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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女法医王雪梅通过视频声明: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并退出中国法医学会,退出中国的法医队伍。王雪梅称,自己的名字不能与出具“荒谬、不负责任”的鉴定结论的一个学术团体混为一体。她提及自己退出中国法医学会与该学会早年出具的一份司法鉴定有关。
王雪梅退出中国法医学会,事发中國司法领域的“多事之秋”,在招妓事件、联名举报事件接踵而至的背景下,似乎天然有了一丝悲怆的意味。好在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就像若干年前杰里米·边沁说的,“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质疑与批判,既是法之本义,也是权利的彰显。
这样一位有着明星一样气质的女法医,进入公众视野是在去年9月,在薄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案件审判时,她曾对尼尔·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说法提出了公开质疑。此次做出这个举动的原因和目的,目前尚不明朗,但是引发她愤而辞职的绝不止北京地铁“马跃案”。2010年8月23日,大学生马跃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坠落铁轨触电身亡。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为:马跃血液中无酒精,毒物分析无异常,体表无打击伤,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警方据此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安监部门确认马跃之死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在王雪梅的“辞职视频”中,认为该鉴定结论“荒谬、不负责任”,“作为中国法医学会现任的副会长是零容忍的”。
她之前质疑合肥冤案的声音就一而再地被封杀。她的举动引发公众对真相的再度讨论和拷问,更多的舆论则对她守卫良知和底线的举动表示肯定和赞美。
有网友说:王雪梅的这一壮举,开启的是中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作恶,需要的是良心;不合作,需要的是智慧;拍案而起,需要的是勇气。
这样的抵抗方式表面上看上去消极,但它终究也是一种抵抗。这种态度,是对信仰的忠诚,是价值的笃定。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拒绝被世界所改变。在粗鄙和污浊中,缺少的或许正是这种“自我”。与其说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遗世独立,倒不如说这是以笃定的价值和信仰,抗拒庸俗和浊流,为明天留存一颗纯净的种子。
在真相未明之前,公众自然无法断言专业领域的是非对错。但民意清一色选择了信任王雪梅,恐怕离不开三个因素:第一,她质疑与批判的是她的团队,在熟人规则大于契约精神的小圈子里,不管这种质疑是对是错,起码精神可嘉,敢说真话、尤为难得。第二,王雪梅的质疑是有代价的。因为质疑,她一个人得罪了一个团队;因为质疑,她卸去了更多的光荣与身段地位。而这样的质疑,仅仅是为了宽慰并对得起当事人的母亲。这样的情怀与操守,显然无法不让人动容。第三,从专业素养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八九成的把握,估计王雪梅不会选择这样的姿态来表达对具体鉴定结果的抗议。最近,网络上流传着据说是王雪梅自述的一段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可以不要家,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我可以不要脸甚至连生命都可以不要,但是,我决不能为了任何人、任何团体的利益而亵渎亡灵,出卖灵魂……”这样的姿态,即便是以讹传讹、民间杜撰,某种意义上,也表征着公众对中国司法工作者的价值期待与深沉的职业期许。
眼下,谁也无法妄言王雪梅说的就是事实,但她以破釜沉舟的姿态,提请公众关注一些事件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抒情与感性的偏好,相关部门确实需要拿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相,来说服王雪梅、说服当事人家属,更是说服社会对司法的合法质疑。
王雪梅退出中国法医学会,事发中國司法领域的“多事之秋”,在招妓事件、联名举报事件接踵而至的背景下,似乎天然有了一丝悲怆的意味。好在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就像若干年前杰里米·边沁说的,“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质疑与批判,既是法之本义,也是权利的彰显。
这样一位有着明星一样气质的女法医,进入公众视野是在去年9月,在薄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尼尔·伍德案件审判时,她曾对尼尔·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说法提出了公开质疑。此次做出这个举动的原因和目的,目前尚不明朗,但是引发她愤而辞职的绝不止北京地铁“马跃案”。2010年8月23日,大学生马跃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坠落铁轨触电身亡。中国法医学会出具的鉴定为:马跃血液中无酒精,毒物分析无异常,体表无打击伤,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警方据此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安监部门确认马跃之死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在王雪梅的“辞职视频”中,认为该鉴定结论“荒谬、不负责任”,“作为中国法医学会现任的副会长是零容忍的”。
她之前质疑合肥冤案的声音就一而再地被封杀。她的举动引发公众对真相的再度讨论和拷问,更多的舆论则对她守卫良知和底线的举动表示肯定和赞美。
有网友说:王雪梅的这一壮举,开启的是中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作恶,需要的是良心;不合作,需要的是智慧;拍案而起,需要的是勇气。
这样的抵抗方式表面上看上去消极,但它终究也是一种抵抗。这种态度,是对信仰的忠诚,是价值的笃定。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拒绝被世界所改变。在粗鄙和污浊中,缺少的或许正是这种“自我”。与其说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遗世独立,倒不如说这是以笃定的价值和信仰,抗拒庸俗和浊流,为明天留存一颗纯净的种子。
在真相未明之前,公众自然无法断言专业领域的是非对错。但民意清一色选择了信任王雪梅,恐怕离不开三个因素:第一,她质疑与批判的是她的团队,在熟人规则大于契约精神的小圈子里,不管这种质疑是对是错,起码精神可嘉,敢说真话、尤为难得。第二,王雪梅的质疑是有代价的。因为质疑,她一个人得罪了一个团队;因为质疑,她卸去了更多的光荣与身段地位。而这样的质疑,仅仅是为了宽慰并对得起当事人的母亲。这样的情怀与操守,显然无法不让人动容。第三,从专业素养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八九成的把握,估计王雪梅不会选择这样的姿态来表达对具体鉴定结果的抗议。最近,网络上流传着据说是王雪梅自述的一段话——“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可以不要家,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我可以不要脸甚至连生命都可以不要,但是,我决不能为了任何人、任何团体的利益而亵渎亡灵,出卖灵魂……”这样的姿态,即便是以讹传讹、民间杜撰,某种意义上,也表征着公众对中国司法工作者的价值期待与深沉的职业期许。
眼下,谁也无法妄言王雪梅说的就是事实,但她以破釜沉舟的姿态,提请公众关注一些事件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抒情与感性的偏好,相关部门确实需要拿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相,来说服王雪梅、说服当事人家属,更是说服社会对司法的合法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