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只奇怪的钟摆——敲响庆典和丧钟。”
　　1882年，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在给姐姐的信中回忆母亲的死亡时写下这句话。几十年后，这句话被美国南方艺术家威廉·克里斯滕贝里（William Christenberry）反复引用，用以讲述其作品乃至整个生命中互相缠绕的时间、地方与记忆。新奥尔良的奥格登南方艺术博物馆（Ogden Museum of Southern Art）则以“记忆是一只奇怪的钟摆”（Memory is a Strange Bell）为展览标题，对这位艺术家的创作进行全面的回顾，以彩色摄影为主，同时包含了绘画、素描、雕塑、拼贴、装置和现成品艺术，这些作品共同织就了一个情感质地浓郁而又兼具社会批判力度的个人叙事。
　　克里斯滕贝里1936年出生于阿拉巴马州乡村，童年时每年夏天都会到祖父母位于黑尔县的农场度过。“黑尔县”对于他来说，就相当于“约克纳帕塔法县”对于威廉·福克纳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系。

　　这个平平无奇的乡村郊县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早在1941年便通过作家詹姆斯·艾吉与摄影家沃克·埃文斯合作的配图散文集《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而闻名于美国。1960年，在阿拉巴马大学学习艺术后，克里斯滕贝里在《让我们来歌颂那些著名的人》的第二版中发现了埃文斯拍摄的影像。一年后，他在纽约遇到了埃文斯。当时，克里斯滕贝里正在用柯达布朗尼相机拍摄彩色照片，但只是作为他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素材。埃文斯是第一个肯定他的彩色摄影具备独立艺术作品之严肃性和力量的人，并且鼓励他继续追寻南方乡村的主题。此后，克里斯滕贝里和好友威廉·埃格斯顿一起革新了摄影领域，把彩色摄影作为一种色彩强烈、充满情感和心理振动的叙事媒介，推动其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
　　不仅如此，半个世纪以来，克里斯滕贝里每年都会回黑尔县“朝圣”，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景观、标志和乡土建筑——废弃的咖啡馆、仓库、棚屋，偏远的乡村教堂。他年复一年拍下这些建筑屈服于时间的摧残而不断锈蚀的图像，缓慢呈现出一个灵光消逝的南方，同时有一种庆祝和哀悼、在场和缺席的气氛。“它们不是自画像，”他说，“但它们是我所知道的一切。”这不是中产阶级非裔美国人向上流动的新南方，也不是神话一般伴随着种植园的月光和青苔的古老南方。克里斯滕贝里的母亲曾抱怨：“孩子，根据你的作品，每个人都会认为阿拉巴马是一个生锈、破旧、千疮百孔的地方。”对此，她的儿子回应道：“这个地方是我的缪斯……我想说的一切、我的作品来自我对这个地方矛盾的感觉——它的积极和消极的方面。”
　　“葫芦树”也许是最能代表故乡“积极”的一面的物象。在这里，农民们将挖空晒干的葫芦挂在树枝、栏杆、篱笆上，甚至是废旧的电视机天线上，用来吸引一种叫作紫崖燕的候鸟来筑巢，因为一只紫崖燕一天能吃掉两千只蚊虫。葫芦树既是自然的造物，也是一种人造的微型“乡土建筑”，它代表了勤奋的劳作、稳定可靠的生态、对土地的忠诚和维系社群的共同价值，它跨越种族和经济的差异，诠释了真正的南方精神。葫芦的意象最初出现在克里斯滕贝里1962年的一幅素描中，此后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成为他使用过的每一部相机的拍摄对象，还被制作成雕塑、装置等等形态。如果说他的艺术奏响了一首南方之歌，那么葫芦树也许是其中最温柔、最诗意的一个音符。
　　在对故土怀有无限眷恋和崇敬的同时，克里斯滕贝里也从不避讳南方文化中最糟糕的部分。在他对三K党（Ku Klux Klan，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奉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基督教恐怖主义）的描绘中，浓缩了仇恨、邪恶和这片土地最黑暗的一面。他说：“我认为，我相信，我知道，兜帽的形式，以及它所代表的东西，那个组织所代表的东西，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地方和任何国家最可怕和最恐怖的东西。”年轻时亲眼目睹的一次三K党人聚会成为他此后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也是在1962年，他在素描中第一次画了一个圆锥形的三K党人的兜帽。在此后许多年中他不断尝试在更大尺寸、更多媒介形式的作品中发展这个主题，最终建造了一个名为“三K党舞台”的大型装置作品，由400个图像、物体和雕塑组成的环境释放了三K党所激发的恐惧和想象。但是这些物品1979年被人从他的工作室偷走了，窃贼给他和妻子孩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他后来的噩梦中，兜帽的形状开始和建筑的尖顶重合，他在他拍摄的尖顶建筑和用彩绘碎料板雕刻的方尖碑形建筑中看到了它的影子—— 一面是栖居与庇护的象征，一面是仇恨和羞耻的象征，非常矛盾地融合在一起，最终呈现在他的“梦之建筑”和“K-House”系列之中。
　　用艺术直面这样敏感的社会正义的议题，需要强大的勇气面对争议和威胁，更实际的损害是，会失去很多南方的艺术赞助人的支持，但艺术家有自己的坚持。“有些人告诉我，这个主题不是艺术家或艺术应该关心的，”克里斯滕贝里说，“我的立场是，有时候艺术家必须审视和揭示这种奇怪而隐秘的残忍。”在一个种族主义矛盾反复发作的时代，他创作于上个世纪的作品，对美国社会来说像是一个诚实而不幸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