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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经学分期、分派，是系统介绍、研究经学史的前提。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是三部具有代表性、典范性的经学史著。三部经学史著对中国经学分期、分派各有独到见解，对我们宏观把握中国经学史的发展具有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日本;经学史著;分期;分派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3-0024-02
1对经学分期、分派的历史
对经学的分期、分派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覺的过程，与经学史的建构相辅相成。
所谓分派，即明确派内同多于异，而派际异多于同。分期须以分派为基础。分期、分派既明，则经学史观之架构成。而一部经学史著，最鲜明的特色即表现在分期、分派上。若无分期、分派，杂凑诸儒群言，不能统摄之、弥纶之，则但称《儒林传》《艺文志》可也，无书写“经学史”之必要矣。
早在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史论著尚未草创之时，便有了经学之分期、分派。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将经学学者明确划分为汉学、宋学两派，而以汉宋两家之互为胜负作为一代经学特色判断之标准，并依此将中国2000年之经学史剖为六期。《四库总目》之后，异说层出不穷。周予同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对之前的分期、分派说作了一个总结：关于分派，有《四库总目》、江藩、阮元的两派说，龚自珍的三派说，康有为的三派说，叶德辉的四派说，刘师培的四派说，还有周予同本人的新三派说;关于分期，有刘师培的四期说，《四库总目》的六期说，江藩的十期说，皮锡瑞的十期说，以及周予同本人的二期三世说[1]。目前学界并无对海外经学史著的分期、分派进行总结及研究。海外经学史著思路颖异、新见迭出，如能详细审阅其分期、分派，排沙简金，或可见宝。本文拟对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这三部具有代表性、典范性的日本经学史著的分期、分派说进行梳理研究。
2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分期分派说
本著初版于1927年，内容大多为作者发表于《支那学》《艺文》杂志的论文汇编修订而成。此著有江侠庵和孙俍工两种译本，江译本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名为《经学史论》，翌年3月再版;孙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译名《中国经学史》[2]。本文所据为孙译本。在本著初版的第二年（1928年），周予同便撰文指出：“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支那经学史论》，已由东京弘文堂出版。已具有二千多年经学研究的国度，而整理经学史料的责任竟让给别国的学者，这让我们研究学术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惭愧了。”由侧面可以管窥此书之影响。
全书依章节体划分为经学的起源、经学内容的成立、秦汉的经学、后汉的经学、三国六朝的经学、唐宋元明的经学、清朝的经学七章。详先秦秦汉，而略三国之后。对经学概念之界定、早期经学的介绍等，囿于时代之局限，多有值得商榷之处。述汉以后经学，多沿袭而少创见，如论汉儒师法家法多袭用皮锡瑞旧说，论清学多沿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此其不足之所在。
本著将汉以降经学大致分四期：两汉为一期，魏晋隋唐为一期，宋元明为一期，清为一期，类似于刘师培之“四期说”。本著之著述思路，颇不类于传统之分派而后分期，并不将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作为其写史的依据，而更多地以朝代为纲，分章分节，依次论述。故其讨论宋代经学说宋学，讨论清代经学说清学，仅在讨论临近朝代之经学时有属连之笔，而如论清学乃至于不谈汉宋、不谈今古，故其分派亦一时一断焉。述三国六朝经学则分三节：三国时代、晋的经学，南北朝的经学，每节各剖析其时代特点、代表人物，史著意味过重，通贯性则远逊于皮锡瑞、刘师培。
此种叙述方式，或有利于保持客观。这样一来，如同杂凑成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经学史之发展脉络不明、消长不明。以至叙宋代经学但称其“与其说是经学，宁说是一种的哲学或实践道德学”[3]，循此思路进行展开，既割裂了宋学与宋代前后的经学，更割裂了宋学与经本身。事实上，本田成之也被认为是“似乎更喜欢今文经的学者”[4]，并未也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客观。
3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分期分派说
安著共四篇，依次为安井小太郎“先秦至南北朝（附隋）经学史”、诸桥辙次“唐宋的经学史”、小柳司气太“元明的经学史”以及中山久四郎“清代的经学史”，乃裒集四子之课堂讲义而成。就其形式而言，本非经学通史，欲明其分期，似乎勉强。但细绎其文，理路甚明，且其深受日本汉学传统影响，颇具启发意义。
安井小太郎《先秦至南北朝（附隋）经学史》将中国经学史区分为三期，以经学起于汉代，而西汉至北宋的训诂学为第一期，南宋至明末的理学为第二期，清初至今日的考证学为第三期。而第一期分专于一经之学、五经通义、今文学、古文学、南学、北学、注疏学七目，第二期分朱子学、阳明学、折衷学（刘宗周）三目，第三期分训诂学、音韵学、金石学（文字学）、校勘学、杂家（清常州公羊学派）五目。连清吉在译序中指出，关于经学起源于汉代的主张，安井小太郎是根据皮锡瑞《经学历史》的说法;至于经学的流衍，则承继伊藤东涯和大田锦城二人之说，并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的叙述，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5]。
安井氏的分期颇具特色，本于汉、宋、清的三分法，却有颇多不同。在大分期的名目上，谓第二期为理学、第三期为考证学，虽有清代今文学家等“异类”，然大旨不失。至于直称第一期为“训诂学”，似本于大田锦城之“汉学长于训诂”一语，然遽以训诂学代汉学，乃至代称整个西汉至北宋的经学，未免不伦。而将第一期与第二期的界限划分两宋之际，要为讶人之论。其实注疏学衰亡于唐初修《五经正义》之后，理学导源于中唐韩愈、李翱之时，是已近乎不刊之论。如此分判，将北宋五子置于何处？可惜未见安井氏的北宋经学史一章如何自圆其说。在小分期上，第一期之七目，基本以时间发展为线;而第三期之五目，尤其前四目，往往交错杂糅，绝无因时相沿之说，则此种小分期体例之淆乱，可知矣！ 观其行文，即发现其述先秦至魏晋经学史：由先秦之义理发挥，至西汉之文字训诂、今文学，至西汉之五行说，至东汉之谶纬、古文学、五经正义，至魏晋之集解，可谓理路粲然。若依此作为其小分期，则既可补大分期下忽视微观变动之憾，又不至如某些著作，直分十几二十期，遂导致经学史整体破碎矣。
4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分期分派说
泷著初版于1934年，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8月出版了陈清泉译本，译名为《中国经学史概说》。全书内容按时代划分，有绪论、经书、西汉之经学、东汉之经学、魏晋南北朝隋之经学、唐宋之经学、元明之经学、清代经学共八章，涵盖了经学源流、成立、派别、人物、内容、经书等方面，叙述了两汉以至清末的经学发展史。
泷著以经学成立于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定儒教为国教，置五经博士时[6]。而分此后2000年之经学为八期：西汉、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前中期、道咸以后。
两汉分三派：西汉今文学家，东汉古文学家和汇通今古之马融、郑玄等东汉诸儒。此种分法符合实际，亦犹皮锡瑞之分“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然。凡八期之内，于汉代经学独分三期，亦可窥见其对两汉经学之重视。
泷著以魏晋隋唐继承东汉古文学，复有玄学、义疏学、融合佛学等新变。实际上，魏晋隋唐所承，并非纯粹之东汉古文学，乃是融合今古之郑学一脉。泷熊之助曾明确提到：“现今日本经学之倾向，乃由古文学的立场，成为考证学风。本书之态度，亦立于古文学的见地;但不流于极端，极力保持稳健之见解。”此种认识十分可贵，与动辄标举中立客观，然卒不能恪守其言者，不可同日而语。
泷著论宋代于汉唐之训诂学外又开一新面目，派分二家，一为程朱，一为象山。虽视元明二代之学术渊源于宋代之道学，却单独将元明之学别异乎宋学，不将其单纯视作宋学之流衍。值得注意的是，泷著特别标举明代经学，以为“其学术与学者之风气，皆堂皇客观”“明代在近古最为学者辈出之时代”，与皮锡瑞明代经学“积衰”等习说迥异，这或许与日人极度推崇阳明学有关。泷著以清代考据学“复归于汉学”，道咸以后西汉今文学复盛。独将道咸之后之今文学推为一单独的时代。虽处于漩涡之中的皮锡瑞犹未为之，而一标举古文学立场的日本学者竟首先做到，可见其眼光之独到。道咸以降之今文学本迥异乎乾嘉考据学，此四库馆臣书二派六期之时断断未能逆料者，若不独标一派，混为一谈，则晚清经学风气万不能明晰，这是泷著给予我们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王应宪.日本“中国经学史”之译介与回响[A].张柱华.“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3]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M].孙俍工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王纪潮.绝学的历史[J].博览群书，2002（10）：18-21.
[5]安井小太郎等讲述.经学史[M].林庆彰，连清吉译.中国台北：万卷楼图書有限公司，1996.
[6]泷熊之助著.中国经学史概说[M].陈清泉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
（责编：赵露）
关键词：日本;经学史著;分期;分派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3-0024-02
1对经学分期、分派的历史
对经学的分期、分派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覺的过程，与经学史的建构相辅相成。
所谓分派，即明确派内同多于异，而派际异多于同。分期须以分派为基础。分期、分派既明，则经学史观之架构成。而一部经学史著，最鲜明的特色即表现在分期、分派上。若无分期、分派，杂凑诸儒群言，不能统摄之、弥纶之，则但称《儒林传》《艺文志》可也，无书写“经学史”之必要矣。
早在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史论著尚未草创之时，便有了经学之分期、分派。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将经学学者明确划分为汉学、宋学两派，而以汉宋两家之互为胜负作为一代经学特色判断之标准，并依此将中国2000年之经学史剖为六期。《四库总目》之后，异说层出不穷。周予同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对之前的分期、分派说作了一个总结：关于分派，有《四库总目》、江藩、阮元的两派说，龚自珍的三派说，康有为的三派说，叶德辉的四派说，刘师培的四派说，还有周予同本人的新三派说;关于分期，有刘师培的四期说，《四库总目》的六期说，江藩的十期说，皮锡瑞的十期说，以及周予同本人的二期三世说[1]。目前学界并无对海外经学史著的分期、分派进行总结及研究。海外经学史著思路颖异、新见迭出，如能详细审阅其分期、分派，排沙简金，或可见宝。本文拟对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这三部具有代表性、典范性的日本经学史著的分期、分派说进行梳理研究。
2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分期分派说
本著初版于1927年，内容大多为作者发表于《支那学》《艺文》杂志的论文汇编修订而成。此著有江侠庵和孙俍工两种译本，江译本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名为《经学史论》，翌年3月再版;孙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译名《中国经学史》[2]。本文所据为孙译本。在本著初版的第二年（1928年），周予同便撰文指出：“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支那经学史论》，已由东京弘文堂出版。已具有二千多年经学研究的国度，而整理经学史料的责任竟让给别国的学者，这让我们研究学术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惭愧了。”由侧面可以管窥此书之影响。
全书依章节体划分为经学的起源、经学内容的成立、秦汉的经学、后汉的经学、三国六朝的经学、唐宋元明的经学、清朝的经学七章。详先秦秦汉，而略三国之后。对经学概念之界定、早期经学的介绍等，囿于时代之局限，多有值得商榷之处。述汉以后经学，多沿袭而少创见，如论汉儒师法家法多袭用皮锡瑞旧说，论清学多沿用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此其不足之所在。
本著将汉以降经学大致分四期：两汉为一期，魏晋隋唐为一期，宋元明为一期，清为一期，类似于刘师培之“四期说”。本著之著述思路，颇不类于传统之分派而后分期，并不将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作为其写史的依据，而更多地以朝代为纲，分章分节，依次论述。故其讨论宋代经学说宋学，讨论清代经学说清学，仅在讨论临近朝代之经学时有属连之笔，而如论清学乃至于不谈汉宋、不谈今古，故其分派亦一时一断焉。述三国六朝经学则分三节：三国时代、晋的经学，南北朝的经学，每节各剖析其时代特点、代表人物，史著意味过重，通贯性则远逊于皮锡瑞、刘师培。
此种叙述方式，或有利于保持客观。这样一来，如同杂凑成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经学史之发展脉络不明、消长不明。以至叙宋代经学但称其“与其说是经学，宁说是一种的哲学或实践道德学”[3]，循此思路进行展开，既割裂了宋学与宋代前后的经学，更割裂了宋学与经本身。事实上，本田成之也被认为是“似乎更喜欢今文经的学者”[4]，并未也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客观。
3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分期分派说
安著共四篇，依次为安井小太郎“先秦至南北朝（附隋）经学史”、诸桥辙次“唐宋的经学史”、小柳司气太“元明的经学史”以及中山久四郎“清代的经学史”，乃裒集四子之课堂讲义而成。就其形式而言，本非经学通史，欲明其分期，似乎勉强。但细绎其文，理路甚明，且其深受日本汉学传统影响，颇具启发意义。
安井小太郎《先秦至南北朝（附隋）经学史》将中国经学史区分为三期，以经学起于汉代，而西汉至北宋的训诂学为第一期，南宋至明末的理学为第二期，清初至今日的考证学为第三期。而第一期分专于一经之学、五经通义、今文学、古文学、南学、北学、注疏学七目，第二期分朱子学、阳明学、折衷学（刘宗周）三目，第三期分训诂学、音韵学、金石学（文字学）、校勘学、杂家（清常州公羊学派）五目。连清吉在译序中指出，关于经学起源于汉代的主张，安井小太郎是根据皮锡瑞《经学历史》的说法;至于经学的流衍，则承继伊藤东涯和大田锦城二人之说，并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的叙述，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5]。
安井氏的分期颇具特色，本于汉、宋、清的三分法，却有颇多不同。在大分期的名目上，谓第二期为理学、第三期为考证学，虽有清代今文学家等“异类”，然大旨不失。至于直称第一期为“训诂学”，似本于大田锦城之“汉学长于训诂”一语，然遽以训诂学代汉学，乃至代称整个西汉至北宋的经学，未免不伦。而将第一期与第二期的界限划分两宋之际，要为讶人之论。其实注疏学衰亡于唐初修《五经正义》之后，理学导源于中唐韩愈、李翱之时，是已近乎不刊之论。如此分判，将北宋五子置于何处？可惜未见安井氏的北宋经学史一章如何自圆其说。在小分期上，第一期之七目，基本以时间发展为线;而第三期之五目，尤其前四目，往往交错杂糅，绝无因时相沿之说，则此种小分期体例之淆乱，可知矣！ 观其行文，即发现其述先秦至魏晋经学史：由先秦之义理发挥，至西汉之文字训诂、今文学，至西汉之五行说，至东汉之谶纬、古文学、五经正义，至魏晋之集解，可谓理路粲然。若依此作为其小分期，则既可补大分期下忽视微观变动之憾，又不至如某些著作，直分十几二十期，遂导致经学史整体破碎矣。
4泷熊之助《支那经学史概说》分期分派说
泷著初版于1934年，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8月出版了陈清泉译本，译名为《中国经学史概说》。全书内容按时代划分，有绪论、经书、西汉之经学、东汉之经学、魏晋南北朝隋之经学、唐宋之经学、元明之经学、清代经学共八章，涵盖了经学源流、成立、派别、人物、内容、经书等方面，叙述了两汉以至清末的经学发展史。
泷著以经学成立于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定儒教为国教，置五经博士时[6]。而分此后2000年之经学为八期：西汉、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前中期、道咸以后。
两汉分三派：西汉今文学家，东汉古文学家和汇通今古之马融、郑玄等东汉诸儒。此种分法符合实际，亦犹皮锡瑞之分“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然。凡八期之内，于汉代经学独分三期，亦可窥见其对两汉经学之重视。
泷著以魏晋隋唐继承东汉古文学，复有玄学、义疏学、融合佛学等新变。实际上，魏晋隋唐所承，并非纯粹之东汉古文学，乃是融合今古之郑学一脉。泷熊之助曾明确提到：“现今日本经学之倾向，乃由古文学的立场，成为考证学风。本书之态度，亦立于古文学的见地;但不流于极端，极力保持稳健之见解。”此种认识十分可贵，与动辄标举中立客观，然卒不能恪守其言者，不可同日而语。
泷著论宋代于汉唐之训诂学外又开一新面目，派分二家，一为程朱，一为象山。虽视元明二代之学术渊源于宋代之道学，却单独将元明之学别异乎宋学，不将其单纯视作宋学之流衍。值得注意的是，泷著特别标举明代经学，以为“其学术与学者之风气，皆堂皇客观”“明代在近古最为学者辈出之时代”，与皮锡瑞明代经学“积衰”等习说迥异，这或许与日人极度推崇阳明学有关。泷著以清代考据学“复归于汉学”，道咸以后西汉今文学复盛。独将道咸之后之今文学推为一单独的时代。虽处于漩涡之中的皮锡瑞犹未为之，而一标举古文学立场的日本学者竟首先做到，可见其眼光之独到。道咸以降之今文学本迥异乎乾嘉考据学，此四库馆臣书二派六期之时断断未能逆料者，若不独标一派，混为一谈，则晚清经学风气万不能明晰，这是泷著给予我们的启发。
参考文献
[1]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王应宪.日本“中国经学史”之译介与回响[A].张柱华.“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3]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M].孙俍工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4]王纪潮.绝学的历史[J].博览群书，2002（10）：18-21.
[5]安井小太郎等讲述.经学史[M].林庆彰，连清吉译.中国台北：万卷楼图書有限公司，1996.
[6]泷熊之助著.中国经学史概说[M].陈清泉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
（责编：赵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