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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媒体记者与中国“粉丝”苦苦等候了两个小时之后，一头银发的马丁·塞利格曼终于出现在他的新书《持续的幸福》发布会现场。发布会当天，这本书就被读者抢购一空，可见塞利格曼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
塞利格曼被誉为“积极心理学之父”，他不只关注传统心理学注重的“如何减轻人们的痛苦”，而是更专注于研究如何建立人们的幸福感，并让幸福感持续下去。
幸福是教育的本质
“我要发起一场世界教育的革命。除了工作技能，年轻人还应该学习幸福的技能——如何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意义、更好的关系和更积极的成就。”塞利格曼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一再强调积极心理学对于人生的意义。
“父母希望孩子得到的，往往是自信、善良、健康等，简言之，就是幸福；而学校最希望孩子学会的，则往往是考试、工作、成就等，简言之，就是成功的方法。这两者其实互不相干。”塞利格曼提出，应该在学校教“幸福”这一课程，“传统教育的目标是学习，而更高的幸福感能提升学习能力。事实上，教育的本质，就是让人拥有幸福。”
2008年1月，塞利格曼飞往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贵族学校——吉朗学院的100名老师进行关于积极心理学的培训。“第一天，校长史蒂芬·米克毫无表情、冷冰冰地致了欢迎词，毫不掩饰他对积极心理学的怀疑；第二天，他就被培训内容打动了；到了第九天，他以一个英国人难得的热情拥抱了我的部下，还说，这是学校历史上的第四大事件，而之前的3件，都是关乎学校发展的大事。”
“过去近一个世纪，心理学主要研究人心理方面的问题，忧郁、焦虑、痛苦等等，但并不能帮助人真正实现幸福。而我发现，积极的心理不仅有助于认识快乐，还能激发人的力量。积极心理学有3项使命：一是研究消极心理，治疗精神疾病；二是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实、有意义，身体更健康，工作更出色，心灵更平和；三是鉴别和培养天才。”在塞利格曼看来，心理学提供的并不只是对失败者的救助功能，还可以帮助你挖掘出你的正能量。
中了心理学的暗箭
“积极心理学教育是非常有用的。比如，从前的我脾气不好，经常朝孩子发脾气，但现在，我的性格变得更积极向上，与孩子的关系也更好。”塞利格曼坦率地告诉记者。
塞利格曼194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儿时的他贪玩好动。13岁时，他偶然读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塞利格曼一直认为，他跟积极心理学有某种宿命的渊源。“1961年，我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我被心理学吸引，它像一支暗箭射中了我，那种感觉太微妙了。”
后来，塞利格曼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硕士、博士。“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小白鼠，我发现，不可预测的电击比可预测的电击更让它们害怕，因为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安全，不可预知的灾难让小白鼠始终处于悲观的状态，失去了生存的快乐。”由此，他认识到：人或动物因为不可控事件而不断遭受挫败，便会感到自己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进而绝望抑郁，这种无助感也成为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产生的根源——这就是轰动了心理学界的“习得性无助”理论。
1967年，塞利格曼辞去了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副教授职位，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系。一天，他偶遇精神病学教授阿伦·贝克。“马丁，如果你还继续做与动物打交道的实验心理学家，你就是在浪费生命。”贝克盯着塞利格曼说。“我一下震惊了，几乎被口中的食物噎住。我意识到他是对的。于是，我成了一名应用心理学家，明确地以问题为目标。”
在经年累月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塞利格曼发现，“乐观”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获得，他的研究方向从此由悲观转向了乐观，由消极转向了积极。
1998年，56岁的塞利格曼以历史最高票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我作为主席的第一项提议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结果它胎死腹中。那时我才发现，因为我的研究方法与别人不同，其他应用心理学的专家与我的那些纯粹的科学家同事们都认为我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事实上，正是这次碰壁，让我反思了心理学的本质问题，我坚信心理学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亡羊补牢，积极心理学就这样诞生了。”塞利格曼说，“它的使命就是，将最新的研究和现实应用结合起来，让人们更加快乐地生活。”
幸福是可以测量的
当今社会，很多人认为，成功是幸福的基础，而成功又包括很多内容：赚更多的钱、受更好的教育、保持健康等等。但这些词，并没有出现在塞利格曼的幸福词典里，取而代之的是：婚姻、朋友……
环球人物杂志：从您的经典著作《真实的幸福》到新书《持续的幸福》，积极心理学总是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在您看来，幸福和不幸福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塞利格曼：大约9年之前，我开始探索非常幸福的人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不同。结果却发现，这些幸福的人并不是有钱人，大多相貌平平，身材也很一般，也没碰到过什么特别的好运，他们和别人不同的一点，是他们特别合群。他们较少时间独处，大都处在一段恋情中，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因此他们感觉生活积极而快乐、充实而幸福。但是，注意了，这只是相关数据，不是因果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更多人会把幸福和钱联系起来。
塞利格曼：其实，越看重钱的人对他的收入越不满意，也就对他的生活越不满意，越缺少幸福感。
我的团队对40多个国家进行了生活满意度或者说是幸福感的调查，我们发现：对贫穷国家而言，幸福感是和财富一起增长的，也就是说，人民越富裕，他们就越幸福。而一旦国民收入超过年人均8000美元（约合49875元人民币），这个相关性就开始消失，财富的增长，哪怕是大幅增长，也不再能带来更多幸福感。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一个国家变富时，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比例也随着飙升。
环球人物杂志：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什么才能算幸福？
塞利格曼：在我看来，幸福应该包含3个不同的概念，第一是愉快的生活，第二是充实的生活，第三是有意义的生活。
想要实现幸福人生应具有5个元素，我们称它为PERMA：积极的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良好的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做有意义、有目的的事（meaning and purpose）以及成就感（accomplishment）。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这几年也会发布“幸福指数”，但很多人都对此有疑问：幸福是可以测量的吗？
塞利格曼：幸福是可以测量的，就像测量国民生产总值GDP一样，一个国家的幸福程度可以用“苏·于佩尔剑桥幸福量表”测量。这是剑桥大学幸福感研究所所长弗里西亚—于佩尔和他的学生苏德中的研究所得。就是测量人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人生意义、人际关系、有多少积极情绪以及做出了多少成就。从2002年开始，欧洲20多个国家每两年都会进行一次幸福感社会调查。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中国人的幸福指数？
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有个最终目的：到2051年，51%的世界人口达到幸福的定义。中国现在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4，显然，除非中国能达到51%，不然全世界51%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在过去20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从一个穷国变成一个几乎是富裕的国家，这是一个奇迹。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的层面上，都有着更高的优先权，挣钱比提升幸福更重要，这是构建幸福的一大障碍。有人认为，钱是提升个人和国家PERMA的最好途径，这种看法多半是陷阱和幻觉。一旦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准，财富对于幸福的提升作用就会大幅减少。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愿意致力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感。我建议，政府——不仅是中国政府，而是所有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发展经济，还应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塞利格曼被誉为“积极心理学之父”，他不只关注传统心理学注重的“如何减轻人们的痛苦”，而是更专注于研究如何建立人们的幸福感，并让幸福感持续下去。
幸福是教育的本质
“我要发起一场世界教育的革命。除了工作技能，年轻人还应该学习幸福的技能——如何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多的投入、更多的意义、更好的关系和更积极的成就。”塞利格曼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时，一再强调积极心理学对于人生的意义。
“父母希望孩子得到的，往往是自信、善良、健康等，简言之，就是幸福；而学校最希望孩子学会的，则往往是考试、工作、成就等，简言之，就是成功的方法。这两者其实互不相干。”塞利格曼提出，应该在学校教“幸福”这一课程，“传统教育的目标是学习，而更高的幸福感能提升学习能力。事实上，教育的本质，就是让人拥有幸福。”
2008年1月，塞利格曼飞往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贵族学校——吉朗学院的100名老师进行关于积极心理学的培训。“第一天，校长史蒂芬·米克毫无表情、冷冰冰地致了欢迎词，毫不掩饰他对积极心理学的怀疑；第二天，他就被培训内容打动了；到了第九天，他以一个英国人难得的热情拥抱了我的部下，还说，这是学校历史上的第四大事件，而之前的3件，都是关乎学校发展的大事。”
“过去近一个世纪，心理学主要研究人心理方面的问题，忧郁、焦虑、痛苦等等，但并不能帮助人真正实现幸福。而我发现，积极的心理不仅有助于认识快乐，还能激发人的力量。积极心理学有3项使命：一是研究消极心理，治疗精神疾病；二是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实、有意义，身体更健康，工作更出色，心灵更平和；三是鉴别和培养天才。”在塞利格曼看来，心理学提供的并不只是对失败者的救助功能，还可以帮助你挖掘出你的正能量。
中了心理学的暗箭
“积极心理学教育是非常有用的。比如，从前的我脾气不好，经常朝孩子发脾气，但现在，我的性格变得更积极向上，与孩子的关系也更好。”塞利格曼坦率地告诉记者。
塞利格曼194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儿时的他贪玩好动。13岁时，他偶然读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塞利格曼一直认为，他跟积极心理学有某种宿命的渊源。“1961年，我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我被心理学吸引，它像一支暗箭射中了我，那种感觉太微妙了。”
后来，塞利格曼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硕士、博士。“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小白鼠，我发现，不可预测的电击比可预测的电击更让它们害怕，因为它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安全，不可预知的灾难让小白鼠始终处于悲观的状态，失去了生存的快乐。”由此，他认识到：人或动物因为不可控事件而不断遭受挫败，便会感到自己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进而绝望抑郁，这种无助感也成为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产生的根源——这就是轰动了心理学界的“习得性无助”理论。
1967年，塞利格曼辞去了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副教授职位，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系。一天，他偶遇精神病学教授阿伦·贝克。“马丁，如果你还继续做与动物打交道的实验心理学家，你就是在浪费生命。”贝克盯着塞利格曼说。“我一下震惊了，几乎被口中的食物噎住。我意识到他是对的。于是，我成了一名应用心理学家，明确地以问题为目标。”
在经年累月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塞利格曼发现，“乐观”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获得，他的研究方向从此由悲观转向了乐观，由消极转向了积极。
1998年，56岁的塞利格曼以历史最高票当选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我作为主席的第一项提议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结果它胎死腹中。那时我才发现，因为我的研究方法与别人不同，其他应用心理学的专家与我的那些纯粹的科学家同事们都认为我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事实上，正是这次碰壁，让我反思了心理学的本质问题，我坚信心理学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亡羊补牢，积极心理学就这样诞生了。”塞利格曼说，“它的使命就是，将最新的研究和现实应用结合起来，让人们更加快乐地生活。”
幸福是可以测量的
当今社会，很多人认为，成功是幸福的基础，而成功又包括很多内容：赚更多的钱、受更好的教育、保持健康等等。但这些词，并没有出现在塞利格曼的幸福词典里，取而代之的是：婚姻、朋友……
环球人物杂志：从您的经典著作《真实的幸福》到新书《持续的幸福》，积极心理学总是和幸福联系在一起。在您看来，幸福和不幸福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塞利格曼：大约9年之前，我开始探索非常幸福的人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不同。结果却发现，这些幸福的人并不是有钱人，大多相貌平平，身材也很一般，也没碰到过什么特别的好运，他们和别人不同的一点，是他们特别合群。他们较少时间独处，大都处在一段恋情中，每个人都有很多朋友，因此他们感觉生活积极而快乐、充实而幸福。但是，注意了，这只是相关数据，不是因果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更多人会把幸福和钱联系起来。
塞利格曼：其实，越看重钱的人对他的收入越不满意，也就对他的生活越不满意，越缺少幸福感。
我的团队对40多个国家进行了生活满意度或者说是幸福感的调查，我们发现：对贫穷国家而言，幸福感是和财富一起增长的，也就是说，人民越富裕，他们就越幸福。而一旦国民收入超过年人均8000美元（约合49875元人民币），这个相关性就开始消失，财富的增长，哪怕是大幅增长，也不再能带来更多幸福感。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一个国家变富时，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比例也随着飙升。
环球人物杂志：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什么才能算幸福？
塞利格曼：在我看来，幸福应该包含3个不同的概念，第一是愉快的生活，第二是充实的生活，第三是有意义的生活。
想要实现幸福人生应具有5个元素，我们称它为PERMA：积极的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良好的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做有意义、有目的的事（meaning and purpose）以及成就感（accomplishment）。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这几年也会发布“幸福指数”，但很多人都对此有疑问：幸福是可以测量的吗？
塞利格曼：幸福是可以测量的，就像测量国民生产总值GDP一样，一个国家的幸福程度可以用“苏·于佩尔剑桥幸福量表”测量。这是剑桥大学幸福感研究所所长弗里西亚—于佩尔和他的学生苏德中的研究所得。就是测量人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人生意义、人际关系、有多少积极情绪以及做出了多少成就。从2002年开始，欧洲20多个国家每两年都会进行一次幸福感社会调查。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中国人的幸福指数？
塞利格曼：积极心理学有个最终目的：到2051年，51%的世界人口达到幸福的定义。中国现在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4，显然，除非中国能达到51%，不然全世界51%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在过去20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从一个穷国变成一个几乎是富裕的国家，这是一个奇迹。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在个人还是社会的层面上，都有着更高的优先权，挣钱比提升幸福更重要，这是构建幸福的一大障碍。有人认为，钱是提升个人和国家PERMA的最好途径，这种看法多半是陷阱和幻觉。一旦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准，财富对于幸福的提升作用就会大幅减少。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是否愿意致力于提高国民的幸福感。我建议，政府——不仅是中国政府，而是所有政府——的作用，不仅是发展经济，还应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