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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变与变：素材的延续与史学理论的提升
2016年以来，全国卷在史料运用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图像史料和实物史料的数量增多，类型趋于多元，如表1。
这一变化趋势与课标的修订密切相关， 2017年版课程标准在学业质量水平1—3层级将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图像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多种类型，选择性必修模块2《史料研读》增补现代音像史料、数字资源。其中，主要实物史料包括器物、建筑物、遗址、遗迹，主要图像史料包括绘画、雕刻、照片、古地图。新课标驱动着高考命题，2020年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变化，同时又提升到了史学理论的高度，直接呼应新课标的史料分类与“多源互证”的史料运用原则，2020全国Ⅰ卷第25题明确指出作为图像的绘画具有史料价值，2020全国Ⅱ卷第25题则进一步提点史料运用的具体方法，即图像史料与实物史料的互证。
二、路径指向：图像史料、实物史料、文献史料的互证
2020全国Ⅱ卷第25题：
敦煌莫高窟61号洞中的唐代壁画“五台山图”中有一座“大佛光之寺”，梁思成、林徽因按图索骥，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了其实物——佛光寺。 这一事例说明此类壁画（C）
A.创作源于艺术想象
B.能完整还原历史真实
C.可与文化遗存互证
D.价值来自学者的发掘
受制于高考命题字数的限制，大佛光寺的发现情节相对粗线条，在基于真题的历史教学中有必要进一步细化。
1.材料溯源：谁发现了佛光寺？
材料：本题所引照片“五台山佛光寺”，由小野玄妙拍摄于1922年，收录于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1927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一书，原题“大佛光寺全景”。
——摘编自王军《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
问题：小野玄妙发现了佛光寺吗？
高考素材的溯源式查找将历史片段重置于引用文本之中，从而还原被摘编、截取的原始情境，这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认识。在梁思成之前，日本学者已经知道佛光寺的存在，通过营造冲突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引导学生深入辨析题干材料。
2.文本分析：何谓发现佛光寺？
材料：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关野贞认为“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摘编自王军《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
问题：如何理解梁思成、林徽因发现了佛光寺？
“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解码能力”是历史学习的重要能力之一。梁思成、林徽因发现的是唐代壁画“五台山图”中“大佛光之寺”的实物，即关野贞指称的“木质遗物的存在”，或者更直白说是作为唐代建筑的佛光寺，确切说来是佛光寺东大殿（即佛光寺之大雄宝殿，亦称正殿、大殿）。进而提示学生注意图像史料与实物史料互证的史料分析视角。
3.史料互證：如何发现佛光寺？
材料：
记者：测的时候，你们知道是唐代的吗？
莫宗江：测的时候我们不敢说。
记者：不敢说是唐代的？
莫宗江：因为我们测应县木塔什么的，跟佛光寺非常像。你看那个大相片，佛光寺也是那大斗栱、大椽檐什么的，所以，我们一直拿不准。……梁底下写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是施主的名字。然后呢，大殿的前头，有一个石幢，上头刻着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由此知道梁底下那个题名，是这个年代的。
——莫宗江《梁思成是如何发现唐代佛光寺的》
注释：莫宗江是当年协助梁思成调查大佛光寺的事件亲历者。应县木塔建于辽代。
材料：
大殿梁下有“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字样，殿门阶前经幢所刻经文末尾镌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大中十一年十月建造”几个字。
——摘编自杨小红《青山踏遍梁思成与五台山佛光寺》
问题：梁思成等学者通过什么方式确认佛光寺东大殿是唐代建筑？
题干材料指出，梁思成、林徽因按图索骥发现了佛光寺，看似轻易如愉快的郊游，实则不然。基于建筑风格的类比分析，无法确定东大殿的具体朝代，因为建于晚唐的东大殿与辽代应县木塔风格非常相似。通过殿梁文字和经幢上面的文字史料，梁思成等学者才最终发前人未发之覆，凿实东大殿的建造者身份和建造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之间的互证。新课标指出，“知道对图像史料的运用不仅需要历史学的方法，也要借助艺术史等不同学科的方法。”[1]佛光寺的发现历程恰恰相反，单纯使用艺术史的方法没有解决问题，最终借助了历史学的方法。
三、竭泽而渔：《步辇图》的历史承载力
部编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下册第15页引用《步辇图》，本质上仍然是插图性质，正文部分“唐蕃和亲……这段历史佳话，以戏剧、壁画、歌舞等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右侧则配以《步辇图》予以形象化的呈现，增添历史学习的趣味。在历史教学中，一方面固然要扩充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要提高史料的利用率，可以对《步辇图》再度开发。
2020全国Ⅰ卷第25题：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臣的情景。该作品体现了（C）
A.西域风情与中土文化的交汇
B.文人意趣与市井风情的杂糅
C.艺术审美与史料价值的统一
D.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
《步辇图》现存故宫博物院，学界有阎立本真迹、宋人摹本、伪作等三种不同观点，基于伪造的历史也是历史的理论，它无论如何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伪作说以陈佩秋为主，应和者寡，为教材和考题所不取，则不管是真迹抑或摹本，《步辇图》作为写实风格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情景的再现。 1.“看到什么可证什么”——就题设问，谁是吐蕃使臣？
尽管学生在初中教材和美术课中见过《步辇图》及配文，却很少深究到底哪位才是吐蕃使臣，有学生认为左侧穿红袍者满脸络腮胡子不符国人面容。针对这样的回答，可以局部引用部编初中教材七年级下册第17页的《送子天王图》和第25页的《韩熙载夜宴图》。
这种方法类似于校勘学中的本校法，可提醒学生循着思考问题的角度充分利用教材的前后史料来解决问题。当然，也可以引入关公美髯予以旁证。倘若进一步深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走向深入，隋唐时期中国开放多元，甚至有外国人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者，隋唐皇室也具有少数民族血统。总而言之，单从相貌是难以判断的。
在否定学生的回答之后，要引导学生转化视角，重新获取史料信息。有学生转向服饰，通过比较分析左侧三个人物帽子的异同，最终确定了左侧中间的是吐蕃使臣。在服饰研究的指向下，引导学生对衣服色彩、腰间配饰进一步比较，可以得出同样结论。
2.现实感与历史感的碰撞——为什么穿红色衣服？
当话题转向服饰研究之后，顺势追问，为什么左侧前引者穿红色衣服呢？有学生说因为红色代表喜庆，有学生猜测这与外交场合礼仪规范有关，也有学生认为与官服服色有关。那真相究竟如何呢？
材料：根据唐代职官制度，礼部里四、五品官员是礼部侍郎（正四品下）和其下面的礼部、祠部、膳部、主客的四司郎中（从五品上），而四、五品官员应服用绯色。但以四司掌管的事务分析来看，‘诸藩朝觐之事’更密切为主客郎中。因此该图之礼官的具体官职，应为礼部主客郎中或他的上司礼部侍郎，不是‘赞礼官’。
绯是赤色的一种。
——包铭新，崔圭顺《唐代礼官服色考——兼论
2016年以来，全国卷在史料运用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图像史料和实物史料的数量增多，类型趋于多元，如表1。
这一变化趋势与课标的修订密切相关， 2017年版课程标准在学业质量水平1—3层级将史料分为文献史料、图像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多种类型，选择性必修模块2《史料研读》增补现代音像史料、数字资源。其中，主要实物史料包括器物、建筑物、遗址、遗迹，主要图像史料包括绘画、雕刻、照片、古地图。新课标驱动着高考命题，2020年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变化，同时又提升到了史学理论的高度，直接呼应新课标的史料分类与“多源互证”的史料运用原则，2020全国Ⅰ卷第25题明确指出作为图像的绘画具有史料价值，2020全国Ⅱ卷第25题则进一步提点史料运用的具体方法，即图像史料与实物史料的互证。
二、路径指向：图像史料、实物史料、文献史料的互证
2020全国Ⅱ卷第25题：
敦煌莫高窟61号洞中的唐代壁画“五台山图”中有一座“大佛光之寺”，梁思成、林徽因按图索骥，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了其实物——佛光寺。 这一事例说明此类壁画（C）
A.创作源于艺术想象
B.能完整还原历史真实
C.可与文化遗存互证
D.价值来自学者的发掘
受制于高考命题字数的限制，大佛光寺的发现情节相对粗线条，在基于真题的历史教学中有必要进一步细化。
1.材料溯源：谁发现了佛光寺？
材料：本题所引照片“五台山佛光寺”，由小野玄妙拍摄于1922年，收录于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1927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一书，原题“大佛光寺全景”。
——摘编自王军《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
问题：小野玄妙发现了佛光寺吗？
高考素材的溯源式查找将历史片段重置于引用文本之中，从而还原被摘编、截取的原始情境，这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认识。在梁思成之前，日本学者已经知道佛光寺的存在，通过营造冲突情境，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引导学生深入辨析题干材料。
2.文本分析：何谓发现佛光寺？
材料：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关野贞认为“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摘编自王军《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
问题：如何理解梁思成、林徽因发现了佛光寺？
“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解码能力”是历史学习的重要能力之一。梁思成、林徽因发现的是唐代壁画“五台山图”中“大佛光之寺”的实物，即关野贞指称的“木质遗物的存在”，或者更直白说是作为唐代建筑的佛光寺，确切说来是佛光寺东大殿（即佛光寺之大雄宝殿，亦称正殿、大殿）。进而提示学生注意图像史料与实物史料互证的史料分析视角。
3.史料互證：如何发现佛光寺？
材料：
记者：测的时候，你们知道是唐代的吗？
莫宗江：测的时候我们不敢说。
记者：不敢说是唐代的？
莫宗江：因为我们测应县木塔什么的，跟佛光寺非常像。你看那个大相片，佛光寺也是那大斗栱、大椽檐什么的，所以，我们一直拿不准。……梁底下写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是施主的名字。然后呢，大殿的前头，有一个石幢，上头刻着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由此知道梁底下那个题名，是这个年代的。
——莫宗江《梁思成是如何发现唐代佛光寺的》
注释：莫宗江是当年协助梁思成调查大佛光寺的事件亲历者。应县木塔建于辽代。
材料：
大殿梁下有“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字样，殿门阶前经幢所刻经文末尾镌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大中十一年十月建造”几个字。
——摘编自杨小红《青山踏遍梁思成与五台山佛光寺》
问题：梁思成等学者通过什么方式确认佛光寺东大殿是唐代建筑？
题干材料指出，梁思成、林徽因按图索骥发现了佛光寺，看似轻易如愉快的郊游，实则不然。基于建筑风格的类比分析，无法确定东大殿的具体朝代，因为建于晚唐的东大殿与辽代应县木塔风格非常相似。通过殿梁文字和经幢上面的文字史料，梁思成等学者才最终发前人未发之覆，凿实东大殿的建造者身份和建造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之间的互证。新课标指出，“知道对图像史料的运用不仅需要历史学的方法，也要借助艺术史等不同学科的方法。”[1]佛光寺的发现历程恰恰相反，单纯使用艺术史的方法没有解决问题，最终借助了历史学的方法。
三、竭泽而渔：《步辇图》的历史承载力
部编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下册第15页引用《步辇图》，本质上仍然是插图性质，正文部分“唐蕃和亲……这段历史佳话，以戏剧、壁画、歌舞等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右侧则配以《步辇图》予以形象化的呈现，增添历史学习的趣味。在历史教学中，一方面固然要扩充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要提高史料的利用率，可以对《步辇图》再度开发。
2020全国Ⅰ卷第25题：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使臣的情景。该作品体现了（C）
A.西域风情与中土文化的交汇
B.文人意趣与市井风情的杂糅
C.艺术审美与史料价值的统一
D.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
《步辇图》现存故宫博物院，学界有阎立本真迹、宋人摹本、伪作等三种不同观点，基于伪造的历史也是历史的理论，它无论如何都是具有史料价值的。伪作说以陈佩秋为主，应和者寡，为教材和考题所不取，则不管是真迹抑或摹本，《步辇图》作为写实风格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时情景的再现。 1.“看到什么可证什么”——就题设问，谁是吐蕃使臣？
尽管学生在初中教材和美术课中见过《步辇图》及配文，却很少深究到底哪位才是吐蕃使臣，有学生认为左侧穿红袍者满脸络腮胡子不符国人面容。针对这样的回答，可以局部引用部编初中教材七年级下册第17页的《送子天王图》和第25页的《韩熙载夜宴图》。
这种方法类似于校勘学中的本校法，可提醒学生循着思考问题的角度充分利用教材的前后史料来解决问题。当然，也可以引入关公美髯予以旁证。倘若进一步深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融走向深入，隋唐时期中国开放多元，甚至有外国人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者，隋唐皇室也具有少数民族血统。总而言之，单从相貌是难以判断的。
在否定学生的回答之后，要引导学生转化视角，重新获取史料信息。有学生转向服饰，通过比较分析左侧三个人物帽子的异同，最终确定了左侧中间的是吐蕃使臣。在服饰研究的指向下，引导学生对衣服色彩、腰间配饰进一步比较，可以得出同样结论。
2.现实感与历史感的碰撞——为什么穿红色衣服？
当话题转向服饰研究之后，顺势追问，为什么左侧前引者穿红色衣服呢？有学生说因为红色代表喜庆，有学生猜测这与外交场合礼仪规范有关，也有学生认为与官服服色有关。那真相究竟如何呢？
材料：根据唐代职官制度，礼部里四、五品官员是礼部侍郎（正四品下）和其下面的礼部、祠部、膳部、主客的四司郎中（从五品上），而四、五品官员应服用绯色。但以四司掌管的事务分析来看，‘诸藩朝觐之事’更密切为主客郎中。因此该图之礼官的具体官职，应为礼部主客郎中或他的上司礼部侍郎，不是‘赞礼官’。
绯是赤色的一种。
——包铭新，崔圭顺《唐代礼官服色考——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