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

　　尼泊尔当局为促进旅游营收，放宽珠峰登山许可的发放条件，并提高了价格。珠峰开始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登山者，从前那些有能力却无法参与官方登山队的登山者，开始向商业登山公司寻求服务。

1993年

　　西方各商业登山探险队大规模招揽客户，新西兰“探险顾问”公司和美国的“疯狂登山” 公司随即成为两大行业先锋。同年，有15支探险队294人从珠峰南坡攀登。之后，尼泊尔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季节在尼泊尔一侧只允許有4支登山队同时攀登珠峰。
　　当尼泊尔限制登山队数量时，中国侧的珠峰北坡攀登并不限制登山队的人数，且不限制每季登山队的数量。珠峰登山潮由尼泊尔转向西藏，成百上千的夏尔巴登山向导因此失业。

1996年

　　1996年春天，尼泊尔政府取消每季4队攀登珠峰的限制。5月10日至11日，由“探险顾问”登山公司和“疯狂登山”公司带领的15名登山者，在登山途中遭遇强烈雪暴，终致其中8人遇难身亡。随队的美国《户外》杂志记者Jon Krakauer劫后余生，出版了这次被称为“珠峰史上重大山难”的超级畅销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引起全球广泛关注。该事故亦被改编成商业大片《绝命海拔》。

1999年

　　西藏登山学校正式成立。普通藏民家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学习登山技术，这标志着中国高山攀登人才培养走向综合化和专业化。中国所能提供的登山服务，不再仅限于收取登山注册费、联络接待、牦牛运输等工作。

2001年

　　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公司成立，开始摸索高海拔的商业登山服务业。

2003年

　　中国登山协会组织了一支业余珠峰登山队。这支队伍由7名登山爱好者组成，其中4人登顶，攀登过程由中央电视台进行全程直播。著名企业家王石就是登顶者之一，此后，郁亮、黄怒波等企业家也相继登上珠峰。攀登珠峰一时成了颇受企业家和名人热衷的挑战项目。

2006年

　　英国登山者David Sharp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后，因极度疲倦，坐倒在路边。超过40名正在冲顶的登山者经过他面前，无人对其救助，最后遇难身亡。这件事引发了当年媒体对商业攀登的讨伐及8000米登山伦理的探讨。

2009年

　　中国式珠峰商业攀登进入发展轨道。这一年，20余名登山爱好者由西藏圣山登山探险服务公司护送从北坡登顶珠峰，人均花费33万元人民币。中国侧的珠峰北坡商业攀登为圣山探险垄断。其拥有西藏登山学校等强大的协作资源，在商业招募上则比较保守，对外招徕的客户人数往往有限制。

2012年

　　登山爱好者王天汉未经许可攀登至珠峰北坡海拔7790米二号营地。5月22日，他发布微博，称自己被西藏圣山探险公司的向导捆绑，被强制下撤。王天汉并未获得西藏登协的任何攀登批复许可，其行为属于偷登。但是，圣山探险公司的垄断地位也因此引起公众关注。
　　2012年5月19日，珠峰南坡当天有234人同时冲顶，一度造成拥堵事件。一名德国攀登者用相机记录下了如蛇形的长队，同时珠峰南坡也被爆出登山管理混乱等问题。

2013年

　　2013年4月30日，瑞士登山者Ueli Steck、意大利登山者Simone Moro及英国高山摄影师Jonathan Griffith，这三名来自欧洲的著名登山家，在珠峰南坡位于一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与夏尔巴向导们发生斗殴事件。本质上这是长久以来“自主攀登”与“商业攀登”矛盾激化的体现。
　　我国著名8000米登山者杨春风、饶剑峰在南迦帕尔巴特峰遇难之后，麦子将杨春风探险公司改组成高山沸腾探险公司。该公司是国内第一家在尼泊尔注册的高山探险公司。同年，张伟创立了十四座探险俱乐部。

2014年

　　2014年4月，珠峰南坡发生大雪崩，正在昆布冰川修路的16名夏尔巴向导遇难。事故发生后，数十名夏尔巴人向导集体罢工，抗议尼泊尔政府对这场悲剧的漠然反应。政府承诺向丧生向导的家属提供约400美元救济金。夏尔巴向导们被政府微薄的救济金激怒，称之为“侮辱”。

2015年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7.8级地震在珠峰南坡再引发大雪崩，造成至少18名登山者和夏尔巴死亡。这是有史以来珠穆朗玛峰上发生的最致命的雪崩，也是珠峰南坡41年来首次无人登顶。

2015～2017年

　　2015年至2017年，国内诸多登山探险公司，如孙斌的巅峰探游、宋玉江的鼎丰探险等探险公司将业务发展到尼泊尔的珠峰南坡。中国民间型的8000米商业攀登开始蓬勃发展。

2019年

　　2019年5月22日，珠峰再次发生堵车，约300多人堵在南峰顶到希拉里台阶处。登山者Nirmal Purja拍摄了一张希拉里台阶上拥堵图片，该照片迅速传遍世界各大媒体。珠峰拥堵再次成为了全球广为关注的话题。这一年珠峰春季攀登季死亡人数为11人（南坡9人，北坡2人），在珠峰攀登史上排名第四，仅次于1996年山难、2014年雪崩、2015年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