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小说,是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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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谖客孟尝君》出于《战国策》,该书记载了春秋《左传》以后至楚、汉统一245年间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其中包含《左传》《国语》所未见的史料,在刘向(前77—前6年)将之编撰成书以前,不少就為司马迁(前145—?)所征用。然而,许多史料是不确切的,更多是策士们的夸张甚至虚构,就是司马迁有时也难免上当。《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列为史,有学者不认为是史,将之归入子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应该将其作为史书,子书为一家之言,《战国策》综合诸家,非一人之作,刘向“以杂编之书为一人之书”并不妥当。此类争执在性质上属于目录学,文本解读的关键在于内容和写法。
  一
  《战国策》在《国语》之后。《国语》明显属于史类,跨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约500年;在写法上虽为史,但与《左传》不同。第一,非编年体,事情大都不相连属。第二,不像《左传》既记事,又记言,《国语》基本是记言。据清人浦起龙的疏释,“《国语》家”乃“国别家也”。虽然号称史,实际上并不是系统的史著,而是按国别分类的言论的汇编。有学人认为《国语》的性质其实并非History,而是Discourse,事实上国外译本就是“Discourses on the States”。而《战国策》则兼记言记事,一些学人认为“长于叙事”,此论可能不确。《战国策》记载先秦。纵横家策士之言,即使是叙述故事,也皆以现场对话展开。其时纸还未发明,传播大抵为口头,书面传播比较困难,对国君的游说或相互之间的论辩,主要是现场的,故记言为主干。《古文观止》选《战国策》十四篇。其中《邹忌讽齐王纳谏》《苏秦以连横说秦》《颜斶说齐王》《庄辛论幸臣》《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唐雎不辱使命》《赵威问齐使》等,皆以现场机敏之言取胜。《文心雕龙》总结游说以巧喻取胜,所谓“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词”。故《战国策》在文体上,具体表现为以机敏之言为主。
  《冯谖客孟尝君》故事曲折。《史记·孟尝君列传》载有类似的故事,如下: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湣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
  其中,对话只有“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将为乱”两句,十八字。这是史家以叙事为主的笔法。
  《冯谖客孟尝君》虽故事曲折,然主要在对话中展开,其叙述仅起交代作用。如介绍主角冯谖:“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没有面貌、表情、动作、场景描写,所提及者,皆与下文有关,每一个字都不能删节。“齐人”,当时游说之士,往往周游列国,而孟尝君是齐国大臣,冯谖为本国人,与游说列国者不同。“贫乏不能自存”,穷到什么程度?不能维持生命。这仅仅是交代。“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过程并不简单,怎么介绍成功的,怎么入门的,怎么寒暄的,什么打扮,什么动作,有何表情,本可略作交代,但全都省略,因为于下文故事发展的逻辑无关。他有什么特长吗?这比较关键,所以不用简练的叙述,而是用对话展开。孟尝君直截了当地问他有什么本事,他答得很干脆,没有。精彩在于,孟尝君居然“笑而受之”。这样简练的叙述,充分表现了史家笔法用字之精练。史传体一般是不写表情的,这里却用了一个“笑”字,内涵很丰富。第一,孟尝君觉得这个家伙有点可笑;第二,孟尝君不计较,大锅饭里不少他一碗,表现了孟尝君的宽容。
  这个“笑”字,对孟尝君来说,是越出常规,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惊异,构成悬念。文章的精彩全在这个越出常规的悬念之中展开。游说之士往往是现场性的一次巧言取胜,这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场次的,悬念层层推进。
  这个“笑”字,在故事的发展中变成了原因,引出一个结果:管事的人,以为孟尝君的笑是瞧不起他,差不多是叫花子的家伙,干吗要养呢?于是就马马虎虎给他开饭。
  这个结果接下来变成原因,引出了一个新的结果。此人居然堂而皇之地敲着剑唱起来:“吃饭没有鱼啊,咱们回家吧。”这是第二次把人物打出常规,悬念进入第二层次。你本来就穷得没有饭吃,你走就走罢。孟尝君却相反,答应他的要求,给他与拥有一技之长的门客一样的待遇。这就显示出本文悬念的特点:强度是层层加码的。一个个悬念引出一个个结果,其意味也随之层层深化。
  这不仅表现了孟尝君的宽容和忍耐,而且表现了他养士的策略,就是对没什么本事的人,也照样礼遇,有本事的人当然就会来了。战国燕昭王为郭隗那样一个并不杰出的人物筑黄金台,显示诚意,招揽天下贤才的传统在这里有所体现。这可能是当时统治者争取人才、奇才、奇谋的普遍策略,具有时代特征。苏轼《六国论》说当时“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可见出时代风尚。
  文章的第三层次是悬念再度强化,此人又弹剑唱曰“出无车”。管事的都笑了。出行用车是很高的规格。大国不过拥千乘,孟尝君家的车是有限的,竟然给他“门下车客”的待遇。侧面说明孟尝君养的士是有档次的。这个待遇比一般的门客要高。给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这么高的待遇,真是太怪异了。其意义在于表现孟尝君养士的策略,即使一时无用,也要备不时之需。孟尝君人才投资的特点是不计风险。
  文章的第四个悬念是第四度强化,冯谖还不满足,又弹剑而歌曰“无以为家”。这个层次的悬念强化引起的惊异,用管事的人的态度来反衬。此前的“左右皆笑之”变成了此番的“左右皆恶之”,而具体到心理上,则是“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又把他的老母接来,无条件地满足他几乎一切无理的要求,即使是骗子,也不计较。从悬念上来说,这已经是强化到极端,孟尝君对于人才的包容性也强化到极端。   二
  从悬念的建构来说,这是临界点了,同样的歌再唱下去,就几近荒谬,意义也难以深化,文脉也无以为继了。故事的要害就在这无以复加的临界点突然来一个大转折。用亚里士多德在《詩学》中的话来说就是“对转”,让这个绝对无用之人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按通常的预期是,最无用、最无理转化为最有用、最有理,表现孟尝君最有远见。
  孟尝君要收债,问什么人能够胜任。这里并没有让孟尝君直接交给冯谖,而是来一点曲折,冯谖毛遂自荐。文章很精彩的一笔是“孟尝君怪之”,经过那么多事,居然不认识他,感到很怪异。左右的人说,这就是那个唱长剑归来的。这里又发生了一个对转,孟尝君居然又“笑”了。这个笑和前面那个“笑”很不相同。这个“笑”带出的是真心的道歉:你有这样的本事,我真是很对不起(“吾负之”)。“未尝见也”,这个“见”用得很奇怪。明明是见过,而且问过话。这里的“见”应该有双重的意义:一是发现的意思,二是正式接见。“约而见之”,约定了日期,以非常正规化的礼仪接见,委托,并且很诚恳地检讨,说自己“文倦于事,愦于忧,而性懧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全面检讨,客观上忙于国事,主观上懦弱愚昧,表现孟尝君的虚怀若谷,襟怀大度;二是表扬冯谖大度,毫不见怪。
  从故事的结构来说,这既是对强化的悬念一定程度的解答,又是再一次打出常规,引出新的悬念。孟尝君越是这样无条件地信任他,前面无理要求的荒谬性越是减弱。但是,口头上的承诺并不绝对可靠,悬念只是暗暗地保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强化,而是弱化。特别是冯谖问收了债买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随便说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视吾家所寡有者”)。这好像是顺带的闲笔,从故事来说好像是尾声,是顺利收债以后的事,可从结构上来说,这是伏笔,是弱得不能再弱的悬念。但是,这个极弱的悬念将成为故事最后戏剧性的强化转折的关键。
  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个故事之所以具有经典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度波澜起伏,以极端强化和极端弱化的悬念为基础,为最后戏剧性大转化准备了条件,让一系列的怪异悬念得到新的、深邃的解释。
  作者把“所寡有者”弱化的闲笔作为原因,引出的结果却是极端强化的:冯谖到了薛这个地方,把债户都召集起来,不是要讨债,而是把债券统统烧了,引来了一片“万岁”的欢呼。这个结果又变成了本文最大的、最强烈的悬念。因为是与孟尝君对他的厚遇和信任,他对孟尝君的自荐和承诺完全背道而驰的。更强烈的悬念产生了:这种无端的任性可能造成严重的危机,他如何向孟尝君交账?他居然立马就回来了。孟尝君奇怪他的高效率,“衣冠而见之”。债收完了?收完了。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啊?冯谖说,给你买了“义”回来。本来按照一般人的共识,要买的应该是具体实物,而冯谖说的“义”是抽象的概念。从逻辑上说,这是偷换概念,但是从故事来说,这是利用概念错位机智地解释。这个解释是故事的灵魂,是层层推进的悬念的深邃意义所在。没有这样机智的解释,故事就破碎了,人物就失败了,主题也就没有意义了。故事的全部生命就在这里:
  君之“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
  这个解释强化了故事,也强化了主题。孟尝君说,这个“义”有什么重要性?冯谖说,薛这个地方是你的封地,很小,你却不把百姓当自己的家人看待,反而做生意,赚人家的钱,我把债券烧了。孟尝君听不懂,说:“好了,你算了吧!”(休矣,有译者译为“你别说了”,似乎不确)
  虽然《战国策》长于表现口舌敏捷(有时是诡辩),所谓以三寸之舌抵百万之师,但是本文的特点不完全以雄辩(甚至诡辩)现场取胜。难能可贵的是,冯谖在口头上失败了,而是让实践来证明。过了一年,孟尝君被齐王贬到他的封地薛去了。从国都下放薛,孟尝君有点狼狈、落魄、丢脸。没有想到“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薛这个地方有十万户。可以想象,万人空巷,场面是十分盛大的。本文最大的特点乃是,不以“巧喻理至”“飞文敏以济词”,而以实践让孟尝君顿悟,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义”变成具体感觉,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三
  文章写到这里,就故事而言是完整了,就主题而言,在一般游说之作中也完成了。
  此文在已经完成的主题上又进一步深化。冯谖提出,这只是解脱迫在眉睫的危机,并未能够防患于未然,于是提出“狡兔三窟”的理论,还得经营两窟才能保证永远的安宁。他带着孟尝君给他的豪华车队(五十乘)、多得惊人的钱财(五百金)跑到魏国去,说齐国不用孟尝君就等于把他送给诸侯各国,谁先用他,谁就国富兵强。于是魏惠王派了盛大的仪仗队(车百乘,比冯谖的仪仗队大一倍)、黄金千金去请孟尝君,冯谖带去的“金”在那时是铜,而这回惠王送来的是黄金,价值要高得多了。这么高的规格,来使三请,冯谖都让孟尝君不答应。齐王当然得到情报,上上下下都害怕了(君臣恐惧)。马上派高级官员带着黄金千斤,豪华的驷(四匹马拉的车),以浩大的声势去迎接孟尝君。还写了检讨书(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检讨虽然把错误推给了“宗庙之祟”“谄谀之臣”,但是自己相信了,也是错误。请孟尝君看在先王宗庙的分上(孟尝君和齐滑王是堂兄弟),还是回来吧,毕竟齐国比魏国要大得多了。这里表现的是战国游说之士策略上的胜利:挟外以自重,化被动为主动。
  一切都按冯谖的预见实现,冯谖和孟尝君都证明了自己。按理说,大功告成,皆大欢喜,但是冯谖又提出以“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为什么呢?薛这个地方是先王也就是滑王的父亲封给孟尝君的父亲的,把先王谨告天地的祭器放在宗庙里,有双重的权威。第一,先王天地的权威;第二,宗庙的权威。这不但是孟尝君的,而且是齐湣王的。国有大事,得先来祭知先祖;以后有什么变故,得先来薛地请示祖先。而薛地是孟尝君的封地(根据地),又有冯谖为他打下的群众基础。惠王要为难他,就有三难:一是他已恢复了权力(相位),二是薛地百姓的拥戴,三是宗庙天地的神圣仪式。这就是冯谖说的“三窟”,“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战国策》在《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四库全书》中,均列入史类,后世有另列入“纵横家”者,如《文献通考》将其作为子书。然其思想倾向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被斥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
  如果不拘泥于儒家正统的历史观,就文章论文章,本文的成就是很高的。第一,几度打出常规,把层层强悬念与弱悬念结合起来,引出两度戏剧性的对转。第二,在思想上,在焚券市义故事的基础上,提升主题,定位于“狡兔三窟”,这很有历史的深刻性。对于位高权重的大臣,君王有功高震主之忌,这在当时甚至后来是普遍的规律。为重臣者(父子均为相),如果不像商鞅那样作法自毙,又不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当居安思危,不能被动等待兔死狗烹之可能,智者当为“狡兔”,经营“三窟”。
  从历史的角度看,其中的因果性有许多不足之处。如魏惠王凭冯谖“孟尝君到哪国哪国就强盛”这么一席耸人听闻的话,就草率地作出决策,无条件地派出使者,声势还那么浩大。其实魏惠王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曾小小地称霸了一回。内政上施惠于民,把泽地分给百姓,外交上结好赵国和韩国,缓和与秦国的矛盾,把强大的齐国当作主要对手。怎么可能齐国一个宰相来投,就一点警惕也没有,一点权谋诡诈之心都没有?这样的文章,太不像历史了。但是,作为故事,说得更学术一点,当作小说,《冯谖客孟尝君》是很精彩的。
  同样的故事还出现在司马迁的《孟尝君列传》中,对于烧券的前因后果写得比较实际。
  首先,冯谖弹剑唱歌说无以为家,孟尝君没有理他。其次,孟尝君让冯谖出山,并不是收可有可无的债,而是出于紧迫的经济危机。“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乃在薛地放债,年底收不到利息。接受了任务的冯谖,到薛后并不是马上烧债券,而是收了十万,把所有的债户召集起来,杀牛置酒,大吃大喝,宣布还得起利息的延期归还,还不起的把债券烧掉。孟尝君很是愤怒,责问他。《史记》没有让孟尝君说声你算了吧就完事,而是让冯谖说:不多具牛酒,人家就不会来,无法弄清还得起、还不起的;来了,对于那些还得起的,给他延期,还不起的,就是逼他十年,利上加利,他还是还不起,逼得太紧,他干脆逃亡了,还不如把这种空头支票烧了,免得上面说你好利,不爱百姓,下面又怪违背仁德,烧了可使百姓对你感恩戴德。这么一说,孟尝君才“拊手而谢之”。
  《史记》的深刻还在于把这个故事放到战国的政治大环境中分析。孟尝君被剥夺了相权,回到薛地,受到热烈欢迎,门下食客尽去,只有冯谖留下为孟尝君从政治上分析:天下就是齐和秦的强弱决胜,强齐则弱秦,反之亦然。《史记》中冯谖游说的是秦国,而不是《战国策》中的魏国,相比起来秦国强大多了,魏国很小,对齐国威胁性不大。故说动孟尝君让他声势浩大地游说秦王,把孟尝君请来,齐国就在囊中了,齐国才上下恐惧。冯谖又去吓唬齐王,说秦强则齐弱,秦王正在迎接孟尝君,得赶快在秦使到达之前恢复他的相位,他成了齐国的宰相,秦国就不可能来迎接他了。《史记》写孟尝君恢复权力比之《冯谖客孟尝君》不但复杂多了,而且提高到大国政治战略上,更有历史的可信度。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不重在策士的“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词”,而是人物的现实性。《战国策》最后写冯谖“狡兔三窟”之计,是理性的保全,而《史记》写孟尝君作为政治人物的心理修养。他复职后对冯谖说,那些门客见我失势就都跑了,如果再来,“必唾其面而大辱之”。世态炎凉,一朝复职,有点激愤,这是普通人的常情,但孟尝君是政治人物,冯谖就提醒他“失言”了:“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他打了一个比方,好像赶集,早上挤得很,到了傍晚就没人了,这不是人们厌恶傍晚,而是因为晚间没有东西可买。你这样怨愤的后果是“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拜曰“敬从命矣”。
  四
  回到开头争论的《战国策》是史书还是子书的问题上来,不可讳言,《战国策》出于多人之手,有虚构成分,经刘向整理,也有不符历史之处。《冯谖客孟尝君》,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虚构得很精彩。就文章论文章,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小说。
  司马迁写史更严谨一些,但是,司马迁后于刘向一百余年,二手资料用得更多,耳食之言,道听途说,虚构想象,实际上与小说也有相通之处。故钱锺书日“六经皆诗”:历史记言,记事,现场感十足,其实,不可能是现场记录,而是作者“代言”,或者“拟言”。钱锺书认为六经中的记言都带有文学性质:“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他以《左传》为例,指出“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其实,司马迁生活在孟尝君一个多世纪之后,怎么可能把当时冯谖与孟尝君的对话记录得那么准确。其实,他也就是大体上为人物“代言”“拟言”。在这一点上,历史家和小说家有共通之处,不过历史家尽可能遵循他所认定的“史实”,小说家则有意虚构,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是,史家所写百年前之事,据有限的见闻和资源,也难免有问题。如司马迁让冯谖设计相秦,而不是如《战国策》相魏。其实,孟尝君曾经相秦,遭遇猜忌,秦王欲害之,孟尝君乃潜逃,幸借鸡鸣狗盗之徒得以脱險。怎么可能又去相秦?秦王还无条件地欢迎?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古代文史很难分家。
  《冯谖客孟尝君》是史还是文人之文,并不重要。《战国策》本来的书名就有《国事》《短长》《国策》《事语》《长书》,似并不刻意为史。刘向在整理编辑的过程中,将其定名为《战国策》,就让后人认为其为历史了。《冯谖客孟尝君》即使有所虚构,如果把它当作历史小说,可能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空前的杰作。可惜的是,此后几百年,甚至到了《世说新语》,都未有意识地继承其有意无意的虚构,以虚为实,结构成完整的、层层推进的悬念和强烈的对转,而满足于片段的话语和轶事。
  阅读《冯谖客孟尝君》当以文本第一性为原则,史家的正统观念可对照,而不可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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