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波士顿市，VA-BU-CLF脑库距离当地退伍军人医院不远，专家们在那里研究人脑组织以及相关疾病。神经病理学家安娜·麦基博士是脑库的负责人，据她说，某位橄榄球运动员患有慢性创伤性脑病，32岁就去世了。麦基还发现，由于脑部频繁被撞击，女足运动员遭遇脑震荡的可能性与男子橄榄球运动员大致相当，达到了男足运动员的3倍。然而，医学界却很少研究头部创伤对女足球员的长期影响。
　　麦基说：“他们只研究橄榄球员，女性甚至没有得到关注。”她认为这是个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让人们了解头部创伤对男女运动员的影响有哪些不同，但许多女性运动员曾经深受其害，她们有话要说。

一

　　只有想到母亲时，布里安娜·斯库里才会打消自杀的念头。斯库里曾是一名守门员，随美国队赢得女足世界杯冠军和两枚奥运会金牌，但她觉得自己变了。有时，她会问自己：“我究竟是谁？”
　　2010年，一次严重的脑震荡终结了她的职业生涯。斯库里今年48岁，她回忆说，在随后整整3年里，总是感觉脑袋在晃动，经常想自杀。由于对光线敏感、头痛和焦虑，她情绪低落，极少离开公寓，经常忘记将东西放在了哪里，无法工作，失去收入来源，只能靠领取残疾津贴度日。她说：“我几乎没办法生活下去。过去我能够在巨大的体育场里专注地扑救点球，哪怕现场有9万名观众。脑震荡后我变得健忘，很难记住事情。”
　　斯库里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直到2013年接受枕大神经松解减压手术后，她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斯库里说，她愿意在去世后将大脑捐给脑库用于研究。她的许多前国家队队友也决定这么做。
　　绝大多数女足球员不愿意公开谈论脑震荡对她们的影响，而是默默承受，最终远离这项运动。斯库里说：“大家都保持沉默，这是另一个问题。没有人谈论它，没人愿意说：‘我之所以离开自己热爱的体育运动，是因为头部受伤了。’别人也许会觉得‘我只是不想再踢球了’，但实际上这是头部受伤的一种症状。”
　　众所周知，脑震荡很可能引发情绪困扰和其他症状，例如抑郁、愤怒、妄想症和判断力下降。2016年，研究人员发现脑震荡会大大增加成年人的自杀风险。
　　斯库里能理解为什么女足运动员不愿公开谈论脑损伤问题，因为她们不希望被外界认为脆弱，或者被贴上“臆想”等标签。另外，她们还担心人们不能完全理解脑损伤带来的痛苦，因为看不到它对身体的影响，“我愿意了解脑震荡对我的影响，哪怕这可能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就像一个漆黑的水池，不知道池子有多深……如今，我和队友们终于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二

　　在一场高中女子足球比赛中，艾米丽·奥利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脑震荡。但比赛那天晚上，当教练让奥利弗将一只球袋放进她的车里时，她却漫无目的地在停车场走了很久。她忘了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
　　第二天，奥利弗被诊断患有脑震荡，但她是门将，还要继续踢球。几年后，她随斯坦福桥大学赢得美国大学生女足联赛冠军，却很少有人知道频繁头部撞击对她的影响。
　　现年27岁的奥利弗说：“有时你甚至会不记得正常人在头部受撞击时的感觉。”
　　对奥利弗来说，最糟糕的一次头部受伤发生在与圣克拉拉大学的一场比赛中。当时她高高跃起，扑救对方球员主罚的任意球，落地时不慎后脑着地。裁判问她是否能够继续比赛，她选择坚持踢完了整场比赛。
　　随后5个月里，奥利弗发现自己很难专心阅读，经常跳过大段大段的文字。她不能外出，因为觉得光线太亮了，就一直待在窗帘紧闭的房间里。奥利弗变得情绪低落，很容易激动，“这令人沮丧甚至绝望。我很担心，不知情况是否会出现好转。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
　　大三那年，奥利弗重返球场，由于当时正服用药物，情绪仍然可能发生剧烈波动。幸运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她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得越来越好，还被任命为队长。
　　然而，到了大四赛季，在斯坦福桥大学对波特兰大学的比赛中，奥利弗的头部再次受伤。那是她遭遇的第四次脑震荡。医生建议她接受治疗，远离足球运动。奥利弗感到既震惊又失落，不得不宣布退役。如今回想起来，她认为那是正确的决定，虽然十分想念足球，但足球不是人生的全部。

三

　　艾丝特·伊维特3岁时就接触了足球，当时足球似乎比她还大。童年时的伊维特充满活力，热爱足球，经常用脑袋顶球。10岁那年，她第一次遭受脑震荡，但她渴望成为一名职业球员，所以继续踢球。
　　伊维特今年20岁，即将念大二，过去6年里5次遭受脑震荡。她承认：“真实次数肯定更多。”情况最严重的一次发生2013年4月，当时一个女孩的射门击中了她的后脑。在那场比赛中，教练没有让她下场，她也觉得自己还好，“我踢完了整场比赛，虽然眼睛几乎看不清东西，连自己站在球场的哪一边都不知道”。

　　然而，从第二天开始，伊维特连续几周头痛难忍，甚至看不清学校公告板上写了些什么。时至今日，伊维特偶尔会情绪低落。回想起当年受伤时的情形，童年时的她热爱足球运动，却没有任何医学知识，不知道那次头部被撞对她有哪些影响。
　　“我没有办法自我诊断，连脑震荡是什么都不知道。”2013年那次脑震荡后，医生建议伊维特远离足球运动。她接受了建议。随后几年里，她又先后三次被诊断遭受脑震荡，都与运动无关，2015年被迫休病假。
　　离开足球让伊维特感到痛苦、孤独，因为足球几乎已经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她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帮助其他热爱足球的女孩。在18岁生日前一天晚上，伊维特很晚才睡觉，她在凌晨1点1分将一份表格传给脑震荡遗产基金会CLF，承诺去世后会捐赠自己的大脑。在所有决定将大脑捐给CLF的人当中，伊维特是最年轻的一个。
　　如今伊維特仍然经常头疼，或者觉得恶心。她说：“许多人仍然默默忍受着痛苦，以为这只是她们自己的问题。事实上，这是所有女足运动员都有可能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