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年中学生涯是在上海和平中学(现为上海现代职业中学)度过的，时在20世纪50年代(1954-1960)。和平中学原本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名圣约翰中学，是圣约翰大学的附属中学，师资阵容较强。新中国成立后，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这些教师大多是旧中国的大学生或留学生，有较厚实的专业知识修养和教学水平。诸如教过我初中地理课的两位老师，一位汤韵和，三十多岁，出身于富贵家庭，长得富态，个头不高，穿着讲究，戴一副金丝眼镜，口齿清晰，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她兼任初一的班主任，印象中她对待不同家境的学生，有点嫌贫爱富。另一位地理教师马昶永是留日归来的(言谈举止有留洋的派头)，平易近人，上课诙谐风趣，颇受同学欢迎，可惜脚跛，不良于行。他体魄高大魁梧，操一口苏北口音，噪音宏亮，上课常用“这个、这个”作为连接段落的口头语，古代文史知识渊博，但述而不作，是我终生难忘的历史老师，从初中教到高中。他家藏书颇富，大学时期，我还常去他家借阅线装史书。
　　回顾写作起步，获益较多、影响较深的语文老师，当推中学时代。是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启迪了我的文学情愫，编织了我的文学梦境，引导我树立想当作家的远大志愿。一句话，中学语文老师是我做上作家之梦的奠基人。
　　和平中学的语文老师，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教过我初中语文的两位老师，一位叫胡咏先，另一位叫刘乾利。胡老师五短身材，戴一副深度的近视镜，瘦削的脸庞嵌着一张开口常笑的嘴巴，谈吐幽默风趣。他讲课很少看讲义，分析课文旁征博引，条理贯通，词汇丰富，绘声绘色；刘老师则是细长又匀称的身材，不苟言笑，语言简练，逻辑性强，上课紧凑，紧扣课文，往往课文刚讲完，下课的钟声就会响起。教过我高中语文课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朱长庆(字善余)，另一位是朱大道。朱长庆老师只教过我高一上学期(下学期因后补右派，课程由另一位老师代)，虽说只教了一个学期，但影响很深。他是常熟人，讲课慢条斯理，讲到得意处，摇头晃脑，吟咏哼唱，一副老夫子腔调，我曾有《红豆》一文记之。教得最长的，要数朱大道老师了，高二、高三都是他教的。印象中的朱老师，似乎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新知识分子。他穿着整齐，干净利落，性格开朗，充满朝气，比较而言，在他身上似乎少了前面几位老师的旧知识分子的习气。
　　除了这几位语文老师外，还有两位并未教过我的语文老师：纪渊老师、张兴渠老师，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影响。
　　说起纪渊老师，不由我想起当年校内的一个“文学爱好者”小组。小组成员不多，大约十来人，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属于学校课余的兴趣爱好者小组。组长姓邱，忘了大名，似是高二生，高一生里有宗国鹤、杜金龙，我是初三生，初三生中还有管保鼎、夏坤堡……这个小组曾经开过一次成立大会，还印了一张类似名片的文学爱好者组员证，出过几期墙报，我在墙报上发表过几首新诗。记得文学小组的辅导老师就是纪渊，圆圆的脸，个头不高，讲一口北方话，他为我们作过几次很有水平的文学讲座，鼓励我们努力写作。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纪渊老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文学爱好者小组也就无疾而终。
　　张兴渠老师教高中语文，在学校里没有为我们班开过课，由于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所以在校期间印象不深。他与我交往密切是20世纪80年代(我离别母校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
　　1980年，我从中央电视台调到文艺报工作，由文化节目编导变成文学编辑。也许正是文艺报这个岗位，引起了张老师的注意，成了我与张老师重新恢复师生联系的纽带。纽带的牵线人是顾正武老师。
　　从顾老师口中获悉，张老师一直怀才不遇。他一直想当作家，可是学校的环境不允许他从事创作，更没有条件进行专业创作。退休后，他才有机会进行写作，年近古稀又萌生了当作家的雄心，笔耕不辍，在报刊上不断发表作品。顾老师的一席话，引出了我少年时代就想当作家的同病相怜之心。于是与他通信联系。通信中，我又获悉，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文学系，后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班研修。中央文研所是丁玲主办、由田间、康濯等老作家共同创办的，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文学专业人才的培育班。其师生阵营之强，也是新中国后少有的，不少研修生毕业后成了各个文学岗位上的栋梁骨干。张老师却阴错阳差在中学任教，壮志未酬。他的境遇更激起我的惺惺相惜之感。由此交往频繁，凡是我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他总是先睹为快，在第一时间将读后感告诉我。承蒙错爱，他还主动为我写了一篇书评和一篇《漫忆立民少年时》的随笔小品。他将我视作忘年交——亦师亦友的忘年交，寄以厚望的忘年交。
　　张老师年老不服老，不顾体弱，勤奋写作，辛勤笔耕，他采用通信和走访的方式，采写文坛前辈和同辈文艺名人的治学治艺的轶闻琐事及成功之道，其中有不少是他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二十多年来，张老师在各地报刊先后发表了六百多篇文章，写作勤奋可见一斑，后来结集出版了名为《履痕寻迹》的随笔小品集。
　　顾正武老师曾担任过我初中、高中部的历史老师，先后教过两个学期，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他是最早引导我走上文史道路的恩师。
　　印象中的顾先生，人高马大，身材魁梧，推一个平顶和尚头，一u苏北口音，但口齿清晰，声音洪亮，讲课不用讲义，侃侃而谈，讲述掌故，如叙家常。由于他面善和蔼，淡泊名利，调皮的同学私下以“大和尚”戏呼。先生不仅是历史老师，而且是我私塾的古典诗文老师。课堂上，他教授的是历史，课堂外(尤其是他退休后，我每次赴沪探访)，他与我交谈最多的是古、近代诗文，从唐宋八家到大李(白)小李(商隐)、老杜(甫)小杜(牧)，从龚定庵、黄仲则到章太炎、金松岑。每当我随口提起古今诗文大家的名字，他总是“这个、这个”点头晃脑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们的艺术成就和掌故轶闻，使我如沐春风。
　　记得60年代我步入复旦中文系，为了培育自己的古文兴趣和修养，萌发了研读《史记》、《汉书》原著的念头，于是征得顾老师的同意，先后向他借阅了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出版的《史记》、前后《汉书》木刻本。我利用晚上自修，每晚读一卷。顾先生不仅欣然借阅，还允我用朱笔圈点，以锻炼研读古文的根基。我先后花了两年时间，点读了《史记》、前后《汉书》，时值自然灾害，未曾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只是在班上戴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顾先生善诗，我早有所闻，也聆听过他吟诵的少许诗作。记得他曾抄示过一首读报有感，诗中写道：“万岁徒呼毛泽东，红旗三面已成空。哀鸿遍野谁敢说，彭大将军盖世雄。”读罢，不由感佩先生的政治胆识。
　　顾先生早年就读于苏州中学，毕业于光华大学，师从过金松岑、夏承焘、吕思勉等文史诗词名家，毕生任职和平中学，从事文史教育工作，兢兢业业，执教鞭数十载，桃李满天下。先生毕生奉行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信条，服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生好作名山游。他与顾炎武三百年前是同宗，故取正武为名，字继炎，立志要继承炎武的治学精神。先生述而不作，更少作白话时文。据他笑称，一辈子只发表过一篇纪念吕思勉先生的豆腐干大小的时文，用白话文写的，拿过几块钱稿费，仅此而已(这篇文章收录在俞振基编著的《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见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题为《怀念先师诚之先生》)。至于诗，据手抄稿《禽言》附注，40年代初，曾在上海《大美晚报》上发表过两首以《禽言》为题，为抗日、近卫三原则而作的时事讽喻诗。其中一首写道：“喔喔喔，喔喔喔，别妻子，侵异族。春卉又开春草绿，王孙不归，妻啼儿哭，军阀欲壑几时足。暴骨露野，漫山弥谷，何不倒戈将彼逐。班师整旅，回反家屋，鸡豚社酒，共享幸福。”时先生正在上海光华大学求学，热血青年抗日爱国情怀于此可见一斑。先生退休后所作诗，不乏赏花观月、游山玩水、儿女亲情、自娱娱人之作，一方面反映了先生向往平淡怡静的生活情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先生善于从平淡怡静的生活中捕捉诗的灵感，日常琐事涉笔成趣。还有不少悼怀师友等唱和之作。例如他给反右时曾受过不公正待遇的多才多艺老同事朱长庆先生先后写过七八首诗作。顾先生原以为朱老师大难不死，定能活过期颐(百岁)，孰料只活了93岁。他哭道：“期颐可到我许君，今日哭君君得闻?修短彭觞何足计，世间万事尽浮云。”
　　顾先生的诗作，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平淡如水，明白如话；也有杜甫般的沉雄，忧国爱民，感事伤时；还有不少抨击时弊、涉及时政的诗什。乌云压俨如磐的“文革”期间(包括“文革”余悸犹在时期)，他敢于用诗笔触及时弊，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正如鲁迅赞赏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顾先生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而这也正是刚正不阿、秉笔直书作为文史学者顾正武先生最可贵的史德!顾老师约有两百多首诗作，后结集为《继炎诗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