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爸爸，带我回家

　　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
　　北京，位于潘家园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急诊室里，乌英嘎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个十九岁的姑娘，已经与病魔搏斗了整整五年。
　　东方的天空渐渐亮起，暖黄的阳光透过窗棂，这已是乌英嘎生命中最后的阳光。
　　父亲赵永前和母亲白树花垂首坐在姑娘的床前，他们没有叹息，泪水早已流干，急诊室里安静得只剩下氧气泡的“汩汩”声。
　　几个小时前就已经陷入昏迷的乌英嘎姑娘突然睁开了眼睛，她用尽最后的力气，试图摘下脸上的氧气面罩。赵永前和白树花几乎同时把耳朵贴到姑娘的唇前。
　　“我要回家……爸爸，带我回家……”
　　姑娘的家，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深处，那里有座名叫乌兰浩特的城，那里有姑娘的爷爷、奶奶，有牧场，有河流，有蓝天，有白云，有太阳、月亮和星星……正如那首名为《吉祥三宝》的歌，太阳、月亮和星星，他们是吉祥如意的一家。
　　那是姑娘最喜欢的一首歌。
　　很快，姑娘再次陷入昏迷。
　　主持抢救的大夫无可奈何地摇头，沉重而缓慢地摇头。
　　赵永前、白树花和医护人员一起，小心翼翼地将弥留之际的乌英嘎姑娘抬上救护车。他们要满足姑娘的最后一个愿望，送姑娘回家。
　　救护车驶出医院大门，融入北京城的车流之中，一路向北，朝着内蒙古大草原驶去。
　　车厢里，父亲赵永前蜷缩在姑娘身边，紧紧地握着姑娘枯瘦如柴的手，仿佛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儿车辆的颠簸，仿佛这样可以让姑娘睡得稍稍安稳一些。
　　赵永前，现任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负责人，2019年1月1日之前，他的職务是锡林郭勒盟公安边防支队政治委员，正团职，武警上校军衔。
　　公安边防部队，亦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是国家部署在沿边沿海地区和口岸的一支重要武装执法力量，主要担负边境检查、边境治安管理和部分地段的边界巡逻等重要任务，重点打击偷渡、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边防辖区治安秩序，维护国家边防安全。
　　改制之前，公安边防部队实行武警现役体制，隶属公安部。2019年1月1日，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公安边防部队官兵举行集体换装和入警宣誓仪式，正式换着人民警察制服，以人民警察的崭新面貌继续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标志着公安现役部队全部完成改制任务。
　　救护车在北京拥挤的车流中缓缓移动，三十多个小时未曾合眼的赵永前多想打个盹啊！他想，只要能睡着五分钟，他一定会做梦。他多么盼望一睁开眼睛，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他依然是那个目送父亲骑马离去的少年，是那个刚刚穿上军装的新兵，是那个婚礼上喜气洋洋的新郎，是那个心满意足地聆听姑娘咯咯娇笑的父亲……
　　但是他合不上眼啊，他睡不着，他不敢睡，他担心自己一闭眼，姑娘那双娇柔的小手，就会化成一滴水，穿过他的指缝，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瞬间的恍惚，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二十多年以前，黄昏时分的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勿布林苏木的草原上，那时，赵永前也是累得快要睁不开眼了，他想，只要坐下来，自己马上就能闭眼睡去。
　　那是199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勿布林的草场着火了！勿布林边防派出所二十二岁的民警赵永前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火场，与苏木的领导和闻讯赶来的牧民们一起投入灭火战斗。他们从早晨一直扑打到黄昏，什么也顾不上吃，顶多只能抽出几秒钟喝上两口凉水。火线很长，像一条砍掉一个脑袋又生出几个脑袋的怪蛇，赵永前他们站着扑火，站不住了就跪在地上扑火，就在赵永前觉得自己跪着就快要睡着的时候，经验丰富的苏木领导发现：又有两团荒火从两侧的山坡滚滚而下！
　　火，显然是灭不了了！再不走，连人都得搭进去！
　　苏木领导一把拉起赵永前，飞奔着挨个通知正在灭火的牧民迅速撤离火场。牧民们都撤出后，苏木领导才拉着赵永前和驾驶员奔向吉普车。
　　必须赶在两团荒火“合龙”之前乘车撤离火场，如果没有车，人是跑不过火的，他们几个人必将葬身火海。
　　那是一台老掉牙的“北京212”吉普车，车况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大火几乎耗尽了空气中的氧气，发动机进气不足，吉普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烈火熊熊而至，驾驶员把住方向盘，挂上挡，踩下离合器踏板，赵永前和苏木领导推起吉普车就跑，死神就贴着他们的后背追啊！他们推着车一口气跑出几十米，就在筋疲力尽，火舌快要舔上赵永前的后脑勺时，驾驶员猛放离合器踏板，“轰隆”一声，吉普车发动起来了！
　　赵永前和苏木领导跳上车，吉普车开足马力，就像被老鹰追赶的野兔，冲上另一个没有着火的小山头。惊魂稍定的赵永前钻出车窗，只见两团滚滚而下的荒火在谷底猝然“合龙”，如同一颗巨型炸弹被引爆，迸发出十多米高的火焰，天地霎时为之变色……这场草原大火，直到兴安盟森林消防部门出动直升机，花了两天时间才完全扑灭。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惊天动地的火球爆炸场面，依然深深地铭刻在赵永前的脑海之中，那种与死神正面相对，在最后一秒赢来转机的体验，从此融入赵永前的血脉，成为他毕生的信念。
　　救护车里，乌英嘎姑娘沉沉睡去，只有呼吸面罩里微弱的雾气，显示姑娘一息尚存。赵永前端详着姑娘的面容，纵有一千个、一万个“对不起”，也已无从开口。
　　赵永前知道，这一次，姑娘是怎么也挺不住了，对姑娘来说，已经没有“最后一秒钟”了。
　　赵永前觉得自己的脑子有些糊涂了，他想，如果二十多年前的那个黄昏，他要是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在地，或者最后一秒钟吉普车仍然没有发动，他应该已经牺牲了。那样，就不会有这个苦命的姑娘，也不会有自己这个不合格的父亲了。 　　1994年的那个黄昏，二十二岁的赵永前没有被火海吞没，而且很快就邂逅了甜蜜的爱情。

二、生命的音符

　　经人介绍，赵永前认识了勿布林中学的老师白树花。
　　第一次见面，赵永前就爱上了这位漂亮、沉静、有文化、有气质的姑娘。
　　白树花出生在勿布林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从呼和浩特农牧学院毕业后，白树花回到家乡任教。
　　白树花对派出所这位高大、英俊的民警并不陌生，时常能看到赵永前在辖区挨家挨户走访的身影。
　　勿布林边防派出所是兴安盟最大的牧区派出所，辖区内居住着蒙古族、满族、汉族、朝鲜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六个民族。上世纪90年代的勿布林比较贫穷，治安状况很不乐观，酗酒滋事、打架斗殴、酒后驾车、偷牛盗马等案件时有发生。赵永前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要“下乡”，进了老乡的家门，就和老乡“唠嗑”，反复劝诫老乡们少喝酒，不要赌博，没事的时候多看看书唱唱歌，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在赵永前和其他派出所民警的努力下，勿布林的社会治安状况逐渐好转，这些都被细心的白树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赵永前鼓足勇气，向白树花表明心意，同时也把自己家里的情况向白树花“交了底”——
　　1971年11月，赵永前出生在离勿布林不远的好仁苏木，父亲少布是好仁苏木的公安特派员。在少年赵永前的记忆中，总是这样一幅画面：父亲挎枪骑马，背影渐渐消失在长草深处。那时候，父亲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常常是顶着满天星光回到家里，住上一宿。第二天，天光刚刚亮起，马背上的父亲又一次走向那延绵到天边的草场。
　　1982年，国家调整边防体制，赵永前的父亲少布由公安机关转制到边防武警，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现役军人，担任了乌兰河边防工作站的第一任指导员。
　　流淌在血脉中的红色基因，让赵永前和哥哥赵永革都选择了参军入伍，以身报国。
　　1989年3月，赵永前穿上橄榄绿，成为兴安盟公安边防支队新训队的一名战士，执勤放哨的同时，不忘抓紧时间刻苦学习。
　　1991年8月，赵永前考上了内蒙古边防总队教导大队，一年以后，被分配到兴安盟公安边防支队阿尔山市边防大队五岔沟边防派出所担任干事。
　　1993年5月，赵永前奉调兴安盟公安边防支队科尔沁右翼前旗边防大队勿布林边防派出所。
　　赵永前向白树花坦承，自己的家境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母亲何八月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且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家里还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妹妹。为了保证全家生活的开销，已经转业到地方工商所工作的父亲会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林子里挖草药，卖了换几个钱。那些年，赵永前探家的时候，鼻息中始终萦绕着淡淡的、亲切而感伤的草药香。
　　赵永前还向白树花坦承，现在自己虽然“提了干”，每个月有了固定的工资，却依然没攒下什么钱，以至于母亲何八月都感到十分纳闷：“永前这孩子，不抽烟不喝酒，这工资都哪儿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赵永前红着脸告诉白树花，自己从小就有“穷大方”的毛病。1983年，赵永前上小学五年级，母亲省吃俭用，花了七元钱，给从来没穿过一双好鞋的赵永前买了一双红白相间的球鞋。那时全家靠父亲每月三十元的工资度日，七元钱绝对是大开销。赵永前高高兴兴地穿着新鞋去上学，两天后却穿了双破布鞋回来了。
　　“鞋，你的新鞋呢？新鞋哪儿去了？”母亲一个劲儿地追问，赵永前却低着头一声不吭。
　　直到母亲都急得快要掉眼泪了，赵永前才说：“我前边那个嘎查的同学，他家可困难了，他妈有病做不了鞋，也买不起，我就给他了……”
　　妈妈一指头戳到赵永前的脑门上：“我们家富裕吗？你爸一个人挣钱供着你们四个孩子，那七块钱我攒了多久你知道不知道？”
　　白树花禁不住问：“那后来呢？”
　　赵永前羞涩一笑，接着“交底”——那天晚上，母亲思来想去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把赵永前叫到跟前说：“你的心软，穷人家的孩子艰苦，你看不下去，说明你有爱心，挺好。新鞋，给就给了呗。”
　　提干以后，赵永前“穷大方”的毛病不但没改，反而变本加厉。他的工资大部分都用来资助辖区的困难群众了，一百二百地给，有时候自己的工資不够了，他还厚着脸皮管父亲要钱支援群众。
　　赵永前还有一个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读书就得买书。《资治通鉴》全注全译本，全套56册，他一咬牙就给买下了，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那些年，书买得多了，派出所的宿舍搁不下，他就往父母家里捎，一箱一箱地寄。
　　白树花对赵永前的话将信将疑，这时候，老搭档扎木苏就出来“作证”：“永前的工资，就干两件事，一是买书，二是帮助困难群众，有个群众一次就管永前借了五千块钱，永前呢，从来不跟人提还钱的事。”
　　面对这个纯朴、善良到冒着几分“傻气”的帅小伙，白树花怦然心动，她似乎与赵永前妈妈有着同样的感受：满心欢喜却又有些无奈。可她并没有想到，这辈子选择了赵永前这样的边防警官，就意味着长久的两地分居，意味着思念与奉献，更意味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折磨。
　　1997年1月，赵永前和白树花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是一段甜蜜的时光。1998年，赵永前担任了勿布林边防派出所的指导员，白树花在勿布林中学教孩子们念书，小两口相亲相爱，事业与生活比翼双飞。
　　1999年4月10日，他们的女儿乌英嘎出生了。
　　“乌英嘎”在蒙古语中是“音符”的意思，女儿就是赵永前和白树花生命之河中最快乐的那朵浪花，是他们青春之歌里最美丽的那个音符啊！

三、我结婚了，我有姑娘了，我上

　　救护车终于脱离了拥挤的车流，离开北京城，进入河北省承德市地界。
　　乌音嘎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赵永前再一次陷入恍惚。二月的大地，积雪正在融化，草木等待着复苏，明亮的阳光却让赵永前的眼睛一阵阵发黑。他想，就在姑娘刚刚出生的那年，他其实已经在心里不止一次地跟姑娘说过再见了…… 　　1999年12月18日，乌兰浩特宾馆的服务员打扫房间时，在暖气片与墙体的夹缝中发现人体胳膊的残肢！现场勘查表明，这是一起恶性杀人碎尸案。次日，乌兰浩特警方迅速查明案情，初步锁定嫌疑人为一名身着蓝色“波司登”羽绒服的中年男子，并判断嫌疑人很可能潜逃至边境地区。协查通报立即下达到兴安盟及相邻地区的所有公安机关。赵永前和他的战友们闻警而动，火速在勿布林辖区展开排查。
　　整整一天，赵永前和他的战友们走遍了车站、旅店、饭店，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大家筋疲力尽，准备收队。赵永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凛冽的冷空气让他浑身一震，他默默地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或许就会有重大发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位老乡提供了一条线索：有个外地人打探过明天由勿布林开出的班车最早什么时候发车。再问那个外地人穿什么衣服，老乡说是羽绒服，蓝色的。赵永前和他的战友们立即兴奋起来，他们判断，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嫌疑人，很可能搭乘第二天的早班车离开。
　　所长扎木苏和指导员赵永前立即部署警力，带上武器装备，换上便服，赶往班车发车点。
　　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小客车停在一个小院里，车上已经坐了不少旅客，驾驶员还没有上车。天光未明，车内没有开灯，只有车旁的屋子里透出灰蒙蒙的几丝灯光，隐约能照见车厢里的人影。赵永前和他的战友们装作候车的旅客，走进车厢，挨个问：“这儿还有座吗？”借机判明嫌疑人是否在车上。
　　赵永前的任务是守在驾驶座旁边，一旦发现嫌疑人，趙永前必须控制住驾驶员，绝对不能发车。这时，一名民警走到赵永前身边，耳语道：“有个穿蓝色羽绒服的人，特征比较吻合，我跟他唠了两句，他说是五岔沟人。”
　　赵永前马上小声说：“我以老乡的身份去跟他聊聊，你们做好准备。”
　　赵永前摸索着走到身着蓝色羽绒服的中年男子身边，笑嘻嘻地与男子套近乎，说自己也是五岔沟人，三言两语之后，赵永前已经摸清了此人姓马，是五岔沟林场的工人。穿的衣服、姓氏、工作单位，都跟协查通报对上了。
　　问题是，如果此时贸然实施抓捕，嫌疑人拼死反抗，很可能伤及车内的无辜群众。赵永前灵机一动，附耳告诉嫌疑人，有件重要的事，咱们下车说。
　　就在嫌疑人走下小客车的瞬间，民警们一拥而上，当即将其抓获。
　　此人正是乌兰浩特“12·18”杀人碎尸案的凶手马俊洪！
　　案情也随之真相大白：死者系马俊洪的情妇，因反复向马俊洪索要钱物，马不堪其烦，事先准备好凶器和碎尸工具，将情妇约至乌兰浩特宾馆，杀人分尸后，将尸块装入编织袋带离现场后抛尸。因准备的编织袋不够大，最后有条胳膊装不下了，藏到了暖气片背后。马俊洪怎么也想不到，他逃脱了乌兰浩特警方的追捕，却在勿布林这个小地方，落到了边防警察的手里。
　　在乌音嘎姑娘生命气息徘徊弥留的清晨，在一路向北飞驰的救护车里，赵永前想，如果马俊洪敢于拔刀拒捕，他相信自己一定是最先迎着刀子冲上去的人。那一刻，他有没有在心里，悄悄地对襁褓中的乌音嘎姑娘说一声“再见”，他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另一次抓捕“杀人犯”的时候，赵永前记得，自己真是陷入到可能与乌音嘎姑娘、与亲人诀别的绝境之中。
　　2001年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夜里十点多钟，正在派出所值班的赵永前接到报警电话，报警牧民称：不到一小时前，一老一少两个异乡人，手持尖刀、棍棒冲到他的家里，将他们赶出家门，霸占了房子。牧民说，那两个人一定是杀人潜逃的罪犯！
　　赵永前和所长扎木苏立即带上三名民警和一把手枪赶赴现场。
　　被“杀人犯”占据的房屋是当地常见的“三间屋”式民居。居中一间用于会客、吃饭，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卧室。
　　赵永前他们很快查明，两个“杀人犯”都藏在北屋里。
　　赵永前他们先是大声喊话，表明警察身份，命令两个人出来说明情况，但屋子里不见亮灯，也没有丝毫动静。赵永前和扎木苏悄然接近居中的房门，发现房门被人用绳子从里边捆住了。扎木苏使劲一拽，房门被拽开了。
　　两人经过中屋，潜行到北屋门前，就在扎木苏伸手去拉北屋的房门时，“咔嚓”一声，一根木棍捅碎房门上的玻璃，差一点儿就捅到扎木苏的脑门上。赵永前拉着扎木苏赶紧后退几步，拿手电一照，发现北屋里的两个人，一个是二十出头儿的年轻人，手持大棒，头发都快奓起来了，眼睛瞪得溜圆，咬着牙喊：“进来一个打死一个！”还有一个五十出头儿的男人，挥舞着一把足有两尺长的尖刀，一个劲地嚷嚷：“进来一个捅死一个！”
　　一名民警呼呼地喘着粗气，小声说：“都已经说是警察了，他们还要打死、捅死咱们！开枪打吧！”
　　赵永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现在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究竟有没有犯事，咱们根本不清楚，不能开枪。”
　　赵永前把大家召集起来，定下“死守”的方案，只要看住大门和窗户，这两个人就无法逃脱。
　　这一守，就守到了天亮。民警们抵近房屋侦查，发现这一老一少不仅高度戒备而且情绪狂躁不安，谁也不知道他们还会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举动来。
　　就这么一直僵持下去，肯定不是办法。赵永前说：“这样吧，现在天也亮了，我进去面对面向他们表明警察身份。如果他们打我、砍我，这就是袭警了，你们就开枪……”
　　赵永前还没有说完，扎木苏首先反对：“这可不行，他们是两个人，有棒子有刀，你一个人进去怎么成？”
　　赵永前说：“一个人，才能表明诚意……”
　　年轻民警一听急了：“教导员，要进去也是我们进去，怎么能让您一个人进去呢？”
　　赵永前摇了摇头：“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连婚都还没有结。我结婚了，我有姑娘了，我上。”
　　赵永前一边说，一边脱去大皮褂子，露出武警制服，他端端正正地戴上军帽，拍了拍扎木苏的肩膀，示意扎木苏跟上他，两人朝房子走去。“他们要是不动，你可千万别开枪。一定要等到他们真的对我下手，你再开枪……” 　　扎木苏愤愤地说：“老赵，你这不是玩命嘛……”
　　赵永前一边大喊着：“老乡，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有啥事，咱们好好谈……”一边示意扎木苏占据有利射击位置，自己迅速趋近北屋，伸手拉住了门把手！
　　房门上先前被大棒捅破的玻璃后面，刀光一闪！
　　赵永前再次大喊：“你看清楚了，我是警察，就我一个人，你让我进去，咱们有话好好说！”就在说话的同时，赵永前一把拉开北屋的房门，钻了进去。
　　也许是赵永前身上的武警制服，也许是赵永前的一身凛然正气，对一老一少产生了震慑作用，高举在小伙子手中的大棒没有落下，平端在老人手中的尖刀也没有刺出。
　　赵永前急忙高举起右手，一是向对方示意自己没有武器，同时也是示意扎木苏不要开枪。
　　一番劝导之后，一老一少终于走出了屋子。
　　原来，这一老一少是大连人，小伙子与房主人的女儿在大连“结了婚”，男方送了女方一万多元现金的彩礼。没想到，“新娘子”却带着彩礼消失了。小伙子与他的父亲，也就是持刀的那位中年人，一路追到乌兰浩特，找到“新娘子”讨要彩礼，却被几个着便装，自称“警察”的人给打了一顿。这父子俩也够执著，不屈不挠，一直追到了女方家，拿着尖刀和大棒要钱，主人家一看势头不对，夺路而逃，跑到村委会，抓起电话报案，不说真话，开口就诬陷对方是“杀人犯”。黑夜里，赵永前他们反复表明警察身份，父子俩不相信，以为又是女方找来的打手，直到天亮，赵永前身着警服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們这才相信，这次来的是真警察……
　　这一次，要是那一老一少仍然怀疑赵永前是假警察，一棍子打下来，一刀子捅过来，紧接着，扎木苏手中的枪响……赵永前恐怕连跟自己姑娘说“再见”的机会都不会有。
　　乌英嘎姑娘的呼吸越来越微弱……赵永前是多么不愿意跟姑娘说“再见”啊，因为他知道，一声再见，意味着只能来生再见。

四、过日子，总得有口锅吧

　　赵永前一直垂着头，他害怕一抬头碰上妻子那哀怨而无奈的目光，像两把刀子，把他的心扎得鲜血淋漓。
　　赵永前盼望着妻子能够指着自己的鼻子，狠狠地骂上自己一顿，骂他是个不合格的父亲，骂他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只要能让妻子感到一丝丝宽慰，别说骂，就算狠狠地打上他几拳，他也愿意承受。
　　可妻子从来就不说什么，越是这样，赵永前越是觉得对不起妻子。
　　妻子不抱怨，可有人是指着鼻子“骂”过他的。当年在勿布林共事的一位老战友，知道赵永前的姑娘患上重病，妻子带着姑娘去北京看病，而赵永前竟然没有去北京陪护的时候，忍不住责备他：“别人家的姑娘，你帮扶出好几个;自家的姑娘，得了这么大的病，你居然还在单位上班，不带孩子去看病！”
　　听着老战友的责备，赵永前的泪水无声地滑过脸庞，对姑娘和妻子，他满心都是愧疚。但是，一想到“别人家的姑娘”，他从不后悔自己的付出。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1992年，二十一岁的赵永前提干后，分配到五岔沟边防派出所当干事，陈来柱是五岔沟林场的工人。
　　1993年春天，赵永前下乡走访，发现陈来柱家里家徒四壁。赵永前很快就了解到，陈家困难，是因为林场的工资发放不及时，半年甚至一年才发一回，还不能足额发放;更重要的是，陈来柱的儿子一年前出了车祸，伤了脑袋，差一点儿就没命了。为了救儿子的命，陈来柱一家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一屁股债。一家人要吃要喝，儿子要继续服药，姑娘要上学，日子过得实在清苦。赵永前当即从兜里掏出二百元钱，搁到了陈来柱的炕头上。二百元在当时差不多是赵永前一个月的工资了。
　　雪中送炭让赵永前和陈来柱成了朋友。每次下乡，赵永前总不忘给陈家捎些米面油。陈来柱的姑娘到旗里上学，赵永前给买车票;陈来柱的姑娘考上了大学，赵永前给交学费……1999年，也就是乌英嘎出生的那一年，年底时，陈来柱给已经调到勿布林派出所工作的赵永前打来电话：“兄弟，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打电话，我手里是真没钱交社保了。可社保要是交不上，所有的保障都没啦。”第二天，赵永前搭车来到五岔沟，把两千多元钱交到了陈来柱手里。
　　2008年，陈来柱又一次拿不出钱来交社保，赵永前再次给陈来柱汇去四千多元。2009年，已经担任兴安盟公安边防支队副政委的赵永前到五岔沟下乡，去陈来柱家里。陈来柱的妻子赶紧张罗着给他做饭，赵永前注意到陈家只有一口破破烂烂的电炒锅，电源时通时不通，所有的功能都坏掉了。
　　赵永前回到乌兰浩特之后，特意买了一口电炒锅，几天后到五岔沟下乡，亲自把锅给陈来柱送上门。
　　“大哥，过日子，总得有口锅吧！”
　　陈来柱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到那口崭新的电炒锅里。
　　直到2018年，乌英嘎的病情已经恶化，陈来柱才辗转听说赵永前的姑娘得了重病的消息，他打电话给赵永前，开口就问：“钱够不够？”
　　赵永前对朋友也不隐瞒，这些年，为给姑娘治病，花了很多钱，经济上的确困难。
　　事实上，赵永前担任锡林郭勒公安边防支队政委之后，代表党委多方筹措专项资金五十一万元，救助了四十二名因直系亲属患病致困的边防官兵。但是，完全符合救济条件的赵永前，却一直不同意把自己列进去。他总是说，这个救助基金是我主持搞起来的，如果我把自己列进去，怎么向官兵们交代？好像我搞这个基金，就是为了自己享受这个政策。不行，绝对不能把我列进去！
　　通完电话没两天，赵永前就收到一张汇款单，三万多元的汇款，来自陈来柱。这笔钱，是陈来柱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又找亲朋好友多方筹措凑出来的。
　　赵永前与陈来柱通电话，说什么也不愿拿这钱。电话那头儿，陈来柱泣不成声：“老赵啊，二十多年了，你资助我的，何止这个数？这点儿钱，你一定要拿着，这是给姑娘救命的钱啊！”
　　电话这头儿，赵永前已是泪如雨下，他说：“谢谢，谢谢老哥……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 　　赵永前和辖区的牧民都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五、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套房子

　　2010年3月，赵永前被提拔为兴安盟公安边防支队政委，从此走上支队级主官领导岗位。两年前，白树花从勿布林中学调到科尔沁右翼前旗五中任教，这个中学就在乌兰浩特的“外围”，夫妻二人结束了长达四年的两地分居生活。2011年，赵永前把他的父亲少布和母亲何八月也从五岔沟接到乌兰浩特。
　　那是白树花一生中最平静、最欢乐、最幸福的时光。乌英嘎学習很努力，成绩很好，特别喜欢跳舞，白树花还给她报了舞蹈班。赵永前政委与支队长分工合作，齐心协力，把兴安盟支队搞得红红火火。
　　那时候，白树花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在乌兰浩特拥有一套自家的房子。但是她也知道，永前这些年的工资，大都拿出来资助困难群众了，想要买房，恐怕只能贷款。
　　然而直到现在，白树花都不知道，赵永前曾经把一套乌兰浩特的房子“送人”了。
　　救护车快要接近内蒙古赤峰市的边界了，赵永前的思绪飘回了2011年。
　　那年，是部队复转、病退干部由部队移交地方的最后一年。兴安盟边防支队有位名叫苏少波的病退干部，却怎么也交不出去。
　　为什么？因为苏少波本人不愿意在移交手续上签字，不仅不签字，而且从支队的视野里“消失”了。
　　支队政治处主任徐建国挠着头，问赵永前：“这事咋办呢？”
　　苏少波是兴安盟边防支队阿尔山大队伊尔施边防派出所的民警，一次设伏堵卡抓捕犯罪分子时，他潜伏在草丛中，被蜱虫叮咬。蜱虫是一种蛰伏在浅山丘陵的植物上，或者寄生于动物皮毛间的吸血昆虫，不吸血时细如米粒，吸饱血液后，膨胀到饱满的黄豆大小，甚至比人的指甲盖还要大。蜱虫有毒，苏少波被叮咬后，高烧不退，到当地卫生院就医，医生当成普通感冒治疗，很长时间症状不见缓解。苏少波的身体越来越差，组织安排他到兴安盟就医，后来又到北京治疗，最终确诊为森林脑炎，而且已经错过了治疗的关键时期。

　　苏少波病退离开部队时，双腿走不了路，全身肌肉萎缩，说话也很困难。妻子也跟他离了婚，这对他打击非常大。
　　赵永前沉默良久，才对徐建国说：“苏少波是个好同志，他是为了祖国的边防事业受的伤，落下病。咱们当然得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把他移交给地方。但是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关心他、帮助他，让他知道，部队永远不会忘记他，抛下他。没有别的办法，就一个字，找！”
　　问遍了苏少波的家人朋友，走遍了苏少波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家乡，终于打听到：苏少波结识了一个崇拜军人的女朋友，现在女朋友正陪着他，在广西的巴马长寿村进行康复疗养。
　　赵永前的眼眶红了：“一个女孩子，能发自内心地爱上一个残疾军人，不离不弃，陪他去康复，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赵永前和徐建国坐飞机到广西，向广西边防总队求援，广西边防总队派专车把他们送到巴马，终于见到了苏少波。
　　苏少波非常激动，一方面，他没有想到支队首长能够不远千里，来到巴马看望他，另一方面，他表示不希望移交到地方，是因为对移交到地方后的医疗保障、后续费用等充满顾虑。最后，苏少波提出：非得移交的话，支队得在乌兰浩特给他解决一套住房，也算是对爱他的姑娘有个交代。
　　赵永前一脸凝重地承诺：“少波，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套房子。”
　　此话一出，徐建国主任惊呆了。私底下，他跟赵永前说：“政委，乌兰浩特一套房，就算八十平方米吧，怎么也得二十来万，这钱，支队没有这个预算，对复转、病退干部，也没有这个先例，这个口子一开，其他人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赵永前微微一笑：“我有我的主意，决不花公家一分钱。”
　　赵永前的主意是，把自己的公寓房送给苏少波。
　　赵永前到兴安盟支队担任政委时，支队的公寓房还剩最后一套。论级别、论军龄，这套房子都是赵永前的，而且赵永前也从未享受过“房改房”的待遇。支队开过行政会，这套房子就分给赵永前了，更重要的是，支队公寓房即将拆迁改造，这个地方将兴建新的居民小区，开发商将按原面积返还新房。
　　赵永前打算送给苏少波的，就是这套房。
　　因为自己有这套房，所以赵永前才敢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套房。”
　　明白赵永前的心思之后，徐建国更着急了，他说：“政委，这套房子值二三十万……这是学区房，以后还要涨价的……你家姑娘学习那么好，这套房子，不卖不租，自己也得住吧？”
　　赵永前打断徐建国：“说心里话，我不想把这房子给苏少波，但是我总比苏少波强吧。我还挣着工资，以后经济条件慢慢就好了……我们和苏少波都是战友，他为了部队都瘫痪了，我们不能不讲点儿情义吧？”
　　有了房子，苏少波爽快地在移交手续上签了字。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套房子，是赵永前政委“送”给他的。
　　签完字，赵永前对苏少波说：“不要以为交地方了，部队就忘了你。部队永远是你的家，啥时候想家了，就回来看看，我陪你。”
　　这年年底，已经移交地方的苏少波回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赵永前亲自去接机，把苏少波从飞机上背到车上，陪他回到伊尔施草原。
　　苍凉大漠，草黄鹰飞，坐在轮椅上的苏少波泪如雨下。
　　风吹干泪，泪结成冰。
　　赵永前的双手紧紧地摁住苏少波的肩头：“少波，部队在，我就在;部队在，你的家就在！”

六、布尔什维克的儿子

　　欢乐的生活中也有些小小的插曲，如同蓝天尽头那几朵小小的乌云。 　　乌英嘎长大了，不仅跳舞跳得很好，学习也很努力，考上了重点中学。
　　有一回，跳舞的时候，乌英嘎的左脚磕到把杆上，伤了脚踝，白树花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后没有骨折也没有骨裂，医生诊断是简单的软组织挫伤。
　　乌英嘎总是跟妈妈说她的脚疼，左脚踝疼得不行，而且肿大、突起。爸爸妈妈都以为是那次受伤留下的病根，都不太当回事。
　　2013年4月，赵永前调任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政委，前往支队机关所在地锡林浩特就职，赵永前和家人又一次分居两地。
　　锡林郭勒盟与蒙古国接壤，锡林郭勒盟公安边防支队担负着7.4万平方公里边境辖区、1103公里边境线的管控任务。盟委、行署所在地锡林浩特，与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仅180公里，锡林郭勒盟也因之被称为“环京护城河的北部屏障”。这里地处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国境线两侧地形比较平缓，无人区较多，锡林郭勒盟公安边防支队担负的边境管理和边防保卫任务复杂而繁重。
　　2014年8月，白树花给赵永前打电话，说姑娘的左脚疼得不行，根本走不了路，左脚踝突起，肿得吓人。此前，白树花已经领着姑娘在乌兰浩特的医院看过好几次，医生们都建议带姑娘去北京的大医院好好检查。白树花一直在等赵永前的时间，夫妇俩一块儿带孩子去北京看病。
　　听罢妻子对姑娘病情的描述，赵永前知道，姑娘的病是再也耽搁不起了。他向总队请了假，和妻子一起，带着女儿去到北京，在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多方协调和帮助下，乌英嘎姑娘住进北京世纪坛医院，接受全面检查。
　　病理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赵永前接到总队领导的电话：公安部边防管理局一位局领导即将前往二连浩特口岸进行工作调研，赵永前必须陪同。
　　结束通话后，赵永前刚一回头，病床上的乌英嘎姑娘就怯生生地问道：“爸爸，你要走吗？”
　　赵永前只能无比艰难地点点头。
　　姑娘一扭头，把脸冲着墙，不看爸爸。爸爸伸手去抓姑娘的手，姑娘猛地把手抽出来，藏到被子里。
　　白树花小声地问：“不能不走吗？要不，等姑娘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再走？”
　　赵永前只能无比艰难地摇摇头。
　　当晚，赵永前登上了北京直飞二连浩特的航班。
　　二连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与蒙古国扎门乌德隔界相望，是中国对蒙开放的最大公路、铁路口岸。边防管理局首长到二连调研，必然负有重要使命，作为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的政委，赵永前深知自己肩头责任重大，这样的时刻，他必须陪同首长调研，当面聆听首长的指示和安排。
　　圆满完成陪同调研的任务，就在首长们登车离去时，赵永前接到了妻子白树花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妻子喊了一声“永前”，立即哭得說不出话来。不祥的预感顿时像乌云一般，将赵永前罩得严严实实。
　　病理检查结果表明，乌英嘎患的是一种名为“恶性淋巴脉管肉瘤”的病。医生说，这种病的患病概率仅为百万分之三，因为临床病例极少，治愈的可能性很低。
　　泣不成声的白树花在电话那头儿不停地自责：“我们把姑娘的病给耽误了啊！要是早点儿到北京看病，姑娘也不至于这样啊……”妻子的声音仿佛一根根钢针扎进赵永前心里，把他的心脏扎得鲜血淋漓。赵永前像一根猝然被惊雷击中的木头，僵立当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费了好大劲，终于吐出一句话：“等着我，我马上就赶过去！”
　　请示总队领导批准后，赵永前订下了最近一班飞往北京的机票。
　　等待着登机的赵永前六神无主，他拨通了父亲少布的电话。
　　“爸……”赵永前一开口，父亲少布就觉察到他声音里的异样，这位干过十年公安特派员，又当了十几年边防武警的老人立即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不管出什么事，永前你一定要镇定，一定要挺住。”
　　赵永前咬牙让自己平静下来，向父亲报告了乌英嘎病理检查的结果。
　　父亲在电话那头儿沉吟良久，方才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候机厅里，赵永前找到一把空椅子，疲惫不堪地坐下。乌英嘎痛苦而委屈的目光，父亲满头的白发，母亲佝偻的身影，妻子红肿的双眼……如同一张张滚动播放的照片，不停地掠过他的脑海。母亲何八月长期患有心脏病，不久前的一天，母亲一个人在家，突然感到心口绞痛难忍，赶紧给永前的舅舅打电话。幸亏舅舅及时赶过来把母亲送进医院，再晚几分钟，母亲就有生命危险。
　　赵永前忍了又忍，终于还是没忍住，他对父亲轻声说道：“爸，我想申请自主择业……”
　　“你怎么能这样想？”这是父亲下意识的反应。
　　赵永前所说的“自主择业”，是国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一种方式，指转业干部不由政府计划分配工作，而是按月领取退役金，由政府协助“再就业”。像赵永前这种军龄近三十年的正团职干部，如果选择“自主择业”，每月至少可以领到上万元的退役金，而且可以留在家里，全心全意照顾年迈的父母和重病的姑娘。
　　“要是姑娘没了，哪怕提我当师长，还有什么意义？这些年，我亏欠姑娘，亏欠你们，亏欠孩子她妈，实在是太多了！”赵永前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赶紧起身，走向候机厅的角落里。
　　“胡说！”父亲少布一声断喝，“你才四十多岁，这么年轻，正是干工作的时候，自主择业了，就啥也不干，在家待着？现在我们也不是推不动、拉不动的时候，我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用不着你！你说这么多年国家培养你，你自己努力工作，各方面多少有点儿经验，正是为国家发挥作用的时候……现在主要是姑娘闹病，这事没办法。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尽力而为，能治疗到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现在国家科技发展挺快，姑娘的病一定能治好，我是抱着很大希望的……”
　　赵永前不得不伸出一只手扶住墙面，他感到心力交瘁，几乎无法站立。
　　“爸……我实在是……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也得扛！”父亲少布继续严厉地说道，“困难，谁没有遇到过困难？你们小的时候，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家里穷，我进林子挖中药换钱养家。那时候，有人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布尔什维克’，就是笑话我穷呗。我不怕人家笑话！我是‘布尔什维克’，你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儿子！” 　　催促登机的广播声响起，赵永前仰起头来，用尽全身的力气说：“爸……我听您的。再难……我也要扛下去！”
　　巨大的轰鸣声中，飞机离开跑道，腾空而起，朝着北京飞去。

七、给我截肢，我就是爬，也要去跳楼

　　“恶性淋巴脉管肉瘤”这种病，实在是太罕见，医生建议：尽快截肢，将乌英嘎的左脚从膝盖以下截除，防止扩散。
　　截肢，这对一个刚满十五岁，无比热爱跳舞、无比热爱生活的姑娘来说，意味着什么？
　　赵永前与白树花无法替姑娘做出这样残忍的决定，斟酌再三，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病情以及医生的建议告诉了乌英嘎姑娘。
　　“给我截肢，我就是爬，也要去跳楼！”乌英嘎冲着爸爸妈妈挥舞着拳头，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
　　赵永前根本无法面对女儿那刀子一般锋利的目光，他转身冲出病房，躲到走廊尽头的角落里，举起双拳，使劲敲打自己的脑袋。
　　要腿，还是要命？
　　女儿只有十五岁，“死”这个字，对女儿来说，可能还太遥远，太抽象，而腿，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呀！花季少女可能无法想象死亡，但是她完全知道，一个没有了左腿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
　　赵永前选择了向女儿妥协，他和妻子遵从乌英嘎姑娘的选择：不截肢，而是进行化疗。
　　乌英嘎姑娘是坚强的，化疗虽然能暂时阻止癌细胞的扩散，但是副作用很大，恶心、呕吐是最常见的症状，很快，乌英嘎姑娘的头发开始脱落。白树花只能安慰姑娘：“妈妈给你买最漂亮的假发。”
　　连续化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求生的欲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这个十五岁的姑娘不哭，不闹，咬紧牙关坚持着。父亲那“坚持到最后一秒”的基因，早已留在姑娘的血脉之中。最终，因为药物反应，乌英嘎姑娘不止一次在化疗过程中晕厥，化疗不得不暂停。
　　2015年春天，白树花带着乌英嘎离开北京，来到赵永前任职的锡林浩特。乌英嘎姑娘戴着假发，看起来气色不错，能够走路，对人彬彬有礼。赵永前暗想：也许苍天有眼，奇迹真的降临到姑娘身上？
　　这年的春节过后，白树花领着女儿回到乌兰浩特，乌英嘎重返学校继续上课。姑娘开始长头发了……姑娘笑了……姑娘唱歌了……姑娘说，脚好了以后，她还要继续跳舞……一个一个的好消息，通过妻子的电话，传送到赵永前的耳朵里。赵永前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之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回报上天赐予姑娘的奇迹。
　　然而，奇迹只持续了短短三个月。
　　乌英嘎姑娘的左脚踝再次突起、肿大，疼痛至左脚根本无法触地。姑娘不得不再一次离开学校，回家休养。
　　风尘仆仆的赵永前推开乌兰浩特的家門，姑娘的脸上霎时露出灿烂的笑容。
　　“爸爸，你能多陪我几天吗？”姑娘一脸期待地问。
　　赵永前没有回答，他只请了两天假，单位上还有一大堆工作在等着他。
　　“让爸爸看看你的脚……”
　　一眼看到乌英嘎肿大的脚踝，赵永前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粗的脚踝！肿得比正常人的大腿还要粗，皮肤因为肿胀而溃烂，脓液不断地从皮肤破损处渗出……
　　“不行，马上去北京！”
　　就这样，2015年、2016年、2017年……乌英嘎姑娘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病房里，在化疗室里，姑娘度过了她的十六岁、十七岁生日。
　　那几年，赵永前大多数时候在锡林浩特主持支队工作，一有时间就去北京陪护姑娘，还得抽时间去乌兰浩特照顾年迈的父母。
　　2017年4月，赵永前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到北京，与妻子一起照顾继续接受化疗的乌英嘎。刚刚出现在姑娘的病床前，支队参谋长布仁陶格陶的电话就打到了赵永前的手机上。
　　一天前，有牧民向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边防派出所报案称：放牧时，看到中蒙国界1020号界标中方一侧的草丛中，似乎藏着一个人。牧民走过去想看个究竟，离那人五十米左右时，那人突然站起，举起一根棍子样的东西朝牧民比划着，让他不要靠近。牧民慌忙逃离，一直跑到手机有信号的地方，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据牧民判断，那人举在手里的，应该是一支长枪！
　　这个人是谁？他手里拿的究竟是不是枪？这个人跑到边境线，究竟想干什么？是刚刚潜入国境的不法分子，还是打算潜出国境的可疑人员？锡林郭勒边防支队立即会同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相关地域展开拉网式搜捕，然而，直到布仁陶格陶给政委赵永前通电话时，仍然没有发现这个人的下落……
　　“你们不要着急，我马上赶回支队。”赵永前斩钉截铁地说道。
　　挂断电话，一回头，是妻子悄然转向窗外的目光，是姑娘使劲闭上的双眼，一粒泪珠，缓缓浸出乌英嘎姑娘的眼睑。
　　“处理完单位的事，我就回来……”赵永前嗫嚅着说。他希望姑娘能睁开眼睛，大吼大叫着责备他，他希望妻子能转过脸来，甚至给他一记耳光都行！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妻子不说话，也不看他;姑娘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流泪。
　　“我走了……”赵永前一把拉开房门，夺门而出，他害怕自己只要多停留一秒钟，泪水就会喷涌而出。
　　回到支队，赵永前立即指挥部队，扩大搜索范围，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继续对嫌疑人展开搜捕，请示内蒙古边防总队，由总队国际合作处出面，请求蒙方协助调查，他自己则走访解放军边防部队，同时会晤蒙古国边防管理机构，力求第一时间掌握蒙古国方面的相关情况。
　　在赵永前和战友们的努力下，很快，蒙古国方面通报：2017年4月24日8时许，蒙古国边防军在中蒙国界蒙方一侧纵深约10公里处抓获一名中国籍越境人员，并查获其携带的枪支、弹药及电雷管等危险物品，他们依照蒙古国法律，对此人越境时携带的枪支、弹药等物品予以没收，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人有了下落，可此人究竟是什么背景？是否与暴恐组织有关联？赵永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立即带领办案人员，根据蒙古国方面提供的信息，对此人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 　　经查，此人名叫宝音乌力吉，系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牧民，因家庭变故、生意失败，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竟然异想天开，打算越境到蒙古国重新开创一番“事业”。于是他携带自制猎枪、雷管，剪断中蒙边境某处的高架铁丝网，就在他准备越境时，被牧民发现，报告到边防派出所。
　　嫌疑人有了下落，嫌疑人的背景和越境动机等等悉数查明，赵永前这才松了一口气。经总队批准，赵永前搭上锡林浩特开往北京的客车，乘着夜色，向病床上的乌英嘎姑娘奔去。

八、扼住毒品的咽喉

　　锡林浩特没有直达北京的列车，由锡林浩特飞往北京的机票，单程至少要六百元，每年数次往返于锡林浩特与北京之间，机票款对赵永前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般情况下，赵永前不坐飞机，他坐一种七座的小客车。
　　小客车车票只要三百元，从锡林浩特到北京，车程六七个小时。
　　在北京陪伴乌英嘎的第四天，支队司令部参谋长布仁陶格陶和支队案件侦查队参谋小李来到了北京。
　　他们是为公安部挂牌督办的“4·16”跨境走私毒品专案而来。赵永前是“4·16”专案组的组长。
　　早在2015年下半年，支队侦查队经缜密侦查，获取线索：有蒙古国人入境后，包车前往北京，从北京朝阳区的贩毒窝点购买冰毒后，经由锡林郭勒支队辖区，由二连浩特口岸出境，将毒品带往蒙古国境内，实施跨境贩毒活动。
　　2015年10月4日，支队侦查队在赛乌苏收费站抓获携带毒品的蒙古国人哈西，突审哈西后，又在二连浩特抓获阿荣巴雅尔。
　　案件分析会上，赵永前指出，由境外至二连浩特再到北京，购买毒品后，再经由二连浩特出境，这应该是一条长期经营，而且组织缜密隐藏很深的跨国贩毒通道。从那时起，赵永前指挥官兵，在这条贩毒通道上破获贩毒案件十余起，抓获蒙古国籍贩毒人员十余名，缴获毒品若干。而那些蒙古国籍毒贩的“供货商”，也就是他们的“上家”，渐渐浮出水面。
　　这是一个长期盘踞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一带的涉外制贩毒团伙。
　　这一系列跨境毒品案，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由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牵头侦办，为确保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与北京警方协调一致，同步行动，布仁参谋长带领侦查员来到北京。
　　布仁参谋长的意思，是让赵永前安心在医院陪护女儿，与北京警方的一系列协调工作由他去做，他会把工作情况及时汇报给赵永前。赵永前一听就说不行：“北京我比你熟，再说了，我是专案组长。你们来接上我，我和你们一起去跑。”
　　接下来的整整三天，赵永前带领布仁和小李拜访了北京警方的多个相关部门。每天黄昏，办完公事，赵永前总是叫布仁和小李把他放在最近的一个地铁口，下车后，他总是冲他们一挥手，高大而有些佝偻的背影便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透过赵永前红肿的双眼，布仁陶格陶和小李知道，政委这几天极少合眼：白天，和他们一起四处奔走，夜里，陪护在女儿的病床前，女儿的每一声呻吟，都像一根钢针，刺痛赵永前的心脏。
　　“唉！”布仁参谋长深深地叹了口气，“小李，你说，政委这是来北京陪姑娘看病呢？还是来北京办案子呢？”
　　小李无言以对。
　　在赵永前的奔走下，与北京警方的“对接”产生了重大效果，北京警方为锡勒郭勒盟边防支队在北京办案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2017年6月16日，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获得线索：一个名叫都力根的蒙古国人已经从二连浩特口岸入境，包租了一辆轿车，朝北京方向驶去。
　　在赵永前的指挥下，支队的侦查员立即驾车尾随跟踪。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嫌疑人乘坐的轿车进入北京。
　　北京交通复杂，嫌疑人的轿车很快就从侦查员的视线里消失。
　　依照赵永前与北京市警方相关部门达成的共识，侦查员们立即联系北京警方，很快得到了嫌疑人包租的轿车、落脚点等相关信息，并对嫌疑人的活动进行不间断的监控。
　　侦查员老崔化装成急于从北京赶往二连浩特的生意人，找到嫌疑人包租轿车的司机，请求付费拼车，赚一个是赚，赚两个就更赚，司机爽快答应。与此同时，嫌疑人已经从北京的“上家”手里拿到了“货”，返回车上后，要求司机连夜赶往二连浩特。对车上多出来的这个“乘客”，经司机主动解释，并未引起嫌疑人的丝毫怀疑。
　　按照赵永前的部署，专案组派出两台车，对嫌疑人乘坐的轿车实施交替跟踪。
　　17日凌晨，二连浩特附近的赛乌苏收费站，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执勤官兵依法将蒙古国籍贩毒嫌疑人都力根抓获，当场查获冰毒若干。
　　在赵永前的指挥和支队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支队对这条跨国贩毒通道保持高压态势。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境外毒贩对这条贩毒通道越来越没有“信心”，这条通道也逐渐萎缩凋零。赵永前和锡林郭勒的边防官兵们紧紧地扼住了这条黑色通道的咽喉。
　　就在赵永前指挥官兵对毒品犯罪进行严厉打击时，乌英嘎姑娘的病情时好时坏，而且姑娘對医院已经产生了厌倦乃至恐惧之感。
　　2017年年底，白树花带着女儿离开北京，回到乌兰浩特，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与此同时，与赵永前搭档的支队长因病提前退休，整个支队的担子，都落到了赵永前一个人的肩上。
　　2017年12月23日，正在基层检查工作的赵永前接到妻子白树花打来的电话：“姑娘晕过去了！”

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两个月前，远在乌兰浩特的乌英嘎姑娘左脚又开始肿胀、流脓，根本无法下地，白树花给姑娘按摩、拔罐，完全无济于事。三天前，姑娘开始发高烧，乌兰浩特当地医院的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把孩子的高烧降下来。乌英嘎姑娘进入感染性休克状态。
　　接到妻子的电话，赵永前一下子懵了，情急之中，他拨通了支队卫生队队长卢俊东的电话。
　　自从乌英嘎姑娘被检查出患上了“恶性淋巴脉管肉瘤”，赵永前的老战友、老朋友卢俊东就没少操心。这次听说赵永前要让白树花带着姑娘马上去北京，卢俊东急了，他说：“孩子已经进入昏迷状态，现在是救命的事情，去北京已经来不及了！你等等，我给你想办法。” 　　挂断电话，卢俊东立即联系自己在长春的一位老同学，安排下病床和急救事宜，然后给赵永前打电话：“不要去北京了，马上去长春！”
　　在长春，由卢俊东的老同学主持，对乌英嘎姑娘进行抢救，靠着进口消炎药，乌英嘎姑娘的高烧终于降了下来。随后，乌英嘎又被转送到北京医院。
　　这一次，所有的医生意见惊人的一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截肢，如果截肢后能够控制癌细胞的扩散，姑娘就还能活下去。
　　乌英嘎姑娘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流眼泪。赵永前坐在姑娘的床前，陪着姑娘掉眼泪，一边掉眼泪，一边给姑娘做思想工作：“截肢以后可以装假肢，装上假肢一样可以走，甚至可以跑，可以跳……”
　　“姑娘，你不是一直想去三亚看大海吗？等你病好了，装上了假肢，爸爸妈妈就带你去三亚看大海……”
　　“姑娘，你要是不在了，爸爸妈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还有两个多月，乌英嘎姑娘就满十九岁了，她不再是那个固执、任性的小姑娘了。乌英嘎泣不成声：“爸爸，我想要你陪着我，可是你离我总是那么远……我知道你忙，你也没办法。爸爸，我的同学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已经工作了，我好羡慕他们……爸爸，你不要哭，你哭，我心里难受，比我的脚疼还难受。爸爸，我听你的话，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乌英嘎姑娘终于作出最艰难的抉择：截肢！
　　手术定在春节后。
　　2018年2月15日，大年三十。
　　白树花在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包了饺子，经医护人员“特批”，白树花把饺子端到病房里。赵永前拈起饺子，含着热泪递到姑娘的唇前……窗外，一朵又一朵烟花升上天空，为了不让爸爸妈妈伤心，因药物反应根本没有任何食欲的乌英嘎姑娘，含泪把饺子吞下……窗外烟花璀璨，窗外烟花易冷，赵永前和他的妻子、姑娘，在异乡的病房里，过了这个大年。
　　几天以后，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专家对乌英嘎姑娘进行了截肢手术。
　　姑娘的腿没了，魂似乎也没了。
　　赵永前和白树花不眨眼地陪护在姑娘身边，姑娘的眼神是那样的空洞，神情是那样的漠然，仿佛这个世界已经与她毫无关联。
　　就在姑娘最需要安慰，最需要父亲陪伴的时候，锡林郭勒公安边防支队辖区发生了一起非常蹊跷而且影响重大的案件。
　　尽管战友们知道，乌英嘎姑娘刚刚动过截肢手术，说什么也不该打扰政委，可谁让他是支队党委书记，是政委，是支队目前唯一的主官？
　　2018年2月22日，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其边防派出所民警走访中发现：在牧民普日布扎布家探亲的蒙古国公民苏和巴特尔竟然在牧点自缢身亡了！
　　进一步调查发现，死者苏和巴特尔根本不是普日布扎布的亲戚，而是以探亲为借口来中国境内的非法务工人员。苏和巴特尔被普日布扎布雇佣为羊倌，在牧点为其照看羊群，同时承担接羔等工作。谈好报酬之后，普日布扎布把苏和巴特尔一个人留在牧点，自己返回城里。至于苏和巴特尔为什么会自杀，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蒙古国方面高度重视，蒙古国驻二连浩特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已赶到东乌旗，要求中国边防管理部门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赵永前接到电话，一如既往地叮嘱大家严格按政策、按流程做好工作，当即表示：“别着急，我马上赶回来！”
　　赵永前不敢回头，不敢回头看病床上左膝关节以下空空如也的姑娘，不敢回头看妻子疲惫而无奈的眼睛，他悄悄走出病房，搭上了最近一班由北京开往锡林浩特的小客车。
　　赵永前回到支队，立即组织人员，会同东乌珠穆沁旗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外事办、驻地政府等相关部门人员开展勘查工作。综合各种情况，排除他杀可能，认定苏和巴特尔为自缢身亡。
　　2018年2月26日，苏和巴特尔的家属一行六人，经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入境，通过对死者遗体进行辨认，确定死者為苏和巴特尔本人，并对苏和巴特尔的死因无异议。随后，在当地公安局、边防大队的主持协调下，死者生前雇主普日布扎布对其家属做了相应赔偿，并接受了行政处罚。这一事件得到妥善处理，没有引发中蒙两国外交纠纷，亦未引发国内外舆论炒作。
　　就在赵永前带领官兵妥善处置“2·22”普日布扎布非法雇工案之后不久，乌英嘎姑娘截肢后正逐渐康复之时，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近年来大家纷纷猜测的公安边防部队改革方案终于水落石出，一锤定音：公安边防部队集体退出现役！
　　简单地说，就是集体脱军装。
　　就要脱军装了，赵永前回想起他刚刚穿上军装时的青春岁月。他小学、中学上的都是蒙古语学校，汉语读写能力非常有限，在新兵连，连汉文报纸都读不通。于是，他找了个小本，把报纸上不认识的汉字圈出来，抄到小本上，查字典，弄清楚读音和字义，今天记三个，明天记五个，新训结束，读汉文报纸就没什么障碍了……新兵下连，他分配到三岔执勤点执勤，每天早晨，他提前半小时起床，捧着一本名叫《如何思考世界》的汉文书，一个人走到河边，一边漫步一边大声朗读……当兵两年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教导大队，随后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警官。
　　博览群书，对他启迪最大的书是《周恩来传》，他最爱读的是诸子百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教会了他如何调整心态、净化心灵，教会了他“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教会了他光明、方正的处世原则。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公安边防部队转制即将全面启动，在他心爱的姑娘刚刚失去一条左腿的这个夜晚，赵永前默念着孟子的千古名句，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担当和力量。

十、阵痛与暗流

　　集体退出现役？
　　全都得脱军装？
　　脱下军装穿上警服，就再也不能转业到地方工作，就再也不能享受“自主择业”的军转政策？两地分居、三地分居的公安边防官兵，就再也不能回到家乡，回到父母妻儿的身旁？ 　　改革就是阵痛，改革必然會触动一部分官兵的切身利益，改革必然要求一部分官兵作出牺牲。
　　2018年4月2日，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举行挂牌仪式，公安边防部队体制改革向着纵深推进。
　　可不法分子绝对不会因为部队改革而收敛，2018年5月19日，赵永前接到乌拉盖边防大队大队长布仁达来的电话。
　　布仁达来知道政委姑娘得了大病，能不打扰政委就不给政
　　委添乱，但他犹豫再三，案情重大，这个电话必须得打。
　　天边草原乌拉盖，有着天然的草场和优质的牧草。乌拉盖边防大队辖区，有大型牧场六个，每个牧场的牛羊都在万头以上。报案的是锡林郭勒贺斯格乌拉肉业有限公司的兽医。这个公司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公司的总部和老总都在北京。
　　这个公司养殖着上万头“新西兰黑牛”，依照固定的时间频段，兽医需要给所有的牛打预防针。打过预防针的牛，都得做标记，然而，这一轮预防针打下来，兽医发现，竟然多出120多支预防针。
　　啥意思？意思是有120多头牛不见了！
　　“新西兰黑牛”很值钱，一头值一万多元人民币，如果真是有人偷牛，那案值就是一百多万，属于特大盗窃案。问题是，这仅仅是兽医的推测。要不要立案？如果立案，牛究竟有没有丢？到底丢了多少？什么时候丢的？是走失还是盗窃……这简直就是一桩无头案！
　　所以，布仁达来必须给永前政委打电话，报告这件事。
　　赵永前当即作出决定：一百多头牛，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失！立案！必须将案件查个明明白白！
　　案件代号“5·19”，赵永前担任专案组长。
　　赵永前一声令下，布仁达来立即率领手下的精干侦查力量，深入辖区进行走访调查，同时协调当地公安机关，对乌拉盖周边的运输企业、运输个体户及屠宰企业进行调查。
　　走访中，一位许姓的老太太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4月25日，许老太晨起放羊时，看到有个骑着一匹雪青马的人，赶着一群黑牛穿过草原。许老太一辈子没见过这种黑牛，更别说这么大一群，少说有五十头吧。许老太好奇地掏出手机，拍下了黑牛群的照片。
　　布仁达来如获至宝，反复查看许老太拍摄的照片之后，确认正是贺斯格乌拉肉业有限公司失窃的黑牛。
　　问题又来了，许老太的照片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拍摄的，按时间推算，这批黑牛应该早已被偷运到外地屠杀，别说牛了，估计连骨头都不会剩下。
　　布仁达来把案件侦办的最新进展向赵永前报告。
　　“照片传过来我看看。”赵永前温和地说。
　　“盯住那匹马，”赵永前仔细查看布仁达来传过来的照片，“马的脚程，一天顶多走一百公里。牧民的马一般不会跑得离家太远，你们在拍摄照片一百公里范围之内查找这匹马！把照片下发全盟部队，我会调集全盟部队，配合你们调查！”
　　布仁达来一拍脑袋！立即率队出发。
　　5月24日，走访到距离案发地九十公里的地方，布仁达来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那匹雪青马，正无拘无束地在草场上吃草。
　　“找到了，我找到那匹马了！”布仁达来抑制不住兴奋，马上给赵永前打电话。
　　“马，总是要回家的。跟上那匹马，就能找到主人。”隔着电波，布仁达来能感觉到永前政委吟吟的笑意。
　　布仁达来指挥部下，悄然跟着雪青马。一如永前政委的判断，黄昏时分，雪青马走进了王老头儿的马圈。
　　布仁达来眼中的王老头儿，怎么看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牧民，不像个偷牛贼。
　　“一个月前，准确地说，是4月20号左右，有人借过你的马吗？”布仁达来不动声色地发问。
　　王老头儿皱眉回忆：“贺斯格乌拉那边有个小田，有天晚上来给我借马，说是他的摩托车坏了，借我的马骑回家……第三天，他把马给还了回来。”
　　一说“小田”的特征，布仁达来心里顿时就有了数，谢过王老头儿，布仁达来当晚就把大名叫田小龙的盗牛贼给抓着了！
　　讯问后得知，这个盗窃团伙以田小龙的叔叔田贵为首，共由六人组成。起先，他们发现贺斯格乌拉肉业有限公司“家大业大”，丢上一头两头牛，管理人员根本不会觉察，于是从一头到几头，从几头到十几头，再发展到数十头上百头。几年下来，因为无人报案，这个犯罪团伙竟然从这个牧场偷了175头新西兰黑牛。作案过程中，这个盗窃团伙还发展了运输、屠宰、销售等一系列下线，因为偷牛“产业”，致富了不少人。
　　布仁达来率队乘胜追击，查获尚未被盗窃团伙挥霍殆尽的赃款76万元，查扣涉案车数辆，为贺斯格乌拉肉业有限公司挽回经济损失百万余元。公司老总专程从北京驱车到乌拉盖，到边防大队登门致谢。
　　布仁达来向赵永前汇报“5·19”特大盗窃案的侦破过程以及辉煌战果时，他看到政委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在爸爸全力维护部队稳定，指挥部队侦破大案时，乌英嘎姑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适应着新装的假肢，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重新学习走路。
　　2018年6月，乌兰浩特的草原绿了。乌英嘎姑娘站立在苍翠的草坡上，漂亮的蒙古袍遮住她消失的左腿，她让妈妈给她照了张相，发给远在锡林浩特的爸爸。
　　照片上，辽阔蓝天悠悠白云衬托着乌英嘎姑娘亭亭玉立的身姿，草原的风吹动她重新长出的乌黑长发，美丽动人，宛若重生。
　　赵永前捧着手机上姑娘的照片，泪水涟涟，打湿了屏幕。

十一、去留家国两昆仑

　　几天之后，白树花带着乌英嘎来到锡林浩特，一家人短暂地相聚在一起。
　　在赵永前的战友们看来，乌英嘎姑娘气色不错。但卢俊东还是很不放心，他和支队卫生队的军医王海龙一起，上门给乌英嘎做检查。他们发现，乌英嘎的大腿根部淋巴结肿大，两位军医会商之后，认为可能是截肢以后为了方便化疗而埋在皮下的静脉留置管发生了位移。但是未经医院的仪器检查，两位军医也没有把握。卢俊东反复向赵永前建议，赶紧带姑娘到北京去复查。 　　赵永前嘴上答应着，却不见行动。
　　卫生队长卢俊东当然不可能知道，由支队侦办的一起涉枪大案本已结案，没想到又节外生枝出现新情况，这样的紧要关头，作为专案组长的赵永前怎么可能离开他的指挥位置？
　　这起“枪案”是由数起偷牛案牵连出来的。
　　2016年年底，东乌珠穆沁旗辖区，有牧民陆续报告肉牛失窃的消息。当时东乌旗边防大队的大队长正是布仁达来。接到群众报案，布仁达来立即组织精干侦查力量进行调查，基本确认数起偷牛案件系同一个盗窃团伙所为。
　　对多处肉牛失窃现场勘查发现，这个盗窃团伙非常狡猾，每次作案都选择夜间，不仅刻意避开监控摄像头，而且不开车灯，现场也没有肉牛挣扎的任何痕迹，丢失的肉牛就如同从牛圈里蒸发了一般。
　　然而，再狡猾的犯罪分子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布仁达来和侦查员通过深入走访群众，基本确定，盗贼的作案工具是一辆皮卡车，通过反复调看派出所和牧民自己架设的监控录像，终于从某处现场附近一个摄像头记录的影像中发现线索：皮卡车右侧刹车灯灯罩损毁，因此刹车灯亮起时，左侧刹车灯为红色，右侧为白色。
　　2017年5月10日，布仁达来从西乌旗调查返回东乌旗的路上，与一辆皮卡车擦肩而过。皮卡车踩了一下刹车，布仁达来当即注意到这辆皮卡车的右侧刹车灯灯罩损毁，便命令驾驶员马上掉头，跟上这辆皮卡车。随后，布仁达来和侦查员在西乌旗公安局特警的支援下，顺利将两名嫌疑人擒获。
　　经突审，两名嫌疑人对偷牛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对两人的皮卡车进行搜查时，发现车上有木制枪托，其中一名嫌疑人巴雅尔图说是他捡来的。警方对巴雅尔图和另一名嫌疑人的手机进行检查，发现两人的手机里有很多枪支的图片。
　　布仁达来立即向赵永前报告了这一情况。
　　赵永前在表扬其案件成功告破的同时，叮嘱布仁达来，这个案子必须深挖，很可能涉枪！
　　果然，在对巴雅尔图租住的出租屋进行搜查时，从其床下发现了一把用猎枪改装，可以发射7.62毫米制式子弹的步枪。
　　巴雅尔图供认，枪是他一年前私自出境，到蒙古国购买，并委托一个叫恩和图日的蒙古国人偷运入境的。买枪三个月后，恩和图日将步枪藏在越野车顶篷夹层内，偷运至珠恩嘎达布其口岸，交给了巴雅尔图。
　　巴雅尔图还交代，他听恩和图日说过，他还卖过枪给中国境内的牧民苏力德。
　　经总队党委批准，成立“5·12”专案组，赵永前任专案组组长。
　　就在这时，侦查员发现，恩和图日出现在珠恩嘎达布其口岸。鉴于目前只有巴雅尔图一个人的指认，抓捕恩和图日的证据并不充分。
　　赵永前指示：盯住恩和图日，先从外围了解其人的情况。
　　调查发现，恩和图日原是蒙古国的一名教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弃教从商，常年在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做买卖。在赵永前的指挥下，侦查员古斯楞以中方商人身份，与恩和图日互加微信，探听其行踪，同时，加大对苏力德的追捕力度。
　　赵永前在与蒙古国苏赫巴托省边防部门会晤时，反复强调双方的情报共享和警务合作机制，为将来商请蒙古国警方抓捕恩和图日埋下伏笔。
　　5月30日，苏力德被抓获，查获小口径步枪一支，子弹若干。据苏力德交代，枪和子弹正是恩和图日带到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卖给他的。抓捕恩和图日的条件已经成熟。
　　6月1日起，专案组侦查员一直在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对恩和图日进行蹲守，整整等了十五天。其间，侦查员古斯楞与其微信联系，问他什么时候来中国，恩和图日总是闪烁其词，专案组担心，恩和图日是不是觉察到了什么风吹草动？
　　守护辖区安宁与幸福的这份责任，赵永前怎么也放不下
　　最困难的时候，赵永前反复给大家鼓劲，坚定大家坚守下去的信心。

　　2017年6月15日，恩和图日终于出现在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在總队珠恩嘎达布其边防检查站的配合下，以其证件有问题为由，迅速将恩和图日拘捕。
　　根据恩和图日的交代，在赵永前的指挥下，锡盟边防支队转战数千公里，一举缴获枪支十五支，子弹近千发。
　　案子办得很漂亮，已于2017年9月结案。然而，就在不久之前，案中一名因私藏枪支被抓获的嫌疑人补充交代：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有一个姓洪的中国人，此人有一把左轮手枪，他亲眼见过！
　　案情重大！赵永前立即调集精干力量，对洪某展开调查。卢俊东责怪赵永前为什么不带姑娘去北京复查时，对洪某的追查正在紧张进行之中。
　　乌英嘎姑娘的淋巴肿大越来越严重，而洪某的下落始终不明！
　　终于，边防派出所民警在嘎达布其镇附近的牧区找到了洪某，并依法对其进行传唤，反复向其宣讲政策之后，洪某把藏在家里的“左轮手枪”交了出来。民警们把枪拿到手里一看，顿时就放心了，原来，那是一把仿真枪，洪某常常挂在腰里，或者拿出来舞弄，是吓唬人的。
　　情况查明之后，赵永前也悄悄地松了口气。
　　几天以后，白树花带着乌英嘎，去了北京。
　　然而，卢俊东发现，赵永前没去。他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卢俊东冲进赵永前的办公室：“政委，你别嫌我说话难听！作为政委你没得说，但是作为患者家属，你也太不称职了。”正当他准备愤愤离开时，身后传来赵永前疲惫的声音：“支队和地方政府要联合举办首届‘警营那达慕’大会，我走不开呀！”
　　“走不开也得走！是女儿的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卢俊东忍不住叫了起来。
　　“都重要，女儿重要，工作也重要……兄弟，我实在是抽不出身！”
　　眼看赵永前的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卢俊东一声长叹，推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