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S
　　制作专辑：梁咏琪《短发》、孙燕姿《我要的幸福》等。
　　作曲曲目：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离开以后》、孙燕姿《我怀念的》《神奇》、陶喆《普通朋友》、苏打绿《漂浮》、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潘玮柏《白日梦》、苏永康《独立宣言》等。
　　
　　李偲菘被大众所熟知是因为跟哥哥李伟菘共同打造了孙燕姿的神话，于是对于不熟悉他们的人来说，两个人似乎是一体的，几乎是一样的人生轨迹，但是对于了解他们的人来说，两个人有太多的不同，一个喜欢球类运动，一个喜欢独自健身，一个喜欢未雨绸缪，一个自由随性。很多人都说李偲菘比较像做哥哥的，因为他会为李伟菘规划很多。
　　李偲菘说话慢而有力，似乎在回答每个问题的时候都会考虑很久，所以条理清晰，而李伟菘说话就会温柔很多，聊天也是随性而至，不过说起音乐，两个人一样饱含激情，甚至用了共同的一个词“使命”，两人都觉得做音乐是上天给他们的使命，要努力做好它，连最后给我们杂志写的祝语都惊人的相似，一个是“cool”，一个是“yeah”，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世上真有“心灵感应”这回事。
　　
　　我理想中的音乐王国是要百花齐放的
　　记者：很多人喜欢拿你们跟另外一对双胞胎音乐制作人——包小松、包小柏作对比，你觉得你们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
　　李偲菘：其实我们跟包氏兄弟认识很久了，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我觉得他们两兄弟风格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个性比较直截了当，所以无论是慢歌、快歌，他们表现得都很直接，而我们在表现上是更戏剧化一点，我觉得在风格上他们比较阳刚，而我们是比较温中带刚，比如说《绿光》，其实有刚的一面，但是整体有很女性化的温柔。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很舞曲，很注重节奏感，而我们是很有画面感。
　　记者：他们在内地很多音乐节目当评审以“毒舌”而闻名，你们也当过不少评审老师，在点评风格上两者有什么不同？
　　李偲菘：他们的“毒舌”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他们比较直截了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会说得很直接，但是我们的点评就温和得多，因为我们希望能给别人更多的鼓励，在鼓励当中给他们一些知识与意见，让喜欢音乐的朋友走得更远，而他们觉得让那些不适合做音乐的朋友趁早转行，免得浪费时间，我觉得我们的点评对参赛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你觉得跟港台地区歌手相比，内地歌手有什么不同？
　　李偲菘：其实内地、港台地区的歌手都大同小异，不过我发现在北京录音的大部分歌手相当会唱，他们功底很好，要比新马那边强，只不过因为没有人指导，所以不知道用哪种风格演绎，于是我们就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路线来展示他们。
　　记者：你怎么看现在内地的流行音乐大环境呢？
　　李偲菘：肯定要比一两年前好，前两年华语音乐真是一个大滑坡，唱片卖不好，也没有好音乐出来，因为不赚钱嘛，不过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唱片已经不是做来卖的东西，只是让艺人可以有周边发展的载体，现在歌手可以接商演，拍广告、还有多媒体上的盈利，当然这是要以好音乐为基础的，所以现在音乐之外的东西发展很好，公司对歌手的规划也非常清楚，现在可以说是往产业化发展，我相信上下同心协力，未来大环境一片光明。
　　记者：你理想中的音乐王国是什么样的？
　　李偲菘：我理想中的音乐王国是做摇滚的要做得很厉害，做R&B的也做得很厉害，还有流行大情歌也很棒，我希望各式各样的音乐都做到很顶尖的水平，不希望一个时间点只流行一个东西，音乐王国是要不同类型的音乐都能并存，并且百花齐放，我希望做不同音乐的人彼此打气，会为其他人的成绩开心，这样正面的竞争才能带来音乐的繁荣。
　　我跟伟菘的音乐风格是互补的
　　记者：在音乐制作上你跟伟菘是怎样分工合作的？
　　李偲菘：早期，我们在新加坡为电视剧写插曲，大部分是一起合作一首歌，经常是你一句，我一句，或者你写上半段我写下半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常会为一首歌发生争执，原来是我们都成长了，各自有了各自的想法，个性也更成熟了，于是就各自分开写，写完后再给对方听，然后再说出各自的想法，这样的合作很愉快。
　　记者：那你们各自的音乐风格有什么不同？
　　李偲菘：我喜欢设计，铺层次，而伟菘就更戏剧化，他的音乐都很自由，比如我们为《花木兰》做的音乐，有一首暂定叫《回阴山脉》的歌，是要表现壮士出征的场景，画面是很激昂的，于是我就用很激烈的音乐来体现，像交响乐团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就以我为主，伟菘辅助，而另一首暂定《木兰心》的歌，主要表现的是儿女私情，是对父母的思念，对爱人的思念，对朋友的思念，这首歌就以伟菘为主，他表现得就更戏剧、更自由、更感性，而我就是辅助，我们的音乐风格可以说是有很多互补的。
　　


　　记者：你们从一出道就一起做音乐，有没有分开过？
　　李偲菘：有过，当时我们发行最后一张唱片去台湾宣传，我认识了很多音乐大师，像小虫老师、像李宗盛大哥，这些老师很喜欢我写的一些作品，于是就推荐给当时很红的歌手来演唱，像杜德伟、张学友、杨采妮，后来回到新加坡我就专心转向幕后创作，而伟菘就跟我们一个朋友打理他的音乐课室，我们属于各自发展，直到95年我在香港拿到一个很重要的奖项，我开始慢慢有了名气，于是我们那个朋友就想我来做一个音乐制作公司，从伟菘的音乐课室里发掘一些有潜力的新人来打造，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我们又开始一起做，不过我主要负责音乐制作，而伟菘主要负责音乐课室，我们还是属于有分工合作的，于是就有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孙燕姿。
　　记者：你眼中的伟菘是什么样的？
　　李偲菘：他的优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音乐人，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不喜欢复杂，不喜欢斗争，很享受在音乐课室跟学生的交流，他的缺点就是太过于自由，自由到一个程度是对自己没有任何计划，太过随性。
　　
　　人生就像过山车
　　记者：你人生中最大的挫折是什么？遭遇过中年危机吗？
　　李偲菘：我觉得中年危机应该是在37岁那年，37岁之前，我一直为自己的事业去冲、去奋斗，所有的喜悦与成就都来源于做音乐的过程，但是那一年一个朋友因为癌症走了，你会突然发现人生就是这样而已，对人生的无解、恐惧带来很多精神上的压力，那一年娱乐事业也往下滑，唱片卖得很不好，音乐学校的合伙人也分家，十几年的朋友要拆伙其实是很心痛的，我觉得我当时有轻微的忧郁症，你会觉得人生就像过山车，突然从很高的地方滑下去，跌落谷底。
　　记者：那你是怎么度过那段日子的？
　　李偲菘：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积极面对，自我安慰跟朋友的关心，充分发挥潜力，多做一点运动，珍惜每一个爱你的人，专心做音乐，逼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告诉自己这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到人生的悲欢离合，未尝不是上天给我们的启示呢，或许这就是我的使命，让我经历这些，然后用音乐表现出来。
　　记者：你还有什么未完成的音乐梦想吗？
　　李偲菘：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台湾举办了“我们的乐园”演唱会，可以说是纪念我跟伟菘的入行25周年，那天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像燕姿、小猪……为我们伴奏的也是新马的音乐大师，现场导演还是当时伟菘参加歌唱比赛的导播，坐在台下的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各大唱片公司的老板，当时我们在台上很感动，就好像看到自己之前人生的浓缩，当时我跟伟菘就说我们希望迈入下一个25年，现在我们希望在3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办一场一样的音乐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