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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译者主体意识是译者对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认知，这种认知是译者主体的首要构成因素。译者的文化作用是重要的，但只有在译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意识时，这种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意识不一定表现在对社会文化的叛逆上，顺应社会文化的译者也可能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主体意识 文化制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的重点从文本的内部结构转向外部环境，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清晰，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导者，其地位和贡献也渐渐得到认可。自从《中国翻译》2003年集中刊发了一组译者主体研究的论文以来（许钧，2003；穆雷、诗怡，2003；查明建、田雨，2003），翻译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推进迅速，无论在纯粹理论研究还是历史性的译家个体研究方面，人们对译者主体的认识都大大加深了。然而，在对译者主体构成的讨论中，研究者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译者的主体意识。事实上，主体意识是译者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因素，也是译者主体的其他构成成分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首要条件。本文拟阐述译者主体意识的含义，指出其在主体构成中的核心地位，希望能帮助澄清一些理论问题，并推动译者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二 译者主体意识的基本含义
译者是翻译技艺的实践者，但并非每一个译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在教室里跟随老师学习翻译基本技巧的学生，完全听从老师的教导，培养忠实、通顺等基本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对自己的存在有明确的体认。哲学家认为，“潜在的、自在的主体性，处于自然和社会的交界处，处于动物向人的转折中，因而带有过渡的性质。它是由运动的物、生物、特别是动物的主体性向人的主体性转变的起点，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向人的社会属性转化的开端”（郭湛，2002：68）。对译者来说，处于完全被支配地位的翻译技艺学习者对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认知，因此，他的主体性处在自然的译者向有自觉主体性的译者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译者，还不是真正的译者，或者说是机械的、被动的、消极的译者。正如“人是以自己主体性的活动使自己成为主体的”（郭湛，2002：21），译者也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实践而逐渐成长为真正的、具有主体性的译者。随着翻译技艺的增长，他开始独立策划、承担一些翻译活动，开始处理是否翻译、如何选择原文、运用何种翻译技巧等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意识到文化、赞助人、原作者、读者等是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力量，需要对其进行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到了这一阶段，他就有了自己的主体性。
在哲学家看来，低级的主体性包括自在、自然、自知、自我四个阶段，然后经历转折期自失的主体性，进入高级主体性的自觉、自强、自为、自由四个阶段。（郭湛，2002：67-81）自失的主体是盲目自大的，他对自我和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意识，他目空一切，完全无视社会文化的存在，以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然后，他的自我意识便产生了，“人在自失的迷惘中批判地实行对自己主体观念的反思，反复清洗、净化自己原有的观念。挫折和逆境在人的主体性发展中的作用在于，它毫不掩饰地将无情的客体性展现在人的面前，使人无从回避，必须直接面对和解决。由此开始真正的主体性的觉醒，进入高级期个人主体性发展的进程”（郭湛，2002：75）。高级主体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自觉，可见自我意识在人的成长中的重要性。译者主体意识是翻译选择中的自我意向，是译者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知。当译者发现他无法对原文文本、原文作者、译入语文化等为所欲为的时候，同样会产生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即自己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个维度一旦产生，他作为一个译者就成熟了。这一维度让译者思考：我是谁？我在干什么？这样做有何目的？于我有何价值？在这里，“我”是思考的中心和出发点，一切的选择与决定都服务于“我”。这就是译者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译者会充分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让翻译活动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自我意识是译者主体发展中的关键，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相符合的。
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可在胡适对易卜生思想的吸收中看出来。中国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包括翻译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纷纷觉醒，他们立志要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要用意志审慎地控制自己的言行，让言行真正出于自己的意愿。胡适在《新青年》中介绍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时说：“易卜生生平有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需要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才性，需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陈玉刚，1989：111）。胡适认为中国文化急需引入个人主义。用易卜生本人的话说，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的事”与“其余的事”相对立，意味着不仅传统文化，而且包括新文化，都是外在于译者主体的事物。这里的“我”的意识，就翻译而言，就是译者的主体意识。译者把自己与所有文化拉开距离，客观审慎地思考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各种文化的价值，然后选择一种文化为之奋斗。从根本上说，翻译家不仅仅为促进文化、社会的进步而翻译，其最终目标在于“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即实现自我价值。“我”于是从混沌的宇宙中独立出来了，从无我走向了有我。随着这一变化，“我”所具有的能力（即译者主体能力）的发挥就具有了明确的方向。
三 译者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勒菲弗尔曾深刻地阐述了译者主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译者的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受着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这些制约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这一理论说明，主体意识的觉醒需要主体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也需要社会文化环境给主体一定的自由空间。如果环境限制太强烈，完全扼杀了人的自主性，那么在翻译活动之初，译者也许会有一点点思考的倾向，但当发现自己无法应对强大的外部环境，便会放弃思考，长此以往，他的主体意识便渐渐消失了。译者是否存在主体意识，与文化环境是否宽松具有一定关系，换句话说，译者的主体意识存在与否，不只取决于译者本人。
译者主体意识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社会文化放松对译者的压制，这是符合事实的判断，但我们不能由此把译者主体性等同为对社会文化的叛逆，以为只有在叛逆中，译者才是积极主动的。这种观点是对译者主体意识确切含义的误解。如果说译者主体意识的言外之意是译者应对自己负责，那么译者对自己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态度，就是如何对自己负责。主体意识是一种认知，主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认知的对象。因此，译者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化并非水火不容，即，作为主体的译者并不一定要以反抗文化才体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中国译学大辞典》对译者主体性的解释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题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译者主体性亦即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在克服客观制约性中得到表现。客观制约性包括双语差异、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方梦之，2011：91）。在这个解释中，“克服客观制约性”并不一定指译者主体反抗、摧毁社会文化，而应该理解为个体与外在于自己的力量之间的张力关系，即译者是在与包括语言、语境等外部力量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完成翻译的。简言之，主体与文化环境之间不一定是对立的，也可能是一致的，其中的关键是译者的自主意识和独立选择。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译者，对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态度，可能是拒斥的，也可能是认同的，对于翻译的忠实标准，他可能是信奉的，也可能不信奉。
虽然译者主体意识并不一定体现为对传统的背离，但当译者选择了与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翻译方式时，他的主体意识体现得最充分。清末民初时期，人们的思想还受着旧观念、旧文化的禁锢，同时又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旧观念在个体身上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最初让人无所适从，但不久人们便意识到，社会个体在冲突面前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由此人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关注自己的理想。在这一背景下，翻译家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其主体意识也迅速地觉醒，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决定不再言先人所言，为先人所为，而是以“自我”、“解放”为指归，通过翻译唤醒民众冲破传统束缚、建立新文化，并在文化建设中实现自我价值。例如，鲁迅在翻译中，为了引入新的字法句法，不惜让译本生硬晦涩，不回避冗长的句式和繁杂的修饰成分。
认同传统社会文化的译者，可以辜鸿铭为例。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是人所共知的。他在翻译外国诗歌时，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如《痴汉骑马歌》；而在汉译外时，他则采用流畅优美的笔调竭力传达原文的思想和文学美。辜鸿铭认同已经落后并遭到普遍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说明他不具有自我意识。事实上，他“继承了欧洲学术思想中一种敢于质疑、挑战和批判传统的品质”，“欧洲的游学之旅给了辜鸿铭认识自身、认识中国、认识东方的一面镜子”（金学勤，2009：70）。辜鸿铭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保守的文化观念并存，有力地证明了绝不能简单地把主体意识等同为批判传统。
社会文化是由不同的小系统组成的，一个译者对某种文化往往不是完全拒斥或赞同，而是部分赞同、部分批判的。例如，严复翻译《天演论》时，他不满意传统文化的僵化、保守、懈怠，但在文学偏好上，他知道当时的文人学士喜欢桐城派古文，而且他本人也偏爱、擅长这一派的散文风格，因此他采用了古雅的文风来翻译这本著作。
译者的主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自己能力的发挥程度，主体意识中的自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则常常会决定主体能力的发挥方向。一般说来，否定传统的译者的译本会更多地颠覆现有秩序，认同传统的译者的译本则会巩固现存秩序。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既然是翻译，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入新的文化因子，这是翻译与生俱来的特性。即使一个译者是完全被动的，不具有任何主体意识，他的翻译还是会引入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译者主体意识的作用。
四 结语
主体意识是译者对自我存在的体认，在此基础上，他对翻译原本的选择、对翻译策略的运用，对文化或接受或拒斥的反应，才是独立自主的，他的翻译才具有更为积极的文化作用。一个译者，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才能在复杂的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做出正确的抉择，才会在下笔之前对自己与社会、文化、历史、读者、赞助人的关系做出审慎思考，由此最大限度地推动文化的进步。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强化自己的主体意识是一项不能稍稍懈怠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2]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
[3]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4] 郭湛：《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 金学勤：《跨文化阐释与〈论语〉英译——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7]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8]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蒋秀珍，女，1975—，四川蓬溪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胡志国，男，1975—，四川蓬溪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主体意识 文化制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的重点从文本的内部结构转向外部环境，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清晰，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导者，其地位和贡献也渐渐得到认可。自从《中国翻译》2003年集中刊发了一组译者主体研究的论文以来（许钧，2003；穆雷、诗怡，2003；查明建、田雨，2003），翻译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推进迅速，无论在纯粹理论研究还是历史性的译家个体研究方面，人们对译者主体的认识都大大加深了。然而，在对译者主体构成的讨论中，研究者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译者的主体意识。事实上，主体意识是译者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因素，也是译者主体的其他构成成分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首要条件。本文拟阐述译者主体意识的含义，指出其在主体构成中的核心地位，希望能帮助澄清一些理论问题，并推动译者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二 译者主体意识的基本含义
译者是翻译技艺的实践者，但并非每一个译者都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在教室里跟随老师学习翻译基本技巧的学生，完全听从老师的教导，培养忠实、通顺等基本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对自己的存在有明确的体认。哲学家认为，“潜在的、自在的主体性，处于自然和社会的交界处，处于动物向人的转折中，因而带有过渡的性质。它是由运动的物、生物、特别是动物的主体性向人的主体性转变的起点，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向人的社会属性转化的开端”（郭湛，2002：68）。对译者来说，处于完全被支配地位的翻译技艺学习者对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认知，因此，他的主体性处在自然的译者向有自觉主体性的译者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译者，还不是真正的译者，或者说是机械的、被动的、消极的译者。正如“人是以自己主体性的活动使自己成为主体的”（郭湛，2002：21），译者也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实践而逐渐成长为真正的、具有主体性的译者。随着翻译技艺的增长，他开始独立策划、承担一些翻译活动，开始处理是否翻译、如何选择原文、运用何种翻译技巧等问题，在更高的层次上意识到文化、赞助人、原作者、读者等是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力量，需要对其进行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到了这一阶段，他就有了自己的主体性。
在哲学家看来，低级的主体性包括自在、自然、自知、自我四个阶段，然后经历转折期自失的主体性，进入高级主体性的自觉、自强、自为、自由四个阶段。（郭湛，2002：67-81）自失的主体是盲目自大的，他对自我和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意识，他目空一切，完全无视社会文化的存在，以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然后，他的自我意识便产生了，“人在自失的迷惘中批判地实行对自己主体观念的反思，反复清洗、净化自己原有的观念。挫折和逆境在人的主体性发展中的作用在于，它毫不掩饰地将无情的客体性展现在人的面前，使人无从回避，必须直接面对和解决。由此开始真正的主体性的觉醒，进入高级期个人主体性发展的进程”（郭湛，2002：75）。高级主体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自觉，可见自我意识在人的成长中的重要性。译者主体意识是翻译选择中的自我意向，是译者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知。当译者发现他无法对原文文本、原文作者、译入语文化等为所欲为的时候，同样会产生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即自己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个维度一旦产生，他作为一个译者就成熟了。这一维度让译者思考：我是谁？我在干什么？这样做有何目的？于我有何价值？在这里，“我”是思考的中心和出发点，一切的选择与决定都服务于“我”。这就是译者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自我意识的指导下，译者会充分利用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让翻译活动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自我意识是译者主体发展中的关键，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相符合的。
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可在胡适对易卜生思想的吸收中看出来。中国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包括翻译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纷纷觉醒，他们立志要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要用意志审慎地控制自己的言行，让言行真正出于自己的意愿。胡适在《新青年》中介绍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时说：“易卜生生平有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需要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才性，需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陈玉刚，1989：111）。胡适认为中国文化急需引入个人主义。用易卜生本人的话说，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的事”与“其余的事”相对立，意味着不仅传统文化，而且包括新文化，都是外在于译者主体的事物。这里的“我”的意识，就翻译而言，就是译者的主体意识。译者把自己与所有文化拉开距离，客观审慎地思考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各种文化的价值，然后选择一种文化为之奋斗。从根本上说，翻译家不仅仅为促进文化、社会的进步而翻译，其最终目标在于“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即实现自我价值。“我”于是从混沌的宇宙中独立出来了，从无我走向了有我。随着这一变化，“我”所具有的能力（即译者主体能力）的发挥就具有了明确的方向。
三 译者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勒菲弗尔曾深刻地阐述了译者主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他认为，译者的翻译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受着社会文化环境制约的，这些制约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这一理论说明，主体意识的觉醒需要主体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也需要社会文化环境给主体一定的自由空间。如果环境限制太强烈，完全扼杀了人的自主性，那么在翻译活动之初，译者也许会有一点点思考的倾向，但当发现自己无法应对强大的外部环境，便会放弃思考，长此以往，他的主体意识便渐渐消失了。译者是否存在主体意识，与文化环境是否宽松具有一定关系，换句话说，译者的主体意识存在与否，不只取决于译者本人。
译者主体意识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社会文化放松对译者的压制，这是符合事实的判断，但我们不能由此把译者主体性等同为对社会文化的叛逆，以为只有在叛逆中，译者才是积极主动的。这种观点是对译者主体意识确切含义的误解。如果说译者主体意识的言外之意是译者应对自己负责，那么译者对自己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态度，就是如何对自己负责。主体意识是一种认知，主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认知的对象。因此，译者主体意识与社会文化并非水火不容，即，作为主体的译者并不一定要以反抗文化才体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中国译学大辞典》对译者主体性的解释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题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译者主体性亦即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在克服客观制约性中得到表现。客观制约性包括双语差异、不同的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等”（方梦之，2011：91）。在这个解释中，“克服客观制约性”并不一定指译者主体反抗、摧毁社会文化，而应该理解为个体与外在于自己的力量之间的张力关系，即译者是在与包括语言、语境等外部力量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完成翻译的。简言之，主体与文化环境之间不一定是对立的，也可能是一致的，其中的关键是译者的自主意识和独立选择。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译者，对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的态度，可能是拒斥的，也可能是认同的，对于翻译的忠实标准，他可能是信奉的，也可能不信奉。
虽然译者主体意识并不一定体现为对传统的背离，但当译者选择了与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翻译方式时，他的主体意识体现得最充分。清末民初时期，人们的思想还受着旧观念、旧文化的禁锢，同时又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旧观念在个体身上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最初让人无所适从，但不久人们便意识到，社会个体在冲突面前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由此人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关注自己的理想。在这一背景下，翻译家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其主体意识也迅速地觉醒，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决定不再言先人所言，为先人所为，而是以“自我”、“解放”为指归，通过翻译唤醒民众冲破传统束缚、建立新文化，并在文化建设中实现自我价值。例如，鲁迅在翻译中，为了引入新的字法句法，不惜让译本生硬晦涩，不回避冗长的句式和繁杂的修饰成分。
认同传统社会文化的译者，可以辜鸿铭为例。辜鸿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是人所共知的。他在翻译外国诗歌时，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如《痴汉骑马歌》；而在汉译外时，他则采用流畅优美的笔调竭力传达原文的思想和文学美。辜鸿铭认同已经落后并遭到普遍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说明他不具有自我意识。事实上，他“继承了欧洲学术思想中一种敢于质疑、挑战和批判传统的品质”，“欧洲的游学之旅给了辜鸿铭认识自身、认识中国、认识东方的一面镜子”（金学勤，2009：70）。辜鸿铭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保守的文化观念并存，有力地证明了绝不能简单地把主体意识等同为批判传统。
社会文化是由不同的小系统组成的，一个译者对某种文化往往不是完全拒斥或赞同，而是部分赞同、部分批判的。例如，严复翻译《天演论》时，他不满意传统文化的僵化、保守、懈怠，但在文学偏好上，他知道当时的文人学士喜欢桐城派古文，而且他本人也偏爱、擅长这一派的散文风格，因此他采用了古雅的文风来翻译这本著作。
译者的主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自己能力的发挥程度，主体意识中的自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则常常会决定主体能力的发挥方向。一般说来，否定传统的译者的译本会更多地颠覆现有秩序，认同传统的译者的译本则会巩固现存秩序。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既然是翻译，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入新的文化因子，这是翻译与生俱来的特性。即使一个译者是完全被动的，不具有任何主体意识，他的翻译还是会引入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译者主体意识的作用。
四 结语
主体意识是译者对自我存在的体认，在此基础上，他对翻译原本的选择、对翻译策略的运用，对文化或接受或拒斥的反应，才是独立自主的，他的翻译才具有更为积极的文化作用。一个译者，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才能在复杂的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做出正确的抉择，才会在下笔之前对自己与社会、文化、历史、读者、赞助人的关系做出审慎思考，由此最大限度地推动文化的进步。因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强化自己的主体意识是一项不能稍稍懈怠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2]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
[3]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4] 郭湛：《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 金学勤：《跨文化阐释与〈论语〉英译——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7]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8]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蒋秀珍，女，1975—，四川蓬溪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胡志国，男，1975—，四川蓬溪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