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节引用了《诗经·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两句诗。作为传统名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又为众多古文教本、选本所选用，比如被众多大学中文系选作教材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即选取了此篇。但该教材以“同类”训句中“类”字，此后出版的《古代汉语》教材、古文选本、《诗经》注本亦多持此说，但考之于《既醉》的主旨、句意和同类句式，就会发现以“类”为“同类”的说法与这几个方面都不相合，只有释“类”为“善”，将“永锡尔类”释为双宾句才是确诂。看来，结合古籍中同类句式及诗旨、句意，对“永锡尔类”的句式及“类”字的含义重新探讨和定位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一、古籍中与“永锡尔类”相同句式皆双宾句
　　
　　古籍中凡赐予类动词后续“人称代词+名词”句式皆双宾句，《诗经》、今文《尚书》、《论语》、《春秋三传》、《国语》中，“人称代词+名词”位于赏赐类动词“锡”“赐”“贻”“诒”“介”“釐”“赉”“献”“馈”“遗”“予”“与”“畀”后的全部句式凡159例，具体情况见下表。
　　请看例句：
　　《左传·隐公元年》：“公赐之食,食舍肉。”《左传·文公四年》：“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国语·鲁上》：“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诗·小雅·楚茨》：“永锡尔极，时万时亿。”《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锡我百朋。”《书·洪范》：“锡汝保极……”《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君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诗·周颂·有客》：“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左传·昭公十七年》：“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国语·晋一》：“我授之政，诸侯必绝。”《诗·王风·丘中有麻》:“彼留之子，贻我佩玖。”又《小雅·天保》：“神之吊之,贻而多福。”《左传·文公六年》：“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诗·小雅·天保》：“神之听之，介而景福。”《大雅·江汉》：“釐尔圭瓒,秬鬯一卣。”《诗·商颂·烈祖》：“即载酒酤，赉我思成。”《诗·小雅·信南山》：“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黄祖。”《左传·定公三年》：“(唐人)窃马而献之子常。”《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公在会，馈之刍米。”又《昭公二十五年》：“公在外野，往馈之马。”《书·大诰》：“用宁王遗我大宝龟。”《左传·昭公五年》：“使群臣往遗之禽。”《论语·雍也》：“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燕姞）梦天使与己兰。”《左传·成公二年》：“(齐侯)予之石窌。”《国语·鲁上》：“齐人归其玉而予之籴。”《左传·宣公三年》：“畀余而（尔）大璧。”《国语·楚上》：“庄王既以夏氏之室赐申公巫臣，则又畀之子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表赐予的动词“畀”字构成的代词作宾语的句式有一特点：有时句中除一个人称代词作对象宾语外，后面的名词远宾语还需要一个人称代词充当定语。上举“畀余而大璧”即是，只是这种句式的近宾语偶尔被省略，整个句子的谓语便由“赐予类动词+人称代词近宾语+人称代词定语+名词远宾语”变为“赐予类动词+人称代词定语+名词远宾语”的情况，从而造成一种古汉语中确实存在着“赐予类动词+人称代词定语+名词远宾语”的句子的假象，《诗经·小雅·信南山》“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中“畀我尸宾”就是这样一种由于近宾语省略而形成的句式。对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和理解，就会把省略句式误解为正常句式，从而造成对句式的判断错误。现代学者对《诗经·大雅·既醉》“永锡尔类”的解释，可能是受这种假象影响所致。
　　《诗经·小雅·信南山》“畀我尸宾”为“畀[之]我尸宾”之省略，所省近宾语“之”字指代上文“酒食”，句意为：曾孙用收获的谷物做成酒食，献给神尸与宾客。此亦训诂学家共识，郑笺：“成王以黍稷之税为酒食，至祭祀斋戒，则以赐尸与宾。”朱熹：“于是以为酒食，而献之于尸及宾客也。”高亨《诗经今注》亦曰：“此句指以酒食祭祀祖先、招待宾客。”《左传·哀公四年》也有这样一个省略句：“遂执之与其五大夫，以畀楚师于三户。”此“畀”字后面亦省略近宾语“之”字，整个句子是说晋人把抓到的蛮子及五大夫在三户交给楚军，所省“之”字指代蛮子及五大夫。由“畀”字构成的带有代词双宾语句式，没有定语的句子近宾语也可以省略，《聊斋志异·鸲鹆》：“王益喜，立畀十金。”此句“畀十金”就是“畀[之]十金”，所省“之”字，指代鸟的主人。除“畀”字外，上古文献中其他赐予义动词后的代词近宾语有时亦被省略，如《左传·僖公四年》：“公祭之地，地坟；与[之]犬，犬毙；与[之]小臣，小臣亦毙。”“之”字，指祭祀所用酒肉。又《襄公二十八年》：“与我其拱璧，我献[尔]其柩。”定语“其”字前省“尔”“汝”等代词。《宣公四年》：“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之][鼋]。”对象宾语“之”和内容宾语“鼋”皆省。这类句子，只要补上所省词语，则完全符合双宾句“动词+代词+（定语）+名词”的特点。
　　还须说明的是，有些赐予类动词(含通假字)如“赠”“归”“贶”“赍”“厘”“赏”等虽然也可构成双宾句，但在这几部文献中并未出现在代词作近宾语的句子中，而那些临时用为“给予”“交纳”等义的动词虽然构成双宾句，如“今君分之土而官之。”（《国语·晋一》）“请纳之左右。”（《晋三》）“公令河上输之粟。”（同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诗经·閟宫》）“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的“分”“纳”“输”“降”“假”等，虽然与赐予类动词具有大致相同的用法，但它们不是典型赐予类动词，故不在本文考察之列。
　　这种由赐予类动词后接“人称代词+名词”做谓语的句子，无论动词前或名词后是否有另外的词语，也不管代词和名词哪个表人哪个表物，所有句子都毫无例外地表示给予某人什么东西，句中人称代词和名词皆为赐予类动词的对象宾语和内容宾语，为典型的双宾句。《既醉》中的“永锡尔类”作为赐予类动词并带“人称代词+名词”的句子，其结构类型当与上述句子一样为双宾句。可是如果训“类”为“同类”“族类”，则“尔”字便成了“类”的定语了，整个句子也不是双宾句了，这在结构上显然同《诗经》等典籍中由授予类动词与“人称代词+名词”构成的句子相背离。
　　看来，如果要维护“永锡尔类”与诸同类句式在结构上的一致，须对“类”字另作他解，而以毛亨为代表的传统以“类”为“善”的解说则正符合这样的标准。
　　
　　二、训“类”为“善”的根据
　　
　　释“类”为“善”，不但与诗旨、句意相合，亦与训诂有征，具体情况为：
　　第一，从诗意方面看，训“类”为“善”更切合诗旨和句意。《既醉》是周成王祭馀为答谢神主(尸)，再次宴享神主时，神主所唱祝辞，祝辞祈求周朝先祖或上天对有孝道之君子周王赐以福祚，且其中一些章节末句采用了同“永锡尔类”相同句式，即均以指人代词和表物名词置于赐予类动词后。如首章末句“介尔景福”言先祖赐汝大福；二章末句“介尔昭明”言先祖赐汝光明；六章句末“永锡祚胤”言先祖永赐福祚予汝子孙；八章末二句“釐尔女士,从以子孙”言先祖赐汝男女奴隶及其子孙。第五章“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只是说孝子（周朝统治者）代代相传，没有穷尽之时，先祖永远赐汝善道或福禄。只有这样解作双宾句，才使句式更工稳，且更合于句意和诗旨。
　　第二，释“类”为“善”也于训诂有据。《尔雅·释诂上》：“类，善也。”《诗·大雅·皇矣》：“其德克明，克明克类。”郑笺：“类，善也。”高亨《诗经今注》：“类，善也。”《大雅·桑柔》：“大风有隧，贪人败类。”《瞻卬》：“不吊不祥，威仪不类。”毛传并曰：“类，善也。”《左传》引前一句，杨伯峻以“善良”为注。《书·太甲中》：“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孔传：“类，善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杜预注：“类，善也。”《国语·晋四》：“举贤授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又《楚语上》：“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韦昭并注：“类，善也。”“永锡尔类”之“类”同上述诸“类”字一样，亦为“善”义，这可从古今学者的训释中得到证明，《毛传》曰：“类，善也。”孔疏：“则天长赐汝王以善道也。”朱熹《诗集传》亦曰：“类，善也。”“孝子之孝诚不竭，则宜永赐尔以善矣。”陈奂则说：“此言孝子有不竭之善，祖考之神长予子以善也，‘永锡尔类’与《楚茨》篇‘永锡尔极’句意皆同”，并强调《诗经》之“类字皆不作族类解”。金启华《诗经全译》译此句为“长予孝子以善道”，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类，善。”向熹《诗经词典》亦于“类”字的“善”义下举此,董治安主编、万祥祯编著的《诗经词典》并以此“类”为“善”。
　　“类”的“善”义应该是这样取得的，“类”的本义是相似、相像，在古人观念中凡与父辈相像为善、为贤，不像为不善、不贤，如同子女像父辈则为肖、为贤，不像则为不肖、不贤一样，“类”由相似、相像义便引申出“善”义。对此学者早有论述，《说文》：“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段注：“类本谓犬相似，引申假借为凡相似之称。《释诂》《毛传》皆曰‘类，善也’，释类为善，犹释不肖为不善。”《说文通训定声》：“类者，肖也。《周语》‘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故又转为善。”《广雅·释诂四》：“类，象也。”《正字通》“类，肖似也。”“类”的此用法古文献中并不鲜见，《左传·庄公八年》：“(贼)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大戴礼记·易本命》：“昼生者类父。”《史记·滑稽列传》：“鹄，毛物，多相类者。”《淮南子·修务》：“故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扬雄《法言·学行》：“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古籍中“类”的“善”类意思是个核心义位，可因不同上下文，表现出“善道”“好处”“福禄”等意义。
　　总之，释“永锡尔类”为双宾句，训“类”为“善”，无论从句法，还是诗旨、句意来看，均为确诂，而释“永锡尔类”为偏正短语作宾语的句子，以“同类”“族类”释句中“类”字，于上述诸方面均未妥。既然，“永锡尔类”为偏正短语宾语的说法存在严重不妥之处，为什么近年来却极度盛行呢？要解释清这个问题，还须从历史上找原因。
　　
　　三、历史的误解
　　
　　“族类”“同类”说的首倡者是东汉郑玄，他在为《诗经》作注时说：“孝子之行非有竭极之时，常以与女之族类。”其后，清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方玉润《诗经原始》等承袭了这一观点。近二十年来，这一观点更是大有席卷学术界的强劲势头，为古诗文注释普遍采用，如陈子展《诗经直解》即将句中“类”字译为“同类”。高亨《诗经今注》注：“类，犹属也，指家属。”王守谦等《诗经评注》：“类，族类；或同类。”黄典诚《诗经通译新铨》：“类，孝子一类的人物。”姜亮夫等《先秦诗鉴赏词典》训“类”为“类属”。
　　《左传》引此诗句于《隐公元年》《成公二年》凡两见，杨伯峻注前者为“族类”，二“类”字，沈玉成均译为“同类”，王守谦等《左传全译》，顾宝田、陈福林《左传春秋注》亦以“同类”译释引诗中两“类”字。今人编注古文选本亦多用此说，如杨金鼎《古文观止全译》注为“同类的人”，中华书局编辑部《名家精译古文观止》译为“同列”，许建平等《古文观止译注》译为“同类”，刘盼遂、郭预衡《中国历代散文选》译注为“同类的人”，冯其庸等《历代文选》以“族类”为释。其他选本凡涉及此诗句者亦然。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译注本注释中虽两说并存，但译文中却以“族类”“同类”相译，如袁愈荌、唐莫尧《诗经全译》译为“族类”，阙勋吾等《言文对照古文观止》译为“同类的人”，其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注“类”为“同类”后，其后古汉语教材多宗其说，如郭锡良、李玲璞自考教材，全国高师教材，洪成玉《古代汉语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汉语》，李新魁《自学读本》，武汉大学教材，刘庆俄《速成读本》等亦同。其他涉及此诗句的古文选本亦同，不赘引。
　　但对此“族类”说早就有人指出其非，黄焯引清人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云：“《左传》引此诗以证‘施及’当取‘不匮’义，非取‘赐类’也。况此与下章同言‘永赐’，皆为天与之耳。郑以‘尔类’为人与，‘祚胤’为天与，义不画一矣。”又曰：“汪氏《异义》云：《笺》释此章主群臣言，故引《左传》为证。但下章‘其类维何’，正承此章‘赐类’，毛训类为善，于义实当。若从《笺》解，则此章皆言群臣，无一语及王，下章乃言群臣以孝行推及天下，而使‘君子万年，永赐祚胤’，于经意恐未合。”这里不但指出了此观点与诗意的矛盾，还分析了致误的原因，由于《左传》中此诗句紧承“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之后，郑氏便误以为此诗句是用来赞美颍考叔以自己的孝行施及庄公的，这便是早期“族类”说的来源。其实，在郑伯幽禁姜氏以后，因怕背上不孝之名而后悔不已，一直想找机会与姜氏和好之时，颍考叔为他创造了这样一个能够洗刷罪名的机会，他便就坡下驴，通过“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方式与姜氏“和好”。可见郑伯与姜氏和好，既不是真心和好，也非颍考叔孝行影响的结果，而是为了满足沽名钓誉的心理。《左传》的评议只是用来表达作者的理想和观念的，亦非事实。郑玄等不依据诗的主旨、句义，而依据《左传》的评价用语注释诗义，既有悖诗义，又不合史实，是一种误解。至于近二三十年来“族类”说日渐兴盛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其一是，古诗文注释者，最早多从《左传》接触此诗句，而对《左传》这段文字注释较早而又最有影响者当数王力先生《古代汉语》和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现代的很多文史工作者都是读着王先生的教材成长起来的，他们自然接受了王先生的观点，杨先生《春秋左传注》以它的重大影响，也很自然地成了后出的古诗文译注者的参考资料。即是说，对两家观点的参考并坚信，是今人“同类”“族类”说的主要来源。其二，“类”字的“种类”“类别”义是人人熟知的古汉语主要义项，而这个核心义位又可因语境的不同表现出“族类”“类属”之类的意思，而将此类熟知义施于此诗句中又不觉窒碍不通，而对今人来说，“善”类意思却生疏得多，所以今人注释的古诗文多用此说，便在情理之中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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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222005 淮海工学院中文系，作者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