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五十年代后期的探索思路和他读几本书的情形(下)未来社会与人民公社——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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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除,自然就应有建设。未来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同志回忆,这年2、3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这大概是“人民公社”的最早设想。
其他文献
1949年天津解放不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刘少奇身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来到天津,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视察活动。几十年来,刘少奇天津之行的许多情况并不为人所知,而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在天津的谈话却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他的天津之行被蒙上了不白之冤。为了还历史之原貌,我们根据所掌握的有关档案和资料,撰成此文。
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任弼时一生光辉战斗历程的《任弼时年谱》,在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杰出领导人逝世43周年之际,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1年8月初,我们接到少奇同志要到大庆油田会战工地视察的通知。我当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兼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总指挥。我们于8月7日晨从莎尔图(现大庆市所在地)乘火车赶到齐齐哈尔迎接少奇同志。陪同少奇同志视察的有王光美同志和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同志。
建国前夕,从1949年3月到8月中共中央驻地在香山。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毛主席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全党的工作。从农村包围城市副城市领导乡村、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实际上是由这里开始的。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一书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继《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和《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等系列专集之后编辑出版的又一部刘少奇专题文集。
亦农、一飞两兄:别后已半年,我所过的生活,与你们完全两样。前后生活环境比较,后者较前为较难而且苦,但有时能感苦中趣味又觉较前者为佳而乐为。这是我短期内的感觉。两次接农兄信,第一次责我不写信,第二次则系普通常话。不写私信,固然是我的错处,然没有寄信的机会和时间,这是要请原谅的了,但回国后曾也向莫团体写过两次信,不知都收到否。
旅莫诸同志:回国后曾寄两函,谅已收到。旅莫地方团情形由致中央报告及罗觉来信中,可得其大略。去年莫地同志多自国内派来,训练工作当然吃紧而较困难,但有你们十二期训练计划的规定,想近来各同志都大有进步。
《党的文献》这一期发表了任弼时1925年2月18日写的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罗亦农、王一飞的,任弼时称之为“私信”;一封是写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任弼时称之为给“团体”的。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了100多万军队,200架飞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以50万重兵集中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极力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撤销了毛主席在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他们错误地估计战争形势,强行推行什么“两个拳头打人”,“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所谓新原则,使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毛泽东是我国“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党中央集体领导中较快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并带头提出要求加以纠正的领导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大区领导同志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是这一时期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毛泽东在会议过程中多次讲话,提出了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