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性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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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英国女作家帕特·巴克的《重生》通过描述主人公里弗斯(Rivers)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爱丁堡克莱格洛克哈特(Craiglockhart)精神病院中的经历,突出反映了父性的缺失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影响。巴克独创了“链条式父亲”这一颇具意味的父亲形象,以“代理父亲”为主旨进一步论述扩充了西方追寻父亲的文学命题。本文着眼于分析父性缺席的影响,以在战争中罹患精神病的军官们对其心理医生里弗斯——精神父亲失败的追寻为例,分析工业化战争下父亲角色工具性的增强和思想性减弱的事实,从而思考“父性缺席”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帕特·巴克 (Pat Barker) 《重生》 父亲 父子矛盾
  在《重生》中,英国女作家帕特·巴克成功地描述了患有精神病的军官普莱尔(Prior)、萨松(Sassoon)在爱丁堡克莱格洛克哈特(Craiglockhart)精神病院住院期间将精神病医师里弗斯(Rivers)视为精神父亲的故事。巴克塑造了普莱尔野蛮粗暴的父亲,萨松缺失的生物学上的(Physical Absence)父亲,进一步刻画了里弗斯作为“代理父亲”(Agent Father),以及里弗斯既失去父亲又被视为父亲这一矛盾的“链条式父亲”的形象,借以论述在工业化战争下的背景下,人的思想性的减弱和工具性的增强。无论是受过教育的父亲还是未受过教育的父亲,都不可能成为合格的父亲。缺少父亲指引的儿子们走向战场之时,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在以里弗斯为主治心理医生的爱丁堡克莱格洛克哈特(Craiglockhart)精神病院,收治了大批因为战争的无休止延长而罹患精神病的年轻军官们,其中精神病军官萨松和普莱尔便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萨松生性自由,热爱诗歌,所撰写的反战宣言(A Soldier’s Declaration)不乏勇气的光辉,却在之后表现出极端脆弱敏感;普莱尔暴躁不安,情绪起伏不定,多次与医生里弗斯发生正面冲突,生性叛逆不羁;里弗斯可靠、善言、富有智慧,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可他却用现代知识伪装他的本来面目成为战争无休止延长的帮凶——用貌似正派的手段博取年轻精神病军官们的信任,打破萨松和普莱尔的自由意志;在普莱尔和萨松视里弗斯为精神父亲后达到让他们重返战场的邪恶目的,加深小说的讽刺意味,使得《重生》中的父子矛盾愈演愈烈。
  《重生》中,存在四种复杂的父子矛盾:一是普莱尔和野蛮父亲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建立在支离破碎的工业化战争的基础上,生父思想极度缺失,工具性却很强;普莱尔父亲缺少的不仅仅是父亲该有的指引孩子的能力,更缺少自我控制的能力,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因此更谈不上指导自己的孩子。
  普莱尔生父脾气暴躁,生性野蛮,本质更趋向于一种征服,是一种原始的、暴力的——父性的依附:在管理孩子方面,生父其实没有实权,孩子母亲的管教丝毫不放在心上,没有以普莱尔当上军官为荣,认为普莱尔母亲向儿子灌输的是一种无用的雄心:“肯定?我能光荣到哪里去,他(普莱尔)应该认命才对。可惜,他哪肯认命?他老妈笨到不懂状况,还教他天上飛,海里游。”①在普莱尔因为被同学欺负哭着回家的时候生父“反手赏了他一巴掌”或者把对方的父亲“三两下打发掉”。普莱尔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健康倾向:以暴力对抗暴力,以非理性对抗非理性,蛮横、霸道、不讲理。普莱尔和父亲的关系揭示了:从文明的一开始,父亲就是这个社会的核心,父亲存在的价值应该是将文明传给下一代②,可是战争的出现,动摇了这样的价值观。像普莱尔生父这样的男人不得不参加战争或者进入工厂,战争对于工业化的需求使人们不断发展自身的工具性而全然不顾思想性的培养,父亲们不仅上了战场或者进了工厂离开了孩子,而且丧失了和孩子们交流的机会,至于教导更是无从谈起。
  二是萨松和已经死亡的父亲之间的矛盾,即我们所说的生父因为在生活范畴上消失(Physical Absence)从而缺席。二十世纪曾出现过一次父亲出走的浪潮,我们可以揣测萨松的生父在这个阶段离开了家,并且对萨松的教导可以说是空白的,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影子。
  萨松两次“失去”生父:第一次是父亲离开家,第二次则是父亲死亡。文中曾述萨松五岁第一次“失去”了父亲,在八岁的时候父亲已故,萨松拒绝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我没去——据说是因为伤心过度。”(Regeneration. p52)亲生父亲对萨松的指引是缺席的。在常规认知中,孩童出生,父亲出现,这便意味着父子关系永恒连接直至生命的逝去,这样的永恒,本身有着永远无法克服的困难——父亲经常缺席——萨松的生父对于萨松而言一直是模糊的、含糊不定的,正如父性研究者肇嘉所说:“母亲总是确定的,而父亲从不确定。”③(The Father. p29)萨松对于亲生父亲的追寻无疑是失败的,他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也从来没有追寻过父亲什么。参加战争之后,萨松出于内心对和平的理解,凭着人道主义精神写下了反战宣言(A Soldier’s Declaration)——从而控诉战争肆意延长的合理性。但是萨松因为违规而进入爱丁堡克莱格洛克哈特精神病院,不仅扼杀新思想而且扼杀任何想要反抗的声音,加之里弗斯的欺骗和萨松内心的敏感脆弱让他日渐开始怀疑自己提出反战宣言的初衷,并在日后决定重返法国战场,重新加入战争。
  三是最激烈的同时也最核心的矛盾,发生在普莱尔、萨松与他们的精神父亲之间的矛盾。里弗斯关心他们、诱骗他们,使他们萌生拥有“代理父亲”的念头,但这次假的“拥有”更让他们父亲追寻成为泡影:巴克以普莱尔和萨松为例,指出里弗斯对普莱尔的诱骗尔让普莱尔的性格上的缺陷——狂妄、暴躁、易怒一览无遗,且变本加厉而且可能出现对催眠术的依赖;对于萨松而言,他对父亲形象的盲目崇拜和里弗斯本人现代知识的伪装,使萨松情不自禁地就将里弗斯视为代理父亲。里弗斯高明的欺骗手段不仅蒙混了普莱尔和萨松两位病人,而且蒙骗了他自己,使得里弗斯本人从一个有良知的正视创伤的医生变成战争非法延续的帮凶。医生里弗斯在医生与军人身份的双重桎梏之下,没有将普莱尔或者萨松任何一个人视为儿子,反而用欺骗的手段让他们重返战场。   对普莱尔的治疗,里弗斯极尽虚伪之意:他逼迫因为恐惧而已经“失声”的普莱尔叙述自己在战场上的惨痛经历,并且不惜用催眠术达到目的。普莱尔看到同伴鲜血淋漓的眼球,血肉模糊的身体,这无疑给他带来了致命性的伤害,可是他无法言说。里弗斯就在这时选择了用催眠的方式达到目的,这和另外一个暴虐的精神病医师耶兰(Yellow)有着相似之处,同时在普莱尔遇到真爱萨拉(Sarah)之后,剥夺他出门的权利,是一次对于人性的抹杀,医院却将这个视为“规矩”。普莱尔最后经过催眠术终于可以发声,可是他也落入里弗斯的圈套:虽然普莱尔曾经当面对里弗斯出言不逊:“所以我才不想把你想象成父亲,我把你想象成更低贱的人。”(Regeneration. p283)或者治疗普莱尔失语的时候,普莱尔在纸上将愤怒转写为文字从而写下的四个大写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反击行为,和“你可以逼我挖掘出我惧怕的事情,可以逼我回忆死状,你却永远没法儿逼我感受”(Regeneration. p115)。但是普莱尔暂时的反击只是之后服从的一个伏笔而已,如何做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里弗斯借用医院禁闭的环境和催眠术的帮助让普莱尔归建,让他继续为国家争光,不论他是否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事情似乎朝着里弗斯希望的方向发展,普莱尔终于将里弗斯视为与母亲相同地位的人:“我不想批评她(母亲),她大概救了我一命……她不想我被那些野孩子带坏,后来呢你(里弗斯)蹦出来,也做同样的事情”(Regeneration. p289)或者“战争结束后,我想要去找你”(Regeneration. p290),普莱尔对里弗斯的极端信任甚至把里弗斯和母亲相提并论,从本质上讲,证明了他已经被蒙骗的事实。这相当亲密和信任的行为,表明了在普莱尔的心目中里弗斯是一个避风港。显然,里弗斯用看似高明的手段欺骗了普莱尔,并且成功成为普莱尔“代理父亲”,彰显里弗斯虚伪的面目。
  对于萨松而言,欺骗没有那么容易达成,不仅因为萨松清醒而理智地发表了反战宣言,而且因为萨松其实没有在战场上受过“弹震症”,所以里弗斯经常找萨松谈话,时不时与旁人诉说对萨松的关心并且毫不掩饰对萨松的喜爱,并且让萨松加入高尔夫俱乐部,从而让萨松放松警惕忘记自己一开始撰写宣言时的初衷,同时也一步步走进里弗斯为他设置的“甜蜜陷阱”。生性敏感脆弱的萨松曾谈及,在接受里弗斯的精神治疗之后:“他(萨松)才领悟到里弗斯已经彻底取代生父的地位(Regeneration. p289)。”萨松情不自禁地听从里弗斯的话,即使一开始在反战宣言中坚定而正确地反对战争无限延长的合理性,但最后出于自己的脆弱而选择向里弗斯妥协——重归战场。而事实是,战争的残酷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决定了战争本身就是地狱,所以任何非法延长战争合理性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萨松出于对里弗斯的信任听信了说服他归建的想法:“喔,有。我想归建。”(Regeneration. p260)这句话使得全书的矛盾更剧烈,让萨松重返法国战场,无疑是对萨松的又一次折磨,即使知道萨松归建的心愿里面藏着“捐躯的念头”(Regeneration,p304),只是为了“照顾弟兄”、“关心弟兄的福祉”和告诉弟兄“如何杀敌”,也毅然决然地履行自己作为医生的职责,同时更重要的是军人的职责。里弗斯不止一次地谈道:“(萨松)是个身心健康的人,他的职责是回部队,我的职责是送他回部队。”(Regeneration,p108)里弗斯利用现代知识作伪装,欺骗了萨松,成了战争的帮凶,他高度思想性所带来的社会身份良知,让他在生命和责任之间,毅然决然地选择责任,现代知识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反而成为他良知的绊脚石。
  四是内化的矛盾,是发生在里弗斯自己身上的矛盾,他作为“链条式父亲”——自己失去父亲又被视为父亲——他将自己失去父亲的痛苦代际传递给了普莱尔和萨松,从本质上讲,里弗斯的伪善及对年轻的精神病军官的欺骗很可能来源于他失败的父亲追寻。
  首先,里弗斯跟父亲一样都是“双重职业”,这里可以体现出里弗斯追寻父亲的痕迹,再者里弗斯在意识到自己追寻失败之后整个人生都缺乏指引,他和年轻的精神病军官们一样,迫切地寻求指引,这时候一个“父亲”的形象——国家权威——诱骗他,引导他,成为战争的机器。里弗斯的父亲身兼牧师与语言治疗师的双职,里弗斯身兼军人和医生的双职:里弗斯长时间的与语言障碍者为伍,他的父亲专职治疗口吃。可是,在里弗斯十二岁的时候,在他知道自己“诊断的速度几乎与父亲一样快”的时候,他在内心隐约觉得自己仿佛超过了父亲,或者说父亲的价值仿佛在一个瞬间荡然无存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父亲,“他望着父亲的颈背,在心中暗自把父亲毕生的职业一笔勾销”,这段本来“死亡绝对不会终止的父子关系”,在里弗斯的心中出现了些许微妙的变化。里弗斯否认了生父,并在他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把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和发展放在首位,换句话讲,国家权威便是他的父亲。这更加剧了里弗斯本人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和讽刺感,使父亲这个角色在他身上显得更加神秘莫测,难以揣摩。
  在我们所认知的世界里,父亲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它在孩童出生时候被称为父亲,在宗族关系里被称为长老,在战时精神病医院里则被称为心理医师,在国家层面被称之为国家权威。巴克所塑造的这四种父子矛盾便是巴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面对于“父亲”这一历久弥新的形象的思考,从某种形而上的意义来讲,也是一种对更好的“父亲”的追寻。
  最后,既然父亲一直在迷惘,一直在被寻找,一直从未找到,我们为什么这样孜孜以求地寻找父亲呢?答案是,我们研究父亲,研究父子关系,研究几个世纪以来缺失的父性,研究巴克小说中的父性的缺失,恰恰是对父亲的一种追寻。祖先以图腾的方式纪念父亲,先哲以符号的方式缅怀父亲,古人以父权来定义父亲,巴克以文字的力量诉说父亲。巴克小说的力量,绝不限于时代的束缚,也不会踟蹰于性别的圈套内,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全方位的,更历久弥新。
  注释:
  ①[英]Pat Barker,著. 宋瑛堂,译.Regeneration[M].中国台湾:时报文化,2015:84.
  ②[意]Luigi Zoja,著. 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The Father[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8.
  ③原话是:Mater semper certa,pater numquam.
  参考文献:
  [1][英]Pat Barker,著. 宋瑛堂,译.Regeneration[M].中國台湾:时报文化,2015:84.
  [2]Pat Barker. Regeneration[M]. England: Penguin Book,2008.
  [3][意]Luigi Zoja,著. 张敏,王锦霞,米卫文,译.The Father[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8.
  [4]John Brannigan. Pat Barker [D]. England: Penguin Book,2005.
  [5]刘建梅.帕特·巴克战争小说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6]刘建梅.巴克《重生》的救赎主题[J].云梦学刊,2011(4):96-99.
  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创项目
  项目:《从〈重生〉三部曲》看巴克的战争观
  项目编号:20181050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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