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远在春秋時代，社会上弥漫着鬼神信仰，寻神驱鬼的巫师和方士游走于民众中间的時候，孔子却能对其弟子说出“未知人，焉知鬼”(《论语?宪问》，后引自《论语》者，皆只注篇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敢说出如此睿智的话来，这在当時不仅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大智慧，还要具备力排众议，顶住各种压力的勇气才行。对此，无怪乎连视五经四书等古籍中的文字为“吃人的礼教”，赞成“打倒孔家店”的鲁迅，也不得不公道地赞叹“孔丘先生确实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孔子正是基于这种不肯谈鬼神的一贯思想，所以在传注《易经》時能提出“神道设教”的主张。《易经，观卦》，其辞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据传孔子为观卦所撰的《彖传》则日：“观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肯定《彖传》为孔子撰：“孔子晚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后，《周易》被尊为儒家经典《五经》之首，《易?十翼》为孔子亲自撰述，则无人质疑。直到宋朝的欧阳修产生了疑问，重新对《十翼》逐篇进行考证，确认其中有几篇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别人所撰，而《彖》和《象》仍认为是孔子所亲为。
事实上，孔子不仅在《易传》中有“神道设教”的思想主张，在儒家五经之一《礼记》中，也有相似的看法，如在《祭统》中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曰：祭者教之本也。”而在同经《祭义》篇中，则言之更确切：“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所以，通观孔子对鬼神的一贯言行，《观卦?彖》中所言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确实是孔子的思想主张。原来是“孔子见当時之人，或于吉凶祸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凿傅会，故演《易》系词，明义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所谓神道设教”。清代大儒皮瑞锡此论断，可谓是“的评”。
“神道设教”的思想，因为是孔子手定，当然受到历代的尊崇。而历代的统治者大都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崇之为“素王”，为了治国安民，也无不采取“神道设教”，作为“守国之度”、“顺民之经”，则理所当然。然而，在学者中间，特别是在“国学”热兴起之后，对神道设教的理解却引起不小的争议。
上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无神论史》(本人也参加了先秦无神论部分的写作)，就曾因为孔子“不言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而把孔子归入无神论的行列。而对他所倡导的“神道设教”，也只看作是将“鬼神”，当作为了教化“万民”而不得不设置的一尊木雕泥塑的“傀儡”罢了。至于孔子自己并不特别“信仰”。
历史发展到21世纪，国学经典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于是电视台百家讲坛请人宣讲《论语》，讲演者一炮走红。大学也纷纷设立国学院，收徒授课。因而，孔子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日益高大起来。在2007年出版的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周易>译注》，对书中第二十卦《观卦》之《彖传》里面所言的“观天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作注時，居然将中间“神道”一词释义为“为大自然运行的神妙规律”。而将上面《彖传》引文译作：
观仰大自然运行的神妙规律，就能理解四季交转毫不差错的道理；圣人效法大自然的神妙规律设教天下，天下万民于是纷纷顺服。(上海古籍出版社版，P122)
译注者因此用自己的“译文”，将春秋時代的孔子抬高推定为是一位“拒神鬼于门外”的大圣人啦。历史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在我国的经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两派注经的经师：一派是“六经注我”(比较主观随意)，一派是“我注六经”(比较客观规矩)。可是我们今天的学者，照理应该尊重历史，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才对，对古人及其经典既不能贬低，也不能“拔高”!这是关系到当代学者是否坚持严肃认真优良学风的大问题。
其实《观卦》的卦辞是“盥而不荐，有孚颗若”，意思是：当你观仰了庙堂祭祀开始時倾酒灌地的降神仪式之后，就不用再看下面的献飨之类的细节了，因为你心中已经充满诚敬肃穆的情绪了。这本来就是与孔子以往所教导的“稀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是一脉相承。而在他为《观卦》所撰写的《彖传》中则曰：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颐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显然，孔子撰《彖》，是进一步诠释引申《观卦》的卦辞的涵意。所言“观天之神道”和“神道设教”，其中“神道，一词显然就是指在宗庙堂社灌酒降神，飨祭追荐的“神鬼”无疑，清楚明白，岂有他哉?只不过孔子“聪明智慧地”将神鬼之有无的“问题”搁置起来未加说明而已，却绝不是断然否定了鬼神的存在。
当然，会有人端出“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这些名言来证明孔子是“无鬼神论”或至少是“泛神论”者。其实，这些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读到孔子所说的表面之义，而未能体会理解到其深刻涵义。钱锺书早在《管锥编》一书中议论到“神道设教”時，就睿智地指出：
若遽断鬼神迁怪之谈胥一二“圣人”之虚构，祭祀苛取之统佥一二“君子”所首创，则意过于通，又十八世纪之陈言尔。(意思是指斥理性主义者或无神论者之臆测——作者注)
钱锺书还进一步引唐代李商隐“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诗句，说诗人的这一诗句，充分点明了“神道设教”的主旨所在，即“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
其实，“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和谆谆教导弟子“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先进》)的意思是一样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要一味地在那里奢谈死啊，鬼啊，神啊的，而要把主要精力关注在现实人生，即亿万庶民的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所谓“远之”，是说不要像殷商那样“尽信神鬼”，要与鬼神保持一定“距离”，更不能让鬼魂附上人的身体，神与人合一，以人充神!如果把“远之”理解为与神鬼相背，远远地离开鬼神，那么孔子本人还怎么能那么重视礼，那么重视祭祀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呢?(《礼记?表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春秋時代真实的孔子，已经告别了尽信鬼的殷商，而且与“天佑德者”、“为德是辅”的西周旧观念相比已有了前进，更重视民众，“仁者爱人”。对鬼神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故“祭神如神在”，以神教民，以达到社会平安昌盛。孔子之所以“伟大”，即在于他的理性色彩增强了，更加重视“人”了，但距离否定神鬼则尚远。万不可以因尊孔或崇孔，就把孔子拉到无神论这边来，把“神道”释义为“大自然的神妙规律”，用现代人的思想去揣度孔子之心!以此译经、解经，向莘莘学子解释孔子，向人民群众讲解孔子，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因为颠倒历史，歪曲经典是学者的大忌，不可不防。
孔子“神道设教”的思想主张，发展到战国時的荀子和唐代的柳宗元時，其内涵确实有所升华，无神论的因素也有较大的提高。荀子在《天论》中说：“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柳宗元则谓：“且古人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而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
到了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还为此发出呼号，以警告世人：“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凭之神，而诅盟之事起矣。”(《日知录》卷二)到底还是这位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素有家国心怀的政治家兼学者的顾炎武能够如此尖锐地指出：如果处于“国乱无政”，社会上贪腐横行，小民的冤仇申诉无门，即使当政者祭起“神道设教”这个圣人提供的“法宝”，天下也不会“顺服”，人民群众照样会结社组盟，奋起进行抗争的!点明了“神道设教”并不是万能之策，仍有其局限性，值得后来者深思和汲取。
(本文编辑 谢宁)
孔子正是基于这种不肯谈鬼神的一贯思想，所以在传注《易经》時能提出“神道设教”的主张。《易经，观卦》，其辞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据传孔子为观卦所撰的《彖传》则日：“观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肯定《彖传》为孔子撰：“孔子晚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后，《周易》被尊为儒家经典《五经》之首，《易?十翼》为孔子亲自撰述，则无人质疑。直到宋朝的欧阳修产生了疑问，重新对《十翼》逐篇进行考证，确认其中有几篇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别人所撰，而《彖》和《象》仍认为是孔子所亲为。
事实上，孔子不仅在《易传》中有“神道设教”的思想主张，在儒家五经之一《礼记》中，也有相似的看法，如在《祭统》中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曰：祭者教之本也。”而在同经《祭义》篇中，则言之更确切：“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所以，通观孔子对鬼神的一贯言行，《观卦?彖》中所言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确实是孔子的思想主张。原来是“孔子见当時之人，或于吉凶祸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凿傅会，故演《易》系词，明义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所谓神道设教”。清代大儒皮瑞锡此论断，可谓是“的评”。
“神道设教”的思想，因为是孔子手定，当然受到历代的尊崇。而历代的统治者大都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崇之为“素王”，为了治国安民，也无不采取“神道设教”，作为“守国之度”、“顺民之经”，则理所当然。然而，在学者中间，特别是在“国学”热兴起之后，对神道设教的理解却引起不小的争议。
上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无神论史》(本人也参加了先秦无神论部分的写作)，就曾因为孔子“不言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而把孔子归入无神论的行列。而对他所倡导的“神道设教”，也只看作是将“鬼神”，当作为了教化“万民”而不得不设置的一尊木雕泥塑的“傀儡”罢了。至于孔子自己并不特别“信仰”。
历史发展到21世纪，国学经典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于是电视台百家讲坛请人宣讲《论语》，讲演者一炮走红。大学也纷纷设立国学院，收徒授课。因而，孔子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日益高大起来。在2007年出版的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周易>译注》，对书中第二十卦《观卦》之《彖传》里面所言的“观天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作注時，居然将中间“神道”一词释义为“为大自然运行的神妙规律”。而将上面《彖传》引文译作：
观仰大自然运行的神妙规律，就能理解四季交转毫不差错的道理；圣人效法大自然的神妙规律设教天下，天下万民于是纷纷顺服。(上海古籍出版社版，P122)
译注者因此用自己的“译文”，将春秋時代的孔子抬高推定为是一位“拒神鬼于门外”的大圣人啦。历史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在我国的经学史上，确实存在着两派注经的经师：一派是“六经注我”(比较主观随意)，一派是“我注六经”(比较客观规矩)。可是我们今天的学者，照理应该尊重历史，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才对，对古人及其经典既不能贬低，也不能“拔高”!这是关系到当代学者是否坚持严肃认真优良学风的大问题。
其实《观卦》的卦辞是“盥而不荐，有孚颗若”，意思是：当你观仰了庙堂祭祀开始時倾酒灌地的降神仪式之后，就不用再看下面的献飨之类的细节了，因为你心中已经充满诚敬肃穆的情绪了。这本来就是与孔子以往所教导的“稀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是一脉相承。而在他为《观卦》所撰写的《彖传》中则曰：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颐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显然，孔子撰《彖》，是进一步诠释引申《观卦》的卦辞的涵意。所言“观天之神道”和“神道设教”，其中“神道，一词显然就是指在宗庙堂社灌酒降神，飨祭追荐的“神鬼”无疑，清楚明白，岂有他哉?只不过孔子“聪明智慧地”将神鬼之有无的“问题”搁置起来未加说明而已，却绝不是断然否定了鬼神的存在。
当然，会有人端出“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这些名言来证明孔子是“无鬼神论”或至少是“泛神论”者。其实，这些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读到孔子所说的表面之义，而未能体会理解到其深刻涵义。钱锺书早在《管锥编》一书中议论到“神道设教”時，就睿智地指出：
若遽断鬼神迁怪之谈胥一二“圣人”之虚构，祭祀苛取之统佥一二“君子”所首创，则意过于通，又十八世纪之陈言尔。(意思是指斥理性主义者或无神论者之臆测——作者注)
钱锺书还进一步引唐代李商隐“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诗句，说诗人的这一诗句，充分点明了“神道设教”的主旨所在，即“一联足抵论士百数十言”。
其实，“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和谆谆教导弟子“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先进》)的意思是一样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要一味地在那里奢谈死啊，鬼啊，神啊的，而要把主要精力关注在现实人生，即亿万庶民的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所谓“远之”，是说不要像殷商那样“尽信神鬼”，要与鬼神保持一定“距离”，更不能让鬼魂附上人的身体，神与人合一，以人充神!如果把“远之”理解为与神鬼相背，远远地离开鬼神，那么孔子本人还怎么能那么重视礼，那么重视祭祀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呢?(《礼记?表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春秋時代真实的孔子，已经告别了尽信鬼的殷商，而且与“天佑德者”、“为德是辅”的西周旧观念相比已有了前进，更重视民众，“仁者爱人”。对鬼神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故“祭神如神在”，以神教民，以达到社会平安昌盛。孔子之所以“伟大”，即在于他的理性色彩增强了，更加重视“人”了，但距离否定神鬼则尚远。万不可以因尊孔或崇孔，就把孔子拉到无神论这边来，把“神道”释义为“大自然的神妙规律”，用现代人的思想去揣度孔子之心!以此译经、解经，向莘莘学子解释孔子，向人民群众讲解孔子，都是有害而无益的。因为颠倒历史，歪曲经典是学者的大忌，不可不防。
孔子“神道设教”的思想主张，发展到战国時的荀子和唐代的柳宗元時，其内涵确实有所升华，无神论的因素也有较大的提高。荀子在《天论》中说：“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柳宗元则谓：“且古人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而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
到了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还为此发出呼号，以警告世人：“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凭之神，而诅盟之事起矣。”(《日知录》卷二)到底还是这位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素有家国心怀的政治家兼学者的顾炎武能够如此尖锐地指出：如果处于“国乱无政”，社会上贪腐横行，小民的冤仇申诉无门，即使当政者祭起“神道设教”这个圣人提供的“法宝”，天下也不会“顺服”，人民群众照样会结社组盟，奋起进行抗争的!点明了“神道设教”并不是万能之策，仍有其局限性，值得后来者深思和汲取。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