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和田（古代称于阗）美玉以白、润为上品，现今民间好玉者动辄称和田极品白玉为羊脂玉，但专业玩玉者通常则称之为白玉，只字不提羊脂玉，否则就觉得是本行道的新手而非行家里手。但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号窟出土的五代时期的一份写本文书中，已有羊脂玉这种类似的称呼了。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论古玉器”条云：“玉以甘黄为上，羊惜（脂）次之。”“今人贱黄而贵白，以见少也。”明代尚未以“羊脂”色玉为极品白玉，反而是低于甘黄色的二等玉。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五代写卷P.2992V《兄大王（沙州归义军节度留后）某（曹元深）致弟甘州回鹘顺化可汗状》第19、20、21、22行：“今遣内亲从都头贾/荣实等谢/贺轻信，上好燕脂表玉境卜壹团重捌斤、白绵/绫伍匹。”该文书是五代敦煌地方政权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约939—944年执政）派遣到甘州回鹘去的使节携带八斤重的上等玉石等礼物，向顺化可汗道谢、祝贺的一份信函和礼物清单。当时的甘州回鹘少数民族政权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敦煌的曹氏地方政权要与他们进行友好相处，送重礼是必需的，后以兄弟相称。此处的“燕脂表玉”，似乎是现代民间玩家特指和田的“羊脂玉”。这里“表”，当指玉石的表面。“境卜”，应释读为“镜”字，当是指像镜子一样平整的意思，但法国学者哈密顿先生仔细观摩该写卷之“境”字旁一小“卜”字，认为是“该字应涂去”。敦煌文书中关于“卜”字是删除的符号的例证有许多，如P.4640V《己未年辛酉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有“王建铎队武卜儛额子”，“武”字旁加小“卜”字，“武”字也是衍文。在一个字的旁边加小“卜”字，是中古时期文人、书手对书写的错别字和多余字删除的习惯做法。即使不需要涂掉该“境”字，也可以解释它就是外表呈胭脂色且很平整的一块玉团。之所以写作“燕脂”，有可能是二字音近，将“羊脂”写作“燕脂”也未可知。“燕脂”，古时也写作“燕支”，原本应写作“胭脂”，是指红色的颜料或泛指红色。因而此处的“上好燕脂表玉境卜壹团”，笔者猜测可能是指表面带有红颜色，即玉石的表皮上附着有褐红或枣红色、氧化后的铁锈红颜色等，或者就是对表皮带红色的籽料的特殊称呼。《收藏》杂志2005年12月号刊登的俄罗斯籽料获金奖的“观音山子”，外皮就是相当艳丽的铁锈红色，可与胭脂色相媲美。再者，“脂”字还隐约含有油脂、发润的意思，因为白玉既白又润才更加宝贵，也才能命名为“羊脂玉”。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载：元朝宰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文中的“色如截肪”，即指如同切断的羊等动物的白色脂肪，故而可以猜测元代发现的唐宋时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古玉佛属于极品玉料的制品——白玉或羊脂玉。当时大多数向朝廷进贡和馈赠给重要人物的礼品玉，必然是类似的上等玉石，加之该敦煌文书中的“燕脂表玉”仅有八斤重，笔者认为它理应为山流水玉或者推断它就是籽料，就是很润并有油脂感的白玉——羊脂玉，只是外皮有铁锈红色。
敦煌出土的晚唐于阗文文书P.2741是于阗国“金国”使臣上报给于阗朝廷的报告即“使臣奏稿”，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于闻人携带有六百斤玉，作为进贡天朝宫廷的礼物。天朝使节收到了沙州张大庆的一封信，他后来在党项人的护送下逃到了突厥人之中。”这是所见大批量进贡中原朝廷玉石的文献记载。到五代和宋、辽时期，曹氏归义军政权进贡中原王朝和友邦的礼品中多数都是上等玉石。从一些史料记载看，五代、宋时期是于阗向中原王朝和友邦进贡、馈赠美玉的繁盛时期。如《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沙州曹议金进玉三团、硇砂、羚羊波斯锦、茸褐、白氍、牛黄、金星矾等”。《新五代史·四夷》载：“天福三年（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牦牛尾、玉等。晋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匡邺等至于阗，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匡邺等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这是于阗国在五代、宋时期进献玉石重量最大的一次。《宋史》卷490载：于阗“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遣使来贡。高祖命供奉官张邺持节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宋史》等文献中，有关于阗国贡送美玉的记载还有多处。在敦煌莫高窟第244窟的甬道北壁底层西向第二身下部五代男孩供养人画像旁有“德从子/德太子”题记。该甬道上的供养人画像于阗太子“德从”是少年形象，可能是作为使节的成年德从太子经敦煌前往京城朝贡时，在敦煌滞留期间补画补写的。《宋史》卷490“于阗”条载：乾德“四年（966年），又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载：“乾德四年二月，于阗国王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这两条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证明敦煌壁画上的这位“德从”宋初时的确是作为使者前往汴梁朝贡。
莫高窟第444窟东壁门上部中央“见宝塔品”南侧有宋代于阗太子供养人题记“南无释迦牟尼佛说妙法华经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北侧有“南无多宝佛为听法故来此法会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P.3184V《斋文一篇》后题：“甲子年（964年）八月七日早闻太子三人来到佛堂内将法华经第四卷”；P.4792《壬申年、庚申年记事》有小字“壬申年五月廿日太子从原、从德二人写字书记耳”。由于于阗太子有长期驻扎敦煌的，所以敦煌文书记载曹氏归义军衙署还为他们建有“太子宅”和“太子庄”。敦煌地方政权使节也向中原朝廷进贡玉石，《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沙州贡马七十五匹、玉三十六团”。《辽史》卷70属国表载：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六月“沙州敦煌王曹寿遣使进大食马及美玉”。沙州地方政权和其他地方政权、部族向中原朝廷所进贡的玉石，大部分可以说是来自干阗。这是因为：第一，五代、宋时期于阗国和沙州归义军有联姻关系，经常互有使节走访，于阗还有太子、公主、宰相等常驻敦煌，贵重礼品就是玉石。第二，敦煌（沙州）是西域通往中原的丝绸之路孔道，各国各政权的使节、商队、僧人等来往穿行在这条路线上，敦煌历来是国际商贸的重镇所在，各种物品汇集于此，获得于阗玉石也是便利的。第三，据敦煌文书资料我们知道，于阗、沙州、甘州等地均有使节、商队、僧人等经丝绸之路辗转到敦煌输送货物至内地及京城等处。 史料记载古代敦煌周边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昆仑山系的玉石出产。敦煌晚唐时期文书P.4640《沙州释门素法律窟铭》、S.530《大唐沙州释门素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就直接称敦煌为“玉塞敦煌”，况且敦煌附近早在汉武帝时就置有后来名闻遐迩的所谓“玉门关”，意思就是西域输入玉石的关口。敦煌本地的玉石出产，多少也会增加敦煌周边数个地方政权向中原朝廷进贡玉石的数量和次数，虽然玉石的质量不如于阗，但也聊胜于无。敦煌在中晚唐时被当地人称为“玉塞”，当与本地产玉和于阗玉石等出入的“玉门关”关口均有关系。
敦煌文书中的这件“上好燕脂表玉”玉料尚未加工成形，属于原石，故此文书称“壹团”，但是唐五代时期敦煌本地的确也有“玉匠”行业存在。据敦煌五代写卷P.2641《丁未年（947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第一份账目第8、9行：“支玉匠平庆子等二人，共面柒/斗。”同卷第二份账目第20行：“玉匠面叁斗伍升。”又，宋代写本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第48行：“支玉匠二人一日食。”敦煌的“玉匠”，敦煌文书显示在晚唐、五代就已经是众多工匠中的一种了，实际玉匠的产生可能还要更早些，因为敦煌地区是于阗玉石向中原输送的重要通道。敦煌在中古时期也算丝绸之路上玉石雕琢的重要场所。然而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的玉匠中还未见到当时属于高级别匠人称号——“博士”，敦煌的“某某匠”地位和水平要低于高级工匠“博士”，可以猜测敦煌玉匠的水平应是低于中原京城地区的。从史料中每每看到所进贡的玉石多数是以数“团”、几十“团”和百“团”记录的，说明进贡的多是原石材料，还不是雕琢的成品。但在敦煌向中原王朝和向其他政权进贡的美玉饰件中诸如腰带饰等，或许有敦煌玉匠等雕琢作品的存在。如《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记录：同光四年（926年）“二月，沙州曹义（议）全（金）进和市马百匹、羚羊角、石冈（硇）砂、牦牛尾，又进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狮子指环、金刚杵”。此“皇后白玉符”“白玉狮子指环”可能就是敦煌玉匠所为，而这两件进贡的玉石符和指环都在前面书有“白玉”二字，也可证明它们均是上等美玉，但可能不太润，而且无法与“燕脂表玉”媲美。至于玉石结构内含棉絮状方为良玉的特点也罕见有史料记载。《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长兴五年（934年）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来朝贡良马百驷、白玉百团，谢册命也”。这二条史料所记录的沙州（敦煌）、甘州回鹘“白玉”制品，是朝廷史官所用的官方称谓，而当时民间对上等美玉的称呼可能很杂，但民间用“白玉”的称谓反而罕见。
敦煌五代文书中的“上好燕脂表玉”，或许可以说明当今民间的所谓和田（于阗）“羊脂玉”称谓有其来源，并非臆造的名称，而是源自“燕脂表玉”的称呼或者古代的习惯叫法和俗称，加之读音相近、字形也有相近之处。明代文人高濂较早使用“羊脂”称呼第二等的玉石，似乎也有所本，但此名称也可能仅限于明代玩玉的上层人士中使用，后来才渐渐流传到民间。所以现今将成色名贵的第一等白玉俗称为“羊脂玉”，也并非是假造的名词和说的外行话，况且现在学术界也在学术论文中使用“脂玉”之名了，但却是与“白玉”和“青玉”并列使用。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五代写卷P.2992V《兄大王（沙州归义军节度留后）某（曹元深）致弟甘州回鹘顺化可汗状》第19、20、21、22行：“今遣内亲从都头贾/荣实等谢/贺轻信，上好燕脂表玉境卜壹团重捌斤、白绵/绫伍匹。”该文书是五代敦煌地方政权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约939—944年执政）派遣到甘州回鹘去的使节携带八斤重的上等玉石等礼物，向顺化可汗道谢、祝贺的一份信函和礼物清单。当时的甘州回鹘少数民族政权势力比较强大，所以敦煌的曹氏地方政权要与他们进行友好相处，送重礼是必需的，后以兄弟相称。此处的“燕脂表玉”，似乎是现代民间玩家特指和田的“羊脂玉”。这里“表”，当指玉石的表面。“境卜”，应释读为“镜”字，当是指像镜子一样平整的意思，但法国学者哈密顿先生仔细观摩该写卷之“境”字旁一小“卜”字，认为是“该字应涂去”。敦煌文书中关于“卜”字是删除的符号的例证有许多，如P.4640V《己未年辛酉年归义军衙内破用纸布历》有“王建铎队武卜儛额子”，“武”字旁加小“卜”字，“武”字也是衍文。在一个字的旁边加小“卜”字，是中古时期文人、书手对书写的错别字和多余字删除的习惯做法。即使不需要涂掉该“境”字，也可以解释它就是外表呈胭脂色且很平整的一块玉团。之所以写作“燕脂”，有可能是二字音近，将“羊脂”写作“燕脂”也未可知。“燕脂”，古时也写作“燕支”，原本应写作“胭脂”，是指红色的颜料或泛指红色。因而此处的“上好燕脂表玉境卜壹团”，笔者猜测可能是指表面带有红颜色，即玉石的表皮上附着有褐红或枣红色、氧化后的铁锈红颜色等，或者就是对表皮带红色的籽料的特殊称呼。《收藏》杂志2005年12月号刊登的俄罗斯籽料获金奖的“观音山子”，外皮就是相当艳丽的铁锈红色，可与胭脂色相媲美。再者，“脂”字还隐约含有油脂、发润的意思，因为白玉既白又润才更加宝贵，也才能命名为“羊脂玉”。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载：元朝宰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文中的“色如截肪”，即指如同切断的羊等动物的白色脂肪，故而可以猜测元代发现的唐宋时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古玉佛属于极品玉料的制品——白玉或羊脂玉。当时大多数向朝廷进贡和馈赠给重要人物的礼品玉，必然是类似的上等玉石，加之该敦煌文书中的“燕脂表玉”仅有八斤重，笔者认为它理应为山流水玉或者推断它就是籽料，就是很润并有油脂感的白玉——羊脂玉，只是外皮有铁锈红色。
敦煌出土的晚唐于阗文文书P.2741是于阗国“金国”使臣上报给于阗朝廷的报告即“使臣奏稿”，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于闻人携带有六百斤玉，作为进贡天朝宫廷的礼物。天朝使节收到了沙州张大庆的一封信，他后来在党项人的护送下逃到了突厥人之中。”这是所见大批量进贡中原朝廷玉石的文献记载。到五代和宋、辽时期，曹氏归义军政权进贡中原王朝和友邦的礼品中多数都是上等玉石。从一些史料记载看，五代、宋时期是于阗向中原王朝和友邦进贡、馈赠美玉的繁盛时期。如《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沙州曹议金进玉三团、硇砂、羚羊波斯锦、茸褐、白氍、牛黄、金星矾等”。《新五代史·四夷》载：“天福三年（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牦牛尾、玉等。晋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匡邺等至于阗，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匡邺等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这是于阗国在五代、宋时期进献玉石重量最大的一次。《宋史》卷490载：于阗“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遣使来贡。高祖命供奉官张邺持节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宋史》等文献中，有关于阗国贡送美玉的记载还有多处。在敦煌莫高窟第244窟的甬道北壁底层西向第二身下部五代男孩供养人画像旁有“德从子/德太子”题记。该甬道上的供养人画像于阗太子“德从”是少年形象，可能是作为使节的成年德从太子经敦煌前往京城朝贡时，在敦煌滞留期间补画补写的。《宋史》卷490“于阗”条载：乾德“四年（966年），又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载：“乾德四年二月，于阗国王遣其子德从来贡方物。”这两条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证明敦煌壁画上的这位“德从”宋初时的确是作为使者前往汴梁朝贡。
莫高窟第444窟东壁门上部中央“见宝塔品”南侧有宋代于阗太子供养人题记“南无释迦牟尼佛说妙法华经大宝于阗国皇太子从连供养”，北侧有“南无多宝佛为听法故来此法会大宝于阗国皇太子琮原供养”。P.3184V《斋文一篇》后题：“甲子年（964年）八月七日早闻太子三人来到佛堂内将法华经第四卷”；P.4792《壬申年、庚申年记事》有小字“壬申年五月廿日太子从原、从德二人写字书记耳”。由于于阗太子有长期驻扎敦煌的，所以敦煌文书记载曹氏归义军衙署还为他们建有“太子宅”和“太子庄”。敦煌地方政权使节也向中原朝廷进贡玉石，《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沙州贡马七十五匹、玉三十六团”。《辽史》卷70属国表载：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六月“沙州敦煌王曹寿遣使进大食马及美玉”。沙州地方政权和其他地方政权、部族向中原朝廷所进贡的玉石，大部分可以说是来自干阗。这是因为：第一，五代、宋时期于阗国和沙州归义军有联姻关系，经常互有使节走访，于阗还有太子、公主、宰相等常驻敦煌，贵重礼品就是玉石。第二，敦煌（沙州）是西域通往中原的丝绸之路孔道，各国各政权的使节、商队、僧人等来往穿行在这条路线上，敦煌历来是国际商贸的重镇所在，各种物品汇集于此，获得于阗玉石也是便利的。第三，据敦煌文书资料我们知道，于阗、沙州、甘州等地均有使节、商队、僧人等经丝绸之路辗转到敦煌输送货物至内地及京城等处。 史料记载古代敦煌周边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昆仑山系的玉石出产。敦煌晚唐时期文书P.4640《沙州释门素法律窟铭》、S.530《大唐沙州释门素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就直接称敦煌为“玉塞敦煌”，况且敦煌附近早在汉武帝时就置有后来名闻遐迩的所谓“玉门关”，意思就是西域输入玉石的关口。敦煌本地的玉石出产，多少也会增加敦煌周边数个地方政权向中原朝廷进贡玉石的数量和次数，虽然玉石的质量不如于阗，但也聊胜于无。敦煌在中晚唐时被当地人称为“玉塞”，当与本地产玉和于阗玉石等出入的“玉门关”关口均有关系。
敦煌文书中的这件“上好燕脂表玉”玉料尚未加工成形，属于原石，故此文书称“壹团”，但是唐五代时期敦煌本地的确也有“玉匠”行业存在。据敦煌五代写卷P.2641《丁未年（947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第一份账目第8、9行：“支玉匠平庆子等二人，共面柒/斗。”同卷第二份账目第20行：“玉匠面叁斗伍升。”又，宋代写本S.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第48行：“支玉匠二人一日食。”敦煌的“玉匠”，敦煌文书显示在晚唐、五代就已经是众多工匠中的一种了，实际玉匠的产生可能还要更早些，因为敦煌地区是于阗玉石向中原输送的重要通道。敦煌在中古时期也算丝绸之路上玉石雕琢的重要场所。然而晚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的玉匠中还未见到当时属于高级别匠人称号——“博士”，敦煌的“某某匠”地位和水平要低于高级工匠“博士”，可以猜测敦煌玉匠的水平应是低于中原京城地区的。从史料中每每看到所进贡的玉石多数是以数“团”、几十“团”和百“团”记录的，说明进贡的多是原石材料，还不是雕琢的成品。但在敦煌向中原王朝和向其他政权进贡的美玉饰件中诸如腰带饰等，或许有敦煌玉匠等雕琢作品的存在。如《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记录：同光四年（926年）“二月，沙州曹义（议）全（金）进和市马百匹、羚羊角、石冈（硇）砂、牦牛尾，又进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狮子指环、金刚杵”。此“皇后白玉符”“白玉狮子指环”可能就是敦煌玉匠所为，而这两件进贡的玉石符和指环都在前面书有“白玉”二字，也可证明它们均是上等美玉，但可能不太润，而且无法与“燕脂表玉”媲美。至于玉石结构内含棉絮状方为良玉的特点也罕见有史料记载。《册府元龟》卷972载：后唐长兴五年（934年）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来朝贡良马百驷、白玉百团，谢册命也”。这二条史料所记录的沙州（敦煌）、甘州回鹘“白玉”制品，是朝廷史官所用的官方称谓，而当时民间对上等美玉的称呼可能很杂，但民间用“白玉”的称谓反而罕见。
敦煌五代文书中的“上好燕脂表玉”，或许可以说明当今民间的所谓和田（于阗）“羊脂玉”称谓有其来源，并非臆造的名称，而是源自“燕脂表玉”的称呼或者古代的习惯叫法和俗称，加之读音相近、字形也有相近之处。明代文人高濂较早使用“羊脂”称呼第二等的玉石，似乎也有所本，但此名称也可能仅限于明代玩玉的上层人士中使用，后来才渐渐流传到民间。所以现今将成色名贵的第一等白玉俗称为“羊脂玉”，也并非是假造的名词和说的外行话，况且现在学术界也在学术论文中使用“脂玉”之名了，但却是与“白玉”和“青玉”并列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