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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术是清代学术史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术的研究多侧重在学术派别与学术思想间的探讨,却忽略了知识分子在其间的表现和作用。《四库全书》的纂修恰逢乾嘉学术兴盛之时,可以说,《四库全书》是乾嘉学术发展的缩影。而研究“四库学”者,又多注重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纂修本身的研究,较少涉及其学术思想层面。最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晓华博士所著《〈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便是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线索,考察了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此时期政治环境下对学术做出的反应。
本书首先突出时代背景的考察。作者梳理了四库开馆的时代特点。四库开馆是时代的产物,作者从政治与学术两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四库开馆前的时代特点。政治方面,乾隆帝的重视是关键。清代至乾隆帝达到鼎盛时期,这使得乾隆帝希望通过“稽古右文”的方式对“盛世”加以烘托,再加之一些大臣的见风使舵,共同促成“盛世修书”的历史必然。学术方面,在四库开馆之前,各地学术氛围浓厚,官私藏书丰富,出版印刷业引入西方先进技术等等,这些都为四库开馆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而四库开馆前后学者们所面临的是专制的学术环境。一方面,学者们面临着文字狱、科场之祸等一系列文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清廷又通过博学鸿儒科、开馆修史等政策笼络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知识分子的表现也各异。此外,作者在阐释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表现和心态时,并不是一味地将之与纂修《四库全书》这一学术活动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而是将之融入整个时代大背景下考察。如在论述章学诚与四库修书时,首先从章学诚从小成长的时代环境写起,认为章学诚在学术上一味求变求新,“而学术背后的政治,章学诚却忽略了,这个政治才是解决史馆修书在引领学术风气方面的弊端的关键”(221页)。由此,作者将章学诚的学术命运与当时的学术风尚联系起来,指出“章学诚生活的时代,正是宋学式微、汉学昌盛的时代”(223页),其在学术变革之际与当时时代主流学术风气的大相径庭使其与四库馆无缘。
二是深刻分析了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表现。该书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心路历程。作者首次将知识分子对四库开馆的反应归纳为“馆内学者”和“馆外学者”两部分。四库馆内学者以朱筠和陆费墀为代表;四库馆外学者以章学诚、洪亮吉、袁枚为代表。作者在论述他们学术心态时注重剖析其形成原因。分析了这些学者各自性格因素的影响,这也是其学术命运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则是受到了当时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学者有着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价值观,但又不能不为政治所局限。作者以纪昀为例,指出其是一个既能完成学术,又可以远离祸患的榜样,这便使纪昀“做到了既展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思想的精髓,又不违乾隆的意志,一手裁定了《四库全书总目》,传递了十八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界的较全面的信息,呈现给我们一个广阔的思想文化空间”(303页)。四库修书以汉学为主导,但四库馆内外与汉学的立异仍有存在。如以邵晋涵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还有代表宋学立异四库主流学风的学者,如姚鼐等。此外,在一些专门学科中也有派别之争。如算学家中有中法、西法及中西兼顾三派。作者一一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学术心态和学术境遇。
三是研究视角新颖。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台湾学者昌彼得、胡楚生及内地学者周积明提出“四库学”的概念,认为“四库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四库学”指《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和再研究,狭义的则仅指《四库全书》的研究和再研究。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广义“四库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些年来,对“四库学”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文献学研究路径,一是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前者以余嘉锡、胡玉缙等为代表,致力于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证纠谬;后者以周少川、周积明为代表,致力于揭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两者研究各有利弊,皆不可偏废(参见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商务印书馆二○○八年版)。陈晓华将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设了‘四库学’研究新框架,并探索了相关研究路径,也为清史研究增添了新内容,在学术史上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张涛:《〈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书后识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九年版)。
四是见解独到,材料丰富。此书对《四库全书》纂修中的一些学术问题见解独到。如对四库开馆“寓禁于征”的问题,作者从清前期的修书中考查了“寓禁于征”的时代因素,认为“‘寓禁于征’这个概念成于乾隆之手,但‘寓禁于征’有一个过程,是由征逐步走向禁的”(308页)。进而从乾隆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入手,分析了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又以乾隆谕旨和其过问办理失当书籍案件等文献角度阐述了“寓禁于征”的内涵和意义。尤为可贵的是,从乾隆个人性格入手,解读了“寓禁于征”发展的历史必然。这样便使我们加深了对乾隆时期“寓禁于征”的理解。此外,该书运用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包括大量清代实录、清代档案资料、清人文集等,这些文献资料作者运用得恰到好处,从中也可看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此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学术上的享受,更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主题:学者为何?欲知学者为何,则首先当知何为学者。作者从封建时代的士人入笔,从对士人的定位、人君与士人两个层面向我们阐述了何为学者的问题。学者“是为言道服务的”(3页),但学术明道之途并非如此单纯,“学术思想虽然运时而生,但既有顺世者又有逆世者,而二者之间往往又难以取舍”(3页),这在当下,或许也是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是怀有的学术理想与学术价值,一方面是难以逃脱的时代变革与社会现实。在当今社会变革之时,我们通过阅读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纂修《四库全书》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以得到些许有益的鉴戒呢!
(《〈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陈晓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九年版,39.00元)
本书首先突出时代背景的考察。作者梳理了四库开馆的时代特点。四库开馆是时代的产物,作者从政治与学术两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四库开馆前的时代特点。政治方面,乾隆帝的重视是关键。清代至乾隆帝达到鼎盛时期,这使得乾隆帝希望通过“稽古右文”的方式对“盛世”加以烘托,再加之一些大臣的见风使舵,共同促成“盛世修书”的历史必然。学术方面,在四库开馆之前,各地学术氛围浓厚,官私藏书丰富,出版印刷业引入西方先进技术等等,这些都为四库开馆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而四库开馆前后学者们所面临的是专制的学术环境。一方面,学者们面临着文字狱、科场之祸等一系列文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清廷又通过博学鸿儒科、开馆修史等政策笼络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知识分子的表现也各异。此外,作者在阐释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表现和心态时,并不是一味地将之与纂修《四库全书》这一学术活动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而是将之融入整个时代大背景下考察。如在论述章学诚与四库修书时,首先从章学诚从小成长的时代环境写起,认为章学诚在学术上一味求变求新,“而学术背后的政治,章学诚却忽略了,这个政治才是解决史馆修书在引领学术风气方面的弊端的关键”(221页)。由此,作者将章学诚的学术命运与当时的学术风尚联系起来,指出“章学诚生活的时代,正是宋学式微、汉学昌盛的时代”(223页),其在学术变革之际与当时时代主流学术风气的大相径庭使其与四库馆无缘。
二是深刻分析了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表现。该书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心路历程。作者首次将知识分子对四库开馆的反应归纳为“馆内学者”和“馆外学者”两部分。四库馆内学者以朱筠和陆费墀为代表;四库馆外学者以章学诚、洪亮吉、袁枚为代表。作者在论述他们学术心态时注重剖析其形成原因。分析了这些学者各自性格因素的影响,这也是其学术命运的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则是受到了当时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学者有着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价值观,但又不能不为政治所局限。作者以纪昀为例,指出其是一个既能完成学术,又可以远离祸患的榜样,这便使纪昀“做到了既展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思想的精髓,又不违乾隆的意志,一手裁定了《四库全书总目》,传递了十八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界的较全面的信息,呈现给我们一个广阔的思想文化空间”(303页)。四库修书以汉学为主导,但四库馆内外与汉学的立异仍有存在。如以邵晋涵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还有代表宋学立异四库主流学风的学者,如姚鼐等。此外,在一些专门学科中也有派别之争。如算学家中有中法、西法及中西兼顾三派。作者一一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学术心态和学术境遇。
三是研究视角新颖。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台湾学者昌彼得、胡楚生及内地学者周积明提出“四库学”的概念,认为“四库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四库学”指《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和再研究,狭义的则仅指《四库全书》的研究和再研究。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广义“四库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些年来,对“四库学”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文献学研究路径,一是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径。前者以余嘉锡、胡玉缙等为代表,致力于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证纠谬;后者以周少川、周积明为代表,致力于揭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两者研究各有利弊,皆不可偏废(参见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商务印书馆二○○八年版)。陈晓华将文献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将文献学史、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设了‘四库学’研究新框架,并探索了相关研究路径,也为清史研究增添了新内容,在学术史上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张涛:《〈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书后识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九年版)。
四是见解独到,材料丰富。此书对《四库全书》纂修中的一些学术问题见解独到。如对四库开馆“寓禁于征”的问题,作者从清前期的修书中考查了“寓禁于征”的时代因素,认为“‘寓禁于征’这个概念成于乾隆之手,但‘寓禁于征’有一个过程,是由征逐步走向禁的”(308页)。进而从乾隆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入手,分析了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又以乾隆谕旨和其过问办理失当书籍案件等文献角度阐述了“寓禁于征”的内涵和意义。尤为可贵的是,从乾隆个人性格入手,解读了“寓禁于征”发展的历史必然。这样便使我们加深了对乾隆时期“寓禁于征”的理解。此外,该书运用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包括大量清代实录、清代档案资料、清人文集等,这些文献资料作者运用得恰到好处,从中也可看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
此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学术上的享受,更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主题:学者为何?欲知学者为何,则首先当知何为学者。作者从封建时代的士人入笔,从对士人的定位、人君与士人两个层面向我们阐述了何为学者的问题。学者“是为言道服务的”(3页),但学术明道之途并非如此单纯,“学术思想虽然运时而生,但既有顺世者又有逆世者,而二者之间往往又难以取舍”(3页),这在当下,或许也是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方面是怀有的学术理想与学术价值,一方面是难以逃脱的时代变革与社会现实。在当今社会变革之时,我们通过阅读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纂修《四库全书》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以得到些许有益的鉴戒呢!
(《〈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陈晓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九年版,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