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不仅是人民军队辉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也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孤军远征的险恶环境下，红军一次次濒临绝境，却又一次次化险为夷，爆发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超战略指导能力和军事指挥艺术，是红军摆脱困境、直至取得长征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因素。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长征胜利的核心关键。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是实行战略指导的最高层次问题。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要求红军采取防御战略，同时防御有两种：一是积极防御，二是消极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因此，“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红军连续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取得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奉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其表现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导致红军丧失了在苏区内粉碎“围剿”的可能，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消极防御战略又演变为军事上的避战主义，导致撤退变成了一次大搬家式的逃跑行动，结果反而遭受了血战湘江的惨败。与教条主义者相反，毛泽东认为，红军的长征是“战略防御的继续”，是为了在不利的条件下“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遵义会议后，随着毛泽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和对其思想主张的重新肯定，红军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束缚，开始赢得战略主动，这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招。从此，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一直是人民军队在建设作战中所遵循的重要指针。
　　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是长征胜利的重要条件。毛泽东认为，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红军每一次反“围剿”又包含着防御和进攻两个阶段。长征，由于“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故仍处于反“围剿”的第一阶段。对于红军而言，此时最迫切的战略任务或目标，就是寻找一块落脚点，休整部队，积聚力量，准备尔后的反攻，以彻底打破敌人“围剿”。同时，战略落脚点还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包括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有利于作战的地形、供养红军的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敌人力量、可机动的战略发展出路，等等。一开始，教条主义者不顾前进道路上敌重兵张网以待的危险，无视突破第四道封锁线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危急关头，毛泽东反复建议改变原定行军方向，转而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川黔边地区进军。黎平会议接受了这一正确主张，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是长征中第一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红军战略目标，也是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代替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开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又根据形势任务、地理环境、敌情我情等主客观条件变化，先后几次及时修改红军的战略任务，最终实现了北上抗日、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定在西北的战略目标。
　　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长征胜利的基本保证。从军事角度来讲，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被动不利局面，都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实施机械呆板的作战指导的直接后果。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与对手拼消耗的作战方法，完全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使红军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行动上的自由，而“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对于弱小的红军来说，保持主动性最好的作战形式就是运动战，即没有固定的作战方向和战线，制敌而不制于敌，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没有机动灵活战略战术保证，红军一切的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将无从谈起。特别是长征中，由于失去了根据地作为依托和战略回旋余地，红军更需要发挥运动战“走”的特征，甚至有时候“打”也是为了“走”，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敌重兵集团的合围之中。因此，此时的运动战虽然是一种战术原则，但却具有了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战略意义。事实上，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充分发挥了自身战略战术特长，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在频繁的运动中反复调动和迷惑敌人，直到彻底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然后又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最后胜利结束長征。正如刘伯承元帅后来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