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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广春在2013年9月24日《北京晨报》撰文指出：3年前因大面积烧伤的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仁庄镇学生高龙鑫，今年初中毕业后被该县的石门中学录取。但就在他到该校报到后，因为相貌难看遭到学校劝退，无法继续完成学业，让这个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学生受到了二次伤害。学校怎能以貌取人呢？师风师德何在？
该校校长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一方面是怕高龙鑫的相貌会对其他同学和家长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怕给高龙鑫自身造成心理压力。”但学习还没有开始，学校和教师也没有做任何努力，便主观臆断会对同学和家长造成影响，恐怕源于学校方面的思维丑陋罢了。
而怕给高龙鑫自身造成心理压力是更不存在的。在高龙鑫就读过的仁庄中学和仁庄村，从学校老师到校长都反映，高龙鑫烧伤后回到学校，与同学们之间的交流没有障碍，心理很阳光，也很有礼貌，说话声音都比较洪亮。邻居们也说，高龙鑫很懂事，很多同学也经常到他家里找他一起玩。
民办中学固然不同于公办中学，对赚钱考虑得多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生存于社会的公益性单位，民办中学应当有起码的社会责任与义务。高龙鑫烧伤是一次不幸，石门中学没有帮助他的同情心也就算了，可在他报名后又拒绝他接受学校教育，如此对高龙鑫的伤害绝不亚于身体烧伤。如此重视金钱、不重学生精神压力、不重学校声誉的思维，如何让其他学生和家长相信学校有爱心，有教育孩子的责任心？所有为人父母的家长，知道学校拒绝高龙鑫就读，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我国《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学校担心学生相貌丑而影响自己赚钱，就将其劝退，这种做法，其实更“难看”。
母语教育失败不能怪罪于英语
叶开在2013年9月17日《新民晚报》撰文指出：中式英文教育有自己的各种问题，很多业内专家认为英文教育语文化，有语无文，是最大的失败。包括现在的大学系科，都叫英语系法语系，过去不这么拔高语言，而兼顾着文学的阅读，是叫英文系法文系，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小学生确实不必过早学习英文，四年级以后开始学英文都不晚。如果学生能在学习中得到乐趣，又掌握了得当的学习方法，即便初中开始也完全来得及。
但这跟母语教育的失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中国母语教育问题深重，各方人士都在讨论、研究，希望能在困境中破局。应试教育是核心问题之一，语文教材是问题之二，标准答案是问题之三，虚伪道德是问题之四。应试教育迫使学生疲于奔命，语文教材破坏阅读乐趣，标准答案打压学生独立思考，虚伪道德泯灭学生丰富个性。学生对枯燥乏味的语文学习兴趣低落，而被迫转向动画、卡通、游戏、网络小说等方面去。现行语文教育只剩一个皮毛功能：识字。有“语”无“文”，譬如无水之鱼。
解决母语学习和运用的问题，需从母语教育的自身去反思。教育界有一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翻开中小学语文教材，几乎每一单元都充斥着粗制滥造的课文。虚假的道德，无趣的教化，偶尔有些不错文章，又用上总结中心思想、分析段落大意等荒唐可笑的教法来彻底搞破坏。语文而无语言之美、故事之新，更无思维之乐趣、想象之宏奇；这样的语文，会有哪个学生喜欢读？杰出作品自然不都仅仅只是“有趣”的，对这些作品的欣赏需要阅读训练、情致培养。这些作品最该选入语文教材里去，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展他们的阅读视野，提升他们的精神情致。现行的语文教材因为执着于僵硬的道德教化，而毁坏母语的优美传统，把“语文”当成了给孩子打吊针的工具，焉得不坏？岂能不坏？用英语学习过分盛行来反思母语教育的毁坏，可谓缘木求鱼矣。
资源不均成天价学区房幕后推手
夏添在2013年9月22日《工人日报》撰文指出：北京如今又现天价学区房。这说明优质教育资源和中心城区的住房出现配置不均和供应不足。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地段缺少住房供应，而住房供应较多的新城区缺少优质教育资源。北京市实行小升初电脑排位已有十几年的历史，重点初中和普通初中之间存在的软硬件差距并没有得到缩小。由于入学和择校过程中的不够透明，以及教育资源在不同学校之间的不均分配，使得学区房成了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捷径。
事实上，由于城市规划等诸多因素，北京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中心城区，并未随着城市建成区扩大而疏解配置到新城。北京市的25所市级重点中学中，有13所位于人口总数合计为219.5万人的东城和西城两区，占据全市市级重点中学总数的“半壁江山”，328.1万人口的海淀区有5所市重点中学，而拥有354.5万常住人口的朝阳区则只有一所，目前是市区人口主要外迁区域的昌平区却连一所都没有。远郊十个区县一共只有4所市重点中学。教育资源在城市区域间分配不均衡导致了学区房供不应求，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得不送孩子们跨区跨片上学。一方面是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另一方面则是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心城区住房过少，配套居住设施落后。如果不能尽快公平配置教育资源，推行就近入学，如果不能加快中心城区的疏解力度，那么北京天价房的纪录在不远的将来还会被刷新。而普通人家子弟接受公平优质教育的梦想，也会就此渐行渐远。
“奇葩”校规是在恶狠狠地管制学生
秦淮川凌河在2013年9月17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温州市龙湾区春晖高级中学给在校生发放了一份《德育工作协议书》及《附录》，对学生包括同性之间交往过密的行为，学校将以特别严重违纪行为的名义予以处罚。网友戏称这是“奇葩”校规。“奇葩”校规年年有，今年似乎特别多。纵观这些“奇葩”校规，其特点是荒唐可笑，野蛮粗暴。尽管出于善意，但经不起丝毫推敲。校方制定这些校规的初衷无非是担心学生早恋，但“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多情”，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男女生之间互生情愫，这不是很正常吗？早恋不应提倡，但也不能采取极端手法控制和压迫。一刀切的校规，奉行的是“有罪推定”，难道男女生有交往就是恋爱吗？连同性之间的正常交往也一概反对，何其扭曲？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制定上面这样的“奇葩”规定，显然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和教育常识。正如有学者所称的，在学生成长过程中，“铁哥们”、“闺蜜”和“死党”等关系非常重要。同学之间的情感交往可以满足其情感宣泄等需求，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少年之间的纯洁情感，不容亵渎，也不容绞杀，哪怕他们确实在谈恋爱，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明白疏胜于堵，更应该有多样、有效的沟通和化解手段。野蛮手段往往制造悲剧，如山东东营一学校规定男生必须理平头、女生必须留运动头，一名留长发的女生跳楼。
一个懂得教育艺术的学校，一定是尊重学生、放飞学生思维的地方；一个开放、自信和有活力的学校，一定是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地方。压制带不来驯服，反而会增加学生的逆反心理。靠欺骗的手段，靠粗野的管理，靠虚骄的作风，靠耀武扬威的霸蛮，培养不出有公民精神的学生。对待孩子，别像对待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要求他们整齐划一；也别像对待宠物一样，要求他们逆来顺受，乖乖听话。
责任督学制度也要去行政化
熊志在2013年9月25日 《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不少人可能会对督学感到陌生，但实际上，督学制度并非新事物。早在明清科举制之时，就有中央派驻地方的专职官员，负责督导地方的教育行政及考试工作。我国自建国后，就在整理以往督学体系的基础上，在教育部设立视导司，负责教育监督工作。教育督导制度发展至今，其间有过中断，但很快恢复，并逐步建制化，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制度。因为与教育部门分属不同架构，所以责任督学也被赋予了督学、督政的双重职能。此批次责任督学挂牌上岗，是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中相关要求的落实，谈不上创新，只是在全国层面普及责任督学制度。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区）建立了督学责任区，全国专兼职督学有5万多人；而在地方督学之外，由教育部聘任的国家督学，也已历经九届。
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责任督学制的职能不难理解。作为一种独立的监督体系，责任督学制度的监督对象不仅包括学校，还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督学与督政的双重职能之下，责任督学虽然在机构属性上属于信息反馈机构，在行政层级中没有固定位置。不过，实际操作中，责任督学往往被默认为带着行政级别。一般而言，督学为教育督导室的主任，而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教育督导室大概相当于同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副职或下一级。所以，从发展来看，责任督学制度早就从教育行政部门中剥离出去，但其行政化属性依旧保留。毕竟，对学校的监督以及中央政令的敦促落实，都要求赋予责任督学一定的级别和权力。
因为被默认携带行政级别，责任督学制度的问题也由此而来。级别之下，责任督学既可能利于对学校发起监督，也可能与学校的教育主管部门站在同一战线。这是因为，责任督学为了工作便利而带着科层制的行政序列，所以，当下责任督学并未完全社会化，没有面向公众放开。根据上述《办法》，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从在职和退休的、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教职人员中遴选专兼结合的责任督学。现实中，专职的责任督学占比例很少，责任督学多数是由地方教育部门的领导兼任。教育部门领导兼任督学，保证了监督的效力，但却也削弱了责任督学的独立性。而对于责任督学这类监督性的制度设计而言，独立正是其生命。由此观之，责任督学在人员吸纳上的不独立，使其自身也面临着“去行政化”的问题。实际上，在英、法等现代教育督导制度建立较早、体系更成熟的地区，责任督学都是朝去行政化甚至企业化方向发展，教育督导任务落在非政府组织身上。比如在英国，教育督导机构直接对议会负责，由议会监督政府，且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法国，教育督导部门虽然也设在教育部，但其直接对部长负责，各级督导部门与同级教育部门相互平行。
责任督学制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之外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如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保证其独立品格必不可少。而对当下我国的教育督导制而言，独立的最大障碍，恰恰是行政化。所以，在责任督学制度普及的同时，去行政化的改革也应提上日程。只有通过完善聘任方式，建立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化的监督结构，督学才能真正扮演好“教育警察”的角色。
该校校长的话说得很委婉，他说，“一方面是怕高龙鑫的相貌会对其他同学和家长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怕给高龙鑫自身造成心理压力。”但学习还没有开始，学校和教师也没有做任何努力，便主观臆断会对同学和家长造成影响，恐怕源于学校方面的思维丑陋罢了。
而怕给高龙鑫自身造成心理压力是更不存在的。在高龙鑫就读过的仁庄中学和仁庄村，从学校老师到校长都反映，高龙鑫烧伤后回到学校，与同学们之间的交流没有障碍，心理很阳光，也很有礼貌，说话声音都比较洪亮。邻居们也说，高龙鑫很懂事，很多同学也经常到他家里找他一起玩。
民办中学固然不同于公办中学，对赚钱考虑得多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生存于社会的公益性单位，民办中学应当有起码的社会责任与义务。高龙鑫烧伤是一次不幸，石门中学没有帮助他的同情心也就算了，可在他报名后又拒绝他接受学校教育，如此对高龙鑫的伤害绝不亚于身体烧伤。如此重视金钱、不重学生精神压力、不重学校声誉的思维，如何让其他学生和家长相信学校有爱心，有教育孩子的责任心？所有为人父母的家长，知道学校拒绝高龙鑫就读，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我国《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学校担心学生相貌丑而影响自己赚钱，就将其劝退，这种做法，其实更“难看”。
母语教育失败不能怪罪于英语
叶开在2013年9月17日《新民晚报》撰文指出：中式英文教育有自己的各种问题，很多业内专家认为英文教育语文化，有语无文，是最大的失败。包括现在的大学系科，都叫英语系法语系，过去不这么拔高语言，而兼顾着文学的阅读，是叫英文系法文系，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小学生确实不必过早学习英文，四年级以后开始学英文都不晚。如果学生能在学习中得到乐趣，又掌握了得当的学习方法，即便初中开始也完全来得及。
但这跟母语教育的失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问题。中国母语教育问题深重，各方人士都在讨论、研究，希望能在困境中破局。应试教育是核心问题之一，语文教材是问题之二，标准答案是问题之三，虚伪道德是问题之四。应试教育迫使学生疲于奔命，语文教材破坏阅读乐趣，标准答案打压学生独立思考，虚伪道德泯灭学生丰富个性。学生对枯燥乏味的语文学习兴趣低落，而被迫转向动画、卡通、游戏、网络小说等方面去。现行语文教育只剩一个皮毛功能：识字。有“语”无“文”，譬如无水之鱼。
解决母语学习和运用的问题，需从母语教育的自身去反思。教育界有一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翻开中小学语文教材，几乎每一单元都充斥着粗制滥造的课文。虚假的道德，无趣的教化，偶尔有些不错文章，又用上总结中心思想、分析段落大意等荒唐可笑的教法来彻底搞破坏。语文而无语言之美、故事之新，更无思维之乐趣、想象之宏奇；这样的语文，会有哪个学生喜欢读？杰出作品自然不都仅仅只是“有趣”的，对这些作品的欣赏需要阅读训练、情致培养。这些作品最该选入语文教材里去，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展他们的阅读视野，提升他们的精神情致。现行的语文教材因为执着于僵硬的道德教化，而毁坏母语的优美传统，把“语文”当成了给孩子打吊针的工具，焉得不坏？岂能不坏？用英语学习过分盛行来反思母语教育的毁坏，可谓缘木求鱼矣。
资源不均成天价学区房幕后推手
夏添在2013年9月22日《工人日报》撰文指出：北京如今又现天价学区房。这说明优质教育资源和中心城区的住房出现配置不均和供应不足。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地段缺少住房供应，而住房供应较多的新城区缺少优质教育资源。北京市实行小升初电脑排位已有十几年的历史，重点初中和普通初中之间存在的软硬件差距并没有得到缩小。由于入学和择校过程中的不够透明，以及教育资源在不同学校之间的不均分配，使得学区房成了孩子接受更好教育的捷径。
事实上，由于城市规划等诸多因素，北京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中心城区，并未随着城市建成区扩大而疏解配置到新城。北京市的25所市级重点中学中，有13所位于人口总数合计为219.5万人的东城和西城两区，占据全市市级重点中学总数的“半壁江山”，328.1万人口的海淀区有5所市重点中学，而拥有354.5万常住人口的朝阳区则只有一所，目前是市区人口主要外迁区域的昌平区却连一所都没有。远郊十个区县一共只有4所市重点中学。教育资源在城市区域间分配不均衡导致了学区房供不应求，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为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得不送孩子们跨区跨片上学。一方面是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另一方面则是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心城区住房过少，配套居住设施落后。如果不能尽快公平配置教育资源，推行就近入学，如果不能加快中心城区的疏解力度，那么北京天价房的纪录在不远的将来还会被刷新。而普通人家子弟接受公平优质教育的梦想，也会就此渐行渐远。
“奇葩”校规是在恶狠狠地管制学生
秦淮川凌河在2013年9月17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温州市龙湾区春晖高级中学给在校生发放了一份《德育工作协议书》及《附录》，对学生包括同性之间交往过密的行为，学校将以特别严重违纪行为的名义予以处罚。网友戏称这是“奇葩”校规。“奇葩”校规年年有，今年似乎特别多。纵观这些“奇葩”校规，其特点是荒唐可笑，野蛮粗暴。尽管出于善意，但经不起丝毫推敲。校方制定这些校规的初衷无非是担心学生早恋，但“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多情”，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男女生之间互生情愫，这不是很正常吗？早恋不应提倡，但也不能采取极端手法控制和压迫。一刀切的校规，奉行的是“有罪推定”，难道男女生有交往就是恋爱吗？连同性之间的正常交往也一概反对，何其扭曲？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制定上面这样的“奇葩”规定，显然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和教育常识。正如有学者所称的，在学生成长过程中，“铁哥们”、“闺蜜”和“死党”等关系非常重要。同学之间的情感交往可以满足其情感宣泄等需求，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少年之间的纯洁情感，不容亵渎，也不容绞杀，哪怕他们确实在谈恋爱，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明白疏胜于堵，更应该有多样、有效的沟通和化解手段。野蛮手段往往制造悲剧，如山东东营一学校规定男生必须理平头、女生必须留运动头，一名留长发的女生跳楼。
一个懂得教育艺术的学校，一定是尊重学生、放飞学生思维的地方；一个开放、自信和有活力的学校，一定是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地方。压制带不来驯服，反而会增加学生的逆反心理。靠欺骗的手段，靠粗野的管理，靠虚骄的作风，靠耀武扬威的霸蛮，培养不出有公民精神的学生。对待孩子，别像对待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要求他们整齐划一；也别像对待宠物一样，要求他们逆来顺受，乖乖听话。
责任督学制度也要去行政化
熊志在2013年9月25日 《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不少人可能会对督学感到陌生，但实际上，督学制度并非新事物。早在明清科举制之时，就有中央派驻地方的专职官员，负责督导地方的教育行政及考试工作。我国自建国后，就在整理以往督学体系的基础上，在教育部设立视导司，负责教育监督工作。教育督导制度发展至今，其间有过中断，但很快恢复，并逐步建制化，成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制度。因为与教育部门分属不同架构，所以责任督学也被赋予了督学、督政的双重职能。此批次责任督学挂牌上岗，是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中相关要求的落实，谈不上创新，只是在全国层面普及责任督学制度。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一半以上的县（市、区）建立了督学责任区，全国专兼职督学有5万多人；而在地方督学之外，由教育部聘任的国家督学，也已历经九届。
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责任督学制的职能不难理解。作为一种独立的监督体系，责任督学制度的监督对象不仅包括学校，还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督学与督政的双重职能之下，责任督学虽然在机构属性上属于信息反馈机构，在行政层级中没有固定位置。不过，实际操作中，责任督学往往被默认为带着行政级别。一般而言，督学为教育督导室的主任，而各级人民政府设立教育督导室大概相当于同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副职或下一级。所以，从发展来看，责任督学制度早就从教育行政部门中剥离出去，但其行政化属性依旧保留。毕竟，对学校的监督以及中央政令的敦促落实，都要求赋予责任督学一定的级别和权力。
因为被默认携带行政级别，责任督学制度的问题也由此而来。级别之下，责任督学既可能利于对学校发起监督，也可能与学校的教育主管部门站在同一战线。这是因为，责任督学为了工作便利而带着科层制的行政序列，所以，当下责任督学并未完全社会化，没有面向公众放开。根据上述《办法》，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从在职和退休的、具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教职人员中遴选专兼结合的责任督学。现实中，专职的责任督学占比例很少，责任督学多数是由地方教育部门的领导兼任。教育部门领导兼任督学，保证了监督的效力，但却也削弱了责任督学的独立性。而对于责任督学这类监督性的制度设计而言，独立正是其生命。由此观之，责任督学在人员吸纳上的不独立，使其自身也面临着“去行政化”的问题。实际上，在英、法等现代教育督导制度建立较早、体系更成熟的地区，责任督学都是朝去行政化甚至企业化方向发展，教育督导任务落在非政府组织身上。比如在英国，教育督导机构直接对议会负责，由议会监督政府，且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在法国，教育督导部门虽然也设在教育部，但其直接对部长负责，各级督导部门与同级教育部门相互平行。
责任督学制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之外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如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保证其独立品格必不可少。而对当下我国的教育督导制而言，独立的最大障碍，恰恰是行政化。所以，在责任督学制度普及的同时，去行政化的改革也应提上日程。只有通过完善聘任方式，建立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化的监督结构，督学才能真正扮演好“教育警察”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