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便开始面对着社会制度的大规模转变以及由这转变所带来的冲突。传统规则的瓦解和重构，制度合法性的转变和斗争都在中国现代化潮流中持续进行。本文将试着从制度合法性角度去看待中国民企的困境，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制度合法性；民营企业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03-0044-01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给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评述，这同样适合用来描绘中国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的奋斗史。从九十年代的太阳神到今天的国美，尽管涉及的产品领域和经营方式不同，但面对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转轨和国际市场融入，企业经历了类似历程：在初期都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随后便陷入企业发展的制度性危机中。其实，这样一种困境早已跳出个体，成为中国民企的通病：珠海巨人、沈阳飞龙还有蒙牛乳业，这是可以轻易列出的三个。既是如此，不免让人觉得这中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原因持续性导致了中国民企的困境，为此笔者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合法性转变所带来的民企认知堕距。
　　制度合法性来自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着眼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具体指“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制环境、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它强调的是企业对制度环境的认知、学习和适应，这里的合法性在笔者眼中是强意义的，是一种是白上而下的强制性或决定性制度，其主要来源于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的规则。其次，认知堕距借助于社会学的文化堕距，意在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对现有制度环境的认知差距。
　　在研究正式组织的三个变项中，企业领导者是最应值得我们研究的因素之一。领导者介于具体行动者和组织之间，其角色定位和权利赋予使得领导素质、能力和风格决定了整个组织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说，企业能否经营成功和领导的意识密不可分。
　　在九十年代太阳神失败经营的探讨中，有一点尤为值得我们的关注：骆辉对于国有企业人才的吸纳。这些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的领导者们，带有强烈的科层制色彩，他们在迅速稳定企业结构的同时，却在对整个社会制度合法性转变的理解中落了下风，对于整个市场环境、对于企业的经营理念的观念还牢牢地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不能准确把握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制度大环境，过于依靠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对现时的环境进行理解，不可避免地失之于保守和落后。
　　同样对制度合法性转变地不适应所带来的民企危机到了21世纪落到了国美头上，不过这次文化制度或者规范制度发挥了更加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国美服装再到国美电器，在黄光裕强势领导下，股份制的转变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引入见证了这个家电帝国的兴起，但也正是制度的转变让这个创始人被扫地出门，让陈晓得到了“通敌叛主”的骂名。从个人道德角度，笔者对黄光裕有着一种同情，毕竟这种“背叛旧主”的行径自古便为国人不耻，笔者更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强大企业却被国外资本所控制。但分析事件原因，却要求笔者站在价值中立的态度抛出了“制度合法性”这一答案。不论是国美事件的实质危机，还是此事件在国内引发的强烈反应，想看清此事也许我们首先得从黄陈二人的起家背景及各自对“国美”的理解人手。如果把黄光裕定位为从零干起的“基层派”，那么陈晓无疑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派”。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身先士卒者，土生土长；一个是熟悉国际商贸规则的职业经理人，“从外引进”。两人的身世背景的巨大差异体现在对这个企业性质的理解上，在黄光裕甚至在大半国人眼中，“家族企业”无疑是对国美企业性质的最好理解，明显包含世袭和道德意味在其中，这个企业是他创建的便永远是他的。而在陈晓眼中却有不同的理解，他不是对国美历史不清楚，但在其观念中更为根深蒂固的恐怕是一种对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的尊重。不管国美是怎样被建立起来了，但它接受了股份制转型，处于现在企业制度之中，也许在陈晓看来，那就得按现代企业规则办事，就得从有利于整个非人格性的企业组织自身发展前途去考虑，而忽略其究竟姓黄还是姓陈，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外国。正是这样一种企业的人格性与非人格性的冲突，或者说黄、陈二人对于企业“合法性”理解冲突引发了此次轩然大波。尽管有人指责陈晓，但整个事件在法律上是完全符合规则的，制度合法性中道德机制和法律机制的冲突让人们陷入了无奈境地。进一步追问，恐怕就是开始所说的文化制度、文化经历了，这使得两人对于企业合法性的理解产生根本的差别。对于这一种差别，我们无法去评述谁好谁坏，感性与理性、传统与现代的较量自古已有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小结
　　
　　现在的中国社会可以理解为转变中的社会，传统的重构和现代化规则的引入并行其中，相互吸收的同时相互摩擦，也许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之一。制度合法性机制的转变和冲突只是作为这个社会大潮流的表现之一而出现，并在企业组织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所必须适应的考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