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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不仅由仕而隐，而且亲自躬耕，留下大量淳朴恬美的诗作。其人其诗其精神，被后世人们所向往并高举，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士大夫在官场失意时退守的精神家园。然而，作者研究发现，透过陶渊明诗歌的静穆和谐，隐藏的是他内心的深切忧愤。这忧愤与贫富无关，与功名无关，是对人生终极生死问题的无解、无奈。
关键词： 生命 陶渊明 田园诗
一、陶渊明诗中体现的田园之美及对后人的影响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
在陶渊明所有的诗歌当中，写得最多的是田园诗，他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写出了躬耕之甘苦，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题材。在田园诗中，他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著名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对陶渊明而言，只要心远，即心境宁静，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到尘世的干扰。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筑一片美妙的风景，通向无限的喜悦，不可言喻。
在陶诗中，最有特点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着重写躬耕的体验。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吸引陶渊明的不仅有农村的美景、农人的淳朴、躬耕的甘苦自得，更有在躬耕之余泛览书海，好读书，又可以不求甚解的乐趣。如《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即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频回古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菜。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孟夏时节，草木扶疏，农忙已过，气候宜人，穷居陋巷，无人打扰，春酒园蔬，微风细雨。种种美景相加，岂非读书之至境？全诗最后以俯仰之间畅游宇宙的阅读快感，将读者带入醇美愉悦的精神乐园。将读书之乐写得如此生动美妙，陶渊明真是会读书的素心人。
陶渊明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创了田园诗这种体裁。他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士大夫筑起了一个精神家园。一方面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的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①。许多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者厌倦官场之后，往往回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入自由的选择，而平淡自然成为他们心中高尚的艺术境界。
二、恬静田园不敌深切忧愤
然而，只是表面上一派恬静优美、静穆和谐吗？假如如此，陶诗美则美矣，却少了一份内在的震撼力。陶诗对于人生终极意义寻求的无解和无奈，最能引发后人心底的共鸣。笔者以为，陶渊明最杰出的诗歌，还不仅仅是和风细雨、鸟语花香的田园，更是岁月消逝、年华渐衰、一事无成，而田园无法真正满足他、彻底安慰他的哀愁。从下面几首诗歌中可见一斑。
陶渊明在辞官时所做的《归去来兮辞》中，说出他归隐田园的深刻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一方面因为家境的困窘，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陶渊明于29岁那年出任江州祭酒，但不久便因“不堪吏职”而解职归田。以后他时而归隐时而出仕，又陆续做过桓玄的僚佐、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职，但都任职不久便辞官。每次为官，因为他的性格、志趣，总使得其官场腐败风气、与官场中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阿谀奉承、毫无操守的现象格格不入。每一次为官，都获得与他的理想追求相反的人生经验。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不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既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黑暗污秽的现实是如此背离，那么，出仕和归隐在陶渊明心中就有天壤之别。“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觉今是而昨非”。他看透了这个世道的黑暗，也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实现理想的希望随之破灭。终于，他彻底地归隐田园。
归隐以后，虽然陶渊明勉力勤于农事，但仍然摆脱不了生活的贫寒，饥与寒仍然时时威胁着他。在饥寒的折磨下，他的身体也垮了下来，过早地衰老，并且病痛时不时地折磨着他。到了晚年，他穷得以致到了乞食的地步。在饥寒交迫中，他痛苦地写道：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十六）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荣木》之一）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关，怛焉内疚。（《荣木》之三）
《荣木》一诗，当作于404年，诗人闲居在家，眼见木槿花开花落，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感叹流年似水，转瞬即逝，却事业无成，不正充分表达了陶渊生“白首无成”之感概，表明内心的惆怅与忧虑吗？故宋代真德秀评价此诗主旨时说：“《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
由此看出，诗人虽然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躬耕的生活，但心境并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
他甚至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他努力用“道”寻求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他晚年很贫穷，甚至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有一天，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他已经卧床不起好几天了。檀道济劝他出来做官，他婉言拒绝。甚至檀道济送给他的米和肉，他也拒绝不要。这种骨气在难得，然而面对现实，陶渊明还是黯然神伤。他在去世之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在这些诗句里，还能看出乐天知命的陶渊明吗？不能。随着年龄的增大，一个深具忧患意识的陶渊明凸显在人们面前，他依然忧心于青春难再，忧心于生命苦短，忧心于“固穷守节”的素抱不能实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被论客赞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师长，在后人的心中宋在是飘逸得太久了。”
朱光潜在《诗论》中说：“渊明在情感生活中共经过极端的苦闷，达到极端的和谐肃穆。”笔者认为这句话是不恰当的。的确，陶渊明经历过极端的苦闷，却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和谐肃穆。正如沈德舆在《养一斎诗话》中所说：“陶公虽天机和鬯，静气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荡处，实有忧愤沉郁不可一世之慨，不独于易代之际，奋欲图报。”②这种恬静田园不敌深切忧愤的窥视，吴崧也看见了。他在《论陶》中说：“陶渊明非隐逸也，其忠君爱国，忧愁感愤，不能自己，间发于诗。”所以说陶渊明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真是一种误解。诚然，他写过许多田园诗，写的时候真实诚恳，陶醉了自己也羡慕了别人，然而，这些诗歌所描述的却不是他生活的全部状态，甚至可能不是他生活的主要状态。对生命意义叹惋的声调，时时从心底发出，打破了田园呓语。正如李梦阳在《刻陶渊明集序》中所说：“渊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复善知己，厥遭糜诗，潜龙勿用。然予读其诗，有俯仰悲慨、玩世肆态之心也。呜呼惜哉！”③
深切忧愤掩盖了恬静田园。关于这一点，宋全荷看得很清楚。他在《关于陶渊明归隐以后的生活》中说道：“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以来文学关注的集中问题，即人生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④《形影神》……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价值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但在这静穆的背后，却充满对社会现实的憎恶和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三、田园之外，有无出路？
但是，仅仅认为潜龙勿用、功名不遂是陶渊明深切忧愤的主要原因，那么真是太小看陶渊明了。在《形影神》中，影回答形说：“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面对短促人生的事实，影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应当竭力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留下美好的名声，见爱于后人。但是紧接着，神又否认了影的观点。“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在这里，神代表着陶渊明自己的观点——立善并不能使人心里得到完全的满足，立善也是虚空。正如李白所言：“帝王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因为人生的真相是：“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由此看来，陶渊明最深处的哀愁是“存生不可言，为生每苦拙”。历史文化中传承给陶渊明的精神养料不足以安慰这颗孤独、漂泊、洞察、焦灼的心灵。以陶渊明的明澈天性，他毫无疑问会亲近道家哲学，他的言行，甚至被后人认为构筑了魏晋玄学的重要成分。但是陶渊明需要的精神支柱应该是恒定不变的，如沉入湖心深处的石头，而不是会漂移的木头，随着心情的喜怒哀乐变化方向。道家哲学之于陶渊明不过是木头。所以，他即使渴望“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今，无复独多虑”。但他终究是做不到的，写尽了田园淳美，却还是郁郁而终。
陶渊明有所了解佛教，他的诗中也偶尔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绝非佛教徒，并且与朋友的朋友慧远保持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哲学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只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待死亡，与佛教之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关于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人生的价值何在？人应该怎样活着？如何对待死亡？对这些问题，陶渊明完全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信服的解答。他的心灵纠结在质疑的空中，惶惑不已。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苏轼身上。一直被视为乐观旷达、集儒释道三教于一身的苏轼，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可以“诗酒趁年华”，可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到底在《赤壁赋》中露了马脚。那是一声旷世长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与千年前的陈子昂相应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代又一代，这声长叹在千百年来代代无穷的诗人当中从未断绝，因为诗心深处的寻求从未被满足，当然也从未被放弃。这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宝贵的、源源不断的内驱力。
注释：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70.
②沈德舆.养一斋诗话.中华书局，2010：35.
③李梦阳.刻陶渊明集序.中华书局，2008：41.
④宋全荷.关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山东大学学报，2014. 10.
关键词： 生命 陶渊明 田园诗
一、陶渊明诗中体现的田园之美及对后人的影响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人。
在陶渊明所有的诗歌当中，写得最多的是田园诗，他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写出了躬耕之甘苦，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题材。在田园诗中，他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著名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对陶渊明而言，只要心远，即心境宁静，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到尘世的干扰。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筑一片美妙的风景，通向无限的喜悦，不可言喻。
在陶诗中，最有特点也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着重写躬耕的体验。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吸引陶渊明的不仅有农村的美景、农人的淳朴、躬耕的甘苦自得，更有在躬耕之余泛览书海，好读书，又可以不求甚解的乐趣。如《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即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频回古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菜。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孟夏时节，草木扶疏，农忙已过，气候宜人，穷居陋巷，无人打扰，春酒园蔬，微风细雨。种种美景相加，岂非读书之至境？全诗最后以俯仰之间畅游宇宙的阅读快感，将读者带入醇美愉悦的精神乐园。将读书之乐写得如此生动美妙，陶渊明真是会读书的素心人。
陶渊明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创了田园诗这种体裁。他对人生所做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士大夫筑起了一个精神家园。一方面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的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①。许多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者厌倦官场之后，往往回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入自由的选择，而平淡自然成为他们心中高尚的艺术境界。
二、恬静田园不敌深切忧愤
然而，只是表面上一派恬静优美、静穆和谐吗？假如如此，陶诗美则美矣，却少了一份内在的震撼力。陶诗对于人生终极意义寻求的无解和无奈，最能引发后人心底的共鸣。笔者以为，陶渊明最杰出的诗歌，还不仅仅是和风细雨、鸟语花香的田园，更是岁月消逝、年华渐衰、一事无成，而田园无法真正满足他、彻底安慰他的哀愁。从下面几首诗歌中可见一斑。
陶渊明在辞官时所做的《归去来兮辞》中，说出他归隐田园的深刻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一方面因为家境的困窘，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陶渊明于29岁那年出任江州祭酒，但不久便因“不堪吏职”而解职归田。以后他时而归隐时而出仕，又陆续做过桓玄的僚佐、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职，但都任职不久便辞官。每次为官，因为他的性格、志趣，总使得其官场腐败风气、与官场中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阿谀奉承、毫无操守的现象格格不入。每一次为官，都获得与他的理想追求相反的人生经验。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不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既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黑暗污秽的现实是如此背离，那么，出仕和归隐在陶渊明心中就有天壤之别。“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觉今是而昨非”。他看透了这个世道的黑暗，也看透了官场的腐败，实现理想的希望随之破灭。终于，他彻底地归隐田园。
归隐以后，虽然陶渊明勉力勤于农事，但仍然摆脱不了生活的贫寒，饥与寒仍然时时威胁着他。在饥寒的折磨下，他的身体也垮了下来，过早地衰老，并且病痛时不时地折磨着他。到了晚年，他穷得以致到了乞食的地步。在饥寒交迫中，他痛苦地写道：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十六）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荣木》之一）徂年既流，业不增旧。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怀关，怛焉内疚。（《荣木》之三）
《荣木》一诗，当作于404年，诗人闲居在家，眼见木槿花开花落，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感叹流年似水，转瞬即逝，却事业无成，不正充分表达了陶渊生“白首无成”之感概，表明内心的惆怅与忧虑吗？故宋代真德秀评价此诗主旨时说：“《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
由此看出，诗人虽然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躬耕的生活，但心境并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
他甚至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他努力用“道”寻求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他晚年很贫穷，甚至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有一天，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他已经卧床不起好几天了。檀道济劝他出来做官，他婉言拒绝。甚至檀道济送给他的米和肉，他也拒绝不要。这种骨气在难得，然而面对现实，陶渊明还是黯然神伤。他在去世之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在这些诗句里，还能看出乐天知命的陶渊明吗？不能。随着年龄的增大，一个深具忧患意识的陶渊明凸显在人们面前，他依然忧心于青春难再，忧心于生命苦短，忧心于“固穷守节”的素抱不能实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被论客赞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师长，在后人的心中宋在是飘逸得太久了。”
朱光潜在《诗论》中说：“渊明在情感生活中共经过极端的苦闷，达到极端的和谐肃穆。”笔者认为这句话是不恰当的。的确，陶渊明经历过极端的苦闷，却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和谐肃穆。正如沈德舆在《养一斎诗话》中所说：“陶公虽天机和鬯，静气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荡处，实有忧愤沉郁不可一世之慨，不独于易代之际，奋欲图报。”②这种恬静田园不敌深切忧愤的窥视，吴崧也看见了。他在《论陶》中说：“陶渊明非隐逸也，其忠君爱国，忧愁感愤，不能自己，间发于诗。”所以说陶渊明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真是一种误解。诚然，他写过许多田园诗，写的时候真实诚恳，陶醉了自己也羡慕了别人，然而，这些诗歌所描述的却不是他生活的全部状态，甚至可能不是他生活的主要状态。对生命意义叹惋的声调，时时从心底发出，打破了田园呓语。正如李梦阳在《刻陶渊明集序》中所说：“渊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复善知己，厥遭糜诗，潜龙勿用。然予读其诗，有俯仰悲慨、玩世肆态之心也。呜呼惜哉！”③
深切忧愤掩盖了恬静田园。关于这一点，宋全荷看得很清楚。他在《关于陶渊明归隐以后的生活》中说道：“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以来文学关注的集中问题，即人生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④《形影神》……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价值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但在这静穆的背后，却充满对社会现实的憎恶和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三、田园之外，有无出路？
但是，仅仅认为潜龙勿用、功名不遂是陶渊明深切忧愤的主要原因，那么真是太小看陶渊明了。在《形影神》中，影回答形说：“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面对短促人生的事实，影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应当竭力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留下美好的名声，见爱于后人。但是紧接着，神又否认了影的观点。“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在这里，神代表着陶渊明自己的观点——立善并不能使人心里得到完全的满足，立善也是虚空。正如李白所言：“帝王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因为人生的真相是：“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由此看来，陶渊明最深处的哀愁是“存生不可言，为生每苦拙”。历史文化中传承给陶渊明的精神养料不足以安慰这颗孤独、漂泊、洞察、焦灼的心灵。以陶渊明的明澈天性，他毫无疑问会亲近道家哲学，他的言行，甚至被后人认为构筑了魏晋玄学的重要成分。但是陶渊明需要的精神支柱应该是恒定不变的，如沉入湖心深处的石头，而不是会漂移的木头，随着心情的喜怒哀乐变化方向。道家哲学之于陶渊明不过是木头。所以，他即使渴望“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今，无复独多虑”。但他终究是做不到的，写尽了田园淳美，却还是郁郁而终。
陶渊明有所了解佛教，他的诗中也偶尔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绝非佛教徒，并且与朋友的朋友慧远保持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哲学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只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待死亡，与佛教之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关于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人生的价值何在？人应该怎样活着？如何对待死亡？对这些问题，陶渊明完全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信服的解答。他的心灵纠结在质疑的空中，惶惑不已。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苏轼身上。一直被视为乐观旷达、集儒释道三教于一身的苏轼，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可以“诗酒趁年华”，可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到底在《赤壁赋》中露了马脚。那是一声旷世长叹：“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与千年前的陈子昂相应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一代又一代，这声长叹在千百年来代代无穷的诗人当中从未断绝，因为诗心深处的寻求从未被满足，当然也从未被放弃。这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宝贵的、源源不断的内驱力。
注释：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70.
②沈德舆.养一斋诗话.中华书局，2010：35.
③李梦阳.刻陶渊明集序.中华书局，2008：41.
④宋全荷.关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山东大学学报，2014.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