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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近代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悲壮序曲，经历了从排外到反帝的历史转变，其枢纽是五四运动。“反对强权”阐扬反帝宗旨，促使国人更深入地认识了列强的强权本质，为反帝理论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同时引向对其经济属性的认识，从表面深入到“强盗世界”的内在性质，反映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外争主权”反映了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废弃不平等条约的根本诉求和基本内涵，反帝斗争的目标由此明确起来。“内惩國贼”走出了单纯对外斗争的迷雾，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同一性。近代反帝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创立起来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核心内容，其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分不开，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由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反帝理论 民族复兴
中国近代反对列强侵略，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悲壮序曲。这一斗争贯穿于整个近代，经历了从排外到反帝的历史转变，其枢纽是五四运动。鸦片战争之后，出于对列强侵略的感性认识，中国人民采取了单纯排外的斗争方式。经过五四运动的导引，简单的排外升华为科学的反帝，中国近代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五四运动作为历史的转捩点，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引向了新阶段。正是经过这一转折，产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反帝理论，且以此为核心，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思想。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枢要，反帝理论的各个要素，诸如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基本诉求和坚定立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内涵，以及与反对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路线方针等等，均在五四运动的启引下，呈现了初步的轮廓，为此后的成熟完善奠立了基础。对此作一系统全面的探讨，不仅可深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了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和重要影响，以及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一、“反对强权”：反帝宗旨的阐扬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便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但长时期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和纲领。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中国革命史上提出了“反对强权”的主题，促使国人更深入地认识了列强的强权本质，阐扬了反帝宗旨。“反对强权”将传统“排外”转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基本诉求和坚定立场，并由此开始从感性的反抗走向理性的斗争，为其后反帝纲领的形成和科学理论的产生奠立了基础，起了先导作用。
反帝宗旨的阐扬，是中国对外国侵略认识的科学升华。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对列强的态度经历了从排外仇外转为惧外媚外，与其相适应，对待列强的方式则从笼统排外转向文明排外。其大体可以义和团运动为界，在义和团运动前民众主要开展了反入城之类的拒约斗争和反洋教斗争，这是最初的表现形态。反入城斗争是民众的早期斗争，时间长，声势大，体现了民众反侵略和拒约的决心和勇气。同时，这一斗争又反映了民众和官府对中外条约关系的两种基本趋向，既反对其不平等的强权政治，又盲目地抵拒其合理的内容。除了反入城，涉及抵拒条约的民众斗争，规模和声势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久，参加的民众更多更普遍，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反洋教斗争逐渐汇聚成为笼统排外的巨大能量，在条约特权种种后果累积的基础上，甲午战争促成其恶性发展，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经过八国联军之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为“制服”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出现了惧外和媚外普泛化的新现象，其对外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自此役失败以后，吾国民并仅存之自卫之勇，亦遂丧失净尽。” 叔谅：《九七国耻第二十四周纪念》，《爱国青年》1925年第9期。“抵抗外人之勇气因之消沉，变排外为媚外”。 《阳信县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033页。而对义和团的“排外”之举，朝野上下均予以指责。清政府一再“颁自责之诏”，表示“痛心疾首，悲愤交深”，公开承认“罪在朕躬”，同时又声言系“拳匪肇祸”，“决非朝廷本意”。 《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朱寿朋编、张静庐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601页。孙中山等资产阶级人士，则批评义和团以“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9月21日），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3页。
这些反省和自责，转衍为民族自卑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和扩散了惧外和媚外观念。清政府尽管没有在对外交涉中放弃抗争，但勇气却大为降低，“即当争者亦多箝口结舌，噤不一言”。各级官吏“不顾国体，一听洋夷指挥”。 《论禁阻兵舰入湖》，《东方杂志》1904年第12期。甚至“外国人出一言，而政府辄唯唯从命，甚且先意承志，若孝子之事父母，岂有他哉，畏之而已。”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98页。清政府的惧外和媚外，又扩展蔓衍，转而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八国联军入京之日，“国民伈伈伣伣，摇尾乞怜，高张某大国之顺民旗，而跪道迎降者，项背相接”。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3月29日。士农工商，“仰外国人之鼻息，趋承奔走，如游妓之媚情人。”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90页。此前，中国士民“以仇教为独一无二之大义”，而庚子后，“此事几成偶语弃市之禁，莫有敢挂齿颊者矣！”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98、895页。陈天华说：如今“一变而为怕洋人的世界”， 陈天华：《猛回头》，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53、70～72页。提出了“不明与争，而暗与之拒”的文明排外思想。这个时期的“文明排外”，虽然克服了“笼统排外”的弊端，但某种程度上却是惧外心理的反映。如倡言“文明排外”的陈天华、张元济等认为：“现在排外，只能自己保住本国足了，不能灭洋人的国，日后仍旧要和，故必定要用文明排外”。“忍辱负重，保持现状，使各国无隙可乘”。 张元济：《上庆亲王手折》（1911年8月），《张元济全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84页。 尤其是，当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最后30年形成之后，它成为议论的中心，并为中国社会所倾慕和肯许。其时，在世界各国，帝国主义之议论颇盛，如在日本，“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自政府之大臣，政党之论客，学校之教师，报馆之笔员，乃至新学小生，市井贩贾，莫不口其名而艳羡之，讲其法而实行之。”这一思潮对国内亦产生很大影响，帝国主义被视为物竞天择和文明进化的必然，谓：“自物竞自存之说兴，于是种类盛衰兴亡之故明。进化论者，实民族主义之原泉也。虽当时为一种学说，而不知理想既理解于人脑，则事实即随之而起。‘世界为文明人所独有’，实进化论之后文，而新帝国主义之精神也。”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5期，1903年5月20日。梁启超看到，“天赋人权”之说不得不让位给“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而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8～889页。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均表示实行帝国主义的愿望，如梁启超企望吾国“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 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904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68页。汪精卫说，“我中国实行民族主义之后，终有实行民族帝国主义之一日。” 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民报》第5号，1906年6月。清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称，帝国主义者“不为人侮而常侮人，不为人欺而常欺人。此为今日世界列国之公例，循是者兴，反是者亡，无可逃也。”之所以要实行立宪政体，即在于“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 达寿：《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29頁。
对列强的畏惧和倾慕进而发展到依赖和崇信，陈独秀甚至在1914年也说，“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 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1914年10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1页。如果说对帝国主义的畏惧与倾慕，反映了弱肉强食时代对其强权性质的了解和企盼，那么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认识有了新的变化，更由于某些国家标榜“公理”而产生某种幻想。或认为，“美国地大物博，决无侵噬弱小之野心，而与中国之国际感情，亦复亲密。以美国领袖列邦，公理伸张，弱国小国，皆得吐气，中国有何外患之可言乎？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反帝理论 民族复兴
中国近代反对列强侵略，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斗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悲壮序曲。这一斗争贯穿于整个近代，经历了从排外到反帝的历史转变，其枢纽是五四运动。鸦片战争之后，出于对列强侵略的感性认识，中国人民采取了单纯排外的斗争方式。经过五四运动的导引，简单的排外升华为科学的反帝，中国近代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五四运动作为历史的转捩点，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引向了新阶段。正是经过这一转折，产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反帝理论，且以此为核心，逐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思想。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枢要，反帝理论的各个要素，诸如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基本诉求和坚定立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内涵，以及与反对封建主义相结合的路线方针等等，均在五四运动的启引下，呈现了初步的轮廓，为此后的成熟完善奠立了基础。对此作一系统全面的探讨，不仅可深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了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和重要影响，以及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和特点。
一、“反对强权”：反帝宗旨的阐扬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便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但长时期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和纲领。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中国革命史上提出了“反对强权”的主题，促使国人更深入地认识了列强的强权本质，阐扬了反帝宗旨。“反对强权”将传统“排外”转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基本诉求和坚定立场，并由此开始从感性的反抗走向理性的斗争，为其后反帝纲领的形成和科学理论的产生奠立了基础，起了先导作用。
反帝宗旨的阐扬，是中国对外国侵略认识的科学升华。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对列强的态度经历了从排外仇外转为惧外媚外，与其相适应，对待列强的方式则从笼统排外转向文明排外。其大体可以义和团运动为界，在义和团运动前民众主要开展了反入城之类的拒约斗争和反洋教斗争，这是最初的表现形态。反入城斗争是民众的早期斗争，时间长，声势大，体现了民众反侵略和拒约的决心和勇气。同时，这一斗争又反映了民众和官府对中外条约关系的两种基本趋向，既反对其不平等的强权政治，又盲目地抵拒其合理的内容。除了反入城，涉及抵拒条约的民众斗争，规模和声势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久，参加的民众更多更普遍，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反洋教斗争逐渐汇聚成为笼统排外的巨大能量，在条约特权种种后果累积的基础上，甲午战争促成其恶性发展，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经过八国联军之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为“制服”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出现了惧外和媚外普泛化的新现象，其对外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自此役失败以后，吾国民并仅存之自卫之勇，亦遂丧失净尽。” 叔谅：《九七国耻第二十四周纪念》，《爱国青年》1925年第9期。“抵抗外人之勇气因之消沉，变排外为媚外”。 《阳信县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033页。而对义和团的“排外”之举，朝野上下均予以指责。清政府一再“颁自责之诏”，表示“痛心疾首，悲愤交深”，公开承认“罪在朕躬”，同时又声言系“拳匪肇祸”，“决非朝廷本意”。 《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朱寿朋编、张静庐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601页。孙中山等资产阶级人士，则批评义和团以“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9月21日），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3页。
这些反省和自责，转衍为民族自卑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和扩散了惧外和媚外观念。清政府尽管没有在对外交涉中放弃抗争，但勇气却大为降低，“即当争者亦多箝口结舌，噤不一言”。各级官吏“不顾国体，一听洋夷指挥”。 《论禁阻兵舰入湖》，《东方杂志》1904年第12期。甚至“外国人出一言，而政府辄唯唯从命，甚且先意承志，若孝子之事父母，岂有他哉，畏之而已。”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98页。清政府的惧外和媚外，又扩展蔓衍，转而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八国联军入京之日，“国民伈伈伣伣，摇尾乞怜，高张某大国之顺民旗，而跪道迎降者，项背相接”。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1903年3月29日。士农工商，“仰外国人之鼻息，趋承奔走，如游妓之媚情人。”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90页。此前，中国士民“以仇教为独一无二之大义”，而庚子后，“此事几成偶语弃市之禁，莫有敢挂齿颊者矣！”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98、895页。陈天华说：如今“一变而为怕洋人的世界”， 陈天华：《猛回头》，郅志选注：《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53、70～72页。提出了“不明与争，而暗与之拒”的文明排外思想。这个时期的“文明排外”，虽然克服了“笼统排外”的弊端，但某种程度上却是惧外心理的反映。如倡言“文明排外”的陈天华、张元济等认为：“现在排外，只能自己保住本国足了，不能灭洋人的国，日后仍旧要和，故必定要用文明排外”。“忍辱负重，保持现状，使各国无隙可乘”。 张元济：《上庆亲王手折》（1911年8月），《张元济全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84页。 尤其是，当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最后30年形成之后，它成为议论的中心，并为中国社会所倾慕和肯许。其时，在世界各国，帝国主义之议论颇盛，如在日本，“帝国主义之声，洋溢于国中，自政府之大臣，政党之论客，学校之教师，报馆之笔员，乃至新学小生，市井贩贾，莫不口其名而艳羡之，讲其法而实行之。”这一思潮对国内亦产生很大影响，帝国主义被视为物竞天择和文明进化的必然，谓：“自物竞自存之说兴，于是种类盛衰兴亡之故明。进化论者，实民族主义之原泉也。虽当时为一种学说，而不知理想既理解于人脑，则事实即随之而起。‘世界为文明人所独有’，实进化论之后文，而新帝国主义之精神也。” 余一：《民族主义论》，《浙江潮》第5期，1903年5月20日。梁启超看到，“天赋人权”之说不得不让位给“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而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88～889页。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均表示实行帝国主义的愿望，如梁启超企望吾国“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 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904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68页。汪精卫说，“我中国实行民族主义之后，终有实行民族帝国主义之一日。” 汪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民报》第5号，1906年6月。清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称，帝国主义者“不为人侮而常侮人，不为人欺而常欺人。此为今日世界列国之公例，循是者兴，反是者亡，无可逃也。”之所以要实行立宪政体，即在于“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 达寿：《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奏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29頁。
对列强的畏惧和倾慕进而发展到依赖和崇信，陈独秀甚至在1914年也说，“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 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1914年10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1页。如果说对帝国主义的畏惧与倾慕，反映了弱肉强食时代对其强权性质的了解和企盼，那么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认识有了新的变化，更由于某些国家标榜“公理”而产生某种幻想。或认为，“美国地大物博，决无侵噬弱小之野心，而与中国之国际感情，亦复亲密。以美国领袖列邦，公理伸张，弱国小国，皆得吐气，中国有何外患之可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