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观念随之转变，此前作为末端的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尤其是在口岸城市，一些身兼商人和知识分子且获得巨大财富的买办和民族资本家，日益成为社会重要群体。然而在晚清中国，个人社会地位的显达，仅仅靠财富积累远远不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谋得一官半职仍然是重要依据。就拿独具洋务才干和经世致用能力的郑观应来说，委身洋行明显不是长久之计，所以他通过捐纳获得候补官衔，通过参与赈灾得到地方大员好感，通过积极建言献策引起洋务派官僚的关注与认可，最终弃太古就轮局，投入洋务派阵营。尽管郑观应曾有述“只恐空囊消酸腐，何须射策求封侯”，但是他对于仕途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晚清社会一批跨界绅商内心的真实想法。
　　郑观应获得功名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直接捐纳获得实职候补资格，二是通过办赈获得朝廷褒奖，三是朝中大员保奏推荐。这样通过历次捐纳以及朝廷大员保荐，郑观应获得朝廷的任用便有了很大希望。不过，残酷的现实是，对于捐纳而来的候选道员来说，无论是单月选用，还是双月选用，甚或是不论单月、双月尽先选用，获得实授道员一职难于登天，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轮到实授，终身都是“候补”。
　　郑观应17岁未中秀才弃学，远赴上海学商。在上海期间，郑观应以其勤奋好学、良好的天赋和机遇垂青，一跃而成商界名流，为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邓华熙、王之春等朝廷大员和地方督抚所熟悉和信任，为他日后成为洋务派企业得力干将和获得从政的机会打下了基础。同时，随着财富累积和个人地位提升，郑观应也与当时为数众多的绅商一样用捐纳获得功名。然而仔细回顾郑观应的从政经历、官场表现以及与官僚系统的关系来看，他可以说是一个与诸多朝中大员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真正熟谙官场游戏规则的绅商，甚至可以说是多年来游移官场内外但却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官场。
　　郑观应的仕途之路颇费周折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就连作为李鸿章心腹和洋务事业左右手的盛宣怀，同样也是相当波折，可以说照样是花了很大精力、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获得实职。在功名的道路上，盛宣怀比郑观应好不了多少，并非进士也非举人出身，仅为秀才而已。但是盛宣怀父亲盛康的地位就比较高了，怎么也算清朝的中级官僚，官居浙江省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皋台，在江浙官场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而且与李鸿章也素有交情，在官场人脉方面盛宣怀无疑比郑观应更具家庭背景。盛宣怀到了27岁（即1870年）时，由父亲的老友杨宗濂举荐成为李鸿章的幕僚，由于盛宣怀为人确有才干，外加父亲盛康的关系又被李鸿章视为“世侄”，所以很快被委以重任，从事军需后勤，并开始涉足洋务。次年，盛宣怀奉父命开展直隶赈災工作，此后获以道员补用并被赏加三品衔及花翎二品顶戴，时年28岁，真正开始踏上仕途。此后，盛宣怀愈来愈为李鸿章重用，办赈灾，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无一不是晚清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即便是盛宣怀这样的才干、背景与受到的器重，也不足以使他容易得到朝廷实授官职，而是在李鸿章幕府磨砺了9年之后才最终获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实职，之后才豁然开朗，逐步升迁，最后官居邮传部尚书、邮传部大臣、内阁成员。再看郑观应老友王之春的经历，王出身文童，早年投笔从戎，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处，深受彭玉麟器重与信任，同样磨砺多年，最后才好不容易捞到彭玉麟湘军营务处总办的官职，之后又历任琼州道、湖北布政使和四川布政使，此后擢升山西巡抚，之后相继调任安徽巡抚和广西巡抚，成为地方督抚大员。期间，在1895年，王之春还作为钦差大臣、头品顶戴的“出使俄国大臣”由上海乘船，千里迢迢赴俄国吊唁俄皇亚力山大三世逝世和庆贺尼古拉二世登位。在广西期间，因镇压起义，被传闻有“借法兵法款，以平内乱”的设想，激起了国内民众的“抗法”运动而被革职，后迁寓上海。1903年底，王之春遭爱国志士万福华刺杀未遂，黄兴、章士钊等牵连入狱，轰动一时。事后，王之春回乡静居，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淡出。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从盛宣怀和王之春的仕途经历来看，他们与郑观应一样入仕做官并非出身“正途”，对于他们来说，在漫漫官途中最难跨出的一步就是获得实授官职。前二人在获得实授官职之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升迁，对于官场规则的理解远胜于郑观应，特别是盛宣怀有着深厚的官场人脉，王之春也有彭玉麟的鼎力支持，且拥有军功、深谙官场之道，所以盛宣怀由李鸿章幕僚升任天津河间兵备道，王之春由总办湘军营务处升迁琼州道，这些都是郑观应无法相比的。郑观应“商而优则仕”，系半路出家，与官场素无渊源，等到好不容易由彭玉麟奏调入粤，担任总办湘军营务处，又恰逢织布局和太古洋行债务缠身，最后竟为太古债务拘留香港，而痛失大好局面，最终导致郑观应第一次为官生涯过早的夭折，可谓运势不佳、功败垂成。
　　而郑观应的第二次为官经历，时间竟然比第一次要短得多，仅五月有余。1903年，随着王之春调任广西巡抚，时年已经62岁“高龄”的郑观应又一次离开商界，义无反顾地向盛宣怀力辞招商局职务，再次踏入官场，应王之春奏调离沪赴桂，先是奉命赴港、澳、穗三地稽查私贩军械，而后署理左江道统带三江缉捕镇压会党，在广西为官期间，郑观应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成绩斐然。
　　郑观应在广西为官期间，造福一方，不但多次剿灭乱匪，还举办新式学堂、设立巡警，得以实践其维新思想，受到了广大乡绅的拥戴。但旋即因王之春广西巡抚职被革而去职，仅任左江道四十天，郑观应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官生涯就这样草草收场。
　　盛宣怀与郑观应，加上王之春等三人，从某种程度上在晚清众多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士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三个人都没有获得功名，即走上所谓的通过科举而仕途的“正途”，盛宣怀、郑观应通过赈灾和捐纳获得候补官衔，王之春弃学从军获得军功，三人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场人脉以及对官场规则理解，最终都获得了任用，但仕途之路却有天渊之别。而对于一般士绅来说，即便是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但若既无过硬的家庭背景，又无良好的官场人脉，能够出头者也是百难有一，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和虚衔的跨界绅商了。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