分钟是德意志的守时标准”。这也就是说，遵守时间不仅要准时准点，甚至还要提前一点点。例如，如果去德国人家做客，比约定好的时间提前2分钟按响门铃是被允许的，但是千万不要比约定的时间晚。当然，也不要比约定的时间提前10分钟就敲门，那样会让正在补妆的女主人惊慌失措的。
德语里还有一种说法叫“Puenktlich wie die Maurer”，直译过来就是“准时得像泥瓦匠一样”。据说德国的泥瓦匠到下班的点儿就把手里的泥铲一扔，拍拍身上的土回家了，多一秒都不干。这句俗语现在被用来形容极其准时，不过德国人的准时下班也是出了名的。我有个朋友有一次去邮局寄包裹，紧赶慢赶，等他扛着大包裹呼哧带喘地赶到邮局门口时，刚好赶上邮局下班。他隔着玻璃门看见邮局柜台后面还有工作人员在忙活，就敲门想进去。邮局的工作人员抬眼看了看他，然后指了指胳膊上戴的手表，低下头接着该干嘛干嘛。我朋友最终也没寄成包裹。他很生气，觉得这种做法太不近情理，洋洋洒洒地写了封5000字的骈文投诉信，不过邮局方面最终也没给他个说法。
“新运动”也无法撼动守时旧规
守时曾经同勤奋、忠诚、守序、礼貌等道德准则一起被列入“普鲁士美德”。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生运动席卷西欧，曾经的道德标准也随之被重新评价。当时在德国有质疑意见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德国人高度遵守普鲁士美德却未能阻止纳粹犯下反人类的暴行。
德国作家、四七社成员卡尔·阿莫瑞（Carl Amery）曾在他的著名文章《投降书：当代天主教研究（Capitulation：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atholicism）》中写道：“我可以准时地去教会上班，也可以准时地去盖世太保的办公室报道；我可以细致地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种族灭绝的计划）的文书工作，也可以同样细致地处理（天主教）社会救济的文件；我可以在完成了一天正派的劳作之后清洗我的双手，也可以在纳粹焚烧炉工作一天后清洗我的双手。”
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教育的目的也发生了改变。很多自由派家长强烈反对教育子女遵守“普鲁士美德”。例如守序和整洁彻底失去道德价值地位。谦虚和感恩之心也被丢弃。尽管如此，守时的习惯仍然被保留下来。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闹革命的学生也需要集体行动，得在同一时间集体上街，所以才遵守时间吧。毕竟运动和革命不是单个人更搞得起来的。守时是不是美德已经不再重要，它变成了一种原则。
守时原则带来的文化冲突
美国心理学者劳伯·勒范恩（Robert Levine）曾写过一本书，名叫《时间的地图》（A Geography of Time）。在书中他指出，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对时间的观念也大不相同，时间观念不同的人碰撞在一起也会形成文化冲突。例如16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传教士跑去非洲传教。这些非常具有时间观念的传教士遇到“有的是时间”的非洲人，几乎快疯了。而在德国或者瑞士，如果现在火车晚点几分钟，站台上候车的乘客也快疯了。
曾经有德国人问我中国人守不守时。我觉得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凭我自己的理解，守时在中国太因人而异，国内有些人有时也许会想，大家都那么熟，晚来会又算得了什么呢？退一万步说，和朋友约定却不守时的人，如果是去求职面试，他会同样不守时吗？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曾说过一句名言：“谁来得太晚，生活就会惩罚他。”
拎客
“Akademische Viertelstunde”
“Akademische Viertelstunde”直译过来就是“大学一刻钟”。这表示，大学授课时间总会比课程表上标出的晚一刻钟。例如某一门大课标出来的是9点上课，那么学生们尽可以9点10分再走进教室，而老师也绝不会在9点15分之前开始讲课。另外如果授课老师9点15分还没有来，学生们大多会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回家了—这节课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