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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借助徽州历史档案，运用社会记忆理论，从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传承功能、证实与补正功能、形象展示功能和选择张扬功能等五个方面对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进行了阐发，旨在为档案记忆理论研究提供一点经验参照。
关键词：社会记忆；档案记忆；微州历史档案；徽州文书；徽州社会
社会记忆研究的创始人莫里斯·哈布瓦赫说：“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是一群人对于过去的记忆。”“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对此，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评论时指出：“尽管现在的一代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的，尤其是在那些较之于这里所提及的事件具有更齐备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则更是如此”。…科塞的思想为我们进行档案学科对社会记忆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想象，本文试图借助徽州历史档案对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作一阐发。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和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又称徽州文书、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契约文书等)不仅年代跨度最长、种类最多，而且数量最多。据掌握的资料估算，现存总数至少达30万卷、件以上。这一发现震动了学术界，被视为我国继甲骨档案、秦汉简帛、敦煌经卷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它也使人们把目光再次凝聚徽州、解读徽州、重构徽州、寻梦徽州，在建立一门国际性地方学——徽学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理想中的徽州社会。徽州历史档案作为徽州的民间记忆，已经被多位学者所肯定(如在刘伯山编的《徽州文书》序言中、在网站上都有相关的表达)，那么这一民间记忆在徽州历史的追寻或者说徽州社会记忆的建构中起着怎样的作用?笔者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探寻。
1 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
俗话说：“睹物思人”、“见物生情”，记忆的恢复需要借助外来原始资料，特别是在记忆被激发的时候。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潜在形式，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记忆由潜在形式向现实形式的转变，需要通过某种媒介、图像、话语或活动来激活、重温、强化。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和遗存的档案，既是储存的记忆，也是引燃人们记忆之火的触媒、“磷片”。人们一旦接触档案，就会触发内在的联想与判断，勾起对过去的事物和活动的回忆与再现，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画面。一张照片、一封家信、一份先人的手迹都能触发我们对往事的回忆。这就是档案对建构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这一功能源于档案的原始性和作为活动自身的产物的特性。
有一位徽州税文化博物馆的参观者写道：“走进税文化博物馆，我感到震惊：征收丁役的‘黄册’、课征田赋的‘鱼鳞图册’、完税的‘赤契’、推收税票、纳税执照，以及当时的算具、量具及换算手册，从宋代到民国，一应俱有。图册缜密、票证科学、工具精巧，我为先人的智慧和勤勉深深感佩。在一个橱窗前停了下来，里面陈列着一张告示和知由单，那是一份清朝前期的税务文告和纳税文书，告示上详述了收税人姓名、管辖区域和禁行条文，盖有官府大印，诚请民众监督，知由单上填明了征税的依据、应交税额和交纳期限。……端详良久，我仿佛看到舟楫林立、旗幡招展的码头商埠前，一位清廉的税使，与一个刚刚完税的店主打过招呼，正笑着走向另一家。……徽州乡人一代宗师朱熹教诲子孙：‘国课早完，虽囊空虚，独有余庆。’朱熹的纳税思想对‘以儒经商’的徽商乃至整个徽州社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徽州的家族宗谱、乡规碑记中，屡见有关禁止偷税的警训，诚信纳税、合法经营，也是徽商的成功之道。”
由税务文书想到清廉的税使，再到传统、朴素的纳税思想，把作者及所有的参观者带入到了徽州的历史里。
2 社会记忆的传承功能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人类的活动具有即时性，它不可能重复。即使行动中有某种传统的东西存在，但行动的方式、场景、内容等都不可能复原。人类要保持对往事的感知，必须借助某种媒介，使记忆得以再生。我们行动的遗留物和行动本身，如建筑物、传说歌谣、文献典籍、仪式活动、社会规则等携带有记忆的基因或者是信息，都可以传承记忆、回顾过去。但在所有的传承记忆的媒介之中，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机制之一。档案从其产生的原初意义上，就是要克服遗忘“一切都表明，文字是被作为储存的媒介物而非交流的媒介物发明出来的，如果我们追溯到各种记忆系统的源头，就会发现它们最初都是为记忆(而不是声音)服务的，它们被用来保存那些因其偶然性和复杂性而无法在人类的头脑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数据。这些数据产生于多元的经济和管理系统，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文字在国家的意义上起着已经不能单凭记忆来完成的‘簿记’的作用”。这种“簿记”的作用其实就是档案的作用。通过档案，人们将活动的内容和知识、信息储存起来，跨越时空的界限，延伸、传递下去。传承并非与建构对立，传承影响建构，建构来源传承，传承也是建构的再现。
徽州地处山区，历代兵燹少至。唐代以后，中原大族避乱徽州，带来了中原文明，使徽州人“益向文雅”，并逐渐培育起徽州人重视法制的观念和保管文书档案的意识，“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历经千年的积淀，留存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徽州历史档案对社会记忆的传承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代际传承。即在徽州时代，作为社会知识、文化、规则和经验的手段，传给后代，“通过一套共有的符码和一套共有的象征规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生命力”。比如说，徽州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世家大族雄踞其间。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描写道：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徽州人为尊祖、敬宗、睦族，就要建祠墓、修族谱、置族产、订族规，由此产生并保存了大量的《族谱》、《宗谱》、《家规》、《家训》及其他各种条规，这些家族的谱系和规条，维系着家族血缘网络结构，提高了宗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也作为一种传统和规范，世代相传，维持着封建的伦理等级秩序和宗族成员的行为。其他如商业经营、乡规民约、科举应试、土地买卖、会社组织等活动中，都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历史档案，使徽卅I的文化、传统得以传续、延绵。
二是时代传承。徽州历史档案作为社会生活的实态记录资料，传承给我们，使我们今天了解、回顾徽州社会成为可能。几十万份的档案传到今天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如果没有徽州历史档案，我们对徽州社会的认识会失忆在时间的黑洞中。有学者说“徽州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 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全息基因’，是研究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这是否更意味着徽州历史档案包含了徽州社会的“全息基因”呢?
徽州历史档案还要传承下去，时代在发展，我们对徽州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根基性历史”和“表述性历史”总是杂糅在一起，这正是社会记忆建构的连续性和现实性交融的特征。
3 社会记忆的证实与补正功能
对于历史，有人喜欢“戏说”，有人则喜欢“新解”，更有人在否认和掩盖自身犯下的罪恶。如日本某些右翼势力就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极力地混淆历史。“在日本侵华(1931～1945)的表述方面，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基本史实，特别是在涉及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这一关键问题上，都采取含糊、暖昧、拐弯抹角和避重就轻等表述手法”，试图建构一种反传统的历史记忆，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暴行，刻意强化自身受害者的角色。历史是否能随意让人评说?
当然，历史已经证明并不是随意让人“涂抹”的，正如科塞所言：“后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历史自有其根基，这种根基就在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记录”与“摄录”。面对“屠城血证”、“731档案”，日本还能否认自己制造的“罪恶”吗?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解构历史，经常怀疑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对此，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曾批评道：“他们一方面把档案仅仅看作是一种历史遗迹，认为档案是历史事实的歪曲记录，怀疑其真实性；另一方面，他们有常常引用、分析档案中记录的历史。这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文件或档案的矛盾的看法。”
档案作为历史活动的记录物，它首先能作为一种活动的“证据”，证实历史社会中曾经发生的事情、事件。虽说孤证难立，但对以集群式出现的大量的历史档案，我们不能说历史的“实然”了，这正是徽州历史档案的可贵之处。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研究员指出：“大量的文书档案，作为官府和民问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文献资料，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质，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它不仅能对典籍文献加以补正，而且具有独特的、新的研究价值。”例如，过去研究土地制度往往利用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家族规约，对土地产权进行静态的分析。实际上在土地买卖过程中，买卖双方除签订契约外，卖家为了证明自己对这块土地拥有产权，还要将上手契(这块土地历次交易的契约文书)交给买家。这些保存完整的文书档案既证实了徽州社会土地买卖的存在，又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产权的变动情况。再如，说徽州人“崇儒重教”、“贾而好儒”，这种对“儒的尊崇”既体现在宗族谱牒的家训家规、徽州文人撰写的文章书籍、书院民居的碑记楹联中，也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幼学蒙文、文会的规约和往来的函札中，在现存的地面遗存(牌坊、书院)中处处透出“儒”的气息，徽州历史档案中更是随处可见“崇儒”的警语。
4 社会记忆的形象展示功能
社会记忆并非某种神秘的群体心灵(Groupmind)，是对过去的回想，“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过去的意向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也需要我们形象化地展示出来。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重点对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展现进行了研究。他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这些论点虽然不假，但照这个样子提出来，还不够充分。因为我想论证，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达和保持的。”尽管康纳顿旨在寻求描述既在传统中又作为传统的一种非刻写式的实践(即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来说明社会记忆的传送和展演，但稍作联想我们就能发现，今天的社会中对过去形象的再现，实际上已是在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传输和展演的。如人们对于徽州的记忆，建有博物馆(像徽商博物馆、徽州税文化博物馆)，大量的仿古建筑、各种民俗表演(抛绣球、扮新娘新郎等)，及电视片中的模拟情境等，都把过去呈现于我们面前。
徽州历史档案作为刻写式的实践，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其展演性也有明显的表现。在各种博物馆、纪念馆中，我们能看到各种展示的文书档案；在各种徽学的著作里，我们能看到徽州历史档案影印的插图、插页(如严桂夫、王国健著的《徽州文书档案》，《明代崇祯十五年(1642年)歙县洪恩南纳户收照》、《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休宁县吴以华买田赤契》、《明代崇祯五年(1632年)休宁县收、割税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徽州锡保祠录誉簿》、《道光九年(1829年)、十年(1830年)徽州商业汇票》等典型的历史档案39份)；在电视片中能看到徽州历史档案的实物画面；更不用说，在现今诸多影印出版的徽州历史档案了。人们常说“通过徽州历史档案，形象展示了徽州深厚的历史文化，生动地再现了徽州的社会原貌”，可说是对档案社会记忆形象展示功能的直接反映和表达。看到徽州历史档案，能触发我们对往昔的遐思，更能把我们带回到“徽州”中去，增强了时代感。看到徽州宗族遗留下来的各种录誉簿、祠簿、租税簿，我们可以看出徽州社会中封建族权统治一以贯之的严厉性和残酷性；看到《商贾格言》、《徽墨(烟)规则》、《开卷见源》、《江湖辑要》、《便蒙习论》、《商贾便览》、《肩贩官盐护照》以及各种商业合同、契约、账簿、经商通行证、商品广告、商业税票，等等，不能不想到徽州商人的勤励、经营的广泛、商业的发达。古徽商已不复存在，但在这些商业类历史档案中，我们又看到了他们“活跃”的身姿和“徽骆驼”的精神。
5 社会记忆的选择张扬功能
现实必然与过去相连。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者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现在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一方面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历史重构的实践中从社会群体的记忆中获得指导性动力。对此，我国学者葛兆光教授用“寻根”和“斩根”来表达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而对过去传统、经验的弘扬和抛弃。他说历史记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寻根”，即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空间中，凭着凸显和夸张这种文化传统，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不仅得到了相互认同的基础，而且仿佛找到了力量的来源；另一种是“斩根”，即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来源，为了现实的需要，自愿放弃来自历史的一些经验，淡化旧的历史约束，坚决扬弃过去的传统，融入到新的知识与经验中。在这种夸张与扬弃、强化与淡化中，我们在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在努力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选择性塑造我们的社会记忆从而获得思想的资源和精神的动力。因此，每个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和需要形塑的。
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为打造“徽商区域名片”，实现文化与经济互动，人们研究、寻访徽商，甚至由地方政府组织召开“国际徽商大会”，宣扬徽商的贾而好儒、富甲天下、轻利重义、克勤克俭、崇尚法制的精神，等等，努力把徽商打造成“儒商”的形象。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理念的提出，人们蓦然回首，竟惊奇地发现，古代的徽州“其实是徽州先贤与先民精心营构的那个时代的和谐社会”，是我们心目中的“桃花源里人家”。当然，我们对徽州社会尽管有不同的“心理构图”，但这些构图并非属于“臆想”，而是建立在文物、文献、历史档案的基础之上，人们从乡里、村落、宗族、个人，从士农工商贾等各个层面来发掘徽州社会中的“儒商”的因素、“和谐”因素，探访徽州外出为官者的骨鲠风节、为商者的诚信尚义、为医者的仁心济世、为学者的卓行炳文、为民者的勤朴好礼。在此情况下，徽州的契约档案被用来解释这种社会和谐的原因和背景，
“徽州社会重视契约文书的效用和功能，使得徽州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契约社会。……在契约社会中生活的徽民们，少了一份粗野，多了一份理智，这使得徽州民间解决纠纷少械斗多诉讼。徽州比其他地区文化发达，契约社会大环境的文化熏陶和孕育显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德国历史学家吕森曾指出：“历史(研究)既作为主题，又作为召回过去的方式，这种召回是通过在人类活动的文化架构内赋予过去以生命的方式进行的。”徽州已经走远，但似乎又在眼前，我们从现存的徽州历史档案中可触知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复原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生活。古代徽州的琴韵书声遥不可及，但人们仍在寻梦——“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关键词：社会记忆；档案记忆；微州历史档案；徽州文书；徽州社会
社会记忆研究的创始人莫里斯·哈布瓦赫说：“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是一群人对于过去的记忆。”“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对此，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评论时指出：“尽管现在的一代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的，尤其是在那些较之于这里所提及的事件具有更齐备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则更是如此”。…科塞的思想为我们进行档案学科对社会记忆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想象，本文试图借助徽州历史档案对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作一阐发。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和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又称徽州文书、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契约文书等)不仅年代跨度最长、种类最多，而且数量最多。据掌握的资料估算，现存总数至少达30万卷、件以上。这一发现震动了学术界，被视为我国继甲骨档案、秦汉简帛、敦煌经卷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它也使人们把目光再次凝聚徽州、解读徽州、重构徽州、寻梦徽州，在建立一门国际性地方学——徽学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理想中的徽州社会。徽州历史档案作为徽州的民间记忆，已经被多位学者所肯定(如在刘伯山编的《徽州文书》序言中、在网站上都有相关的表达)，那么这一民间记忆在徽州历史的追寻或者说徽州社会记忆的建构中起着怎样的作用?笔者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探寻。
1 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
俗话说：“睹物思人”、“见物生情”，记忆的恢复需要借助外来原始资料，特别是在记忆被激发的时候。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潜在形式，即以档案资料、图片和行为模式中储存的知识的形式存在；另一种是现实形式，即以这些浩繁知识中——根据当今利益尺度衡量——可用部分的形式存在。”记忆由潜在形式向现实形式的转变，需要通过某种媒介、图像、话语或活动来激活、重温、强化。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和遗存的档案，既是储存的记忆，也是引燃人们记忆之火的触媒、“磷片”。人们一旦接触档案，就会触发内在的联想与判断，勾起对过去的事物和活动的回忆与再现，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画面。一张照片、一封家信、一份先人的手迹都能触发我们对往事的回忆。这就是档案对建构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这一功能源于档案的原始性和作为活动自身的产物的特性。
有一位徽州税文化博物馆的参观者写道：“走进税文化博物馆，我感到震惊：征收丁役的‘黄册’、课征田赋的‘鱼鳞图册’、完税的‘赤契’、推收税票、纳税执照，以及当时的算具、量具及换算手册，从宋代到民国，一应俱有。图册缜密、票证科学、工具精巧，我为先人的智慧和勤勉深深感佩。在一个橱窗前停了下来，里面陈列着一张告示和知由单，那是一份清朝前期的税务文告和纳税文书，告示上详述了收税人姓名、管辖区域和禁行条文，盖有官府大印，诚请民众监督，知由单上填明了征税的依据、应交税额和交纳期限。……端详良久，我仿佛看到舟楫林立、旗幡招展的码头商埠前，一位清廉的税使，与一个刚刚完税的店主打过招呼，正笑着走向另一家。……徽州乡人一代宗师朱熹教诲子孙：‘国课早完，虽囊空虚，独有余庆。’朱熹的纳税思想对‘以儒经商’的徽商乃至整个徽州社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徽州的家族宗谱、乡规碑记中，屡见有关禁止偷税的警训，诚信纳税、合法经营，也是徽商的成功之道。”
由税务文书想到清廉的税使，再到传统、朴素的纳税思想，把作者及所有的参观者带入到了徽州的历史里。
2 社会记忆的传承功能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人类的活动具有即时性，它不可能重复。即使行动中有某种传统的东西存在，但行动的方式、场景、内容等都不可能复原。人类要保持对往事的感知，必须借助某种媒介，使记忆得以再生。我们行动的遗留物和行动本身，如建筑物、传说歌谣、文献典籍、仪式活动、社会规则等携带有记忆的基因或者是信息，都可以传承记忆、回顾过去。但在所有的传承记忆的媒介之中，档案是人类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机制之一。档案从其产生的原初意义上，就是要克服遗忘“一切都表明，文字是被作为储存的媒介物而非交流的媒介物发明出来的，如果我们追溯到各种记忆系统的源头，就会发现它们最初都是为记忆(而不是声音)服务的，它们被用来保存那些因其偶然性和复杂性而无法在人类的头脑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数据。这些数据产生于多元的经济和管理系统，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文字在国家的意义上起着已经不能单凭记忆来完成的‘簿记’的作用”。这种“簿记”的作用其实就是档案的作用。通过档案，人们将活动的内容和知识、信息储存起来，跨越时空的界限，延伸、传递下去。传承并非与建构对立，传承影响建构，建构来源传承，传承也是建构的再现。
徽州地处山区，历代兵燹少至。唐代以后，中原大族避乱徽州，带来了中原文明，使徽州人“益向文雅”，并逐渐培育起徽州人重视法制的观念和保管文书档案的意识，“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历经千年的积淀，留存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徽州历史档案对社会记忆的传承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代际传承。即在徽州时代，作为社会知识、文化、规则和经验的手段，传给后代，“通过一套共有的符码和一套共有的象征规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生命力”。比如说，徽州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世家大族雄踞其间。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描写道：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徽州人为尊祖、敬宗、睦族，就要建祠墓、修族谱、置族产、订族规，由此产生并保存了大量的《族谱》、《宗谱》、《家规》、《家训》及其他各种条规，这些家族的谱系和规条，维系着家族血缘网络结构，提高了宗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也作为一种传统和规范，世代相传，维持着封建的伦理等级秩序和宗族成员的行为。其他如商业经营、乡规民约、科举应试、土地买卖、会社组织等活动中，都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历史档案，使徽卅I的文化、传统得以传续、延绵。
二是时代传承。徽州历史档案作为社会生活的实态记录资料，传承给我们，使我们今天了解、回顾徽州社会成为可能。几十万份的档案传到今天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如果没有徽州历史档案，我们对徽州社会的认识会失忆在时间的黑洞中。有学者说“徽州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 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全息基因’，是研究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这是否更意味着徽州历史档案包含了徽州社会的“全息基因”呢?
徽州历史档案还要传承下去，时代在发展，我们对徽州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根基性历史”和“表述性历史”总是杂糅在一起，这正是社会记忆建构的连续性和现实性交融的特征。
3 社会记忆的证实与补正功能
对于历史，有人喜欢“戏说”，有人则喜欢“新解”，更有人在否认和掩盖自身犯下的罪恶。如日本某些右翼势力就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极力地混淆历史。“在日本侵华(1931～1945)的表述方面，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基本史实，特别是在涉及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这一关键问题上，都采取含糊、暖昧、拐弯抹角和避重就轻等表述手法”，试图建构一种反传统的历史记忆，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暴行，刻意强化自身受害者的角色。历史是否能随意让人评说?
当然，历史已经证明并不是随意让人“涂抹”的，正如科塞所言：“后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历史自有其根基，这种根基就在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记录”与“摄录”。面对“屠城血证”、“731档案”，日本还能否认自己制造的“罪恶”吗?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解构历史，经常怀疑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对此，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曾批评道：“他们一方面把档案仅仅看作是一种历史遗迹，认为档案是历史事实的歪曲记录，怀疑其真实性；另一方面，他们有常常引用、分析档案中记录的历史。这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文件或档案的矛盾的看法。”
档案作为历史活动的记录物，它首先能作为一种活动的“证据”，证实历史社会中曾经发生的事情、事件。虽说孤证难立，但对以集群式出现的大量的历史档案，我们不能说历史的“实然”了，这正是徽州历史档案的可贵之处。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研究员指出：“大量的文书档案，作为官府和民问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文献资料，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质，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它不仅能对典籍文献加以补正，而且具有独特的、新的研究价值。”例如，过去研究土地制度往往利用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家族规约，对土地产权进行静态的分析。实际上在土地买卖过程中，买卖双方除签订契约外，卖家为了证明自己对这块土地拥有产权，还要将上手契(这块土地历次交易的契约文书)交给买家。这些保存完整的文书档案既证实了徽州社会土地买卖的存在，又说明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产权的变动情况。再如，说徽州人“崇儒重教”、“贾而好儒”，这种对“儒的尊崇”既体现在宗族谱牒的家训家规、徽州文人撰写的文章书籍、书院民居的碑记楹联中，也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幼学蒙文、文会的规约和往来的函札中，在现存的地面遗存(牌坊、书院)中处处透出“儒”的气息，徽州历史档案中更是随处可见“崇儒”的警语。
4 社会记忆的形象展示功能
社会记忆并非某种神秘的群体心灵(Groupmind)，是对过去的回想，“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过去的意向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也需要我们形象化地展示出来。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重点对社会记忆的传承与展现进行了研究。他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这些论点虽然不假，但照这个样子提出来，还不够充分。因为我想论证，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达和保持的。”尽管康纳顿旨在寻求描述既在传统中又作为传统的一种非刻写式的实践(即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来说明社会记忆的传送和展演，但稍作联想我们就能发现，今天的社会中对过去形象的再现，实际上已是在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传输和展演的。如人们对于徽州的记忆，建有博物馆(像徽商博物馆、徽州税文化博物馆)，大量的仿古建筑、各种民俗表演(抛绣球、扮新娘新郎等)，及电视片中的模拟情境等，都把过去呈现于我们面前。
徽州历史档案作为刻写式的实践，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其展演性也有明显的表现。在各种博物馆、纪念馆中，我们能看到各种展示的文书档案；在各种徽学的著作里，我们能看到徽州历史档案影印的插图、插页(如严桂夫、王国健著的《徽州文书档案》，《明代崇祯十五年(1642年)歙县洪恩南纳户收照》、《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休宁县吴以华买田赤契》、《明代崇祯五年(1632年)休宁县收、割税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徽州锡保祠录誉簿》、《道光九年(1829年)、十年(1830年)徽州商业汇票》等典型的历史档案39份)；在电视片中能看到徽州历史档案的实物画面；更不用说，在现今诸多影印出版的徽州历史档案了。人们常说“通过徽州历史档案，形象展示了徽州深厚的历史文化，生动地再现了徽州的社会原貌”，可说是对档案社会记忆形象展示功能的直接反映和表达。看到徽州历史档案，能触发我们对往昔的遐思，更能把我们带回到“徽州”中去，增强了时代感。看到徽州宗族遗留下来的各种录誉簿、祠簿、租税簿，我们可以看出徽州社会中封建族权统治一以贯之的严厉性和残酷性；看到《商贾格言》、《徽墨(烟)规则》、《开卷见源》、《江湖辑要》、《便蒙习论》、《商贾便览》、《肩贩官盐护照》以及各种商业合同、契约、账簿、经商通行证、商品广告、商业税票，等等，不能不想到徽州商人的勤励、经营的广泛、商业的发达。古徽商已不复存在，但在这些商业类历史档案中，我们又看到了他们“活跃”的身姿和“徽骆驼”的精神。
5 社会记忆的选择张扬功能
现实必然与过去相连。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者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现在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一方面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历史重构的实践中从社会群体的记忆中获得指导性动力。对此，我国学者葛兆光教授用“寻根”和“斩根”来表达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而对过去传统、经验的弘扬和抛弃。他说历史记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寻根”，即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空间中，凭着凸显和夸张这种文化传统，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不仅得到了相互认同的基础，而且仿佛找到了力量的来源；另一种是“斩根”，即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来源，为了现实的需要，自愿放弃来自历史的一些经验，淡化旧的历史约束，坚决扬弃过去的传统，融入到新的知识与经验中。在这种夸张与扬弃、强化与淡化中，我们在唤醒一部分历史记忆，也在努力压抑一部分历史记忆，选择性塑造我们的社会记忆从而获得思想的资源和精神的动力。因此，每个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和需要形塑的。
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为打造“徽商区域名片”，实现文化与经济互动，人们研究、寻访徽商，甚至由地方政府组织召开“国际徽商大会”，宣扬徽商的贾而好儒、富甲天下、轻利重义、克勤克俭、崇尚法制的精神，等等，努力把徽商打造成“儒商”的形象。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理念的提出，人们蓦然回首，竟惊奇地发现，古代的徽州“其实是徽州先贤与先民精心营构的那个时代的和谐社会”，是我们心目中的“桃花源里人家”。当然，我们对徽州社会尽管有不同的“心理构图”，但这些构图并非属于“臆想”，而是建立在文物、文献、历史档案的基础之上，人们从乡里、村落、宗族、个人，从士农工商贾等各个层面来发掘徽州社会中的“儒商”的因素、“和谐”因素，探访徽州外出为官者的骨鲠风节、为商者的诚信尚义、为医者的仁心济世、为学者的卓行炳文、为民者的勤朴好礼。在此情况下，徽州的契约档案被用来解释这种社会和谐的原因和背景，
“徽州社会重视契约文书的效用和功能，使得徽州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契约社会。……在契约社会中生活的徽民们，少了一份粗野，多了一份理智，这使得徽州民间解决纠纷少械斗多诉讼。徽州比其他地区文化发达，契约社会大环境的文化熏陶和孕育显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德国历史学家吕森曾指出：“历史(研究)既作为主题，又作为召回过去的方式，这种召回是通过在人类活动的文化架构内赋予过去以生命的方式进行的。”徽州已经走远，但似乎又在眼前，我们从现存的徽州历史档案中可触知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复原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生活。古代徽州的琴韵书声遥不可及，但人们仍在寻梦——“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