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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创始人萨特曾这样描写过人生，即人生下来就是走向死亡的。仔细琢磨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事实上生物界从低等到高等几乎都遵循从生到死的规律。不过萨特的理论也并非如此全盘的消极，如他在谈到活着的时候，竭力强调：既然活着就要为活着负责，换句话说，活就要活得像个样子，活得有意义。他特别反对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所以他在提到人的自杀行为时，态度十分冷静，他认为自杀是走向死亡的一种形式，和好生活着一样，同样是一种选择。既选择活着就为活着而奋斗，选择死亡时，活着的人也不要对他说长道短。
前几年人们对台湾三毛之死大加议论、感叹和遗憾了一番。如今除少数文人外，恐怕没人再提她，她的著作似乎也随着她的消逝而身价倍跌。为什么这样?主要还是人们总是对努力活着的人表示赞赏，而自杀则给人以暗淡冷漠之感——自己都觉得活着腻味了，那作品又能去激励谁呢?
最近，报载广州自杀预防中心的创办人某某突然自杀的消息，于是又在社会上掀起小小浪花。有人说，他是个心理学家，十多年来一直为拯救那些站在死亡边缘上的人服务。也不知通过他的劝导、宽慰使多少人放弃了死亡。但他毕竟是死了，死的“不明不白”吗?不一定如此，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只知其一(救人的心理医生)而不知其二(他也有难言之隐，或说不出来的苦衷)。所谓“医不治己”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他吧。
说到这儿，我不禁又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我国心理学界(那时是精神病学界)，曹出现过三大权威相继自杀过世的“怪事”。当时笔者尚年轻，对这三位学长怀有无限敬仰崇拜之情。对他们之死也曾有过种种联想，记得那时同行们谈得最多的是精神病科医生的自杀率比其他行业多。可见心理医生的心理未必是健康和十全十美的。正如肿瘤科专家也不能幸免于癌症的侵袭一样。
11年前，笔者开办了全国第一条心理热线，那时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针对企图自杀或陷于情感危机中的人，当时为自杀呼救的人次比率是2％。11年后，自杀呼救者不到0.5％。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11年前想自杀的人比11年后多4倍。但客观上如何呢?恰恰相反，如今的自杀率远比那时候高。有关数据表明，在社会灾难性意外死亡中，自杀居首位，车祸居中，而溺水位于末，几乎是3：2：1之势。5年前某大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自杀者占人群的16／10万，而现今为25／10万。如果说过去城市自杀者多于农村，而现在则城乡差距呈持平状态。过去男多于女，现在女多于男，过去成年人多，现在青少年多，而老年自杀率在我国远较国外为低。
到底为什么呢?即便非研究自杀的人也会问。基本因素是来源于社会压力，具体地说是因为社会发展变革太快，有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偏低的原故。诸如经济状况对比的差距，情感生活的创伤和挫折加大，人际关系复杂化，社会为缓冲情绪所必需的支持系统欠缺等。
也许由于笔者工作面的关系，总感到情感危机是当前自杀之最主要因素。其次是精神抑郁症所引起的病态性自杀。关于抑郁症的自杀，中外情况并不多。有学者统计研究指出，自杀者有60％是处于忧郁状态之中，而抑郁症的自杀成功率为12％。不久前有关媒体报道，我国的抑郁症患者达人群的8％，而处于情感危机中的人数相当于16％。从热线呼救一条渠道不能反映总体情况。因为凡诚心想自杀者是不会想到在死前一刹那去打个电话的。而打电话的人基本上都存有不想死的心理。对这类人，只要拉他(她)一把也就可免于难。
我们无法控制那些想轻生的人的思想情绪。唯一的可预防措施就是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目前在我国，这种保障系统正初具规模。其实这种规模恰好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举个实例来说明：
大约在5个月前的一天夜里，天津心理热线(022-27303765)接到东北某大城市一位女士打来的呼救电话，声称她因丈夫外遇，几经劝阻、吵闹无效，对生活失去信心，遂想到一死了之。2个月前曾开放煤气一次，幸而孩子回家得救，经亲朋调解。丈夫有所收敛。但事隔不久，丈夫旧“病”复发，决计与她离婚。于是她又采取自杀行为。将自己的左手腕割破，在血流如注中，她想留下几句遗言，便拨通我们的热线。面对这种危机当口，我们不是劝，而是果断快速地向该城市“110”报警求援。该市接到我们的信息后，立即查明当事人的家庭地址，出动警员赶赴现场。经当地120急救中心全力抢救，于次日中午方脱离危险。
值得鼓舞的是该城管辖区的民警，深受天津心理热线此举的激励，派专人协同居委会和她丈夫单位的领导，一起对他们夫妇间感情问题进行了数次社会支持性干预，终使他们破镜重圆。
在这场自杀干预中。可反映出这样几个环节：一是危机当事者的呼救意识，亦即心理卫生意识(如同家庭急救箱所联想的卫生保健意识)；二是社会上有心理救援热线服备机构：三是心理医生的职责；四是“110”报警台；五是医疗急救系统；六是社区服务人员(民警、居委会人员等)；七是单位对职工的制约作用。尽管平时这7个环节没有体制上的联系，但一旦事情发生，却自然地贯通联接，起到救人的效果。这与西方的援助模式有根本的差别。
记得在3年前，笔者曾在常州参加过一次国际“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交流中发现，中外对自杀呼救的干预态度有明显不同，比如在英国，对自杀呼救者的干预是采取劝告当事人不要轻生。但死与不死要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干预者的劝告责任尽到了，就算完成了救援任务。而我们则不止于劝告，同时还要把当事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让他(她)达到死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西方模式是尊重个人选择意志，实际上却违背了“救人救到底”的人道主义原则。兹以上例而言，正是由于救到底才挽救了一条生命、一桩婚姻和一个家庭。
前几年人们对台湾三毛之死大加议论、感叹和遗憾了一番。如今除少数文人外，恐怕没人再提她，她的著作似乎也随着她的消逝而身价倍跌。为什么这样?主要还是人们总是对努力活着的人表示赞赏，而自杀则给人以暗淡冷漠之感——自己都觉得活着腻味了，那作品又能去激励谁呢?
最近，报载广州自杀预防中心的创办人某某突然自杀的消息，于是又在社会上掀起小小浪花。有人说，他是个心理学家，十多年来一直为拯救那些站在死亡边缘上的人服务。也不知通过他的劝导、宽慰使多少人放弃了死亡。但他毕竟是死了，死的“不明不白”吗?不一定如此，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只知其一(救人的心理医生)而不知其二(他也有难言之隐，或说不出来的苦衷)。所谓“医不治己”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他吧。
说到这儿，我不禁又想起三十多年前在我国心理学界(那时是精神病学界)，曹出现过三大权威相继自杀过世的“怪事”。当时笔者尚年轻，对这三位学长怀有无限敬仰崇拜之情。对他们之死也曾有过种种联想，记得那时同行们谈得最多的是精神病科医生的自杀率比其他行业多。可见心理医生的心理未必是健康和十全十美的。正如肿瘤科专家也不能幸免于癌症的侵袭一样。
11年前，笔者开办了全国第一条心理热线，那时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针对企图自杀或陷于情感危机中的人，当时为自杀呼救的人次比率是2％。11年后，自杀呼救者不到0.5％。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11年前想自杀的人比11年后多4倍。但客观上如何呢?恰恰相反，如今的自杀率远比那时候高。有关数据表明，在社会灾难性意外死亡中，自杀居首位，车祸居中，而溺水位于末，几乎是3：2：1之势。5年前某大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自杀者占人群的16／10万，而现今为25／10万。如果说过去城市自杀者多于农村，而现在则城乡差距呈持平状态。过去男多于女，现在女多于男，过去成年人多，现在青少年多，而老年自杀率在我国远较国外为低。
到底为什么呢?即便非研究自杀的人也会问。基本因素是来源于社会压力，具体地说是因为社会发展变革太快，有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偏低的原故。诸如经济状况对比的差距，情感生活的创伤和挫折加大，人际关系复杂化，社会为缓冲情绪所必需的支持系统欠缺等。
也许由于笔者工作面的关系，总感到情感危机是当前自杀之最主要因素。其次是精神抑郁症所引起的病态性自杀。关于抑郁症的自杀，中外情况并不多。有学者统计研究指出，自杀者有60％是处于忧郁状态之中，而抑郁症的自杀成功率为12％。不久前有关媒体报道，我国的抑郁症患者达人群的8％，而处于情感危机中的人数相当于16％。从热线呼救一条渠道不能反映总体情况。因为凡诚心想自杀者是不会想到在死前一刹那去打个电话的。而打电话的人基本上都存有不想死的心理。对这类人，只要拉他(她)一把也就可免于难。
我们无法控制那些想轻生的人的思想情绪。唯一的可预防措施就是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目前在我国，这种保障系统正初具规模。其实这种规模恰好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举个实例来说明：
大约在5个月前的一天夜里，天津心理热线(022-27303765)接到东北某大城市一位女士打来的呼救电话，声称她因丈夫外遇，几经劝阻、吵闹无效，对生活失去信心，遂想到一死了之。2个月前曾开放煤气一次，幸而孩子回家得救，经亲朋调解。丈夫有所收敛。但事隔不久，丈夫旧“病”复发，决计与她离婚。于是她又采取自杀行为。将自己的左手腕割破，在血流如注中，她想留下几句遗言，便拨通我们的热线。面对这种危机当口，我们不是劝，而是果断快速地向该城市“110”报警求援。该市接到我们的信息后，立即查明当事人的家庭地址，出动警员赶赴现场。经当地120急救中心全力抢救，于次日中午方脱离危险。
值得鼓舞的是该城管辖区的民警，深受天津心理热线此举的激励，派专人协同居委会和她丈夫单位的领导，一起对他们夫妇间感情问题进行了数次社会支持性干预，终使他们破镜重圆。
在这场自杀干预中。可反映出这样几个环节：一是危机当事者的呼救意识，亦即心理卫生意识(如同家庭急救箱所联想的卫生保健意识)；二是社会上有心理救援热线服备机构：三是心理医生的职责；四是“110”报警台；五是医疗急救系统；六是社区服务人员(民警、居委会人员等)；七是单位对职工的制约作用。尽管平时这7个环节没有体制上的联系，但一旦事情发生，却自然地贯通联接，起到救人的效果。这与西方的援助模式有根本的差别。
记得在3年前，笔者曾在常州参加过一次国际“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交流中发现，中外对自杀呼救的干预态度有明显不同，比如在英国，对自杀呼救者的干预是采取劝告当事人不要轻生。但死与不死要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干预者的劝告责任尽到了，就算完成了救援任务。而我们则不止于劝告，同时还要把当事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让他(她)达到死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西方模式是尊重个人选择意志，实际上却违背了“救人救到底”的人道主义原则。兹以上例而言，正是由于救到底才挽救了一条生命、一桩婚姻和一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