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国家资本主义”忽然成了世界上的热门话题，到了现在，美国的评论界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逐渐集中。对中国国企的抨击开始日趋凌厉。前“美国中国商会”会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近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可以说即是一本重要的批评之作。
　　近代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发展而有国企，因此我对国企的正当性并不怀疑。在社会主义思想史里，1896年德国社民党创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即首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早期只是个抽象概念，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国家资本主义”才成为事实，因此西方人都将俄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滥觞。

　　只是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在国家资本主义上也是个先行者。清朝末年，由于中国积弱，同光中兴的时代，遂出现自强西化的运动，兴起了一种官督民办的企业，它是由政府出资、官僚办理的企业。举凡造船造舰、钢铁桥墩、电报、航运、银行等均属之，并因此而形成庞大的官僚资产及官办阶级。由于他们是用国家的资本及特权为自己做生意，因而产生了许多富豪官僚，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家族、两江总督周馥家族都是代表。
　　清末自强洋务运动的官僚资本主义，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近代中国学术界对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很少做经济史的研究。尽管如此，人们仍知道官僚资本主义养出一批官僚巨富，他们贪腐成性，由清末的许多笔记札记，我们已知道这些豪门子女，他们赌起钱来，都是黄金整条整条地押注，手上则拿着整叠的房地契当赌本。清末民初上海的畸形繁荣，有一大半都和官僚资本主义有关。但这种官僚资本家真的懂经济和科技吗？却又未必。当年李鸿章即承认“江南制造局”做的简单洋枪，打土匪或许有用，但只要一面对外敌即完全无用，清末的北洋舰队相当落后，一到甲午海战，立即溃不成军。
　　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俄国革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它在俄国革命成功的初期的确发挥了作用，俄国的国防工业纵使到了今天，仍和美国难分轩轾；中国在太空、深海及尖端卫星科技上进步神速，我认为是受到俄国相当大的影响。
　　但中国另外一部分情况，我则认为是受到清末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它以内部的垄断为主，由于它以特权为靠山，因此所涉利益庞大，很容易养成贪腐的习性；其次则是官办的企业，由于特权的保护，成本便宜，因此名目上的利润会灌水，显得偏高，但实质的利润却极低；第三则是官办企业，容易从国家身上得到资金的援助，官办企业会有投资过度，扭曲国家资源的配置等重大弊病。麦健陆在新书里指出，中国国企乃是一种投入驱动的成长，而不是生产力带动的成长；国企由于资金获得容易，都用这种容易的资金来炒房，排挤掉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也扩大了资金的错置。
　　最近，我读了麦健陆的新作。我对美国人抨击中国国企在海外兼并扩张，抨击中国国企对外国企业有太强的抵抗力等，其实并不是那么同意；但美国商会对中国国企的结构不良、资源浪费、贪腐盛行等方面的分析，我却很同意，因为这种弊病其实清末的官僚资本主义时代即很普遍。因此，我认为中国对国企的改革已必须加快速度，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乃是一种有效的选择。但国家资本主义绝对不容许变为清末的官僚资本主义，清末的教训不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