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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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有的地理学者说地名学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有的语言学者又说地名学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地名学是一个边缘学科,它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学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只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地名学加以研究,才有可能对这门学科有深入的了解。这里想着重谈一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伴随人类活动的出现,必然要产生地名,有些地名可能与人类活动的历史一样久远。不过,有的被一直沿用下来,有的屡经更改,有的则因自然环境的变化、民族的迁徙,被人遗忘了。在我国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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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有的地理学者说地名学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有的语言学者又说地名学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地名学是一个边缘学科,它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学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只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地名学加以研究,才有可能对这门学科有深入的了解。这里想着重谈一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伴随人类活动的出现,必然要产生地名,有些地名可能与人类活动的历史一样久远。不过,有的被一直沿用下来,有的屡经更改,有的则因自然环境的变化、民族的迁徙,被人遗忘了。在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记载着不少的地名。据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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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教授在《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中认为,儒臣们阻止宋孝宗以及太子击球,对于马球的衰落来说"是个关键"。自此以后,马球"从风尚降于恶习",趋于衰落。"据元代的记载,并没有看见蒙古人重新提倡马球。""蒙古时代,马球反倒消失。"
隋代的均田制度是隋史的重大问题之一。然而,遗留下来的有关史料极为稀少,《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所载隋代的《田令》又过于简略,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但只要我们能够认真细致地考订这些史料,隋代均田制度的真相还是可以逐步揭示出来的。有些论者鉴于《隋书·食货志》所载隋代《田令》过于简略,便认为,隋朝只是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下午,郭沫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世长辞了。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更使我们史学界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前辈和导师!我们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为失去自己的老所长而深感悲痛。郭沫若同志是一位热情洋溢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学者。他的革命的、战斗的一生,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磨灭的。恩格斯曾经赞扬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将要来临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
一八三六年春,洪秀全在广州由于偶然的原因,曾得到九本基督教传道书。这是一套小丛书,总名为《劝世良言》。这件事,一百多年来议论纷纭。洪秀全本人把这件事涂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渲染成为上帝赐给他的一部天书,教他"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外国侵略者、西方传教士则借此诬蔑和攻击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他们说,洪秀全"依照此书所教者发言及行动","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是"基督教传教事业最积极的后果","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私生子"。解放后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提出了种种
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之游,论者公认是对司马氏集团的消极反抗。这无疑是对的。但论者大抵忽视推敲竹林之游发生的确切时间,从而影响论点的说服力。譬如有人说,竹林之游"当在正始嘉平间",即公元二四○年至二五三年之间。查实,这段时间,司马氏父子正在积蓄力量,曹魏政权大体上仍掌握在曹氏集团手中,特别是二四九年曹爽被杀之前。如果说竹林之游"在正始嘉平间",就是针对曹魏政权了。可见,要正确说明竹林之游的原因,评价"竹林七贤",就必须考定竹林之游的确切时间。竹林之游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这要先看他们共同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十九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是由于科学已从经验描述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的思想一旦指导、渗透人类社会生活,就会起到改变人们的观念以至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终于结束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从此,任何顽固人物,再想把中国隔绝在世界潮流之外,已经绝对不可能了。在历史进程中,文化既经接触,必然要留下痕迹;文化既经交流,必然要相互发生作用,不管人们事先持有什么样的认识和动机。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执言论思想界之牛耳、发挥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因此,他的历史地位,应当主要由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影响来确定。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虽然丰富驳杂而又变动不居,但从主要方面来看,也并非没有一贯的宗旨和内在的联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就是他思想的基本线索,也是他思想变化最显明而又最深刻的动机。他的政治思想可以析解为三大要素: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进步主义。这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结构的变化,使他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不同的面目。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爱国主义的
一、一个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人物 "噫!世变无常,富强有道,惟准今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力行既久,成效自征。"多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它强调"世变",谴责"陈言",贬损"成例",对变革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这几句不寻常的话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危难的中国正处于乌云密布,内外交迫,存亡绝续之际,一位不寻常的人说的。他的名字叫做郑官应。郑官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三)又名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另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亻待)鹤山人。郑官应虽籍隶广东香山县,但又"世居澳门";父亲
在当前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很值得注意。这种意见认为,只有西欧的封建主义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而西欧以外的广大地区,特别是东方社会,或者说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没有自力发展的能力,因而根本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这种意见还被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问题,这样的意见可以展开讨论。这里涉及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资本主义的产生、东方社会的特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等。而研究和弄清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更是我们首先必须做的。鉴于马克思一八八一年三月八日给查苏利奇的信常被持上述意见者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