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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发现H7N9禽流感病例”。一夜之间，禽类产业链跌入深渊，3个月内损失超过600亿元。
作为遭受H7N9禽流感重创的直接损失者，浙江宁波振宁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宁牧业”）董事长屠友金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曾直言禽类产业抵御风险的脆弱与无力。
半年后的今天，笼罩在消费者头上的H7N9阴霾已经消散，但家禽业却并未步入全面复苏的拐点。近日，香港、深圳连续出现的H7N9禽流感病例，使家禽业的复苏图景更加复杂。
“深圳又出新病例了！病例在各地陆续出现，消费市场依旧疲软，恢复非常缓慢。”屠友金感叹道。
“有史以来最长的低潮”
“2004年禽流感是鸡发病，人没有发病，肉鸡销售量很快就恢复了。这次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低潮。”
屠友金先后经历过2003年非典、2004年和2005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及2012年底的“速成鸡”事件，但养鸡13年来，H7N9是他“最受伤”的一次。“四五月份囤积的冰鲜鸡，至今仍有300吨在冷库里，半年了都销不出去。”
作为浙江省最大的优质鸡养殖企业，振宁土鸡（黄羽鸡）年销售达500万羽，产值2亿元。然而，因受H7N9禽流感波及，振宁牧业2013年直接经济亏损达1500万元。
今年4月初，长三角地区成为H7N9禽流感疫区；4月上旬，各地“禁禽令”、“禁飞令”相继颁布……为了防控疫情，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采取了扑杀病体、关闭活禽市场等措施。 “当时浙江省的政策是活禽不能向外地运输。”
随着“H7N9”充斥各大媒体，消费者的“恐慌”心理逐渐攀升，并直接反映在家禽销售数量上。
宁波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余全法回忆说，早在政府出台政策关闭活禽市场前的4月5日，宁波唯一一家肉禽蛋批发市场的主办方就提出暂停鸽子和鹌鹑交易。
“各方反馈给消费者的信息都是在做空家禽市场。从4月7日开始，宁波市活鸡只有零星销量，至10日已全部停止，这叫‘不关之闭’。”
此时，以活鸡销售为主的振宁牧业跌入“极冰点”。因生意惨淡，4月份，其位于杭州、宁波的所有门店闭门歇业。
振宁牧业副总经理陈希杭曾算了一笔亏损账，直指H7N9“遭遇战”的惨烈：4月6日至25日，肉鸡处理销售2.53万只。正常批发价格为12.8元/斤，降价处理后仅为3.3元/斤；蛋产品处理销售3.42万斤，正常售价为13.8元/斤，处理价仅3.3 元/斤。“短短17天，造成经济损失311.67万元。”
“真正的亏损是农户收购价与公司市场售价之间的巨大差距。”屠友金说。振宁牧业采用“公司 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经营模式，即苗鸡委托农户饲养，公司按合同价收购。根据合同，其公鸡收购价是15.2元/公斤，母鸡16.6元/公斤，而市场处理价仅为6.6元/公斤。
“恢复缓慢只因波动太大”
今年65岁的屠友金，原为浙江大学饲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自2000年成立振宁牧业担任董事长以来，身兼浙江省禽业协会会长、宁波市禽业协会会长等职。
他认为，虽然距H7N9禽流感高峰已过去半年之久，但大大小小的养殖企业还处于“恢复缓慢”的困境中，家禽行业复苏的拐点还不明朗。“目前，白羽鸡价格恢复到80%以上；黄羽鸡价格恢复不到70%，其批发价只有每斤8块多。”
屠友金认为，“恢复缓慢”除价格没有回到正常价位，更体现在销售量的骤减。
“宁波市龙头企业余姚神农牧业有限公司正常年份可提供苗禽2000—2500万只，今年到目前为止仅出售了600万只，产值下降了80%以上。”余全法用“元气大伤”来形容经历过H7N9的家禽行业。
“今年神农牧业累计亏损2500万元以上。虽然该企业享受到570万元的政策补助，补助力度已然不小，但是因为长时间的亏损，这些补助最终还是赔给了市场。” 余全法说。
宁波市畜牧兽医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宁波家禽业因H7N9遭受了1.8亿元损失，全市规模养殖户减少270家。“如今，宁波市种禽业顶多恢复到正常年份的一半水平，肉禽业基本恢复到70%。”
余全法进一步举例道，宁波市最大的肉禽蛋批发市场，2012年全年交易活禽5079万只；今年预计最多为3000万只，下降40%左右。与此同时，2013年，宁波市家禽饲养量从4000万只下降到3100万只，下降20%以上；禽蛋的下降程度基本相同。
“恢复之所以这么缓慢，是因为波动太大了。”屠友金密切关注家禽市场行情与H7N9病例的关系，“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跌价。本来恢复得不错，但9月份浙江绍兴出现了一个病例，肉鸡价格一下子下跌20%。之后又恢复了一点，但浙江嘉兴又曝出一例，肉鸡价格又下跌15%。11月份，苗鸡跌到了H7N9早期时的价格，三四毛一只都没有人要。”
“所有家禽企业的教训”
针对当地家禽业遭受的损失，4月12日，宁波市政府紧急出台了《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动用市县两级财政对当地养殖户进行补贴。
“宁波市财政补助达到4500万元，还有中央财政补贴315万元。”余全法坦言，政府的作用更多是稳定“军心”，重点落在“保种”，也是为了今后恢复生产能力。
“H7N9就像是一个闯到别人家里的蒙面强盗，主人还没看清他的真实面目，就拿出十八般武艺，把触手可及的物品都砸向它。”作为基层管理者，余全法比喻脆弱的家禽业经常“躺着中枪”。
2013年，宁波家禽业一共中了“三枪”：第一枪是H7N9，第二枪是夏季高温旱灾，第三枪是10月份的菲特台风。“最致命的是第一枪。H7N9不光打中家禽本身，还把家禽消费市场打跨了。”
“这是所有家禽企业的教训。”屠友金认为，在没有查明H7N9具体病源、搞清H7N9与家禽的关系之前，媒体的大肆报道会对消费者产生了不理性的引导。
对此，余全法认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绝不能不加重视，但如果重视过度、反应过度或措施不当，反而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诸多业内人士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活禽市场一关了之，跨省运输一封了之，家禽一杀了之”的防控措施需要进行反思。家禽产业生态的脆弱，实则暴露出风险保障体系的缺失。农业保险进一步向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的延伸和拓展值得研究。
“2004年禽流感是鸡发病，我服。2013年H7N9是人发病，鸡没事。我参与的政策性农保，一分钱都不能理赔。”屠友金无奈道，”如果鸡真的得了禽流感，保险公司一只鸡赔我10元钱，我就减少10元损失。”
作为遭受H7N9禽流感重创的直接损失者，浙江宁波振宁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宁牧业”）董事长屠友金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曾直言禽类产业抵御风险的脆弱与无力。
半年后的今天，笼罩在消费者头上的H7N9阴霾已经消散，但家禽业却并未步入全面复苏的拐点。近日，香港、深圳连续出现的H7N9禽流感病例，使家禽业的复苏图景更加复杂。
“深圳又出新病例了！病例在各地陆续出现，消费市场依旧疲软，恢复非常缓慢。”屠友金感叹道。
“有史以来最长的低潮”
“2004年禽流感是鸡发病，人没有发病，肉鸡销售量很快就恢复了。这次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低潮。”
屠友金先后经历过2003年非典、2004年和2005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及2012年底的“速成鸡”事件，但养鸡13年来，H7N9是他“最受伤”的一次。“四五月份囤积的冰鲜鸡，至今仍有300吨在冷库里，半年了都销不出去。”
作为浙江省最大的优质鸡养殖企业，振宁土鸡（黄羽鸡）年销售达500万羽，产值2亿元。然而，因受H7N9禽流感波及，振宁牧业2013年直接经济亏损达1500万元。
今年4月初，长三角地区成为H7N9禽流感疫区；4月上旬，各地“禁禽令”、“禁飞令”相继颁布……为了防控疫情，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采取了扑杀病体、关闭活禽市场等措施。 “当时浙江省的政策是活禽不能向外地运输。”
随着“H7N9”充斥各大媒体，消费者的“恐慌”心理逐渐攀升，并直接反映在家禽销售数量上。
宁波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余全法回忆说，早在政府出台政策关闭活禽市场前的4月5日，宁波唯一一家肉禽蛋批发市场的主办方就提出暂停鸽子和鹌鹑交易。
“各方反馈给消费者的信息都是在做空家禽市场。从4月7日开始，宁波市活鸡只有零星销量，至10日已全部停止，这叫‘不关之闭’。”
此时，以活鸡销售为主的振宁牧业跌入“极冰点”。因生意惨淡，4月份，其位于杭州、宁波的所有门店闭门歇业。
振宁牧业副总经理陈希杭曾算了一笔亏损账，直指H7N9“遭遇战”的惨烈：4月6日至25日，肉鸡处理销售2.53万只。正常批发价格为12.8元/斤，降价处理后仅为3.3元/斤；蛋产品处理销售3.42万斤，正常售价为13.8元/斤，处理价仅3.3 元/斤。“短短17天，造成经济损失311.67万元。”
“真正的亏损是农户收购价与公司市场售价之间的巨大差距。”屠友金说。振宁牧业采用“公司 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经营模式，即苗鸡委托农户饲养，公司按合同价收购。根据合同，其公鸡收购价是15.2元/公斤，母鸡16.6元/公斤，而市场处理价仅为6.6元/公斤。
“恢复缓慢只因波动太大”
今年65岁的屠友金，原为浙江大学饲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自2000年成立振宁牧业担任董事长以来，身兼浙江省禽业协会会长、宁波市禽业协会会长等职。
他认为，虽然距H7N9禽流感高峰已过去半年之久，但大大小小的养殖企业还处于“恢复缓慢”的困境中，家禽行业复苏的拐点还不明朗。“目前，白羽鸡价格恢复到80%以上；黄羽鸡价格恢复不到70%，其批发价只有每斤8块多。”
屠友金认为，“恢复缓慢”除价格没有回到正常价位，更体现在销售量的骤减。
“宁波市龙头企业余姚神农牧业有限公司正常年份可提供苗禽2000—2500万只，今年到目前为止仅出售了600万只，产值下降了80%以上。”余全法用“元气大伤”来形容经历过H7N9的家禽行业。
“今年神农牧业累计亏损2500万元以上。虽然该企业享受到570万元的政策补助，补助力度已然不小，但是因为长时间的亏损，这些补助最终还是赔给了市场。” 余全法说。
宁波市畜牧兽医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宁波家禽业因H7N9遭受了1.8亿元损失，全市规模养殖户减少270家。“如今，宁波市种禽业顶多恢复到正常年份的一半水平，肉禽业基本恢复到70%。”
余全法进一步举例道，宁波市最大的肉禽蛋批发市场，2012年全年交易活禽5079万只；今年预计最多为3000万只，下降40%左右。与此同时，2013年，宁波市家禽饲养量从4000万只下降到3100万只，下降20%以上；禽蛋的下降程度基本相同。
“恢复之所以这么缓慢，是因为波动太大了。”屠友金密切关注家禽市场行情与H7N9病例的关系，“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跌价。本来恢复得不错，但9月份浙江绍兴出现了一个病例，肉鸡价格一下子下跌20%。之后又恢复了一点，但浙江嘉兴又曝出一例，肉鸡价格又下跌15%。11月份，苗鸡跌到了H7N9早期时的价格，三四毛一只都没有人要。”
“所有家禽企业的教训”
针对当地家禽业遭受的损失，4月12日，宁波市政府紧急出台了《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动用市县两级财政对当地养殖户进行补贴。
“宁波市财政补助达到4500万元，还有中央财政补贴315万元。”余全法坦言，政府的作用更多是稳定“军心”，重点落在“保种”，也是为了今后恢复生产能力。
“H7N9就像是一个闯到别人家里的蒙面强盗，主人还没看清他的真实面目，就拿出十八般武艺，把触手可及的物品都砸向它。”作为基层管理者，余全法比喻脆弱的家禽业经常“躺着中枪”。
2013年，宁波家禽业一共中了“三枪”：第一枪是H7N9，第二枪是夏季高温旱灾，第三枪是10月份的菲特台风。“最致命的是第一枪。H7N9不光打中家禽本身，还把家禽消费市场打跨了。”
“这是所有家禽企业的教训。”屠友金认为，在没有查明H7N9具体病源、搞清H7N9与家禽的关系之前，媒体的大肆报道会对消费者产生了不理性的引导。
对此，余全法认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绝不能不加重视，但如果重视过度、反应过度或措施不当，反而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诸多业内人士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活禽市场一关了之，跨省运输一封了之，家禽一杀了之”的防控措施需要进行反思。家禽产业生态的脆弱，实则暴露出风险保障体系的缺失。农业保险进一步向价格保险、收入保险的延伸和拓展值得研究。
“2004年禽流感是鸡发病，我服。2013年H7N9是人发病，鸡没事。我参与的政策性农保，一分钱都不能理赔。”屠友金无奈道，”如果鸡真的得了禽流感，保险公司一只鸡赔我10元钱，我就减少10元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