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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宋代文章选本所表现出的“共识”不同，宋代诗歌选本呈现出多元丛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较之文章选本，宋代诗歌选本与理学的关系相对松散，与文学思潮、审美趣尚的联系则更为紧密，选家的主观意识与门户之见也更为突出。受此影响，宋代诗歌选本的入选对象各自迥异、少有交会，这使得宋代诗歌选本对诗人诗作的整体彰显功能不可避免地相对弱化，进而造成宋代诗歌选本整体传播效应的相对弱化。
关键词：宋代;诗歌选本;多元丛生;彰显功能;传播效应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0-0094-05
宋代文章选本在传播功能与效应方面的优异表现之一，是遴选与推出了一批散文名家。虽然宋代文章选本的选编者包含了古文家与理学家两类人，但他们在“谁是最优秀的散文作者”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某种默契，达成了某种共识。宋代古文之“道”与理学之“道”存在某种同源关系，理学对古文存在一定程度的容纳与默许。正如方孝岳先生所指出，一方面，宋代“古文家本近于理学家”，“欧阳修等是古文家，固非纯然理学家，而且像苏东坡，尤其与理学相反，所谓洛、蜀二党的争论，是很显然的;但像欧阳修这种取法韩愈，比较多注重道的一方面的人，就与理学家更为接近了”①;另一方面，理学家选文，大都是“理学家和古文家两层眼光混合一起”，“所选的那些散文，其去取标准，和其他古文家，并没有什么大异”②。与宋代文章选本所表现出的“共识”不同，宋代诗歌选本呈现出多元丛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较之文章选本，宋代诗歌选本与理学的关系相对松散，与文学思潮、审美趣尚的联系则更为紧密，选家的主观意识与门户之见也更为突出。受此影响，宋代诗歌选本的入选对象各自迥异、彼此背离、少有交会，这使得宋代诗歌选本对诗人诗作的整体彰显功能不可避免地相对弱化，进而造成宋代诗歌选本整体传播效应的相对弱化。
一、宋代诗歌选本的多元丛生现象
宋代文章选本之“共识”的形成是因为有“道”作为纽带，无论选家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无论选家是主张“文以明道”“文与道俱”“文以贯道”，还是主张“文以载道”“文从道中流出”“文便是道”，文与道皆密切相关，选家与选家也就有了对话和沟通的基础，选本与选本也就有了产生“共识”的可能。而对于诗歌而言，宋人并没有赋予其太多“道”的承载职能。虽然宋人也像前人一样强调诗歌的政教美刺功用，如范仲淹认为诗歌应该“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③，欧阳修也曾说过诗人若能“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则可“追商、周、鲁《颂》之作者”。④ 但同时，宋人更多谈到的是诗歌的审美功能，如苏轼在人生遭遇坎坷之际，辄以诗歌自娱自励，进而达于对现实苦难之艺术化超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⑤ 刘克庄在谈到时人作诗的情况时也曾经说：“近时诗人竭心思搜索，极笔力雕镌……皆轻清华艳，如露蝉之鸣木杪，翡翠之戏苕上，非不娱耳而悦目也。”⑥ 从“轻清华艳”“娱耳而悦目”等语不难见出，时人之作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情悦性，而与义理关涉不多。正如吴建民先生所总结的：“至宋代，‘美刺’说虽然仍是理论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但理论上没有多少创见。”⑦ “如果说钟嵘之前的诗歌功用论是以孔子、《毛诗序》所倡导的政教功用论为主导的话，那么，钟嵘之后，一直到明清，诗歌功用论则是以审美功用论为主导了。虽然提倡政教功用论者亦时常出现，但不占主流。”⑧ 关于此点，周裕锴先生亦有精到的论述，他指出：“（宋人）关于诗之为用的认识，已非汉儒的政教说所能拘囿，不仅蕴含着复兴重建儒家文化的时代精神，而且显示出士大夫对人生存在困境的自觉超越”，“宋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由政治层面渐向道德心理层面的倾斜。北宋诗歌复古运动的政治关怀，在理学家那里化为道德规范和义理阐发，在江西诗派那里化为人格陶养甚至美学追求，在四灵、江湖诗派那里更蜕变为‘甜美’的愉悦”。⑨
由于宋人对诗歌功用的认识总体来看比较通脱，故而宋人作诗风貌各异，流派迭现，各逞其才。虽然宋诗中亦有理学诗一派，但其在宋诗整体发展历程中的位置并不十分显赫，因为对理学家而言，君子之学重在润身务本、涵养心性，作诗之事不可多为，偶一为之也只能是“余事”而已。理学对宋诗的影响，远不及理學对宋文的影响那样深远。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对宋代诗歌体派有较为详尽系统的论析，他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后生晚进，不知颠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浅日下。然尚有余杭二赵、上饶二泉，典刑未泯。”⑩
与宋诗发展演进所呈现出的生动景观相适应，与宋代文学思潮、审美趣尚的风云递变相联系，宋代诗歌选本呈现出多元丛生、众声喧哗的态势。宋初的诗歌选本，与“宋初三体”相互关联，相互生发，诗歌现象、创作风尚与诗歌选本之间呈现出一种循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诗歌选本的传布，对创作风尚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创作风尚的流行又促成了更多诗歌选本的生产与流播。随后诗坛革新之风兴起，出现了力矫西昆、独出机杼的《唐百家诗选》。南宋以降，理学隆兴，由于理学对文学的渗透，出现了以理学标准选诗者，如《诗准·诗翼》与《濂洛风雅》。南宋后期，有宋一代最具影响力的江西诗派开始衰微，杨万里、陆游等人率先突破江西法门，转学晚唐，最终自成风调，卓然名家。受此影响，“四灵”、江湖诗人皆宗晚唐，于是宗唐诗学思潮蔚然成风。伴随宗唐诗学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一批专选唐诗之选本，如《二妙集》《众妙集》《万首唐人绝句》《三体唐诗》《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唐僧弘秀集》《分门纂类唐歌诗》等。而宋末元初之方回，于宋亡之后，回顾南宋中后期的诗歌发展历程，颇为不平，于是编选《瀛奎律髓》，以选本的形式对南宋中后期之宗唐思潮进行反拨与矫正，肯定并张扬江西诗风，进而确立宋诗之特质。 宋代诗歌选本的门户之见与主观意识亦极为鲜明，如《二李唱和集》《九僧诗集》《西昆酬唱集》《坡门酬唱集》等酬唱类选本与群体性选本之自设门限，又如《众妙集》之偏重大历、晚唐，《三体唐诗》之独喜大历、中唐，《诗家鼎脔》之侧重于江湖一派，等等。而其中，尤以《濂洛风雅》为甚。《濂洛风雅》是一部典型的理学诗歌选本，但它并未全面反映宋代理学家诗歌创作情况，而是“在确定选录对象时体现出了强烈的门派意识”{11}，严立门派，绝无旁杂。该集所取，正如其名，特为濂洛一系理学家之诗，非濂洛一系的其他各理学流派的理学家诗歌，绝不择取。而所谓濂洛一系，亦即周、程理学，或曰程、朱理学。选家金履祥为朱熹之四传弟子，《四库全书总目》卷165《仁山集》提要谓：“履祥受学于王柏，柏受学于何基，基受学于黄干，号为得朱子之传。”{12} 朱熹所传乃二程之学。二程曾从周敦颐“南安问道”。周敦颐之学号为“濂学”，二程之学号为“洛学”，金履祥以周、程为宋代理学之宗，故名其集曰《濂洛风雅》。
二、彰显对象的背离与传播效应的相对弱化
由于宋代诗歌选本或随文学思潮、审美趣尚的流变而迎合变化，或因选家的门户之见和主观意识而严守门限、各自为政，故而其彰显对象彼此迥异，呈现出一种相互背离的态势，并进而造成了选本彰显功能的弱化。以下择取宋代诗歌选本之影响较著者，略述其选诗情况：
《二李唱和集》，李昉编。选录李昉与同僚李至往来唱和、缘情遣兴之作。收诗数量，卷首序称123首，而清代罗振玉《二李唱和集跋》曰：“卷首李昉序称得诗一百二十三首，今数之，除已佚之第十三页外，尚得诗一百五十六首，序所记之数殆有误也。”
《九僧诗集》，陈充编。选录宋初以诗鸣世之九位僧人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的诗作。收诗数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110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107首，清代毛扆则谓134首。
《西昆酬唱集》，杨亿编。选录杨亿与刘筠、钱惟演等人的唱和诗。所收诗人诗作的具体数目，祝尚书先生在《〈西昆酬唱集〉二考》一文中作了详尽考辨，考证出原本《西昆酬唱集》中的酬唱人数为18人，传本《西昆酬唱集》脱去卷末之王曾，故只17人;《西昆酬唱集》原本收诗247首，后世传本脱王曾1首，应为246首，收诗250首之传本中有4首为羼入的赝品。
《四家诗选》，王安石编。选录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4家之诗。
《唐百家诗选》，王安石编。据黄永年、陈枫校点本统计，该集共选唐诗104家，1262首，入选诗作最多的是王建（92首），其次为皇甫冉（85首）、岑参（81首）、高适（71首）、韩偓（59首）、戴叔伦（47首）、杨巨源（46首）、李涉（37首）、卢纶（36首）、孟浩然（33首）、许浑（33首）等人。而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世人公认的大家、名家一首未选。
《古今绝句》，吴说编。选录杜甫、王安石2人之诗，其中杜甫132首，王安石613首，共计745首。
《坡门酬唱集》，邵浩编。收录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及其他苏门文人相与唱和之诗，共660首。
《中兴群公吟稿》，陈起编。全集凡48卷，录153人之诗;今存其残帙，名《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共7卷，卷1—3录戴复古诗141首，卷4—5录高九万诗114首，卷6录姜夔诗49首，卷7录严坦叔诗118首。
《增广圣宋高僧诗选》，陈起编。选录宋代僧人之诗，分前集、后集、续集三部分，其前集即《九僧诗集》。
《万首唐人绝句》，洪迈编。专选唐人五、七言绝句，其中七言绝句75卷，五言绝句25卷，共100卷，每卷100首，共10000首。
《二妙集》，赵师秀编。专选贾岛、姚合2人之诗。
《众妙集》，趙师秀编。专选唐人五、七言律诗，其中绝大多数为五言律诗。所选诗人多为晚唐诗人和大历诗人，初、盛唐诗人只有沈佺期、王维、孟浩然、岑参等擅长律诗者入选。
《三体唐诗》，周弼编。专选唐人七绝、七律、五律。所选诗人共140人，其中初唐6人、盛唐16人、中唐66人、晚唐52人。选诗在5首以上（含5首）者共14人，依次为刘长卿、王维、杜牧、岑参、许浑、李商隐、雍陶、姚合、郑谷、刘禹锡、韩翃、王建、司空图、张籍（据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统计），多为大历、中唐诗人。
《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赵蕃、韩淲编，谢枋得注。专选唐人七言绝句。共选54人101首诗，入选诗人自韦应物至吕洞宾，其中刘禹锡入选诗作最多，达14首，其他诗人皆寥寥数首，而李白、杜甫、韩愈、元稹等人皆未入选。
《唐僧弘秀集》，李■编。选唐代名僧之诗，凡52人500首。
《分门纂类唐歌诗》，赵孟奎编。该集之编纂乃在求全求备，共收诗人1353家，诗歌40791首。原书100卷，今存《宛委别藏》残本，仅余11卷。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佚名编。选录唐、宋诗人之作，共35卷。旧传为刘克庄编，实为书商射利而作。该集收录作品较为随意，且经常肆意删节作品;集名为“唐宋时贤”，而实唐人中羼入宋人、宋人中杂入唐人，甚至混入不属唐宋之人，杂凑之迹甚明;署名则草率紊乱，讹误错漏、张冠李戴之处触目可见。以上种种，李更、陈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中多有考述，这表明该集编者学识十分有限，本无明确之审美趣尚与去取标准。
《诗家鼎脔》，佚名编。收录南宋诗人赵师秀、徐照、翁卷、戴复古、刘克庄、魏了翁、严羽、阮秀实、林洪、孙季蕃、高九万等人之诗，共96人179首，其中卷上王显世之《金沙夏》有目无诗，故实收178首。所选诗人诗作，多者十余首，少者仅一二首，盖取“尝鼎一脔”之意。所选诗人范围不广，偏于江湖诗人，尤以小家为多，卷首署名“倦叟”者批评说：“宋季江湖诗派，以尤、杨、范、陆为大家，兹选均不及，稍推服紫芝、石屏、后村、仪卿，其余人各一二诗，止隘矣。”{13} 《詩准·诗翼》，何无适、倪希程编。该集由《诗准》《诗翼》两部分组成，《诗准》4卷，其中古谣歌词1卷，附录1卷，汉、魏、晋、宋诗2卷;《诗翼》4卷，杂取唐宋诗人之诗。
《瀛奎律髓》，方回编。专选唐宋两代之五、七言律诗。据李庆甲集评校点本“前言”，该集共选诗3014首（重出22首，实为2992首），385家。其中，宋诗入选1765首，221家，比重明显超过唐诗。入选作品在20首以上（含20首）者有36人，其中，唐代12人：杜甫（221首）、白居易（127首）、贾岛（67首）、刘禹锡（52首）、张籍（47首）、姚合（42首）、韩偓（36首）、岑参（31首）、李商隐（24首）、刘长卿（21首）、吴融（21首）、王建（20首）;宋代24人：陆游（188首）、梅尧臣（127首）、陈师道（111首）、王安石（81首）、张耒（79首）、陈与义（68首）、曾几（63首）、苏轼（41首）、刘克庄（40首）、宋祁（36首）、张泽民（36首）、黄庭坚（35首）、杨万里（31首）、尤袤（31首）、吕本中（28首）、范成大（28首）、王安国（25首）、韩琦（24首）、翁卷（24首）、赵师秀（24首）、林逋（23首）、赵蕃（23首）、韩淲（22首）、朱熹（22首）。
《月泉吟社》，吴渭编。所录皆宋遗民之诗，共60人（重出7人，实为53人），74首。作者名下大多注有籍贯或所寓之地，以月泉所在之浙江浦江县及其附近之义乌、东阳、建德、桐江、分水等地的作者最多，另有部分作者来自杭州、福建三山、江苏昆山等地。这些作者，可考知姓名者46人。46人中，连文凤、白珽、仇远身世稍显，梁相、刘应龟、魏新之、杨本然、杨舜举、金璧、刘汝钧、林子明、周暕、黄景昌、陈希声、陈尧道、陈舜道、许元发、陈君用、陈养直、吴思齐等人行迹约略见于元代有关载籍。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一书中有专文考述。
《濂洛风雅》，金履祥编。选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游酢、杨时、吕大临、尹焞、张绎、胡安国、罗从彦、陈瓘、邹浩、徐叟、吕居仁、鲁几、胡寅、胡宏、刘彦冲、李侗、朱松、林之奇、朱熹、吕祖谦、张栻、黄干、陈淳、徐侨、杨与立、刘炎、赵蕃、方士繇、范念德、鲁极、真德秀、巩丰、时澜、蔡渊、叶采、刘圻、何基、王柏、王偘、程端蒙45人之诗，皆濂洛一系理学家。
从以上述列不难看出，宋代诗歌选本个性鲜明、特色迥异，各自为政、少有交会。以选本所收诗歌的范围进行划分，宋代诗歌选本可大致归为专选唐诗、专选宋诗、兼选唐宋、通选各代4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选编景观。
专选唐诗之选本，虽皆出于宗唐之意，然选家趣尚各异，具体所取亦自不同。从选诗的广度来看，既有广收博取、求全求备之《分门纂类唐歌诗》，更多各选所爱、专取偏嗜、独具面目者，如避熟就新、“殊不可解”之《唐百家诗选》，专选贾岛、姚合诗之《二妙集》，专选方外僧侣诗之《唐僧弘秀集》;从所选诗歌的体式来看，有专选绝句之《万首唐人绝句》，有专选律诗之《众妙集》，有专选七绝、七律、五律“三体”之《三体唐诗》，有专选七绝之《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从所选时段来看，有偏重大历、晚唐之《众妙集》，亦有独好大历、中唐之《三体唐诗》。
专选宋诗之选本，好尚各异。上文所列之9种宋诗选本，除《九僧诗集》与《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因选编上的承继关系而存在交叉外，竟再无叠合者：《二李唱和集》专录李昉与同僚李至往来唱和之作，《西昆酬唱集》选录杨亿与刘筠、钱惟演等人的唱和诗，《坡门酬唱集》选录苏门文人相与酬唱之诗，《中兴群公吟稿》偏取“中兴”诗人之作，《诗家鼎脔》以选取宋末“江湖”之诗为主，《月泉吟社》专录宋末月泉吟社中遗民之诗，《濂洛风雅》专选濂洛一系理学家之诗。
兼选唐宋诗之选本，选家所好亦各不同。《四家诗选》专选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4家之诗;《古今绝句》名曰“古今”，实只选杜甫、王安石2人之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舛误纷纭，淆乱异常，本无明确宗尚;《瀛奎律髓》则以宋比唐，力挺江西诗派，为江西诗派张目、为宋诗正名之意甚明。
通选各代之选本，上文所列仅《诗准·诗翼》1种，其中《诗翼》所选皆唐宋诗人之作。虽然《诗准·诗翼》全编之选编标准与《濂洛风雅》同为理学标准，但《诗准·诗翼》较之《濂洛风雅》取径为宽，所选并不限于理学家之诗，更非《濂洛风雅》之非濂洛一系不取，而且其将所选之诗区分等次，《诗翼》所选不过是“羽翼舆卫”之作，并非纯正理学之诗，故而检视其集，无一人一诗与《濂洛风雅》重出。
宋代诗歌选本之所以呈现出这种彼此背离、少有交会的景观，是与宋代诗人的特异处境和宋代诗歌发展的特异历程密切相关的。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到了宋代，宋人面对唐诗这座宏伟壮观的高峰，在景仰、赞叹之余，很快就发现他们处于一种超越与变通的困蹇境地，以至于数百年以下，清人蒋士铨尚不无同感地慨叹：“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辩诗》）最终，宋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寻摸索后，放弃超越而选择了变通，他们从学习、模拟到图变、创新，最终形成了与“唐音”并誉而殊异的“宋调”。返观这一段诗史，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是在对唐诗的规摹与变化中完成的。宋代诗歌选本中专选唐诗者众多，乃是宋人以唐诗作为参照、范本的生动写照;这些唐诗选本在选诗时段、体式及具体对象上的不同，则表明宋人曾经分别选取各自所好之唐诗群体作为赏鉴、学习和参照的对象。宋代诗歌选本中专选宋诗者好尚各异，则表现了宋人对宋诗质素具体认识与评价的差异。宋代诗歌选本中兼选唐、宋诗之选本的存在，以及《瀛奎律髓》等选本重宋甚于重唐的现象，则表明宋人有意将宋诗与唐诗进行比较，并认为宋诗不逊于唐诗。
由于宋代诗歌选本的彼此背离、少有交会，使得宋代诗歌选本对诗人诗作的整体彰显功能不可避免地相对弱化，进而造成宋代诗歌选本整体传播效应的部分削减，这也是宋代诗人中没有出现如宋代散文作家之“六大家”的部分原因所在。宋代虽然也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一批享誉当世的著名诗人，但在这批著名诗人的成名因素中，选本的彰显作用相对较弱，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推举作用更为突出。宋代的诗人群体、诗歌流派声势之盛超过前代，他们“以日常交游为基础，以诗酒唱酬为纽带”，“既促进文学创作，同时也发挥联系政治盟友、储备人际资源的功能”。{14} 如欧阳修、苏轼乃是北宋两代文坛宗主，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分别是欧门举子群、苏门学士群、新党作家群的领袖人物，胡应麟云：“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15}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盟主，当江西诗派隆盛之时，学士文人皆以厕身其中而倍感荣耀，时人孙觌曾对当时之情形有生动记述：“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当是时，江右人学诗者皆自黄氏。至靖康、建炎间，鲁直之甥徐师川、二洪驹父玉父皆以诗人进，居从官大臣之列，一时学士大夫向慕，作为江西宗派。如佛氏传心，推次甲乙，绘而为图。凡挂一名其中，有荣辉焉。”{16} 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则在当时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方回云：“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17}由于群体交游、流派活动的推举功能与彰扬效应，群体、流派中的领袖人物无疑会为世人所瞩目，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②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6、168页。
③ 范仲淹：《唐异诗序》，《范文正公集》卷6，《四部丛刊》本。
④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2页。
⑤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26页。
⑥ 刘克庄：《晚觉翁稿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7，《四部丛刊》本。
⑦⑧ 吴建民：《中国古代诗学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70页。
⑨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⑩ 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王友胜：《唐宋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1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5，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9页。
{13} 倦叟：《诗家鼎脔序》，佚名：《诗家鼎脔》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9页。
{15}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16} 孙觌：《西山老文集序》，《鸿庆居士集》卷3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桐江集》卷1，《宛委别藏》本。
作者简介：邓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广东湛江，524088。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宋代;诗歌选本;多元丛生;彰显功能;传播效应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0-0094-05
宋代文章选本在传播功能与效应方面的优异表现之一，是遴选与推出了一批散文名家。虽然宋代文章选本的选编者包含了古文家与理学家两类人，但他们在“谁是最优秀的散文作者”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某种默契，达成了某种共识。宋代古文之“道”与理学之“道”存在某种同源关系，理学对古文存在一定程度的容纳与默许。正如方孝岳先生所指出，一方面，宋代“古文家本近于理学家”，“欧阳修等是古文家，固非纯然理学家，而且像苏东坡，尤其与理学相反，所谓洛、蜀二党的争论，是很显然的;但像欧阳修这种取法韩愈，比较多注重道的一方面的人，就与理学家更为接近了”①;另一方面，理学家选文，大都是“理学家和古文家两层眼光混合一起”，“所选的那些散文，其去取标准，和其他古文家，并没有什么大异”②。与宋代文章选本所表现出的“共识”不同，宋代诗歌选本呈现出多元丛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较之文章选本，宋代诗歌选本与理学的关系相对松散，与文学思潮、审美趣尚的联系则更为紧密，选家的主观意识与门户之见也更为突出。受此影响，宋代诗歌选本的入选对象各自迥异、彼此背离、少有交会，这使得宋代诗歌选本对诗人诗作的整体彰显功能不可避免地相对弱化，进而造成宋代诗歌选本整体传播效应的相对弱化。
一、宋代诗歌选本的多元丛生现象
宋代文章选本之“共识”的形成是因为有“道”作为纽带，无论选家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无论选家是主张“文以明道”“文与道俱”“文以贯道”，还是主张“文以载道”“文从道中流出”“文便是道”，文与道皆密切相关，选家与选家也就有了对话和沟通的基础，选本与选本也就有了产生“共识”的可能。而对于诗歌而言，宋人并没有赋予其太多“道”的承载职能。虽然宋人也像前人一样强调诗歌的政教美刺功用，如范仲淹认为诗歌应该“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③，欧阳修也曾说过诗人若能“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则可“追商、周、鲁《颂》之作者”。④ 但同时，宋人更多谈到的是诗歌的审美功能，如苏轼在人生遭遇坎坷之际，辄以诗歌自娱自励，进而达于对现实苦难之艺术化超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⑤ 刘克庄在谈到时人作诗的情况时也曾经说：“近时诗人竭心思搜索，极笔力雕镌……皆轻清华艳，如露蝉之鸣木杪，翡翠之戏苕上，非不娱耳而悦目也。”⑥ 从“轻清华艳”“娱耳而悦目”等语不难见出，时人之作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情悦性，而与义理关涉不多。正如吴建民先生所总结的：“至宋代，‘美刺’说虽然仍是理论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但理论上没有多少创见。”⑦ “如果说钟嵘之前的诗歌功用论是以孔子、《毛诗序》所倡导的政教功用论为主导的话，那么，钟嵘之后，一直到明清，诗歌功用论则是以审美功用论为主导了。虽然提倡政教功用论者亦时常出现，但不占主流。”⑧ 关于此点，周裕锴先生亦有精到的论述，他指出：“（宋人）关于诗之为用的认识，已非汉儒的政教说所能拘囿，不仅蕴含着复兴重建儒家文化的时代精神，而且显示出士大夫对人生存在困境的自觉超越”，“宋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大致经历了由政治层面渐向道德心理层面的倾斜。北宋诗歌复古运动的政治关怀，在理学家那里化为道德规范和义理阐发，在江西诗派那里化为人格陶养甚至美学追求，在四灵、江湖诗派那里更蜕变为‘甜美’的愉悦”。⑨
由于宋人对诗歌功用的认识总体来看比较通脱，故而宋人作诗风貌各异，流派迭现，各逞其才。虽然宋诗中亦有理学诗一派，但其在宋诗整体发展历程中的位置并不十分显赫，因为对理学家而言，君子之学重在润身务本、涵养心性，作诗之事不可多为，偶一为之也只能是“余事”而已。理学对宋诗的影响，远不及理學对宋文的影响那样深远。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对宋代诗歌体派有较为详尽系统的论析，他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后生晚进，不知颠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浅日下。然尚有余杭二赵、上饶二泉，典刑未泯。”⑩
与宋诗发展演进所呈现出的生动景观相适应，与宋代文学思潮、审美趣尚的风云递变相联系，宋代诗歌选本呈现出多元丛生、众声喧哗的态势。宋初的诗歌选本，与“宋初三体”相互关联，相互生发，诗歌现象、创作风尚与诗歌选本之间呈现出一种循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诗歌选本的传布，对创作风尚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创作风尚的流行又促成了更多诗歌选本的生产与流播。随后诗坛革新之风兴起，出现了力矫西昆、独出机杼的《唐百家诗选》。南宋以降，理学隆兴，由于理学对文学的渗透，出现了以理学标准选诗者，如《诗准·诗翼》与《濂洛风雅》。南宋后期，有宋一代最具影响力的江西诗派开始衰微，杨万里、陆游等人率先突破江西法门，转学晚唐，最终自成风调，卓然名家。受此影响，“四灵”、江湖诗人皆宗晚唐，于是宗唐诗学思潮蔚然成风。伴随宗唐诗学思潮的兴起，出现了一批专选唐诗之选本，如《二妙集》《众妙集》《万首唐人绝句》《三体唐诗》《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唐僧弘秀集》《分门纂类唐歌诗》等。而宋末元初之方回，于宋亡之后，回顾南宋中后期的诗歌发展历程，颇为不平，于是编选《瀛奎律髓》，以选本的形式对南宋中后期之宗唐思潮进行反拨与矫正，肯定并张扬江西诗风，进而确立宋诗之特质。 宋代诗歌选本的门户之见与主观意识亦极为鲜明，如《二李唱和集》《九僧诗集》《西昆酬唱集》《坡门酬唱集》等酬唱类选本与群体性选本之自设门限，又如《众妙集》之偏重大历、晚唐，《三体唐诗》之独喜大历、中唐，《诗家鼎脔》之侧重于江湖一派，等等。而其中，尤以《濂洛风雅》为甚。《濂洛风雅》是一部典型的理学诗歌选本，但它并未全面反映宋代理学家诗歌创作情况，而是“在确定选录对象时体现出了强烈的门派意识”{11}，严立门派，绝无旁杂。该集所取，正如其名，特为濂洛一系理学家之诗，非濂洛一系的其他各理学流派的理学家诗歌，绝不择取。而所谓濂洛一系，亦即周、程理学，或曰程、朱理学。选家金履祥为朱熹之四传弟子，《四库全书总目》卷165《仁山集》提要谓：“履祥受学于王柏，柏受学于何基，基受学于黄干，号为得朱子之传。”{12} 朱熹所传乃二程之学。二程曾从周敦颐“南安问道”。周敦颐之学号为“濂学”，二程之学号为“洛学”，金履祥以周、程为宋代理学之宗，故名其集曰《濂洛风雅》。
二、彰显对象的背离与传播效应的相对弱化
由于宋代诗歌选本或随文学思潮、审美趣尚的流变而迎合变化，或因选家的门户之见和主观意识而严守门限、各自为政，故而其彰显对象彼此迥异，呈现出一种相互背离的态势，并进而造成了选本彰显功能的弱化。以下择取宋代诗歌选本之影响较著者，略述其选诗情况：
《二李唱和集》，李昉编。选录李昉与同僚李至往来唱和、缘情遣兴之作。收诗数量，卷首序称123首，而清代罗振玉《二李唱和集跋》曰：“卷首李昉序称得诗一百二十三首，今数之，除已佚之第十三页外，尚得诗一百五十六首，序所记之数殆有误也。”
《九僧诗集》，陈充编。选录宋初以诗鸣世之九位僧人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的诗作。收诗数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110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107首，清代毛扆则谓134首。
《西昆酬唱集》，杨亿编。选录杨亿与刘筠、钱惟演等人的唱和诗。所收诗人诗作的具体数目，祝尚书先生在《〈西昆酬唱集〉二考》一文中作了详尽考辨，考证出原本《西昆酬唱集》中的酬唱人数为18人，传本《西昆酬唱集》脱去卷末之王曾，故只17人;《西昆酬唱集》原本收诗247首，后世传本脱王曾1首，应为246首，收诗250首之传本中有4首为羼入的赝品。
《四家诗选》，王安石编。选录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4家之诗。
《唐百家诗选》，王安石编。据黄永年、陈枫校点本统计，该集共选唐诗104家，1262首，入选诗作最多的是王建（92首），其次为皇甫冉（85首）、岑参（81首）、高适（71首）、韩偓（59首）、戴叔伦（47首）、杨巨源（46首）、李涉（37首）、卢纶（36首）、孟浩然（33首）、许浑（33首）等人。而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等世人公认的大家、名家一首未选。
《古今绝句》，吴说编。选录杜甫、王安石2人之诗，其中杜甫132首，王安石613首，共计745首。
《坡门酬唱集》，邵浩编。收录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及其他苏门文人相与唱和之诗，共660首。
《中兴群公吟稿》，陈起编。全集凡48卷，录153人之诗;今存其残帙，名《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共7卷，卷1—3录戴复古诗141首，卷4—5录高九万诗114首，卷6录姜夔诗49首，卷7录严坦叔诗118首。
《增广圣宋高僧诗选》，陈起编。选录宋代僧人之诗，分前集、后集、续集三部分，其前集即《九僧诗集》。
《万首唐人绝句》，洪迈编。专选唐人五、七言绝句，其中七言绝句75卷，五言绝句25卷，共100卷，每卷100首，共10000首。
《二妙集》，赵师秀编。专选贾岛、姚合2人之诗。
《众妙集》，趙师秀编。专选唐人五、七言律诗，其中绝大多数为五言律诗。所选诗人多为晚唐诗人和大历诗人，初、盛唐诗人只有沈佺期、王维、孟浩然、岑参等擅长律诗者入选。
《三体唐诗》，周弼编。专选唐人七绝、七律、五律。所选诗人共140人，其中初唐6人、盛唐16人、中唐66人、晚唐52人。选诗在5首以上（含5首）者共14人，依次为刘长卿、王维、杜牧、岑参、许浑、李商隐、雍陶、姚合、郑谷、刘禹锡、韩翃、王建、司空图、张籍（据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统计），多为大历、中唐诗人。
《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赵蕃、韩淲编，谢枋得注。专选唐人七言绝句。共选54人101首诗，入选诗人自韦应物至吕洞宾，其中刘禹锡入选诗作最多，达14首，其他诗人皆寥寥数首，而李白、杜甫、韩愈、元稹等人皆未入选。
《唐僧弘秀集》，李■编。选唐代名僧之诗，凡52人500首。
《分门纂类唐歌诗》，赵孟奎编。该集之编纂乃在求全求备，共收诗人1353家，诗歌40791首。原书100卷，今存《宛委别藏》残本，仅余11卷。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佚名编。选录唐、宋诗人之作，共35卷。旧传为刘克庄编，实为书商射利而作。该集收录作品较为随意，且经常肆意删节作品;集名为“唐宋时贤”，而实唐人中羼入宋人、宋人中杂入唐人，甚至混入不属唐宋之人，杂凑之迹甚明;署名则草率紊乱，讹误错漏、张冠李戴之处触目可见。以上种种，李更、陈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中多有考述，这表明该集编者学识十分有限，本无明确之审美趣尚与去取标准。
《诗家鼎脔》，佚名编。收录南宋诗人赵师秀、徐照、翁卷、戴复古、刘克庄、魏了翁、严羽、阮秀实、林洪、孙季蕃、高九万等人之诗，共96人179首，其中卷上王显世之《金沙夏》有目无诗，故实收178首。所选诗人诗作，多者十余首，少者仅一二首，盖取“尝鼎一脔”之意。所选诗人范围不广，偏于江湖诗人，尤以小家为多，卷首署名“倦叟”者批评说：“宋季江湖诗派，以尤、杨、范、陆为大家，兹选均不及，稍推服紫芝、石屏、后村、仪卿，其余人各一二诗，止隘矣。”{13} 《詩准·诗翼》，何无适、倪希程编。该集由《诗准》《诗翼》两部分组成，《诗准》4卷，其中古谣歌词1卷，附录1卷，汉、魏、晋、宋诗2卷;《诗翼》4卷，杂取唐宋诗人之诗。
《瀛奎律髓》，方回编。专选唐宋两代之五、七言律诗。据李庆甲集评校点本“前言”，该集共选诗3014首（重出22首，实为2992首），385家。其中，宋诗入选1765首，221家，比重明显超过唐诗。入选作品在20首以上（含20首）者有36人，其中，唐代12人：杜甫（221首）、白居易（127首）、贾岛（67首）、刘禹锡（52首）、张籍（47首）、姚合（42首）、韩偓（36首）、岑参（31首）、李商隐（24首）、刘长卿（21首）、吴融（21首）、王建（20首）;宋代24人：陆游（188首）、梅尧臣（127首）、陈师道（111首）、王安石（81首）、张耒（79首）、陈与义（68首）、曾几（63首）、苏轼（41首）、刘克庄（40首）、宋祁（36首）、张泽民（36首）、黄庭坚（35首）、杨万里（31首）、尤袤（31首）、吕本中（28首）、范成大（28首）、王安国（25首）、韩琦（24首）、翁卷（24首）、赵师秀（24首）、林逋（23首）、赵蕃（23首）、韩淲（22首）、朱熹（22首）。
《月泉吟社》，吴渭编。所录皆宋遗民之诗，共60人（重出7人，实为53人），74首。作者名下大多注有籍贯或所寓之地，以月泉所在之浙江浦江县及其附近之义乌、东阳、建德、桐江、分水等地的作者最多，另有部分作者来自杭州、福建三山、江苏昆山等地。这些作者，可考知姓名者46人。46人中，连文凤、白珽、仇远身世稍显，梁相、刘应龟、魏新之、杨本然、杨舜举、金璧、刘汝钧、林子明、周暕、黄景昌、陈希声、陈尧道、陈舜道、许元发、陈君用、陈养直、吴思齐等人行迹约略见于元代有关载籍。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一书中有专文考述。
《濂洛风雅》，金履祥编。选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游酢、杨时、吕大临、尹焞、张绎、胡安国、罗从彦、陈瓘、邹浩、徐叟、吕居仁、鲁几、胡寅、胡宏、刘彦冲、李侗、朱松、林之奇、朱熹、吕祖谦、张栻、黄干、陈淳、徐侨、杨与立、刘炎、赵蕃、方士繇、范念德、鲁极、真德秀、巩丰、时澜、蔡渊、叶采、刘圻、何基、王柏、王偘、程端蒙45人之诗，皆濂洛一系理学家。
从以上述列不难看出，宋代诗歌选本个性鲜明、特色迥异，各自为政、少有交会。以选本所收诗歌的范围进行划分，宋代诗歌选本可大致归为专选唐诗、专选宋诗、兼选唐宋、通选各代4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选编景观。
专选唐诗之选本，虽皆出于宗唐之意，然选家趣尚各异，具体所取亦自不同。从选诗的广度来看，既有广收博取、求全求备之《分门纂类唐歌诗》，更多各选所爱、专取偏嗜、独具面目者，如避熟就新、“殊不可解”之《唐百家诗选》，专选贾岛、姚合诗之《二妙集》，专选方外僧侣诗之《唐僧弘秀集》;从所选诗歌的体式来看，有专选绝句之《万首唐人绝句》，有专选律诗之《众妙集》，有专选七绝、七律、五律“三体”之《三体唐诗》，有专选七绝之《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诗》;从所选时段来看，有偏重大历、晚唐之《众妙集》，亦有独好大历、中唐之《三体唐诗》。
专选宋诗之选本，好尚各异。上文所列之9种宋诗选本，除《九僧诗集》与《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因选编上的承继关系而存在交叉外，竟再无叠合者：《二李唱和集》专录李昉与同僚李至往来唱和之作，《西昆酬唱集》选录杨亿与刘筠、钱惟演等人的唱和诗，《坡门酬唱集》选录苏门文人相与酬唱之诗，《中兴群公吟稿》偏取“中兴”诗人之作，《诗家鼎脔》以选取宋末“江湖”之诗为主，《月泉吟社》专录宋末月泉吟社中遗民之诗，《濂洛风雅》专选濂洛一系理学家之诗。
兼选唐宋诗之选本，选家所好亦各不同。《四家诗选》专选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4家之诗;《古今绝句》名曰“古今”，实只选杜甫、王安石2人之诗;《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舛误纷纭，淆乱异常，本无明确宗尚;《瀛奎律髓》则以宋比唐，力挺江西诗派，为江西诗派张目、为宋诗正名之意甚明。
通选各代之选本，上文所列仅《诗准·诗翼》1种，其中《诗翼》所选皆唐宋诗人之作。虽然《诗准·诗翼》全编之选编标准与《濂洛风雅》同为理学标准，但《诗准·诗翼》较之《濂洛风雅》取径为宽，所选并不限于理学家之诗，更非《濂洛风雅》之非濂洛一系不取，而且其将所选之诗区分等次，《诗翼》所选不过是“羽翼舆卫”之作，并非纯正理学之诗，故而检视其集，无一人一诗与《濂洛风雅》重出。
宋代诗歌选本之所以呈现出这种彼此背离、少有交会的景观，是与宋代诗人的特异处境和宋代诗歌发展的特异历程密切相关的。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到了宋代，宋人面对唐诗这座宏伟壮观的高峰，在景仰、赞叹之余，很快就发现他们处于一种超越与变通的困蹇境地，以至于数百年以下，清人蒋士铨尚不无同感地慨叹：“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辩诗》）最终，宋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寻摸索后，放弃超越而选择了变通，他们从学习、模拟到图变、创新，最终形成了与“唐音”并誉而殊异的“宋调”。返观这一段诗史，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是在对唐诗的规摹与变化中完成的。宋代诗歌选本中专选唐诗者众多，乃是宋人以唐诗作为参照、范本的生动写照;这些唐诗选本在选诗时段、体式及具体对象上的不同，则表明宋人曾经分别选取各自所好之唐诗群体作为赏鉴、学习和参照的对象。宋代诗歌选本中专选宋诗者好尚各异，则表现了宋人对宋诗质素具体认识与评价的差异。宋代诗歌选本中兼选唐、宋诗之选本的存在，以及《瀛奎律髓》等选本重宋甚于重唐的现象，则表明宋人有意将宋诗与唐诗进行比较，并认为宋诗不逊于唐诗。
由于宋代诗歌选本的彼此背离、少有交会，使得宋代诗歌选本对诗人诗作的整体彰显功能不可避免地相对弱化，进而造成宋代诗歌选本整体传播效应的部分削减，这也是宋代诗人中没有出现如宋代散文作家之“六大家”的部分原因所在。宋代虽然也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一批享誉当世的著名诗人，但在这批著名诗人的成名因素中，选本的彰显作用相对较弱，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推举作用更为突出。宋代的诗人群体、诗歌流派声势之盛超过前代，他们“以日常交游为基础，以诗酒唱酬为纽带”，“既促进文学创作，同时也发挥联系政治盟友、储备人际资源的功能”。{14} 如欧阳修、苏轼乃是北宋两代文坛宗主，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分别是欧门举子群、苏门学士群、新党作家群的领袖人物，胡应麟云：“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15}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盟主，当江西诗派隆盛之时，学士文人皆以厕身其中而倍感荣耀，时人孙觌曾对当时之情形有生动记述：“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当是时，江右人学诗者皆自黄氏。至靖康、建炎间，鲁直之甥徐师川、二洪驹父玉父皆以诗人进，居从官大臣之列，一时学士大夫向慕，作为江西宗派。如佛氏传心，推次甲乙，绘而为图。凡挂一名其中，有荣辉焉。”{16} 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则在当时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方回云：“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17}由于群体交游、流派活动的推举功能与彰扬效应，群体、流派中的领袖人物无疑会为世人所瞩目，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②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6、168页。
③ 范仲淹：《唐异诗序》，《范文正公集》卷6，《四部丛刊》本。
④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第2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2页。
⑤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26页。
⑥ 刘克庄：《晚觉翁稿序》，《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7，《四部丛刊》本。
⑦⑧ 吴建民：《中国古代诗学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70页。
⑨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⑩ 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3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王友胜：《唐宋诗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1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5，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9页。
{13} 倦叟：《诗家鼎脔序》，佚名：《诗家鼎脔》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9页。
{15} 胡应麟：《诗薮》杂编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16} 孙觌：《西山老文集序》，《鸿庆居士集》卷3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桐江集》卷1，《宛委别藏》本。
作者简介：邓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广东湛江，524088。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