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会性死亡”话题在网络上备受关注。所谓“社会性死亡”，主要是指在大众面前出丑，也泛指在社交圈中做了很丢人的事情，抬不起头，没有办法再去正常地进行社会交往。近期发生的几起“社会性死亡”事件，都是造谣者把键盘一敲，信谣者不分青红皂白地传播，导致受害人承受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伤害。“社会性死亡”事件背后的推手就是赤裸裸的网络暴力。
　　接连发生几起“社会性死亡”事件
　　 近日，一位成都女孩被确诊新冠肺炎后，因为被曝光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个人隐私和生活轨迹，在网上遭到不少人肆意侮辱与谩骂。
　　 因为一晚上曾经出现在多个酒吧，这个20多岁的女孩，被认为是特殊从业者。12月9日，该女孩在今日头条上发声，表示自己只是一个确诊患者，发现确诊后第一时间配合防疫部门做了流调工作，并把自己的行踪如实地上报给防疫部门，以免疫情扩散。看到网络上有关自己的流言蜚语，很多是对她和家人的诽谤和谩骂，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攻击她，她只是不小心感染了新冠，也是一个受害者。“向成都市民致歉，希望大家都能配合防疫，早日战胜疫情”。
　　 这位成都女孩说得很客气，实际上，这种“社会性死亡”对女孩造成的伤害根本无法估量。
　　 在成都女孩事件前几日，一段年轻女子出轨快递小哥的视频在网上被疯传，其中还配上了露骨的聊天记录。流传的故事中，视频中的吴女士被描绘成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是两次主动勾引快递小哥偷情的“风骚少妇”。
　　 但不久以后，事件真相大白。在警方的查证下，网上流传的视频被证实是杂货店主郎某趁吴女士在小区快递站点取快递时通过手机偷拍的。出于博人眼球的目的，他与朋友何某通过分饰“快递小哥”与“女业主”身份，捏造了暧昧微信聊天内容，并将摄录的视频和聊天截图发至微信群。
　　 虽然造谣者被依法行政拘留了9天，但遭受“社会性死亡”的吴女士仍旧深陷困扰：网上的谣言和攻击并没有消失，甚至还有海外网友发信息辱骂她，身边的朋友同事对此议论纷纷，公司也将她劝退。她试着找新工作，却一直被拒绝，精神上备受打击，甚至不敢出门，最终被医院确认为“抑郁状态”。
　　 记者注意到，“社会性死亡”一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其实是最近3个月的事，而这又是由于2起热点事件：8月29日“罗冠军事件”和11月17日“清华学姐事件”。
　　 在“罗冠军事件”中，女方发长文讲述自己被男友罗冠军强奸，并公布了罗冠军的身份证照片、工作场所、籍贯、职业等信息。当事人罗冠军很快遭到各种骚扰，无法正常生活。但没过多久，事件出现反转，女方承认发出的内容都是假的。
　　 在“清华学姐事件”中，清华美院一名女生在微信朋友圈和群里称，自己在学校食堂被一名学弟性骚扰，并曝光了学弟的个人信息，威胁要其“社会性死亡”。随后，“好事之徒”把事件搬运到微博、各类论坛，再经过营销号的“推波助澜”，事件失控。次日，从学校保卫处调监控后，该女生承认“只能看见一个黑色的东西擦过去，目前看来确实不是手”，对于自己未经查证就公布当事男生的个人信息并侵害其名誉公开解释道歉。
　　 “社会性死亡”本质上是一种网络暴力
　　 对于“清华学姐事件”，如果说学姐发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其他人的转评、传播、审判、“人肉”，则是这场“闹剧”的推手。
　　 “社会性死亡”本质上是一种网络暴力。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一个人“社会性死亡”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网络暴力的驱使，网民在热点事件刺激下借助虚拟空间用语言、图片、视频等对人进行伤害与污蔑，这类内容具有尖酸刻薄、残忍凶暴等基本特点，裹挟着一种“置之于死地”的泄愤快感。
　　 “‘社会性死亡’的威力巨大，主要是参与的网友众多，一旦形成一个热点问题，就会受到广泛关注。此外，参与的人不仅在网络上发泄或发表一些观点，还会攻入别人的私人系统，比如发送邮件或打电话，进一步辱骂等，甚至找到相关人的单位和住址等，把这种网络上的行为带到线下，对当事人进行现实中的攻击，从而造成巨大的侵害或侵擾。”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说。
　　网络曝光成本普遍偏低
　　 实际上，多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孟强分析称，主要源于网络曝光成本比较低，“在网上输入一些文字或配图就可以引起社会关注，起到报复对方、泄愤的目的。比搜集证据、去司法机关立案，甚至聘请律师等成本更低廉，且自己具有极大的主动性”。
　　 网络曝光存在很大的隐患以及巨大的法律风险，如果大家都希望通过曝光解决纠纷，长此以往会导致网络暴力、流言遍地。
　　 “长此以往，群众就难以分辨是非曲直，网络环境泥沙俱下，真假难辨，进而导致网络环境严重恶化。”孟强说。
　　 我们更应当警惕手中的权力，不要让“社会性死亡”成为对他人的要挟与恐吓，成为网络暴力的一把无形但极为锋利的“刀”。
　　 （综合《法制日报》《半月谈》、人民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