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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物馆 文本中心论;应用翻译;语言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4 — 0168 — 03
作为典藏人文自然遗产等的文化教育机构的博物馆，蕴藏着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承载着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精神，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人类文化。自公元3世纪，最早的博物馆——缪斯神庙出现以来，博物馆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史而亘古不衰，这其中文物修复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文物修复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一环，对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字则是承载语言的图像或符号，是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字作为博物馆传播文化关键性环节，对传承博物馆文化，或者说是民族优秀历史文明，其作用无疑是关键性的、决定性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据相关数据显示，每年大概有超过2719.16万人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进行学习、工作以及文化交流。这就使得博物馆的作用极其重要。因此便出现了博物馆文本的译文版本，顺应而生的还有对博物馆文字译文版本的研究。但由于我国博物馆文字译文翻译起步晚，导致了许多博物馆文本翻译的乱象，错翻、漏翻、甚至于无翻译等乱象层出不穷。因此，本文选取长乐博物馆作为典例，对博物馆文字修复工作进行针对研究，旨在完善博物馆文字的正确性、准确性，进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本中心论又称文本类型理论，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由德国学者、翻译家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 在语言学家布勒对语言功能进行三分的基础之上提出;并由英国翻译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 在吸收其他翻译家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充。文本类型理论是将语言的功能和能够表达或是具有同样功能的语言类型同具体的文本结合与联系起来，从研究语言功能的交际或是使用环境入手，从而进一步研究翻译等值实现的过程、方法和评估。
赖斯的语言文本有四大类型：（一）表达功能文本，强调文本自身或是文章作者的特点，突出语言的艺术性和文本的创造性;（二）信息功能文本，信息功能文本主要就是传递信息或是知识，旨在突出文本的实用性和真实性;（三）感召功能文本，这类文章的内容多是说理性的或者措施性的，采用对话式的语言来说服读者，并以此来让读者进行某种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呼吁或是感召;（四）视听性文本，视听性文本比较关注读者对某种意象的感受，例如电影，音乐等的观感，是对其他三种文本的补充。而纽马克的观点与赖斯的较为相似，在吸收运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将语言的三大功能：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召唤功能运用到翻译当中。他与赖斯的理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为二者均是从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出发，只不过纽马克的更为细致与缜密。
文本类型理论对于不同语言文本的风格、特色、语言习惯及类型进行了针对性的考察，并结合具体文本中新词新义的出现、语义的缺失、译文与原文长短句的翻译处理等细节问题进行分类，为翻译提出了许多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和措施〔1〕。纽马克文本中心论，即文本类型理论的翻译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语义翻译，一种是交际翻译。这是纽马克所提出的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是指译者在符合语法结构与规则的情况下，将表达内容尽可能的与原文接近，不改变原文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化特色，尽量保留原文作者的语言习惯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追求原文的艺术和美学价值〔2〕。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译。这样的翻译会更接近原文，结构以及行文习惯也都更贴近原文，力求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思。这种翻译方法讲究的是逐字逐句翻译、直译和忠实翻译，经常使用于一些较为官方、无法修改的文章，像学术期刊杂志、科技文献、古籍文献等文字体裁。由于语义翻译具有这样一种坚持与原文对应的特点，所以语义翻译所翻译的译文经常会有前后矛盾，牛头不对马嘴甚至是错误译文的现象，纽马克本人也觉得这种翻译方法不是上佳之选。交际翻译是指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的影响与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影响尽可能的相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意译。交际翻译倾向于将翻译目的语作为主语言，用目的语的行文方式來翻译原文，它并不是完全的忠实于原文，而是以读者为中心，用多种翻译方法来翻译文章，不给读者留下晦涩难懂的部分。交际翻译追求的是文章的易于阅读性和连贯性，强调最大限度的降低文章的阅读难度。一般来讲，交际翻译所翻译出的句子比语义翻译更加的连贯通顺，而且这种方法对译文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只要能表达原文所要传达的思想或是精神，译者可以对译文加以修饰或是润色，多用于公告栏、教科书、新闻杂志等文章中。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之所以要在博物馆陈设翻译文献，为的不仅是让国人了解自身国家的文化、典藏等纪念品，更是让国际友人能够通过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的风俗文化，了解纪念品被收藏的意义。博物馆翻译的重要性是可以对文化输出做出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对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它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长远规划，也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推动发展的一种战略。翻译，作为文化的一支，自然是发展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了展览翻译的文献，我们将以笔译为主的形式进行翻译，而笔译又划分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是指把在原语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翻译成为在译入语言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使得译入读者能够立即理解，即意译。而异化翻译是直接按照原语文化语境的适宜性翻译，即直译。我们将以这两种翻译形式对文献进行更加精准的翻译。第一类，归化翻译：这类翻译我们将从博物馆中需要翻译文献，例如名人的名言、书籍等进行归化翻译，目的是为了让翻译出来的文献更加有美感，使读者了解文献其中的意义，不丢失其原有的本意。第二类，异化翻译：这类翻译我们将对博物馆名人的生平事迹、他人的评价等进行异化翻译，目的是更加直白、清楚的了解名人的生平，更加真实的体现在文献当中。
近年来在文字翻译方面，承担文化传播的职责变得尤为重要。博物馆文字翻译也开始越来越得到重视，很多国内出名的博物馆都相对而言有着较为全面的文字翻译。但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翻译全面，有些甚至是文化底蕴丰富的地区。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长乐经济发展新区也渐渐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因此，当我们接手长乐博物馆内文字翻译工作的时候，我们更是较为严谨的翻译。以下是对长乐博物馆部分文字翻译的分析。
解说词的部分内容较长，也比较难以理解，体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比如“这面浮雕展示了他一生走过的历程，有祖籍地、出生地、北京、上海、欧洲等等。”这句话中的“历程”在文中实际为他走过的地方，在英文中若翻译成历程有更深刻的含义，会与后面的地名不符。且这句话中出现了中文式的表达如“祖籍地”、“出生地”等。故我们翻译为：“This relievo shows the places he traveled in his life， including his ancestral home， birthplace， Beijing， Shanghai， Europe and so on.”在这里我们使用了交际翻译的方法，让读者更清晰的了解文章的内容。又如“这对印章是霍秋白雕刻的，并在郑振铎的婚礼贈给郑振铎与高君两夫妻的，一枚刻郑振铎“长”，另一枚刻高君“乐”，合起来即“长乐”两个字，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祖籍都是福建长乐的。”这句话中的文化差异就更多了，“长”和“乐”都是中文的表达手法。在苦恼很久之后我们决定融合好中西方的表达习惯，以解释说明的方式进行翻译。在中文“长”字后加一句“which is means forever and also means The first word of their birthplace”，在中文“乐”字后加一句“which is means happiness and also means The second word of their birthplace”。
在博物馆内有很多时间的表达，这个在中西方翻译中没有说明大的差异，直接进行语义的翻译即可。但是会出现一些中国特别年代，特别时期的特定时间表达的方式。如：“抗日战争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运动”等等。为此我们特地去到了文字翻译较为完整的福州博物馆考察，进行译文的对照。并在他们翻译的基础上在这些历史时期后都加以年份的標记。比如我们将“抗日战争时期”翻译为“Second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将“新文学运动”翻译为“New Culture Movement around the tim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这些都能让读者更清楚了解文化背景及发生事情的时代，做到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中英文存在语言的差异是显而易见，很多的中文表达在英文中是没有的。比如“被誉为‘民族脊梁’和‘民族斗士’”这句话中的“民族的脊梁”和“民族的斗士”这样的表达手法，似乎是中文特有的。那我们只能借用比喻等手法加以解释，尽量结合西方人的表达手法，最后我们翻译为“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和“Warrior of the nation”。
博物馆内容翻译时，需要结合现实以及理论依据。由于中西思维差异的影响，东方人倾向于综合、整体化、主观性与直观化，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个体性、客观性与概念化，因而表现在中英平行文本的语言上，汉语语法以意治形，多用描述性语言、华丽辞藻与四字词语，且多使用引用、比喻等修辞手法，而英语语法以形统意，词汇平实、素，注重表达的简洁性与客观性，一般不使用修辞手法〔3〕。可见在一些有文化差异的地方需要在博物馆内容的翻译过程中，灵活的翻译，避免犯低级错误。在应用理论的基础上，译者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做出灵活的选择来实现适应。翻译工作者应该努力让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来游客明白翻译的意思。同时，完成它帮助外国客人更好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作用。从应用理论的角度来看，通过研究博物馆文字翻译我们很容易发现文本中心论是完善、科学、务实的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提供理论指导，指出了方向和现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可能。
〔参 考 文 献〕
〔1〕丁建江. 文本类型理论与翻译〔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 ：118-124.
〔2〕高歌 高丽新.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J〕山东青年，2013（08）： 63.
〔3〕叶珊珊. 中国博物馆解说词英译问题研究〔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9（06）：77-81.
〔责任编辑：杨 赫〕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4 — 0168 — 03
作为典藏人文自然遗产等的文化教育机构的博物馆，蕴藏着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承载着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精神，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人类文化。自公元3世纪，最早的博物馆——缪斯神庙出现以来，博物馆经历了千年的发展史而亘古不衰，这其中文物修复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文物修复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一环，对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字则是承载语言的图像或符号，是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字作为博物馆传播文化关键性环节，对传承博物馆文化，或者说是民族优秀历史文明，其作用无疑是关键性的、决定性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据相关数据显示，每年大概有超过2719.16万人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进行学习、工作以及文化交流。这就使得博物馆的作用极其重要。因此便出现了博物馆文本的译文版本，顺应而生的还有对博物馆文字译文版本的研究。但由于我国博物馆文字译文翻译起步晚，导致了许多博物馆文本翻译的乱象，错翻、漏翻、甚至于无翻译等乱象层出不穷。因此，本文选取长乐博物馆作为典例，对博物馆文字修复工作进行针对研究，旨在完善博物馆文字的正确性、准确性，进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文本中心论综观
文本中心论又称文本类型理论，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由德国学者、翻译家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 在语言学家布勒对语言功能进行三分的基础之上提出;并由英国翻译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 在吸收其他翻译家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充。文本类型理论是将语言的功能和能够表达或是具有同样功能的语言类型同具体的文本结合与联系起来，从研究语言功能的交际或是使用环境入手，从而进一步研究翻译等值实现的过程、方法和评估。
赖斯的语言文本有四大类型：（一）表达功能文本，强调文本自身或是文章作者的特点，突出语言的艺术性和文本的创造性;（二）信息功能文本，信息功能文本主要就是传递信息或是知识，旨在突出文本的实用性和真实性;（三）感召功能文本，这类文章的内容多是说理性的或者措施性的，采用对话式的语言来说服读者，并以此来让读者进行某种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呼吁或是感召;（四）视听性文本，视听性文本比较关注读者对某种意象的感受，例如电影，音乐等的观感，是对其他三种文本的补充。而纽马克的观点与赖斯的较为相似，在吸收运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将语言的三大功能：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召唤功能运用到翻译当中。他与赖斯的理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为二者均是从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出发，只不过纽马克的更为细致与缜密。
二、文本中心论与博物馆文字翻译
文本类型理论对于不同语言文本的风格、特色、语言习惯及类型进行了针对性的考察，并结合具体文本中新词新义的出现、语义的缺失、译文与原文长短句的翻译处理等细节问题进行分类，为翻译提出了许多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和措施〔1〕。纽马克文本中心论，即文本类型理论的翻译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语义翻译，一种是交际翻译。这是纽马克所提出的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是指译者在符合语法结构与规则的情况下，将表达内容尽可能的与原文接近，不改变原文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化特色，尽量保留原文作者的语言习惯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追求原文的艺术和美学价值〔2〕。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直译。这样的翻译会更接近原文，结构以及行文习惯也都更贴近原文，力求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思。这种翻译方法讲究的是逐字逐句翻译、直译和忠实翻译，经常使用于一些较为官方、无法修改的文章，像学术期刊杂志、科技文献、古籍文献等文字体裁。由于语义翻译具有这样一种坚持与原文对应的特点，所以语义翻译所翻译的译文经常会有前后矛盾，牛头不对马嘴甚至是错误译文的现象，纽马克本人也觉得这种翻译方法不是上佳之选。交际翻译是指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的影响与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影响尽可能的相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意译。交际翻译倾向于将翻译目的语作为主语言，用目的语的行文方式來翻译原文，它并不是完全的忠实于原文，而是以读者为中心，用多种翻译方法来翻译文章，不给读者留下晦涩难懂的部分。交际翻译追求的是文章的易于阅读性和连贯性，强调最大限度的降低文章的阅读难度。一般来讲，交际翻译所翻译出的句子比语义翻译更加的连贯通顺，而且这种方法对译文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只要能表达原文所要传达的思想或是精神，译者可以对译文加以修饰或是润色，多用于公告栏、教科书、新闻杂志等文章中。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之所以要在博物馆陈设翻译文献，为的不仅是让国人了解自身国家的文化、典藏等纪念品，更是让国际友人能够通过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的风俗文化，了解纪念品被收藏的意义。博物馆翻译的重要性是可以对文化输出做出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对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它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长远规划，也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推动发展的一种战略。翻译，作为文化的一支，自然是发展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了展览翻译的文献，我们将以笔译为主的形式进行翻译，而笔译又划分为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是指把在原语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翻译成为在译入语言文化语境中自然适宜的成分，使得译入读者能够立即理解，即意译。而异化翻译是直接按照原语文化语境的适宜性翻译，即直译。我们将以这两种翻译形式对文献进行更加精准的翻译。第一类，归化翻译：这类翻译我们将从博物馆中需要翻译文献，例如名人的名言、书籍等进行归化翻译，目的是为了让翻译出来的文献更加有美感，使读者了解文献其中的意义，不丢失其原有的本意。第二类，异化翻译：这类翻译我们将对博物馆名人的生平事迹、他人的评价等进行异化翻译，目的是更加直白、清楚的了解名人的生平，更加真实的体现在文献当中。
三、长乐博物馆的翻译以及翻译策略
近年来在文字翻译方面，承担文化传播的职责变得尤为重要。博物馆文字翻译也开始越来越得到重视，很多国内出名的博物馆都相对而言有着较为全面的文字翻译。但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翻译全面，有些甚至是文化底蕴丰富的地区。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长乐经济发展新区也渐渐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因此，当我们接手长乐博物馆内文字翻译工作的时候，我们更是较为严谨的翻译。以下是对长乐博物馆部分文字翻译的分析。
（一） 解说词
解说词的部分内容较长，也比较难以理解，体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比如“这面浮雕展示了他一生走过的历程，有祖籍地、出生地、北京、上海、欧洲等等。”这句话中的“历程”在文中实际为他走过的地方，在英文中若翻译成历程有更深刻的含义，会与后面的地名不符。且这句话中出现了中文式的表达如“祖籍地”、“出生地”等。故我们翻译为：“This relievo shows the places he traveled in his life， including his ancestral home， birthplace， Beijing， Shanghai， Europe and so on.”在这里我们使用了交际翻译的方法，让读者更清晰的了解文章的内容。又如“这对印章是霍秋白雕刻的，并在郑振铎的婚礼贈给郑振铎与高君两夫妻的，一枚刻郑振铎“长”，另一枚刻高君“乐”，合起来即“长乐”两个字，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祖籍都是福建长乐的。”这句话中的文化差异就更多了，“长”和“乐”都是中文的表达手法。在苦恼很久之后我们决定融合好中西方的表达习惯，以解释说明的方式进行翻译。在中文“长”字后加一句“which is means forever and also means The first word of their birthplace”，在中文“乐”字后加一句“which is means happiness and also means The second word of their birthplace”。
（二） 时间翻译
在博物馆内有很多时间的表达，这个在中西方翻译中没有说明大的差异，直接进行语义的翻译即可。但是会出现一些中国特别年代，特别时期的特定时间表达的方式。如：“抗日战争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运动”等等。为此我们特地去到了文字翻译较为完整的福州博物馆考察，进行译文的对照。并在他们翻译的基础上在这些历史时期后都加以年份的標记。比如我们将“抗日战争时期”翻译为“Second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将“新文学运动”翻译为“New Culture Movement around the tim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这些都能让读者更清楚了解文化背景及发生事情的时代，做到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 语言差异
在中英文存在语言的差异是显而易见，很多的中文表达在英文中是没有的。比如“被誉为‘民族脊梁’和‘民族斗士’”这句话中的“民族的脊梁”和“民族的斗士”这样的表达手法，似乎是中文特有的。那我们只能借用比喻等手法加以解释，尽量结合西方人的表达手法，最后我们翻译为“The backbone of the nation”和“Warrior of the nation”。
五、结论
博物馆内容翻译时，需要结合现实以及理论依据。由于中西思维差异的影响，东方人倾向于综合、整体化、主观性与直观化，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个体性、客观性与概念化，因而表现在中英平行文本的语言上，汉语语法以意治形，多用描述性语言、华丽辞藻与四字词语，且多使用引用、比喻等修辞手法，而英语语法以形统意，词汇平实、素，注重表达的简洁性与客观性，一般不使用修辞手法〔3〕。可见在一些有文化差异的地方需要在博物馆内容的翻译过程中，灵活的翻译，避免犯低级错误。在应用理论的基础上，译者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做出灵活的选择来实现适应。翻译工作者应该努力让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来游客明白翻译的意思。同时，完成它帮助外国客人更好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作用。从应用理论的角度来看，通过研究博物馆文字翻译我们很容易发现文本中心论是完善、科学、务实的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提供理论指导，指出了方向和现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可能。
〔参 考 文 献〕
〔1〕丁建江. 文本类型理论与翻译〔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 ：118-124.
〔2〕高歌 高丽新.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J〕山东青年，2013（08）： 63.
〔3〕叶珊珊. 中国博物馆解说词英译问题研究〔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9（06）：77-81.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