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也许没有想到，离世20多年后，自己的作品已同那些西画一样，卖出了“大价钱”。在中国嘉德夜场，李可染的革命圣地画《韶山》经过30多次叫价，以1.24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落槌。年秋拍中，他的《长征》曾以1.0752亿元成交，创当时中国近现代书画纪录。
　　李可染以传统中国画启蒙，兼学水彩，后又改学油画，转投过多位名师，曾是林风眠的学生，与徐悲鸿关系密切，拜师齐白石，师法黄宾虹。在李可染的心中，没有门户之见。
　　徐悲鸿牵线拜师齐白石
　　1907年3月26日，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平民家庭，兄妹八人中排行老三。
　　1943年，李可染已是重庆国立艺专的讲师。美术界认为，李可染的人物画更胜于他的山水。老舍说：“中国画中人物的脸是永远不动的，像一块有眉有眼的木板，可染兄却极聪明地把西洋漫画中人物的表情法搬运到中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永垂不朽。”李可染不善言谈，遇事爱紧张，内心却极富幽默感，那时的李可染和当时文艺界的青年一样，喜欢追求骑士风度，穿着马裤，手臂上挂个手杖，常遭到妻子善意的取笑。
　　徐悲鸿曾在一次展览中见过李可染的一幅水彩画，画的是金刚坡下的景色，当即托人带信给李可染，拟用他自己画的一幅猫，交换李的作品。徐悲鸿的盛情邀请，让李可染心动。北平是文化古都，不仅有故宫这座艺术殿堂，又有前辈大师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思考再三决定放弃母校杭州艺专的邀请，北上任北平国立艺专副教授。
　　在徐悲鸿的引荐下，1947年春天，李可染带着自己的20多幅画来到齐白石家中。齐白石原本是半躺在椅子上看，不久便坐直问：“你就是李可染？你的画才是真正的大写意。”两人一见如故，李可染遂拜齐白石为师。晚年收李可染为弟子，齐白石视之为人生一大快事，曾画《五蟹图》送给可染，上题：“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书画可以横行也。”
　　变革国画 山水写生
　　李可染一生尊重传统，鄙夷盲目崇拜西方。上世纪50年代，国画危机论盛行，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李可染坚决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中国画是“蒙尘的珍珠”：“中国画不强调光，并非不科学，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时间要求（如朝霞，暮霭）早上八点还是中午12点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松树的精神、实质。”
　　李可染刻下两方印章：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他决心要为变革山水画寻找生路，改变以往画家只观察、速写而不对景落墨的传统写生法，他像西洋画家那样当场作画，又不局限于焦点透视和对眼前景物的模拟。
　　要写生当然要走遍名山大川。1954年，李可染和画家张仃、罗铭结伴外出写生，一走就是三个多月，足迹遍布黄山、绍兴等江南一带。黎明即起，白天画画，中午也不休息，饿了就啃干粮，晚上聚在一起研究改进。
　　李可染的水墨写生与旧中国画差别很多，回京汇报时，争议很大。老舍说：“他的山水……很想跳出老圈子去，不论在用笔上，意境上，着色上，构图上，他都想创造，不是摹仿。”但是也有人说“这叫什么中国画！”
　　自嘲是“旁门左道”
　　在李可染看来，写生是一个富矿，但要成为创作，还要冶炼矿石，“采一炼十”。他“几乎没有一笔不是极大胆的，可是也没有一笔不是指挥若定的，已经完全是他自己的了”。对李可染画作的争议，即使是在60年代他艺术成熟期，也从未停止。李可染在《午困图》上自题：余学国画既未从四王入手，更未宗法文沈，兴来胡乱涂抹，无怪某公称为左道旁门也。
　　1949年以后，李可染和同时代的许多中国画家一样面临旧传统与新生活，现实生活与艺术境界等矛盾。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首先针对诗歌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他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
　　两结合文艺创作方法为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创作指出了一个方向，在中国美术界，毛泽东诗意画和革命圣地画创作进入一个高潮。继傅抱石首开毛主席诗词创作之先河，中国的山水画家如钱松喦、陆俨少、关山月、潘天寿等，几乎人人都画毛泽东诗意山水画，李可染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力，他还刻了一方印章：“为祖国山河立传”。
　　1963年，李可染以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意创作了《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是其毛泽东诗意山水画的成熟之作。画家采用积色法，大量使用朱砂、朱膘，使画面局部产生如油画般的笔触和强烈的视觉效果，成为一个时代的“红色经典”。
　　“我的画是从生活中来的”
　　“文革”期间，李可染一直坚持画速写、素描，不能出门去外地，便到香山、潭拓寺、十三陵、颐和园等地画。连家门也不能出时，他就对着朋友帮他找来的年历、画报上的风景照片画。
　　1973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可染说，齐白石是传统文化的承上启下者，我们中年一代的画家如不向齐白石学习，就犯了历史错误。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因为这番话，李可染很快又以“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公开进行反攻倒算”的罪名，在中央美术学院和美术界遭到批判。
　　在1974年2月4日的“黑画展览”上，李可染为民族饭店画的《漓江山水》小稿，被展出示众。李可染惯用黑色表达的风格，被批判为“江山如此多黑”。当时在美院中国画系执教的刘勃舒后来说：“李先生对批黑画不服气，说‘我的画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拿出他的速写本给我们看。大家看了非常吃惊。”
　　“文革”时，山水花鸟画被批判为软刀子，画要“搬掉”石头，只能画满山笔直生长的树木。李可染对于自己70年代中的许多作品是不满意的，认为画面刻板、意境经营不足、个性没有充分的体现。粉碎“四人帮”后，李可染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山水画的石头，他们是搬不动的，因为人类居住的地球就是一个大石头，他们要搬石头，只能砸自己的脚。”
　　80年代，李可染的声誉已经很高，总有外界应酬烦扰，让他不能安心作画，有时候烦了，他甚至让家人回复说他去当和尚了。历经“文革”的十年动乱，他只想抓紧时间安于创作，做一个“白发学童”。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逝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他有一方“东方既白”的四字印章，这是借用苏东坡《前赤壁赋》里的“不知东方之既白”，寓意是中国画跻身世界艺术之林的曙光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