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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元代文学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对元之前雅文化的转变，将俗文化作为时代发展的主流。传统文学作品中对社会底层女性的描述在元代文学作品中获得了重新发展，这些女性形象所表现出的平民化审美情趣，成为文学家开展文学创作的主体。《西厢记》中的女性形象，也是俗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典型。
关键词西厢记女性形象平民化俗文学
元代文学发展一改传统雅文化的演变风格，将俗文学作为时代主流。如元杂剧优秀作家郑光祖、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成为元代杂剧文坛上杰出代表。细究元杂剧文学特点，其剧本多从社会底层人物写起，关注普通市民的生活、情感、审美情趣，也使得俗文学成为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西厢记》作为元代婚恋剧的经典作品，其女性人物形象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元代俗文学产生背景及原因
元代文学发展与当时的蒙古族统治关系密切，对于元杂剧中的平民化思想也具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元代科举制度遭到废除，与其重吏轻儒的用人路线是相关的。大批汉族文人因受到制度的抑制，而被迫流入市井，地位低下，在创作作品中，借助于杂剧、话本等形式来抒写自身的情感、理想。王实甫、关汉卿等人，也经常与市民们在一起，成为其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其创作的作品也多围绕平民百姓展开，尤其是其高深的文学修养在对民间文艺作品的创作中提升了说唱艺术的质量。同时，在元代社会，戏曲作为重要的文化消费性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较大。唐代以后的“胡风”对礼教的影响较大，市民对通俗文学的欣赏更加兴盛，而传统文人习惯的审美态势受到冲击，以文人士大夫创作的文学作品多以诗歌为主，而戏曲则是闲暇时的文学主流。如对男女之情的抒写等冲击着雅文化。元代时期的优伶、伎艺表演活动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成为当时市民的主要消遣方式。宋代以后的戏班主要以杂剧、讲史、诸宫调等通俗文艺作品为主，在元代废除科举后的汉族士子们陷入人格与理想双重失落的年代，大批文人投身于“书会”之列。他们在与下层艺人交流过程中，从自身客观条件和精神束缚中书写情志。正如王国维所言“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广大市民阶层对元杂剧的欣赏，推动了底层社会俗文学的发展，各类市民文艺、形式多样的世俗文学作品被广泛传播，也促进了俗文学创作的繁荣。
二、《西厢记》中女性人物的平民化
对于《西厢记》中的人物生平介绍是杂剧作品的首要任务。崔莺莺作为相国之女，其母在一出场就阐明“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曾经威严的相国夫人，如今却落得只有三四口人的小家。可见，对于家道中落的贵门女性，其地位与《红楼梦》中大观园中养尊处优的贵族女性是截然不同的。在家世败落之际，叛军孙飞虎才敢叫嚣“限三日内将崔莺莺与将军成亲”，而堂堂相国夫人也得指望落魄的张生来邀请守关的白马将军杜确，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失势的封建家庭环境中。我们从《西厢记》中三位不同的女性人物性格来看，崔莺莺是出身贵族的大家闺秀，老夫人曾是治家严谨的封建家长，红娘却是身份卑微的女奴婢，三人身份不同，却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平民女性形象。
先看崔莺莺，从其贵族少年形象的成长经历中，自幼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但却带有强烈的叛逆色彩。面对爱情，她和下层女性一样敢于追求，甚至敢于与封建礼教对抗，这一闪光之处，与其父在安葬时的黯然神伤形成鲜明对比。怨叹是有声的反抗，也是她对青春虚掷的不满，而当其遇到张生时，却大胆的撕毁与郑恒的婚约，自作主张与张申以身相许，来逼迫老夫人成就私约。老夫人作为封建家长，却爱女至深。尽管层多次赖婚，阻止崔莺莺与张生的幸福，但在她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身为平常母亲的爱女之情。从剧本开始对家世的感伤，仍然鼓励红娘引领崔莺莺去佛殿散心；尽管崔莺莺曾偷偷出闺房遭到呵斥，但老夫人仍未限制其自由；在“寺警”中，老夫人痛心自己的女儿，在赖婚酒席上，下令让崔莺莺与张生以兄妹之礼敬酒，但看二人为难，随令红娘接杯。在长亭送别时，老夫人“和长老先行”，让崔莺莺与张生在后，知道两人的情感而回避，这里蕴藏着老夫人对女儿的体谅，也是通情达理的。红娘作为《西厢记》中充满狭义心肠的婢女，她的热情、聪明、率真、豪爽将作品中人物情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升华。她充满正义，面对老夫人的不守信义，一方面表现出对崔莺莺与张生的同情，利用传书信来增进两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常常使娇任性，提防多疑的崔莺莺。尽管如此，红娘的正气凛然，聪明冷静促使两人结合。
三、《西厢记》中女性语言的平民化
元曲在人物语言的表现上，力图表达“取直而不取曲，取理而不取文，取显而不取隐”的写作风格，更是将语言的本色作为创作的典范。如在《西厢记》赖婚中，当红娘问崔莺莺，“敢着小姐和张生结亲呵；怎生不做大筵席，会亲戚朋友，安排小酌为何？”，崔莺莺则回答到“他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老夫人在“赖婚”之后，对于张生的着急，崔莺莺的气愤，“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从来懦。闷杀没头鹅，撇下赔钱货；不争你不成亲呵，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从作品文字中来看，对于“呆头鹅”、“赔钱货”等俗语的使用，既是从崔莺莺这样的相国小姐口中吐出，也透露出她对爱情的急迫心情，更是在此刻对张生的没主意发出生气而怜惜的心情。另外，在“拷红”一段中，对于红娘的大胆拷问，在语言风格上采用通俗易懂的俗语，为张生与崔莺莺的许婚之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诉。元代文人在市井平民的思想影响下，对于戏曲作品的创作与发展，渗透着大量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也成为元杂剧创作的典型。女性在元杂剧作品中的呈现，突破了传统文化下对女性的压抑，也从追求男女平等中，关注和歌颂女性，成为对传统封建道德观念的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齐涛.谈《西厢记》女性形象与元代俗文学[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
[2]龙洁虹.论元杂剧中大家闺秀抗争意识的体现及成因[J].吕梁学院学报，2014（04）.
[3]高淑丽.《西厢记》与《牡丹亭》人物形象比较论[J].名作欣赏，2015（09）.
（作者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关键词西厢记女性形象平民化俗文学
元代文学发展一改传统雅文化的演变风格，将俗文学作为时代主流。如元杂剧优秀作家郑光祖、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等，成为元代杂剧文坛上杰出代表。细究元杂剧文学特点，其剧本多从社会底层人物写起，关注普通市民的生活、情感、审美情趣，也使得俗文学成为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西厢记》作为元代婚恋剧的经典作品，其女性人物形象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元代俗文学产生背景及原因
元代文学发展与当时的蒙古族统治关系密切，对于元杂剧中的平民化思想也具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元代科举制度遭到废除，与其重吏轻儒的用人路线是相关的。大批汉族文人因受到制度的抑制，而被迫流入市井，地位低下，在创作作品中，借助于杂剧、话本等形式来抒写自身的情感、理想。王实甫、关汉卿等人，也经常与市民们在一起，成为其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其创作的作品也多围绕平民百姓展开，尤其是其高深的文学修养在对民间文艺作品的创作中提升了说唱艺术的质量。同时，在元代社会，戏曲作为重要的文化消费性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较大。唐代以后的“胡风”对礼教的影响较大，市民对通俗文学的欣赏更加兴盛，而传统文人习惯的审美态势受到冲击，以文人士大夫创作的文学作品多以诗歌为主，而戏曲则是闲暇时的文学主流。如对男女之情的抒写等冲击着雅文化。元代时期的优伶、伎艺表演活动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成为当时市民的主要消遣方式。宋代以后的戏班主要以杂剧、讲史、诸宫调等通俗文艺作品为主，在元代废除科举后的汉族士子们陷入人格与理想双重失落的年代，大批文人投身于“书会”之列。他们在与下层艺人交流过程中，从自身客观条件和精神束缚中书写情志。正如王国维所言“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广大市民阶层对元杂剧的欣赏，推动了底层社会俗文学的发展，各类市民文艺、形式多样的世俗文学作品被广泛传播，也促进了俗文学创作的繁荣。
二、《西厢记》中女性人物的平民化
对于《西厢记》中的人物生平介绍是杂剧作品的首要任务。崔莺莺作为相国之女，其母在一出场就阐明“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曾经威严的相国夫人，如今却落得只有三四口人的小家。可见，对于家道中落的贵门女性，其地位与《红楼梦》中大观园中养尊处优的贵族女性是截然不同的。在家世败落之际，叛军孙飞虎才敢叫嚣“限三日内将崔莺莺与将军成亲”，而堂堂相国夫人也得指望落魄的张生来邀请守关的白马将军杜确，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失势的封建家庭环境中。我们从《西厢记》中三位不同的女性人物性格来看，崔莺莺是出身贵族的大家闺秀，老夫人曾是治家严谨的封建家长，红娘却是身份卑微的女奴婢，三人身份不同，却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平民女性形象。
先看崔莺莺，从其贵族少年形象的成长经历中，自幼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但却带有强烈的叛逆色彩。面对爱情，她和下层女性一样敢于追求，甚至敢于与封建礼教对抗，这一闪光之处，与其父在安葬时的黯然神伤形成鲜明对比。怨叹是有声的反抗，也是她对青春虚掷的不满，而当其遇到张生时，却大胆的撕毁与郑恒的婚约，自作主张与张申以身相许，来逼迫老夫人成就私约。老夫人作为封建家长，却爱女至深。尽管层多次赖婚，阻止崔莺莺与张生的幸福，但在她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身为平常母亲的爱女之情。从剧本开始对家世的感伤，仍然鼓励红娘引领崔莺莺去佛殿散心；尽管崔莺莺曾偷偷出闺房遭到呵斥，但老夫人仍未限制其自由；在“寺警”中，老夫人痛心自己的女儿，在赖婚酒席上，下令让崔莺莺与张生以兄妹之礼敬酒，但看二人为难，随令红娘接杯。在长亭送别时，老夫人“和长老先行”，让崔莺莺与张生在后，知道两人的情感而回避，这里蕴藏着老夫人对女儿的体谅，也是通情达理的。红娘作为《西厢记》中充满狭义心肠的婢女，她的热情、聪明、率真、豪爽将作品中人物情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升华。她充满正义，面对老夫人的不守信义，一方面表现出对崔莺莺与张生的同情，利用传书信来增进两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又常常使娇任性，提防多疑的崔莺莺。尽管如此，红娘的正气凛然，聪明冷静促使两人结合。
三、《西厢记》中女性语言的平民化
元曲在人物语言的表现上，力图表达“取直而不取曲，取理而不取文，取显而不取隐”的写作风格，更是将语言的本色作为创作的典范。如在《西厢记》赖婚中，当红娘问崔莺莺，“敢着小姐和张生结亲呵；怎生不做大筵席，会亲戚朋友，安排小酌为何？”，崔莺莺则回答到“他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老夫人在“赖婚”之后，对于张生的着急，崔莺莺的气愤，“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从来懦。闷杀没头鹅，撇下赔钱货；不争你不成亲呵，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从作品文字中来看，对于“呆头鹅”、“赔钱货”等俗语的使用，既是从崔莺莺这样的相国小姐口中吐出，也透露出她对爱情的急迫心情，更是在此刻对张生的没主意发出生气而怜惜的心情。另外，在“拷红”一段中，对于红娘的大胆拷问，在语言风格上采用通俗易懂的俗语，为张生与崔莺莺的许婚之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诉。元代文人在市井平民的思想影响下，对于戏曲作品的创作与发展，渗透着大量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也成为元杂剧创作的典型。女性在元杂剧作品中的呈现，突破了传统文化下对女性的压抑，也从追求男女平等中，关注和歌颂女性，成为对传统封建道德观念的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齐涛.谈《西厢记》女性形象与元代俗文学[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
[2]龙洁虹.论元杂剧中大家闺秀抗争意识的体现及成因[J].吕梁学院学报，2014（04）.
[3]高淑丽.《西厢记》与《牡丹亭》人物形象比较论[J].名作欣赏，2015（09）.
（作者单位：郑州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