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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渐进式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对于渐进式民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奠定了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思想基础；江泽民在民主的制度与法制建设方面对于渐进式民主做出了重大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关于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理论更是开拓了渐进式民主发展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民主；党的三代领导人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80-05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实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民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在当前阶段体现着特殊的历史涵义，它主要是指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应对外部民主化浪潮的挑战，以渐进式变革的方式逐步实现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变，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关于渐进式民主的一系列丰富的理论阐述和政治实践。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其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关于民主发展的论述，奠定了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整体格局和根本渠道；在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走上政治前台，他继承邓小平关于民主发展的宝贵思想，致力于完善民主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法制轨道，并在党的建设方面勇于理论创新，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引领民主发展的崭新境界；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及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理念，为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设定了发展目标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主发展的道路内涵。在党的十八大后民主政治发展加速的历史情境下，回顾改革开放多30多年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渐进式民主的历史探索，对于我们今后更为顺利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是渐进式民主思想的奠基人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启者和奠基人，其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相关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渐进式民主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如今理解和坚持渐进式民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重提生命本质论述，开启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1]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的著名论断。这表明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坚持并发展了列宁关于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本质的论述。它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民主手段论”思想，将民主定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还深化了关于民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地位的认识。邓小平将民主明确定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目标和任务，从此开启了中国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3]
（二）树立生产力根本论，阐述了渐进式民主发展的经济基础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他始终把生产力放到影响和制约其他方面发展的基础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4]137。当然，邓小平并不是单纯的“唯生产力者”。对此，他又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5]208在具体论及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辨证关系时，他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6]发展民主政治首先应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最终也要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成败的标准。为此，他强调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213
（三）指出政治保障作用，分析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把经济工作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对待。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194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邓小平日益感覺到进行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他说道：“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4]164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合理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党的领导方式和人事制度的变革，引起一部分得益于原有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原有政治体制与新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因素。因此，邓小平敏锐地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176
（四）强调社会安定团结，预示渐进式民主发展的长期性 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巩固安定团结局面和保障我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举措。“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4]332，“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争取一个稳定的环境。”[4]313他说：“这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引者）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很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4]176在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时，他冷静地提醒人们：“改革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4]249他甚至也预测了实行直接普选的可能性和时间问题。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明确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4]220
（五）反对激进主义倾向，追求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实质内容
理论和实践中的左倾理想主义者和右倾自由主义者往往不顾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观地讲求民主发展的实现形式，盲目地拔高民主发展的现有水平，因而往往容易陷入激进主义的窠臼，给民主发展造成实质上的损坏，甚至引起反复和倒退。邓小平是理性的务实主义者，是民主发展问题上的实事求是派。他常常警示人们如果“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5]176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他沉重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必须吸取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4]200为此，邓小平一贯积极地主张反对“文化大革命”大民主左倾思维的残余影响。与此同时，他对于右倾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化的危害和实质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的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4]285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5]257
（六）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开拓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根本渠道
邓小平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把握事物本质的独到观察力，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发展历程的分析总结中，能够摒除各种主观偏见和非理性思维的干扰，立足全局和长远，从错综复杂的民主乱象中抓住制度和法律上的根源性进行深入思考。关于制度问题，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5]333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5]336对此，邓小平高度重视将法制运用于民主政治建设中。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146，“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339
二、江泽民对渐进式民主的有益发展
江泽民对渐进式政治改革战略思想进行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7]32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江泽民在其13年的执政生涯中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为渐进式民主作出了有益的发展。
（一）基层民主的成熟形成渐进式民主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基层民主是我国在民主制度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它包括农村范围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中的居民自治、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等。基层民主是改革开放之初适合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而形成，并在江泽民领导时期得以成熟发展，其本质是通过下放权力以发扬基层群众的积极性，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其中村民自治因其实践中的基础性、开创性和生长性而成为典型代表。村民自治制度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之一，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在80年代中期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迅速普及。在整个90年代，村民自治不断创新、完备并深入发展，“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确立标志着其在规范性进程上的巨大进步，而1998年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则标志着其正式进入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的阶段。一是工作中心从组织重建、建章立制走向权利保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得到了大幅提高。二是自治形式实现了从选举式民主向经常性民主的转化，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逐渐贯穿到基层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三是正在逐步体现出主体的开放性和动力上的自主性，基层农民成为开创崭新民主形式的主要力量。村民自治的逐渐成熟标志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基层民主认识和建设方面的不断完善和提高，从而在基本制度创新和架构方面，在群众意识提高和整合方面，以及在基层民主高层次延伸的实践论证方面为民主发展的渐进性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生长点。 （二）依法治国的实施促进渐进式民主发展向法制和制度化迈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曾一度由于个人崇拜和人治思维的根深蒂固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甚至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悲剧。对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3]272的人治思想，强调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379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上述法治思想，并最终将其提到了治国基本方略的崭新高度。江泽民早在刚就任总书记不久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郑重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决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背景下，法治建设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日益显现。从此，江泽民加速了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治弊端和法治建设必要性的深入思考，并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和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28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这标志着我国民主发展模式已逐步摆脱人治思维的强烈束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发展时期。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内含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先进性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以及发展中国家原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它标志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先进性建设认识的新的提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提高执政和领导水平的现实选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精髓是对党长期执政如何保持先进性的深入思考，其内在地包含了共产党人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必然要求。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然要求我们不断改革政治领域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的体制和弊端，促进决策的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为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然要求我们，顺应世界民主化发展潮流，以更平等、更真实、更广泛为基本方针，建设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要求我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加快民主发展步伐，以协调各阶层日益分化的利益要求，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保证社会转型阶段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政治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坚持三个代表的先进性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不断促进民主政治稳步健康发展，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不可回避的历史主题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三、胡锦涛对渐进式民主的内涵开拓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有关民主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2007年6月，他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中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8]，彰显了他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精神不断创新了民主建设思想，为渐进式民主发展开拓了丰富的内涵。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成为渐进式民主发展的目标追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十六届和十七届党中央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构想，其中民主法治作为其主要内容和首要特征，是统领其他方面和达成整体目标的基本前提，因而也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成功与否的基石和关键。反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期矛盾丛生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发展应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并将其本身作为达成目标的工具手段。任何理念的提出都是与社会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也不例外，其立论的基础是多年来社会领域的滞后发展和矛盾凸显，目的则是处理多元差异和对立进而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民主就实质而言是协调和整合多元利益要求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安排，民主发展也是一个可以使社会动乱能量得以逐步释放、各种力量保持动态平衡的过程。因此只有坚持把民主发展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社会秩序的实现创造基本的可能。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也注定民主发展必须采取渐进稳慎的正确态度，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发展的双刃剑作用非常明显，人们自然可以通过努力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在转型期激进倾向容易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政策实施者必须以非凡的理性和意志抗拒干扰，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给社会领域带来剧烈的动荡甚至是不可恢复的灾难性后果。
（二）科学发展理念包含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方法策略
科学发展观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时期各项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方法和策略，因而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科学发展观中包含的一系列关于发展的观点和看法，对于我们顺利推进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只有用发展的观点才能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和困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推进，才能为其他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持续而强大的政治保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根本的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以此为依归，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衷心拥护和赞同，否则就会容易变成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而最终流于挫折和失败。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求我们以发展基层民主为重点，全面推进各层次各领域民主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未来实现以点带面全面突破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的协调性，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求我们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不断地调整上层建筑领域与此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使人民政治参与性的提高始终与政治改革的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求我们要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证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因政治领域的失序和动荡而丧失殆尽，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民主发展量变和质变之间的关系，使民主政治建设能够平稳持续地迈上更高台阶，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求我们既要提高总揽全局的领导能力，把握民主发展的科学规律进行统筹规划，又要在具体工作中抓住事关群众利益表达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参考文献：
[1]列 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1982：9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449.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43.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36.
责任编辑 何成学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民主；党的三代领导人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80-05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实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民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要求，在当前阶段体现着特殊的历史涵义，它主要是指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应对外部民主化浪潮的挑战，以渐进式变革的方式逐步实现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变，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关于渐进式民主的一系列丰富的理论阐述和政治实践。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其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关于民主发展的论述，奠定了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整体格局和根本渠道；在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走上政治前台，他继承邓小平关于民主发展的宝贵思想，致力于完善民主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法制轨道，并在党的建设方面勇于理论创新，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引领民主发展的崭新境界；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及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任务和科学发展观理念，为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设定了发展目标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民主发展的道路内涵。在党的十八大后民主政治发展加速的历史情境下，回顾改革开放多30多年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渐进式民主的历史探索，对于我们今后更为顺利地推进我国的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是渐进式民主思想的奠基人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启者和奠基人，其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相关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渐进式民主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如今理解和坚持渐进式民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重提生命本质论述，开启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1]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的著名论断。这表明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坚持并发展了列宁关于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本质的论述。它不仅丰富了毛泽东“民主手段论”思想，将民主定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还深化了关于民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地位的认识。邓小平将民主明确定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目标和任务，从此开启了中国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3]
（二）树立生产力根本论，阐述了渐进式民主发展的经济基础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他始终把生产力放到影响和制约其他方面发展的基础地位。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4]137。当然，邓小平并不是单纯的“唯生产力者”。对此，他又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5]208在具体论及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辨证关系时，他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6]发展民主政治首先应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最终也要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断成败的标准。为此，他强调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213
（三）指出政治保障作用，分析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必要性
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把经济工作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对待。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194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邓小平日益感覺到进行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他说道：“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4]164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合理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党的领导方式和人事制度的变革，引起一部分得益于原有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原有政治体制与新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因素。因此，邓小平敏锐地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4]176
（四）强调社会安定团结，预示渐进式民主发展的长期性 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巩固安定团结局面和保障我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举措。“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4]332，“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争取一个稳定的环境。”[4]313他说：“这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引者）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很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4]176在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时，他冷静地提醒人们：“改革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4]249他甚至也预测了实行直接普选的可能性和时间问题。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明确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4]220
（五）反对激进主义倾向，追求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实质内容
理论和实践中的左倾理想主义者和右倾自由主义者往往不顾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观地讲求民主发展的实现形式，盲目地拔高民主发展的现有水平，因而往往容易陷入激进主义的窠臼，给民主发展造成实质上的损坏，甚至引起反复和倒退。邓小平是理性的务实主义者，是民主发展问题上的实事求是派。他常常警示人们如果“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5]176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他沉重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必须吸取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4]200为此，邓小平一贯积极地主张反对“文化大革命”大民主左倾思维的残余影响。与此同时，他对于右倾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化的危害和实质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的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4]285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5]257
（六）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开拓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根本渠道
邓小平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把握事物本质的独到观察力，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发展历程的分析总结中，能够摒除各种主观偏见和非理性思维的干扰，立足全局和长远，从错综复杂的民主乱象中抓住制度和法律上的根源性进行深入思考。关于制度问题，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5]333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5]336对此，邓小平高度重视将法制运用于民主政治建设中。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146，“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339
二、江泽民对渐进式民主的有益发展
江泽民对渐进式政治改革战略思想进行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7]32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江泽民在其13年的执政生涯中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为渐进式民主作出了有益的发展。
（一）基层民主的成熟形成渐进式民主发展的重要生长点
基层民主是我国在民主制度建设上的重大创新，它包括农村范围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中的居民自治、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等。基层民主是改革开放之初适合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而形成，并在江泽民领导时期得以成熟发展，其本质是通过下放权力以发扬基层群众的积极性，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其中村民自治因其实践中的基础性、开创性和生长性而成为典型代表。村民自治制度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制度形式之一，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在80年代中期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迅速普及。在整个90年代，村民自治不断创新、完备并深入发展，“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确立标志着其在规范性进程上的巨大进步，而1998年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则标志着其正式进入全面推进和深入发展的阶段。一是工作中心从组织重建、建章立制走向权利保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得到了大幅提高。二是自治形式实现了从选举式民主向经常性民主的转化，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逐渐贯穿到基层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三是正在逐步体现出主体的开放性和动力上的自主性，基层农民成为开创崭新民主形式的主要力量。村民自治的逐渐成熟标志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基层民主认识和建设方面的不断完善和提高，从而在基本制度创新和架构方面，在群众意识提高和整合方面，以及在基层民主高层次延伸的实践论证方面为民主发展的渐进性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生长点。 （二）依法治国的实施促进渐进式民主发展向法制和制度化迈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曾一度由于个人崇拜和人治思维的根深蒂固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甚至酿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悲剧。对此，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3]272的人治思想，强调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379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的上述法治思想，并最终将其提到了治国基本方略的崭新高度。江泽民早在刚就任总书记不久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郑重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决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背景下，法治建设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日益显现。从此，江泽民加速了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治弊端和法治建设必要性的深入思考，并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和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28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这标志着我国民主发展模式已逐步摆脱人治思维的强烈束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快速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发展时期。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内含渐进式民主发展的先进性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以及发展中国家原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它标志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自身先进性建设认识的新的提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提高执政和领导水平的现实选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精髓是对党长期执政如何保持先进性的深入思考，其内在地包含了共产党人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必然要求。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然要求我们不断改革政治领域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旧的体制和弊端，促进决策的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为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然要求我们，顺应世界民主化发展潮流，以更平等、更真实、更广泛为基本方针，建设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要求我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加快民主发展步伐，以协调各阶层日益分化的利益要求，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保证社会转型阶段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政治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战略机遇期，能否坚持三个代表的先进性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不断促进民主政治稳步健康发展，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不可回避的历史主题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三、胡锦涛对渐进式民主的内涵开拓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有关民主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2007年6月，他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中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8]，彰显了他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精神不断创新了民主建设思想，为渐进式民主发展开拓了丰富的内涵。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成为渐进式民主发展的目标追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十六届和十七届党中央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构想，其中民主法治作为其主要内容和首要特征，是统领其他方面和达成整体目标的基本前提，因而也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成功与否的基石和关键。反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期矛盾丛生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发展应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并将其本身作为达成目标的工具手段。任何理念的提出都是与社会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也不例外，其立论的基础是多年来社会领域的滞后发展和矛盾凸显，目的则是处理多元差异和对立进而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民主就实质而言是协调和整合多元利益要求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安排，民主发展也是一个可以使社会动乱能量得以逐步释放、各种力量保持动态平衡的过程。因此只有坚持把民主发展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才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社会秩序的实现创造基本的可能。同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也注定民主发展必须采取渐进稳慎的正确态度，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发展的双刃剑作用非常明显，人们自然可以通过努力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在转型期激进倾向容易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政策实施者必须以非凡的理性和意志抗拒干扰，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给社会领域带来剧烈的动荡甚至是不可恢复的灾难性后果。
（二）科学发展理念包含渐进式民主发展的方法策略
科学发展观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时期各项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方法和策略，因而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科学发展观中包含的一系列关于发展的观点和看法，对于我们顺利推进民主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只有用发展的观点才能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和困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推进，才能为其他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持续而强大的政治保障。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根本的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有以此为依归，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衷心拥护和赞同，否则就会容易变成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而最终流于挫折和失败。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求我们以发展基层民主为重点，全面推进各层次各领域民主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未来实现以点带面全面突破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的协调性，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求我们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不断地调整上层建筑领域与此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使人民政治参与性的提高始终与政治改革的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求我们要建立和谐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证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因政治领域的失序和动荡而丧失殆尽，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民主发展量变和质变之间的关系，使民主政治建设能够平稳持续地迈上更高台阶，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来说，就是要求我们既要提高总揽全局的领导能力，把握民主发展的科学规律进行统筹规划，又要在具体工作中抓住事关群众利益表达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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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19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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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943.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36.
责任编辑 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