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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公众立场基本倾向于发达国家，呈现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笔者认为，这与美国媒体的环境报道不够客观，在气候变化归因和责任分配问题上误导西方公众的做法密切相关。
美国媒体报道我国的环境问题有如下特点：
一、通过多媒体报道夸大 中国环境污染程度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从2007年8月到12月，《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做了总共10期的题为《窒息的增长：检视中国的环境危机》(chokingon growth)的系列报道，这些报道有如下特征： 多媒体特征明显，使用了文字、照片、地图、博客和播客等多种媒介形式，其中幻灯照片选择极端肮脏、凌乱和污染的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互动性强，系列报道邀请了众多专家对读者提出的问题做有针对性的回答；读者针对性强，报道不仅针对国外读者，而且具有针对中国国内读者的明显意图，如所请的专家中大多是中国大陆人或港台澳人士，并提供了英文稿件的中文翻译(包括文字和音频)；报道内容多样，点面结合，如在l0个报道中，选题包括综述、水危机、环保人士活动、卡车污染、三峡大坝、野生动物受威胁、渔业资源枯竭、“绿色奥运”等，几乎囊括了我国环境污染的所有方面。在报道立场上，似乎是配合“中国威胁论”所做的负面报道，从报道的标题、稿件内容到专家问答，都似乎要将中国置于一个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不可挽回的“危机”框架之下；报道中随处可见“污染危机”、“环境危机”、“雪上加霜”、“致命的”、“极端的”和“威胁的”等词语。如在关于中国卡车污染的报道中，记者写道：“中国的公路上现有一千万辆卡车在行驶，高于全国车辆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每年能够消费掉全球年增长耗油量的一半。汽油的大量消耗不仅使得油价涨到了近89美元一桶，也使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今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无疑，中国的卡车对环境的污染是客观存在的，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汽车拥有量2009年达到2亿4千6百万辆，而中国为l亿7千万辆，美国汽车对全球环境的污染甚于中国显而易见，仅从这一点看，报道竟将全球油价上涨归咎于中国，其极尽夸张，不免令人觉得荒谬和别有用心。
二、将高度复杂的气候变化 议题简单化，误导舆论
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是非常复杂的议题，涉及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因此常常很难为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大众和新闻媒体所理解。因此，西方媒体采取了西方立场下的简单化的报道策略——借助受众已有的知识，采取各种方式将复杂的问题变得通俗易懂，以增加新闻的可读性。从新闻写作角度看，这固然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原本复杂的问题被过度简单化以至于走向了谬误。 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某西方媒体曾耸人听闻地报道说：去中国参赛的运动员在运动场上要带防毒面具才能抵抗北京高度污染的空气。又如，美国一个名为“明天全球研究所”(the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的CEO Chandran Nair在《耶鲁全球在线》英文版上撰文指出：“如果整个亚洲在消费水平上哪怕是达到西方的一半，那么全世界为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紧迫环境和社会问题所做出的全部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像西方人一样吃上金枪鱼，那么海洋鱼类就会枯竭；如果他们人人都有房，都开车，地球能源就会枯竭……”此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亚洲要明白，作为不顾一切创造财富的发展模式的继承者，它不可能达到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水平，亚洲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追求”。换句话说，这位作者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可以享受目前的生活方式(甚至将开车作为美国人人生而有之的“权利”)，而发展中国家则要限制自己的发展，单独担负起改善全球环境的责任。这一观点的推理虽然极其幼稚、荒谬和不公，但却简单易懂，而且迎合了“中圜威胁论”这样的论调，很容易为一般西方受众所接受。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美国NASA Goddard太空研究中心的Gavin Schmidt博士经常被包括CNN在内的媒体采访。他指出：“不管是下一个可能发生的冰河世纪还是全球变暖，媒体总是习惯从自认为自己理解的角度来解释所有的新事物，如一旦出现大风雪或干旱等，媒体就会问这是否与气候变化有关。”而就是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强作解人”的过程中，媒体报道偏离了事实和真相，误导了受众。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关系这一问题上，西方媒体报道中一般都会套用这样的简单化逻辑：“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大量消耗世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因而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虽然对地球和人类生存造成了威胁，但中国对此却并不以为然。”在这样的媒介报道模式下，西方国家轻松摆脱了其对地球一百多年来的污染责任，将以中国为首的新经济国家描述为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从而在气候变化责任的辩论中轻松地站在了“道德高地”上。
三、混淆概念，操纵数字，择
其有利者而报之
美国媒体在做与中国相关的环境报道时，还会故意混淆概念，操纵数字，选择有利于本国立场的数据，其他则忽略不计。如在报道中会故意混淆“总体碳排量”与“人均碳排量”，总不忘记指出“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温室气排放国家”(China as the largest producer of greenhouse gasses)。而实际上，从人均上看，美国的碳排放总量却高出中国近4倍。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而脱离中国解决13亿人口温饱问题这一世界性贡献，仅从“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来确定中国的减排责任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而即使从总量上看，据《中国经济时报》(张安华2010年1月5日)引用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大气中现存的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70％以上来自发达国家。从1850年至2005年的155年间，发达国家排放二氧化碳占全球总量的72％；1850年至2004．年美国累积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由于作为最主要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排至大气后，少则50年长则200年不会消失。对这些事实，美国媒体却很少报道。
另外，在减排承诺上，美国媒体存在故意“避而不报”的情况，如据《新民晚报》报道，美国提出到2020年时，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看上去数字挺大；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数据显示，1990年到2005年美国排放增加了16％。而如果将美国减排目标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准，仅相当于减排4％。这个l三i标比欧盟差得远，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给它规定的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的7％，但这样的减排却被发达国家自称为“有力度、有意义、有雄心”的减排，被西方媒体广为报道。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责编：吴奇志
美国媒体报道我国的环境问题有如下特点：
一、通过多媒体报道夸大 中国环境污染程度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从2007年8月到12月，《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做了总共10期的题为《窒息的增长：检视中国的环境危机》(chokingon growth)的系列报道，这些报道有如下特征： 多媒体特征明显，使用了文字、照片、地图、博客和播客等多种媒介形式，其中幻灯照片选择极端肮脏、凌乱和污染的场景，极具视觉冲击力；互动性强，系列报道邀请了众多专家对读者提出的问题做有针对性的回答；读者针对性强，报道不仅针对国外读者，而且具有针对中国国内读者的明显意图，如所请的专家中大多是中国大陆人或港台澳人士，并提供了英文稿件的中文翻译(包括文字和音频)；报道内容多样，点面结合，如在l0个报道中，选题包括综述、水危机、环保人士活动、卡车污染、三峡大坝、野生动物受威胁、渔业资源枯竭、“绿色奥运”等，几乎囊括了我国环境污染的所有方面。在报道立场上，似乎是配合“中国威胁论”所做的负面报道，从报道的标题、稿件内容到专家问答，都似乎要将中国置于一个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不可挽回的“危机”框架之下；报道中随处可见“污染危机”、“环境危机”、“雪上加霜”、“致命的”、“极端的”和“威胁的”等词语。如在关于中国卡车污染的报道中，记者写道：“中国的公路上现有一千万辆卡车在行驶，高于全国车辆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每年能够消费掉全球年增长耗油量的一半。汽油的大量消耗不仅使得油价涨到了近89美元一桶，也使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今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无疑，中国的卡车对环境的污染是客观存在的，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汽车拥有量2009年达到2亿4千6百万辆，而中国为l亿7千万辆，美国汽车对全球环境的污染甚于中国显而易见，仅从这一点看，报道竟将全球油价上涨归咎于中国，其极尽夸张，不免令人觉得荒谬和别有用心。
二、将高度复杂的气候变化 议题简单化，误导舆论
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是非常复杂的议题，涉及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因此常常很难为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大众和新闻媒体所理解。因此，西方媒体采取了西方立场下的简单化的报道策略——借助受众已有的知识，采取各种方式将复杂的问题变得通俗易懂，以增加新闻的可读性。从新闻写作角度看，这固然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原本复杂的问题被过度简单化以至于走向了谬误。 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某西方媒体曾耸人听闻地报道说：去中国参赛的运动员在运动场上要带防毒面具才能抵抗北京高度污染的空气。又如，美国一个名为“明天全球研究所”(the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的CEO Chandran Nair在《耶鲁全球在线》英文版上撰文指出：“如果整个亚洲在消费水平上哪怕是达到西方的一半，那么全世界为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紧迫环境和社会问题所做出的全部努力都注定会失败；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像西方人一样吃上金枪鱼，那么海洋鱼类就会枯竭；如果他们人人都有房，都开车，地球能源就会枯竭……”此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亚洲要明白，作为不顾一切创造财富的发展模式的继承者，它不可能达到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水平，亚洲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追求”。换句话说，这位作者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可以享受目前的生活方式(甚至将开车作为美国人人生而有之的“权利”)，而发展中国家则要限制自己的发展，单独担负起改善全球环境的责任。这一观点的推理虽然极其幼稚、荒谬和不公，但却简单易懂，而且迎合了“中圜威胁论”这样的论调，很容易为一般西方受众所接受。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美国NASA Goddard太空研究中心的Gavin Schmidt博士经常被包括CNN在内的媒体采访。他指出：“不管是下一个可能发生的冰河世纪还是全球变暖，媒体总是习惯从自认为自己理解的角度来解释所有的新事物，如一旦出现大风雪或干旱等，媒体就会问这是否与气候变化有关。”而就是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强作解人”的过程中，媒体报道偏离了事实和真相，误导了受众。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关系这一问题上，西方媒体报道中一般都会套用这样的简单化逻辑：“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大量消耗世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因而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虽然对地球和人类生存造成了威胁，但中国对此却并不以为然。”在这样的媒介报道模式下，西方国家轻松摆脱了其对地球一百多年来的污染责任，将以中国为首的新经济国家描述为导致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从而在气候变化责任的辩论中轻松地站在了“道德高地”上。
三、混淆概念，操纵数字，择
其有利者而报之
美国媒体在做与中国相关的环境报道时，还会故意混淆概念，操纵数字，选择有利于本国立场的数据，其他则忽略不计。如在报道中会故意混淆“总体碳排量”与“人均碳排量”，总不忘记指出“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温室气排放国家”(China as the largest producer of greenhouse gasses)。而实际上，从人均上看，美国的碳排放总量却高出中国近4倍。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而脱离中国解决13亿人口温饱问题这一世界性贡献，仅从“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来确定中国的减排责任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而即使从总量上看，据《中国经济时报》(张安华2010年1月5日)引用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统计，大气中现存的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70％以上来自发达国家。从1850年至2005年的155年间，发达国家排放二氧化碳占全球总量的72％；1850年至2004．年美国累积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由于作为最主要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排至大气后，少则50年长则200年不会消失。对这些事实，美国媒体却很少报道。
另外，在减排承诺上，美国媒体存在故意“避而不报”的情况，如据《新民晚报》报道，美国提出到2020年时，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看上去数字挺大；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数据显示，1990年到2005年美国排放增加了16％。而如果将美国减排目标换算成以1990年为基准，仅相当于减排4％。这个l三i标比欧盟差得远，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给它规定的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的7％，但这样的减排却被发达国家自称为“有力度、有意义、有雄心”的减排，被西方媒体广为报道。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