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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最重要的城市东西中轴线上，通体漆黑、形制厚重的安邦保险集团（以下简称“安邦”）总部大厦是那种一眼就能识别出来的“标志性建筑”，账面资产曾接近3万亿元的安邦则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神秘的公司之一。
不過，神秘故事只存在于2018年2月之前。
自那时起，一个由监管机构委派的工作组正式入驻安邦并全权行使公司高管职责，安邦的神秘光环迅速褪色且进入退场模式：一年半之后，2019年7月的某个傍晚，安邦总部大厦楼顶的logo从“安邦保险”变成了“大家保险”;半年之后的2020年2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又用一则公告宣布安邦将以“清算注销”的形式彻底退场。
在最近20年的发展历史中，这已是中国保险业第三次目睹官方接管—前两次分别是2007年新华人寿因违规投资和资金非法挪用被接管，以及2011年中华联合保险因报告巨额亏损、偿付能力不足被接管。
此次安邦同样因“违法经营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公司偿付能力”被接管。从2017年6月公司董事长吴小晖突然“不能履职”，到2020年2月被官宣将“清算注销”，急速下坠的大部分时间里，安邦的走向其实都由“接管工作组”决定。
安邦危机的另一条剧情线，是2018年年内宣判的吴小晖集资诈骗及职务侵占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吴小晖家族、亲友违规利用安邦保费收入，借助外部公司循环增资，最终为安邦滚出高额资本金雪球的手法被确认。作为唯一被告方，吴小晖被判没收、追缴的违法所得，总计超过857.49亿元。
这一过程中，监管机构与司法部门展开了“一手抓经营稳定，一手抓刑事侦查”的高效配合。比如，高达608.04亿元的保险保障基金注资，取代了旧安邦时期违规股东手中91.49%的股权;公司股权等司法拍卖，也成为理顺新安邦（即“大家保险”）核心资产的重要手法之一。
安邦保险集团及旗下业务被接管前的规模
接管组入驻时曾明确表示，在股权重整之后，安邦集团的民营性质将保持不变，但在两年的接管处置期内，股权结构与运营团队的背景为安邦暂时贴上了“国有化”的标签，这意味着相对的信息公开，包括过程和结果都有迹可循。
在很多细节上，这些信息仍显示出狡黠的机会主义。比如，多家公司的联系方式中，电邮地址在一夜之间被更改;又比如，为争夺北京东三环一处写字楼的顶层，吴家关系公司与其他潜在买家展开激烈竞争;抑或是在限制颇多的接管期内，加拿大的两家壳公司仍能“自由行动”，卖出一栋豪宅，再买入一座商场……
现在，借助国内外超过300家公司的工商信息、变更记录、企业年报、司法文书，以及上百项挂牌交易项目的介绍、资产评估报告等公开资料，《第一财经》杂志试图还原这一接管处置过程，以展示中国保险行业内迄今最复杂的问题机构接管工作是如何一步步展开，以及，它的成果是否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圆满。
这个安邦故事，我们选择从接管工作组入驻开始讲起。
2018.2.23
安邦接管工作组成立
《保险法》第140条、第144条指出，监管机构在必要情况下，可以整顿和接管保险公司。
此前，安邦实际已在董事长吴小晖缺位、原保监会入驻监督的背景下，运转了半年有余。接管工作组的成立，相当于再次确认了这一特别状态。至于接管的理由，与吴小晖涉案的理由直接相关—安邦此前违反法律法规的经营行为，可能严重危及其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指公司对已发行保单的兑付能力。按照现行的“偿二代”标准，保险公司应确保自己的资本至少能100%覆盖负债，同时公司净资产至少能覆盖负债的50%。前者被称为“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后者则被称为“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这一管理方案，适用于市场上注册的所有保险公司，且对销售人身险的寿险、养老险公司相对更为严格。安邦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集团旗下安邦人寿、安邦养老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截至2016年年底时都在100%左右，虽符合标准，但低于当时全国373%的平均水平。
不过在2016年，安邦旗下四大保险业务公司合计营业收入超过5200亿元，进一步逼近了行业龙头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帮助安邦如此迅速做大规模的，是在前海、生命、华夏等新型寿险公司中都备受推崇的“万能险”业务。这是一种赔付比例极低、投资属性极强的产品，与其说是保险，不如说是理财。
通过宣传较高的收益率，新型寿险公司利用万能险吸收了大量公众资金，转而用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当万能险资金被用于房地产、股权等长线投资时，公司“翻车”的风险也会成倍上升—即监管机构认定的偿付能力风险来源。
接管由财政部下辖的“保险保障基金”以注资形式介入，稳定其资本金规模或股东结构。待到公司风险解除，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时，再择时退出，而且是溢价退出—在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保险的案例中，保险保障基金合计实现了约96亿元的风险处置收益。
在救助保险机构的过程中挣钱的，也包括美国政府。2008年至2009年间，为救助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AIG，美国政府累计向AIG提供了超过1800亿美元资金，其在AIG的持股比例也一度高达92%。其中最关键的首笔救助款，是利率高达14%的850亿元抵押贷款。 救助款就像一副金手铐，将AIG锁定为在美国罕见的“国有化”状态。2014年，AIG前总裁曾起诉美国政府，称其违反了“如果没有合理补偿，私人财产不得充公”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2015年，法院裁定美国政府败诉，但无需赔偿。
2018.5.10
吴小晖案一审判决
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戴着手铐。
检方的公诉意见称，吴小晖在经营安邦的过程中，超越原保监会批准的规模，通过销售保险产品向公众非法吸收了巨额资金。其中，超过652亿元保费转移至安邦体系外的数百家公司内，用于归还公司债务、投资经营以及对安邦保险集团的增资。此外，吴小晖还被指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保费100亿元。
万能险曾帮安邦、恒大、前海等新型寿险公司在短时间内吸收大量资金，2016年年底强化监管后这一不健康现象有所缓解
在2018年5月10日公布的一审宣判中，上述行为被判构成集资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对吴小晖合计判处18年有期徒刑，并没收财产人民币105億元、追缴违法所得及其孳息。
一审宣判当日，安邦也宣布将与远洋地产成立合资公司，并由远洋代管、代建安邦此前所持有的所有地产开发项目。远洋将按年从安邦处收取服务费，相关地产项目销售时使用远洋品牌，销售收入归安邦所有—这是接管工作组入驻后，安邦首次宣布资产处置的实质性进展。
原为国企“中远海运”下属地产开发商的远洋地产，在完成香港上市后独立运营，目前以北京为核心，在全国多地开发住宅和商业地产项目。安邦保险曾于2015年年底获得远洋地产近30%股权，目前仍是其重要股东。也就是说，由远洋地产参与处置安邦资产，称得上是一次罕见的“以下治上”。
据《第一财经》杂志统计，此后共有29家安邦参股的地产项目公司变更了工商资料中的电子邮箱地址，新地址后缀皆为远洋地产的“@sinooceangroup.com”。其中，位于北京的一家安邦系物业公司，更是在2018年4月底就引入了远洋系的执行董事及监事。
保险公司的产品销售上限，与其资本基础紧密相关。以安邦财险为例：按照原保监会2014年时的规定，安邦财险当年9月所持619亿元资本金所对应的保费销售上限，可达8000亿元。而按照2015年起执行的新标准计算，安邦财险的年销售规模上限将被限制在1000亿元左右。
对于安邦是否“超售”保险产品的认定，在监管收紧、规定变化前后有了明显区别，事件性质也在审理过程中从“违规”被升级成了“非法”。但截至案发，未有任何消费者报案称自己购买的安邦保单被拒绝兑付，或因兑付困难遭受损失。也就是说，“集资诈骗罪”中的“受害者”其实缺席。
“诈骗类犯罪的设置是为了保护财产交换的对价安全，而不是为了全面保护人们在财产交往中的信任。……要警惕对法律进行简单粗暴的拼凑式理解与适用。”一审期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刑法学专家车浩曾撰文论辩吴小晖案中“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过程。
另一方面，对于吴小晖利用“家族势力”控制安邦、随意划转资金的做法，通过股权结构穿透发现真相并不困难。但法律层面的考验是，如何认定一家有正常主营业务的公司丧失了“法人人格”，其所做作为完全是自然人股东的意志？在审理中，这无疑也涉及到犯罪主体的认定—安邦及其外部股东的一系列行为，后果究竟应由诸多公司和个人共担，还是由吴小晖一人承担？
2018年5月底，律师陈有西在其社交媒体透露，吴小晖因不服一审两罪判决已提起无罪上诉。2018年8月1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合议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6.29
接管组首次在安邦内部转让A股头寸
吴小晖时期的安邦，是A股市场的“大买手”，尤其青睐银行、地产、基建类股票。
201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吴小晖曾披露安邦的投资原则是“PB低于1，ROE高于10%。”PB（股票价格与账面价格比值）低于1，意味着公司价值被低估;ROE（净利润与净资产比值）越高，则意味着公司的赚钱能力越强。
2017年年初，安邦持有的A股资产已到鼎盛时期。在安邦旗下人寿、财险、养老、和谐健康披露的2016年年报中，民生银行、金地集团、金融街、金风科技等多家被安邦“举牌”的公司，都被列为其“联营公司”，相关财务数据并入报表。同期，安邦的资管部门还另外持有上汽集团、隆平高科、四维图新、东阿阿胶等A股股权，这些都是利用保费收入所形成的对外投资。
接管工作组入驻后，上述5个投资主体以及安邦保险集团自己持有的股票，都被视为重点处置对象。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银行、地产、基建等行业头部公司的股权变动，本身就会引发市场波动;另一方面，安邦在许多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远超5%的“举牌”线，合计持股已经达到了15%至20%的超高水平。合理处置这些股票投资，算得上是个技术活。
从相关处置的结果观察，接管工作组显然希望保留安邦在一些优质公司中的大股东地位，所以只是将原先散落于多个投资主体手中的股票，以“左手倒右手”的形式，集中到了安邦人寿及和谐健康手中。
以招商银行（600036.SH）的腾挪过程为例：2018年7月，招行第二大股东安邦财险将其所持4.99%招行流通股转让给和谐健康，自身持股比例下降至5.73%;此后，又有4.99%招行流通股于2018年第四季度被转让给安邦人寿，但财险、人寿、和谐健康所持招行流通股合计始终为10.72%。 2019年，和谐健康被接管工作组整体出售处置时，上述4.99%的招行股票作为“添头”的一部分，给了接盘方大连福佳集团;安邦人寿的所有持股此后则被大家人寿承接，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家保险集团的资产。
接管组当然也有卖掉部分A股投资、回收资金的想法。在招商银行的案例中，安邦财险在2019年第四季度出清了剩余股票，以安邦财险持有期内均价34.75元/股计算，这次小规模减持可获利约150亿元。
针对更大规模的减持需求，工作组后期尝试了更为隐蔽的“ETF减持法”。2019年9月下旬，安邦人寿所持1.96亿股万科A（000002.SZ）和10.38亿股中国建筑（601668.SH）以换购ETF基金份额的方法被出售，粗略统计获益在110亿元以上。
不管是直接出售股权还是在多家投资主体间腾挪股权，都会形成较大的交易量披露，散户极易被吸引跟进，造成市场风险。ETF减持法的特点在于，股东方用股权换购ETF份额后，无需发布公告即可在场外卖出份额变现;券商也可为大股东减持的需求“量身定做”一只ETF基金。
安邦人寿通过ETF基金曲线减持的一个月后，证监会即对这一做法出具了窗口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股东用所持股份购买ETF份额时，务必遵循基金初始设定的股权权重。
安邦涉足的地产项目一览
安邦系六大投资主体2017Q2与2019Q3的A股持仓对比
2018.10.23
（2018）沪01执1095号令
吴小晖案二审宣判后，应对其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孳息最终被确定为752.48亿元，除个人承担部分外，安邦体外股东结构内所涉公司也尽数被冻结资产、股权投资及其他收益，再通过司法程序拍卖、变卖。
司法冻结、拍卖及拍卖后解冻等相关事项，都需由法院出具专门的执行文书。吴小晖案中，这份文书的案号为“（2018）沪01执1095号”。
在吴小晖案所涉数百家安邦体外产业公司的工商资料中，有据可查的第一份1095号令（之四）于2018年10月23日被送达至9家公司。这类“冻结型”1095号令一直持续到了第十四号，而冻结公司或自然人股东所持股权的行为，直到2019年6月初仍有相关记录。
以1095号冻结令为依据，《第一财经》杂志共追踪到了255家安邦体外的产业公司，其中金融类、汽车类公司占比较大。这些公司的注册资本集中于100万元、1000万元、1亿元以上3个级别，按照自上而下的控股顺序观察，“以小控大”的特点十分明显。
自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1095号令（之十九）开始，这些被冻结资产逐步流入司法拍卖环节。许多曾被体外产业公司把持的安邦系子公司股权（如“邦付宝”、瑞和保险经纪等）经由安邦在司法拍卖中回购股份而流回安邦体内;更多股权投资，以及住宅、土地、商铺等不动产则被快速出售，用于追缴吴小晖案的违法所得。
这些不动产中，位于北京、杭州、深圳等地的写字楼、优质住宅非常多。司法拍卖的定价规则为它们的价格打了折，也吸引到了更多“志在必得”的买家竞逐。
例如，位于北京建外SOHO内的一处办公室，拍卖期间有4位竞标者出价53次，最终以接近其市场评估价的金额成交。其最终买家“温州齐能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名为王少玉，正是此前已被“1095号令”冻结了在安邦体外产业公司内股权的吴小晖关系人之一。
与此前冻结时“分组团冻结”“逐层冻结”的过程类似，在司法拍卖中，一个公司组团内流动性最高的不动产资产，也会被首先拍卖;其次，往往是价值较高的股权投资;最后一步才会轮到已被卖空核心资产的壳公司。
监管机构与司法部门的高效配合，也体现在以“旅行者汽车集团”为代表的公司处置过程中。在被司法拍卖于2020年3月挂牌出售前，旅行者汽车集团所持有的“浙商银行”6.7%股权已被安邦接管工作组于2019年11月先行挂牌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目前，浙商银行已完成A股上市，其6.7%股权按A股上市时4.94元/股的价格折算，价值超过66亿元。而在剥离这一资产、10处房地产和其他多家子公司后，“旅行者汽车集团”在司法拍卖时的资产评估价为-15.65亿元。
和一般交易讲求溢价出售不同，司法拍卖的形式，限定了资产只能折价出售。而股权投资以净资产为核心的定价标准往往也更为严格—吴小晖案中，绝大多数公司由于自身是资金通道，账面上都有所谓“走账款”，或替其他公司承担过连带担保责任。按照规定，这些款项若无法被豁免，在评估公司资产时就会成为巨大的负债。
上述限制，使得吴小晖案的相关司法拍卖项目虽多，但“低价無市”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当然，还有一部分“流拍”是潜在买方的捡漏心理作祟。对于昂贵的土地、豪宅或写字楼，他们都更乐于在价格更低的第二轮拍卖中再出手。
095号冻结令所涉产业公司业务类型、注册资本的分布比例
2018.12.12
安邦所持成都农商行股权首次挂牌
相比于缓步推进的司法处置，工作组接管安邦后首先要解决的是兑付压力。
除了抛售股票回笼资金，工作组也抛售了一部分与安邦保险主业无关的金融牌照—如券商、融资租赁，以及较为孱弱的健康险业务—尽管属于工作组眼中的“边缘业务”，但抛售每个牌照仍有数十亿到数百亿的资金回流。
其中体量较大的和谐健康由于是如今几乎不再新批的保险牌照，竞争非常激烈。最终，和谐健康100%股权由渴望入局保险业已久的大连福佳携两家国资基金、两家民营企业共同拿下，对价据称为190亿元。竞标过程中，福佳财团击败了出价更高的碧桂园，令市场颇感意外。
但对工作组而言，更复杂的处置重头戏是如何出售安邦早年以“蛇吞象”拿下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权。从2018年一直运作到2020年，这项工作方有初步成果。
通过2011年11月的一次定向增发，安邦曾获得当时全国规模第一的农村商业银行成都农商行35%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当时安邦实际出资仅56亿元，而2010年年底时成都农商行的资产就已突破1000亿元。将成都农商行财务数据并表统计后，安邦的总资产规模也从数百亿很快成长到了数千亿乃至万亿级别。
成都农商行不仅在账面上对安邦有所贡献，还是安邦保险产品重要的销售渠道、关联公司的洗钱通道，以及获取质押贷款的资金池。
《财新周刊》此前披露，成都农商行曾把安邦的关联公司都设置为央行反洗钱系统中的白名单客户，也曾按安邦在行内的存款余额开具存单，“每张存单的面额是1000万元，而安邦一口气拿出整整一箱，有几千张。”通过在其他大型银行抵押这些存单，安邦以“内保外贷”的方式获得了其海外投资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吴小晖案发后，成都农商行的定向增发及日常管理问题暴露，但在问题没有解决时，将其挂牌出售的难度很大。
2018年12月底，安邦持有的35%成都农商行股权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首次挂牌，标价168亿元，挂牌期满后宣告终止。直到一年后的2019年12月30日，这部分股权才再次挂牌，价格微降至165.08亿元，打了98折。
2020年3月11日，成都农商行网站发布公告称，成都市国资委下属投资平台“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接手了安邦挂牌的35%股权。加上散落于其他市属投资平台公司的成都农商行持股，至此，不管从第一大股东还是绝对控股权来看，成都农商行都已回归成都市国有。
但截至发稿前，此前同样于交易所挂牌的成都农商行20.5%股权、浙商银行7.2%股权，以及11家成都农商行下辖“中成村镇银行”的少数股权，仍未披露收购方。这些资产包都是从多家安邦体外产业公司的股权投资中剥离出来的，其中成都农商行20.5%股权在延长的挂牌期内已按原先的价格打了9折。
司法拍卖处置的安邦及产业公司资产价值几何？下落何处？这里有几个例子
先卖不动产、再卖股权投资，最终卖掉个人持股的空壳公司—以江苏名德投资股权链的处置过程为例
2019.3.27
出售加拿大Bentall Center
从2009年起，中国一直是海外资产的净买家，这一趋势在2016年达到巅峰。那几年热衷在海外扫货的安邦、海航、万达、复星，都曾或多或少受困于这些高额投资带来的整合难题和流动性困境。但被工作组接管的安邦面临的困难可能是最大的。
如果简单划分，安邦在海外实际只投资过三类资产：金融资产、不动产以及金融化的不动产。第一类的代表是荷兰保险公司Vivat、韩国东洋人寿等;第二类包括为安邦博得大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加拿大HSBC大厦等;最后一类则是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等地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2019年3月27日，包含4栋写字楼的加拿大Bentall Center作为安邦海外资产中第一个成交项目，被黑石集团联合美国地产公司Hudson Pacific以7.3亿美元价格收购。对比3年前安邦收购时的价格，这次交易没有溢价。
安邦在加拿大的投资的受关注度虽比在美国低得多，布局却相当广泛。一个主要原因是壳公司的广泛使用—对于部分在海外投资了大生意的公司，安邦从未正式确认过它们与安邦母体之间的关系。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在加拿大最大酒店物业资产包InnVest REITs的交易过程中，原本代表安邦竞标的公司高管Lydia Chen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名为Bluesky H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