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正观察了一个月，试图从楼下“保安”的枪口下找到一线生机。
　　一楼大门是出不去的。往常，只有在“公司”的“黄经理”带领下，他们才可以去“园区”附近买东西，而且一般只能两三个人同时出门。
　　“黄经理”不知全名，甚至也不一定姓黄，他负责管理“公司”30多人，是个带有福建口音的中年男子，看上去有些肥胖，但并不强壮。刘绍正想挣脱他，并不困难，问题是“黄经理”身旁，还有一名保安和一支枪。那黑乎乎的枪管，令他恐惧。
　　这条路行不通，唯一的机会，是在半夜。
　　每到凌晨，一名40岁左右的“保安”会来换班，他端着枪，守在院子出口到岗亭旁。“保安”是个警觉的人，对楼里的风吹草动异常敏锐。然而，通常在凌晨3点过后，他会趴着打一会儿盹儿。
　　机会就在这时到来。刘绍正需要翻出三楼的小窗户，爬到另一扇窗，进入安全通道，来到二楼，推开走廊尽头的一扇窗，纵身一跃，从保安正对的方向，跳到围墙外的草坪。
　　2020年1月，“入职”4个月的他，还是开不出单，组长的耐心已经耗尽，说再这样消极怠工，就把他拖出去打一顿，不许吃饭睡觉。这个21岁的年轻人心想，必须得逃了。
　　1月初，酝酿多日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刘绍正提前告诉组长，有一个客户正在谈，是条大鱼，已经咬了饵。但客户晚上才有空，那几天，他需要加个班。这样，他就不用回到根本逃不出来的四楼宿舍，直接从三楼开溜。
　　夜里的缅北，气温骤降，冷风拂面，他站在近10米高的二楼窗户上，努力克服着恐惧，回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跳田坎的场景。比划了1分钟左右，他终于闭上眼睛，把自己扔出楼外，也把自己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
　　随着疫情暴发，电诈人员逃离缅北的偷渡故事，变得越来越惨烈。

意外的偷渡

　　不祥的预感，一开始就有了。
　　2019年9月，到达德宏机场时，刘绍正问招聘他的“大洋”，既然是出国工作，为什么不需要护照和签证？
　　“大洋”大概30岁左右，大个子，留着胡须，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大洋”告诉他，出境手续会办妥的，护照在缅北不管用，没有护照，还更安全。前半句话，刘绍正能理解，他事先查了一下，缅北是地方武装统治，管理很混乱。只是后半句话，听得他心头一愣。
　　但他没来得及细想，接头的人就赶着他们上车，前往下一站。他们到达瑞丽，穿过几个小镇，来回转了三四趟车，汇聚了10多个年轻人，都是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刘绍正回忆道：“他们脸上洋溢着期待，跟我一样，心里面都有幻想。”
　　中途，“大洋”收了他们的身份证，说是拿去办暂住证。
　　入夜，车仍在乡间行驶，“大洋”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一个新来的接头人挨个盯着每个人，要求他们把手机定位关了。直到这时，刘绍正才意识到不对劲：“这根本不是走正规的口岸啊，好像变成了一场偷渡？”
　　同行者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刘绍正却很慌，他打起了退堂鼓，喊驾驶员停车：“我不去了，我要回瑞丽。”
　　领头的人对这种情况早有准备，先是威胁他，入职手续全给办好了，走程序都是花大钱的，现在撂挑子，得赔偿一大笔损失。然后又换了近乎安抚的语气，说，又想赚大钱，又不想承担风险，哪有这么好的事？
　　同行者纷纷附和。
　　一个月前，刘绍正在贴吧里看到招聘信息：网站推广，月薪轻松过万，有额外提成，门槛低，还有专业培训、缅甸官方政策扶持。刘绍正此前也听过一位朋友讲缅甸淘金的经历，所以加了对方的QQ。
　　招聘人员叫“大洋”，面试时，只问了他打字速度如何。刘绍正说，他一个网瘾少年，打字最拿手了。

一次次推高，1000元、2000元，最终，着了魔一样的“客户”，会倾尽所有积蓄，跟她们想象中的意中人一起孤注一掷，想着捞一笔就上岸。

　　刘绍正考了两次高考，成绩还是一塌糊涂，他考不上像样一点的本科，也不愿意去职校，背着家人跑到深圳闯荡，当过酒吧服务员、卖过手机，他对这些工作始终不满意，换得频繁。兩年过去，还是身无分文，工资都充进手机游戏买皮肤了。
　　最近的工作是在奶茶店里冲奶茶，学了点技术和经验，回老家凑点钱，在县城开了间奶茶店。没多久，奶茶店倒闭了，他在家闲了一个多月，整天跟母亲吵架。
　　刘绍正把自己锁在房间，想着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直到贴吧上一条出国工作的信息，让他一下子“开悟”。 2019年6月，他决定出国赚大钱，回来再把奶茶店开了，不再让家里人瞧不起他。
　　车停在一个荒芜的三岔路口，驾驶员喊所有人下车，说，穿过前面的小路，往河边走。刘绍正豁出去了，跟着队伍一路小跑，来到了一处河堤旁，又来了2个人，领着他们往前跑。前方，有人在河堤上搭了梯子，叫他们从梯子翻进河沟。他们顺着对岸河堤，走了10多分钟，来到一座桥附近，一辆皮卡车等着他们。
　　他已经预感到，后面等待着他的，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误入杀猪盘

　　当天，车辆进入一栋带院子的楼房，把刘绍正一行人送进了“公司”的宿舍里，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双层床，拥挤不堪，散发出一阵阵恶臭。
　　刘绍正无心睡眠，手机定位显示，他已经来到了缅甸掸邦的勐波县。次日中午12点，一个名叫“阿B”的经理，把他们带到了三楼的办公室，密集的格子间，摆放着近20多台电脑，业务员们埋头工作，默不作声，大多20出头的样子。
　　经理给刘绍正配了两部新手机，已经装好了探探、SOUL、世纪佳缘等APP，新微信号里，刘绍正还有两个新的身份等着他去适应。 　　刘绍正意识到，这是进了一个诈骗窝。
　　他提出辞职，经理的回答简单明了：“不干可以，先交3万元赔偿款。”
　　3万元包含了机票、车费、偷渡费等费用，刘绍正谎称联系家长，人到国内，钱就送上，并試图把身份证追回来。
　　另一位“员工”警告他，如果没完成第一单，身份证是拿不回来的。刘绍正明白，只有诈骗成功了，你成了同伙，他们才会对你放心。但如果你始终没业绩，日子也不会好过。轻则当众辱骂、责罚，重则断吃断喝。
　　那些试图逃跑的人，下场更惨。刘绍正听说，不久前有个19岁的孩子想跑，被绑起来，狠狠地打一顿，然后就乖了，坐在工位上，一句话不说，拼命做业务。
　　经理警告说，不能乱跑，缅甸很混乱，有很多地方武装力量和民团，街上全是抢劫的，“随时会一枪崩了你”。
　　眼下，刘绍正只有假意顺从，但暗自发誓，绝不骗钱。
　　按照组长的指示，他要先把号养好，把形象包装出来。一个形象是投资人，涉足游戏、影视和互联网等行业；一个形象是37岁的企业家，苦命出生，早些年做生意失败，被妻子抛弃，后来做起了跨境电商，卖工艺品到世界各地，东山再起，年收入过百万。
　　每天，他要在朋友圈发一些喝茶、打高尔夫的照片、小视频，这些资料也是提前备好的，由一个专门的小组从网上扒下来，去掉水印之后，分配给各个业务员。同时，他还需要去各大婚恋网站和社交平台物色一些大龄单身女性，发展成潜在客户。当然，组长也会派一些黑市里买来的女性资料，详细、丰富，甚至包含成百上千张个人照片和视频。
　　入职前几天，一位姓张的主管给他们做培训，教材是一本“话术培训”，厚厚的一沓，如何跟“客户”聊天、引导“投资”，具体到开场白，早晚安问候，怎么升华感情，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一些特殊场景，如有“客户”要求看视频，也有对应套路来拒绝，比如，讲述自己曾经跟开车的家人视频通话，导致了一场车祸，从此对摄像头有心理阴影，如此还能树立一个深情的人设，博取对方同情。
　　刘绍正后来才知道，这个过程，他们称作“养猪”。
　　最需要掌握的，是下手的技巧和铺垫。一开始，要不经意透露自己正在炒股、玩彩票。感情升温时，可以找个时间请“客户”替你投一笔，并称自己掌握一些后台门道。随后，让她们自己尝一点甜头，投500元，赚一顿火锅钱，然后一次次推高，1000元、2000元，最终，着了魔一样的“客户”，会倾尽所有积蓄，跟她们想象中的意中人一起孤注一掷，想着捞一笔就上岸。
　　网站页面很简陋，有“重庆时时彩”“江苏快三”等玩法。“你肯定能猜到，一切尽在掌控中，后台随时可改参数。”
　　这就是杀猪的时刻。

“歧路”

　　刘绍正的工作时间是从中午一直到深夜12点。期间，私人手机会上缴，他不能跟家里人视频聊天。

很多个不眠的夜里，刘绍正经常听到烟花爆竹的声音。他后来知道，那是成功骗到50万的庆祝和狂欢。越这样，他逃离的念头越强烈。

　　一个月过去，刘绍正跟一位“离异大姐”聊到了彩票，对方主动提出想投2000元试试，他却岔开了话题。
　　“离异大姐”跟他妈妈一个年纪，40岁左右，来自江西，是个事业狂，不被丈夫理解，10年前离了婚。刘绍正用了变声器，手机定位是修改过的，他假扮的企业家，跟这位大姐的三观出奇一致，当然，这是来自话术本上的专门攻略。大姐很喜欢他，一口一个弟弟，叫得很是亲昵，她并不在乎钱，很乐于讨弟弟欢心。对于诈骗犯来说，这原本是最理想的“猪仔”。
　　刘绍正向南风窗记者坦言，诱惑面前，他其实也经历着人性的挣扎。
　　一方面，没有业绩，组长和经理对他的不满日益增多，中途一度只许他吃泡面。如果一直不“开张”，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苦头吃。
　　诱惑是赤裸裸的。他的底薪每个月5000元，但提成有10%～20%，要是拿下一单，对方投上50万，一下子挣它个10万，苦日子就到头了。不仅可以得到老板的信任，拿回身份证，还能把赎身费交了，再找个蛇头，把自己送回国。
　　他说：“但另一种声音告诉我，不可以这样。”
　　“不是自己有多高尚，而是一旦骗了人，一回国就成了诈骗犯，一辈子也洗不掉。”
　　杀猪盘里的底层从业者，大多只有20岁出头，还有很多是00后，有的跟他一样，是所谓的无业青年、混混，也有的还是学生。很多人是被朋友、老乡和同学骗过来的。
　　他觉得，这部分人是误入歧途，“正如我也是误入歧途一样”。
　　另一部分年纪稍大，有70后，也有80后，多数都犯过事，有前科的，一门心思要在这条邪路上走到底，以为逃出国门就可以无法无天。
　　刘绍正所在大楼，一共6层，全是这样的诈骗窝点，“公司”附近其他大楼也差不多如此。电诈窝点还遍及酒店、新兴写字楼、郊区民房。
　　很多个不眠的夜里，刘绍正经常听到烟花爆竹的声音。他后来知道，那是成功骗到50万的庆祝和狂欢。
　　越这样，他逃离的念头越强烈。
　　2019年11月的某个周末，一个跟他同龄的江西男生跟经理下楼买东西时，猛然间拔腿就跑，不到一分钟就被逮了回来，保安一顿拳打脚踢。男生趴在地上，一时间站不起身来。
　　这件事给了刘绍正相当大的刺激。
　　插翅难逃。诈骗团伙一般会请当地武装势力担任安保工作、保护他们的窝点，以及运送电子设备等工作也有民团势力的参与。更有甚者，他们还能从这些武装组织那里获知中国警方的调查动向。
　　所以，要逃出来，无异于飞天，刘绍正必须如履薄冰，一失败就万劫不复。
　　临近年底，母亲在微信上告知，父亲得了重疾，恐怕命不久矣。逃跑计划，不得不提上日程了，他也不顾身份证能不能拿得回来，“大不了重办一个”。 　　于是，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死里逃生

　　那天夜里，跳出围墙的刘绍正，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奋力地往前冲。慌乱中，他觉得身后有人跟了上来，但他不敢回头，生怕一回头就有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的后脑勺。
　　缅北，既是犯罪分子的天堂，也是误入歧途者的地狱。死里逃生的故事，屡屡在这里上演。
　　今年5月，荆州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令人骇然的杀猪盘案件。一位21岁的四川小伙被网友骗到云南芒市，说是请他当网管。谁知到了芒市后，车就一路开进了深山，直接把他送到了缅甸木姐。
　　不愿参与犯罪的他，也是从二楼跳下，被抓了回去。网友给出三个选择，一是跟着他们发财，二是支付12万赔偿金，如果都不愿意，就切掉他4根指头。
　　最终，一根长长的武士刀砍下来，4根指头被切断，鲜血四溅。
　　今年6月，重庆石柱县公安局也对外披露了相似的案件。一位业务员不愿朝同胞下手，被打耳光，被群殴。当他试图逃跑时，武装人员用枪托直接把他打晕在地，他被关进牛棚，长达一个月之久，由一群10多岁的童子军看管。同时被关的，还有10多人。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遭受这样的对待。
　　疫情前，一些詐骗团伙也会选择将不愿配合的业务员送回来，不仅拿到了“赔偿”，还能再赚一笔高昂的偷渡费。一般情况下，这些诈骗团伙和蛇头是捆绑的，有利益分成。
　　一位不愿具名的反诈民警对南风窗讲述，2019年，一群年轻人被骗到缅甸，几经周折才逃出魔窟，却发现待在酒店走投无路，索性买了服务器，自己搞起了杀猪盘诈骗。

诈骗逐渐取代毒品，正给缅北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经济景象，为诈骗人员提供生活配套的酒店、餐饮、网络服务等领域随之崛起，楼房越来越高，坑坑洼洼的路也变平了。

　　刘绍正庆幸的是，他赶在疫情前回到了国内，逃出那个噩梦般的大楼后，他沿着公路走到了天明。几天后，在一位华人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一位蛇头，返回国内，并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还把所有的资料，一并提交给警察。
　　没有预想中的牢狱之灾，他只缴纳了一笔偷越国境的罚款。

大劝返

　　证券时报一篇报道透露，近10万来自中国的诈骗犯栖居于缅北地区。他们集中于佤邦、果敢、木姐、小勐拉，这4座城市与云南直接接壤，边境线漫长，加之缅北统治混乱，边防薄弱，偷渡客来去自如。也因此，10万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没人知道这里藏匿了多少人，杀猪盘、裸聊、刷单等诈骗窝点，野蛮生长。
　　在很多东南亚国家，博彩和网络博彩是合法的，由此滋生了电信诈骗，2015年左右，缅甸的电诈案件还很少。彼时中缅警方还会相互配合，破案也容易。
　　2018年开始，缅北地区的电诈呈爆发式增长，一位熟悉警方办案的知情人士曾向媒体透露，这种变化或许是来自缅北当地政府高层被诈骗团伙贿赂，他们成立了“经济开发区”，给诈骗团伙办理“现金网业务”的营业许可证，如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诈骗逐渐取代毒品，正给缅北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经济景象，为诈骗人员提供生活配套的酒店、餐饮、网络服务等领域随之崛起，楼房越来越高，坑坑洼洼的路也变平了。
　　但疫情一来，疯狂的局势，很快就变了天，云南加强了边境防控，原本几十上百元的偷渡费，一度炒到了上万元，还未必能找到蛇头接活儿。随着缅甸疫情发展，落后的医疗条件，迫使一些犯罪分子不得不主动投案，甚至排长队自首。
　　最后通牒已经发出。最初是云南瑞丽市在去年11月底发出规劝跨境犯罪分子回国自首的通告，今年四五月份，一场“大劝返”行动正在全国多地展开，对拒不回国的电诈人员，一些地方采取了注销户籍的措施，甚至还纳入失信人员名单。
　　对此，刘绍正叹道，末日，终于来了。
　　（文中刘绍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