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金圣叹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观念，不仅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独特价值与审美性质，而且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做文与做人的统一。
关键词：金圣叹；“锦心绣口”说；“文成于难”说；审美价值
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号圣叹，是清代最为杰出的小说理论批评家。他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对于文学创作和鉴赏的见解、对于小说、诗文、戏曲的评点都极富见地，发人深思，不但提高了小说、戏曲的地位，而且字里行间还流露着独有的才气与精妙，高视一切而又个性鲜明，才与识并在，胆与力共存，令后人读其书而身临其境，读其书而思绪万千，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而这一切，都缘于金圣叹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成一家之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观念。正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言：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在此，金圣叹首先指出了《水浒传》与《史记》成书的不同，肯定了“锦心绣口”说的重要作用是“不谬于圣人”，对于把《水浒传》的成书原因说成“发愤著书”说则表示不予赞同。但进一步发掘金圣叹此番话的深意，我们发现，金圣叹并不只是强调作家的“饱暖无事”与“心闲”，也不是提倡作家在毫无所触的基础上只靠自己的“锦心绣口”就可创作出动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华章来，而是对“发愤著书”说表现出极深切的关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创作的艰辛与痛苦，即“文成于难”说。金圣叹不仅在《读第五才子书法·楔子》中说：“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心胸有何等冤苦而为此设言”，特意强调作家在创作中所经受的艰难与痛苦，而且在《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中进一步地说明了创作过程的艰辛与身心上所遭受的苦痛，他说：“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在这里，金圣叹着力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才子”，无疑他对于代表“文成于难”说的那些才子们及其创作作品是给予高度赞扬的。由此，
“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相反相成而又互动生成，二者贯穿于金圣叹文学评点的始终，正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才造就了金圣叹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风格。
一、“锦心绣口”说的内涵、形成与价值
金圣叹在充分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于言志说、缘情说、神韵说、境界说、“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创造性地提出的“锦心绣口”说。他抽取唐代柳宗元在《乞巧文》中所提及的“锦心绣口”，即“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经过自己的高超处理与运用，一跃而成为诗文评点的指导性文学观念。在其倾注毕生心血的《浒传》评点中，诸如“锦心”、“绣手”、“锦绣”等词语出现的频率极高，如“上下前后，诏书居中，锦心绣口，随笔成妙”、“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才解说道好”等，不胜枚举。综合来说，“锦心绣口”说就是发于心，形于口，重视文学的审美愉悦，强调作家才气在文学文本中的展示，着力对于文章字法、句法和章法的运用和细读，注重创作过程中的心“闲”与“闲来之笔”。
“锦心绣口”说的形成不仅与儒家、道家、魏晋玄学等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也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是金圣叹处于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晚明时代狂放的整体社会思潮使得他虽学识渊博却屡屡仕途失意，他在超越现实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用审美眼光重新审视《水浒》，从“如锦”的精美文章中得以娱情，认为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为“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这就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表现出对于“情”的关注，以赋诗做文为戏玩。根据钟嗣成的《录鬼簿》对施惠的记载和《水浒传》的描述，不难看出，施耐庵作为衣食无忧的才俊，既不需通过编创杂剧、话本来追名逐利，又无益于科考应试而加官进爵，而是对以文章为戏玩的论点和实践投入了很对的精力，从而创作出令后人景仰的作品。《水浒传》是宋代全景扫描，表现了诸多思想的共存狂欢。金圣叹对三教九流思想的兼收并蓄，对时代万象的伫中玄览，对《论语》、《周易》、《庄子》、《史记》、《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代野史笔记、元杂剧等历史文化典籍的超强记忆、持续玩味和深刻领悟，使金圣叹的文学观呈现出独特特性——注重文学审美娱乐性。例如，他在评点《水浒传》第39回中宋江被江州知府问斩时说：“偏是急杀人事，偏要故意细细写出，以惊吓读者，斯作者快活也。”这就从作家主体角度，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还有，金圣叹在《水浒传》第14回中感叹到：“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他肯定了作家著书自娱，充实生活，善待生命。评点《西厢记》时他又说：“夫我之恸哭古人，则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消遣”是内心获得平衡慰藉，愉悦满足。
金圣叹说：“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他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锦心绣口”说对清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毛宗岗评点(仨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显现出对于金圣叹这一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对此，叶朗曾说过：“从小说美学的理论来看，毛宗岗的新的创造并不多。他的主要贡献，是把金圣叹小说美学中关于叙事方法(包括人物塑造的方法)的理论加以发挥，使之条理化，从而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影响。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宗岗是金圣叹小说美学的发挥者、推广者和宣传者。”此外，金圣叹的“锦心绣口”说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十分关注读者对于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他提出读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阐释，不必尽与作者之“初心”相同：
“我真不知作《西厢记》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设其果如是，谓之今日始见牺厢记》可；其果不如是，谓之前日之见《西厢记》，今日又别见圣叹《西厢记》可。总之，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我实何曾为彼古人致其砣砣之力也哉!”在这种以读者的接受和感受为主的文学观念下，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的丰富含义也不能单纯由创作者来决定，而是创作者与接受者的二度创作的智慧结晶。因此，在《第六才子书·读法》中，自负地说道：“圣叹批 《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
金圣叹以“锦心绣口”为中心的文学观，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置于突出地位，“文载道”、“诗言志”的传统文学观让位于注重审美性、艺术性的文学观。他的评点文字无所拘束，特立独行；他重视作家创作“出其珠玉锦绣之心”，好文章如锦如绣，读者在“一片锦绣”中实现审美愉悦，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和鉴赏都大有裨益。
二、“文成于难”说的内涵、形成与价值
金圣叹在其所评点的文学文本中，十分重视创作者和读者的“才”，被其评点的作家都被称为“才子”。但他认为，真正的才子，在创作时都要经历一个异常艰辛的过程，即便是满腹经纶的李白亦是如此。因为人们看到的只是临赋之时洋洋洒洒、泼墨淋漓的李白，其创作看似轻而易举、唾手可得，实际上却是“苦辣酸甜，其难万状”。金圣叹说，才子著书，需要“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尔后得脱于稿”金圣叹认为，
“才子”之所以能成其为“才子”，是因为他敢于从难处着笔，能够独辟蹊径，从而使自己的才华得以彰显。在《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4l回回评中，金圣叹说：“不阁笔，不卷纸，不停墨，未见其有穷奇尽变出妙入神之文也。笔欲下而仍阁，纸欲舒而仍卷，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尽，而吾之髯断，而吾之目睦，而吾之腹痛，而鬼神来助，而风云忽通，而后奇则真奇，变则真变，妙则真妙，神则真神也。”。综合来说，“文成于难”说就是充分考虑到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所处的复杂环境，强调创作过程的艰辛，要求创作者和鉴赏者要设身处地去融人各’自的创作和鉴赏境界。“文成于难”说的形成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共同造就的。
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他指出“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优秀的作品是作家“以鸿钧之心，造化为手，阴阳为笔，万象为墨”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创造来的结果。他认为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王实甫等的文学才能体现在各自作品的每个环节，从构思到立局，从逐句到安定，都惨淡经营，苦中作乐。同时，金又对上述思想作了发挥，认为文学天才要做到“才”“笔”“力”统一。“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也，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夫非非常之才，无以构其思也；非非常之笔，无以搞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无以副其笔也。”笔是创作规律和表现手法，力是艺术创作的魄力，有力故能产生独特的艺术构思，加上创作随机过程中表现、再现的手法，作品方获艺术生命。没有这种才学的积淀，没有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和历练，就创作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在《与熊素波如澜》一文中，金圣叹说“弟自幼闻海上采珊瑚者，其先必深信此海当有珊瑚，则预沉铁网其下，凡若干年，以侯珊瑚新枝渐长过网，而后乃令集众尽力，举网出海，而珊瑚遂毕举也。唐律诗一二，正犹是矣。凡遇一题，不论大小，其犹海也。生熟睹之，如何当有起句，其犹深信海之有珊瑚处也。因而以博大精深之思为网，直入题中尽意躇蹋，其犹沉海若干年也。既得其理，然后奋笔书之，其犹集众尽力举网出海也。书之而掷于四筵之人读之，无不卓然以惊，其犹珊瑚之出海聚然也。”在此，他指出了只有“沉海若干年”之后才能创作出令人“卓然以惊”的作品来。
从鉴赏者的角度来看，金圣叹要求读者在阅读和批评的过程中要以真实的情感和体验去体悟作品中的人和事物，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急人物之所急，痛人物之所痛，悲人物之所悲，喜人物之所喜。倘若不如此，就不能体会到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就不能与文本的原意或期待的原意相吻合，就不能写出令自己激动不已、虽痛哭流涕而实现审美愉睫的鉴赏文章来。因而，对于鉴赏者来说，同样也会有“文成于难”的体验。他曾自述他读《西厢记》时“他不愀人待怎生”的情感反应：
“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又迷，迷人于此又悟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此外，他在描述评点《水浒传》第10回中感受时说：“至后半写林武师店中饮酒，笔笔如奇鬼，森森然欲来搏人，虽坐阁中读之，不能拍案叫哭也”。第16回：“忽然翻出何清报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无兄弟人读之心伤，有兄弟人读之又心伤”。第48回：“我年虽幼，而眷属凋伤独为至多，骤读此言，不觉泪下”。
金圣叹重视“文成于难”，其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优秀的作品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创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艰苦而漫长，并不只是心锦口绣就能写出感人的篇章，他需要“才子”们的呕心沥血、发愤著书和穷愁著书。
三、“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的互动生成及价值
一般来说，人们在论述“锦心绣口”说的时候，大多认为“锦心绣口”说多是在论述作家在闲来之时的以谈笑为戏玩。其实不然，金圣叹把“文成于难”和作家之“才”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用意就在于，一切优秀的作品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创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艰苦而漫长，是需要创作者敢于从难处落笔，不避险路，使其才力展现出来。正如李渔所说：“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做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日：‘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这就充分认识到，
“锦心绣口”之文需要有才之人才能为之，但倘若只是一味地逞才、显才、以谈笑为戏玩，终究也不会创作出独具创作者慧心又能让读者慧眼识出的文章来。因而，只有把“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流传千古的文章。
“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特殊性与审美性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独特价值与审美性质，而且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做文与做人的统一。文章需要“锦心绣口”与“文成于难”，人生同样如此。当心情愉悦、一帆风顺之时，就可用“锦心绣口”去体验人生的欢乐和情趣，让人们体会到人生的五彩缤纷与丰富多彩；而当人生失意、顿感生命易逝之时，就可用“文成于难”去平衡自己的心中的不平与苦痛，从有限的生命中去寻求无限的价值。如他在《水浒传》第14回回评借阮氏之言就可印证这一点：“阮氏之言日：‘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尽乎言矣。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髋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者，亦有几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终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于三阮名姓，深致叹焉：日‘立地太岁’，日‘活阎罗’，中间则日‘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因而，“从吾所好”、“著书自娱”却又不忘却“冤苦”与困难既是他的文学观念，亦是他的人生理念，“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纵酒著书金圣叹，才名千古不沉沦”，当给后世人以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和文学上的极美享受。
关键词：金圣叹；“锦心绣口”说；“文成于难”说；审美价值
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号圣叹，是清代最为杰出的小说理论批评家。他对于宇宙、人生的思考、对于文学创作和鉴赏的见解、对于小说、诗文、戏曲的评点都极富见地，发人深思，不但提高了小说、戏曲的地位，而且字里行间还流露着独有的才气与精妙，高视一切而又个性鲜明，才与识并在，胆与力共存，令后人读其书而身临其境，读其书而思绪万千，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而这一切，都缘于金圣叹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自成一家之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以“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观念。正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言：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在此，金圣叹首先指出了《水浒传》与《史记》成书的不同，肯定了“锦心绣口”说的重要作用是“不谬于圣人”，对于把《水浒传》的成书原因说成“发愤著书”说则表示不予赞同。但进一步发掘金圣叹此番话的深意，我们发现，金圣叹并不只是强调作家的“饱暖无事”与“心闲”，也不是提倡作家在毫无所触的基础上只靠自己的“锦心绣口”就可创作出动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华章来，而是对“发愤著书”说表现出极深切的关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创作的艰辛与痛苦，即“文成于难”说。金圣叹不仅在《读第五才子书法·楔子》中说：“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心胸有何等冤苦而为此设言”，特意强调作家在创作中所经受的艰难与痛苦，而且在《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中进一步地说明了创作过程的艰辛与身心上所遭受的苦痛，他说：“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在这里，金圣叹着力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才子”，无疑他对于代表“文成于难”说的那些才子们及其创作作品是给予高度赞扬的。由此，
“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相反相成而又互动生成，二者贯穿于金圣叹文学评点的始终，正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才造就了金圣叹独具一格的文学批评风格。
一、“锦心绣口”说的内涵、形成与价值
金圣叹在充分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于言志说、缘情说、神韵说、境界说、“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创造性地提出的“锦心绣口”说。他抽取唐代柳宗元在《乞巧文》中所提及的“锦心绣口”，即“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经过自己的高超处理与运用，一跃而成为诗文评点的指导性文学观念。在其倾注毕生心血的《浒传》评点中，诸如“锦心”、“绣手”、“锦绣”等词语出现的频率极高，如“上下前后，诏书居中，锦心绣口，随笔成妙”、“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才解说道好”等，不胜枚举。综合来说，“锦心绣口”说就是发于心，形于口，重视文学的审美愉悦，强调作家才气在文学文本中的展示，着力对于文章字法、句法和章法的运用和细读，注重创作过程中的心“闲”与“闲来之笔”。
“锦心绣口”说的形成不仅与儒家、道家、魏晋玄学等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也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是金圣叹处于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晚明时代狂放的整体社会思潮使得他虽学识渊博却屡屡仕途失意，他在超越现实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用审美眼光重新审视《水浒》，从“如锦”的精美文章中得以娱情，认为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为“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这就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表现出对于“情”的关注，以赋诗做文为戏玩。根据钟嗣成的《录鬼簿》对施惠的记载和《水浒传》的描述，不难看出，施耐庵作为衣食无忧的才俊，既不需通过编创杂剧、话本来追名逐利，又无益于科考应试而加官进爵，而是对以文章为戏玩的论点和实践投入了很对的精力，从而创作出令后人景仰的作品。《水浒传》是宋代全景扫描，表现了诸多思想的共存狂欢。金圣叹对三教九流思想的兼收并蓄，对时代万象的伫中玄览，对《论语》、《周易》、《庄子》、《史记》、《世说新语》、唐人传奇、宋代野史笔记、元杂剧等历史文化典籍的超强记忆、持续玩味和深刻领悟，使金圣叹的文学观呈现出独特特性——注重文学审美娱乐性。例如，他在评点《水浒传》第39回中宋江被江州知府问斩时说：“偏是急杀人事，偏要故意细细写出，以惊吓读者，斯作者快活也。”这就从作家主体角度，强调了文学的娱乐功能。还有，金圣叹在《水浒传》第14回中感叹到：“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他肯定了作家著书自娱，充实生活，善待生命。评点《西厢记》时他又说：“夫我之恸哭古人，则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消遣”是内心获得平衡慰藉，愉悦满足。
金圣叹说：“后之人必好读书。读书者必仗光明。光明者，照耀其书所以得读者也。我请得为光明以照耀其书而以为赠之……”他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其“锦心绣口”说对清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毛宗岗评点(仨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都显现出对于金圣叹这一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对此，叶朗曾说过：“从小说美学的理论来看，毛宗岗的新的创造并不多。他的主要贡献，是把金圣叹小说美学中关于叙事方法(包括人物塑造的方法)的理论加以发挥，使之条理化，从而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影响。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宗岗是金圣叹小说美学的发挥者、推广者和宣传者。”此外，金圣叹的“锦心绣口”说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十分关注读者对于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他提出读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阐释，不必尽与作者之“初心”相同：
“我真不知作《西厢记》者之初心，其果如是其果不如是也。设其果如是，谓之今日始见牺厢记》可；其果不如是，谓之前日之见《西厢记》，今日又别见圣叹《西厢记》可。总之，我自欲与后人少作周旋，我实何曾为彼古人致其砣砣之力也哉!”在这种以读者的接受和感受为主的文学观念下，创作者所创作的作品的丰富含义也不能单纯由创作者来决定，而是创作者与接受者的二度创作的智慧结晶。因此，在《第六才子书·读法》中，自负地说道：“圣叹批 《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
金圣叹以“锦心绣口”为中心的文学观，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置于突出地位，“文载道”、“诗言志”的传统文学观让位于注重审美性、艺术性的文学观。他的评点文字无所拘束，特立独行；他重视作家创作“出其珠玉锦绣之心”，好文章如锦如绣，读者在“一片锦绣”中实现审美愉悦，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和鉴赏都大有裨益。
二、“文成于难”说的内涵、形成与价值
金圣叹在其所评点的文学文本中，十分重视创作者和读者的“才”，被其评点的作家都被称为“才子”。但他认为，真正的才子，在创作时都要经历一个异常艰辛的过程，即便是满腹经纶的李白亦是如此。因为人们看到的只是临赋之时洋洋洒洒、泼墨淋漓的李白，其创作看似轻而易举、唾手可得，实际上却是“苦辣酸甜，其难万状”。金圣叹说，才子著书，需要“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尔后得脱于稿”金圣叹认为，
“才子”之所以能成其为“才子”，是因为他敢于从难处着笔，能够独辟蹊径，从而使自己的才华得以彰显。在《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4l回回评中，金圣叹说：“不阁笔，不卷纸，不停墨，未见其有穷奇尽变出妙入神之文也。笔欲下而仍阁，纸欲舒而仍卷，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尽，而吾之髯断，而吾之目睦，而吾之腹痛，而鬼神来助，而风云忽通，而后奇则真奇，变则真变，妙则真妙，神则真神也。”。综合来说，“文成于难”说就是充分考虑到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所处的复杂环境，强调创作过程的艰辛，要求创作者和鉴赏者要设身处地去融人各’自的创作和鉴赏境界。“文成于难”说的形成是创作者和鉴赏者共同造就的。
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他指出“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优秀的作品是作家“以鸿钧之心，造化为手，阴阳为笔，万象为墨”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创造来的结果。他认为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施耐庵、王实甫等的文学才能体现在各自作品的每个环节，从构思到立局，从逐句到安定，都惨淡经营，苦中作乐。同时，金又对上述思想作了发挥，认为文学天才要做到“才”“笔”“力”统一。“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也，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夫非非常之才，无以构其思也；非非常之笔，无以搞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无以副其笔也。”笔是创作规律和表现手法，力是艺术创作的魄力，有力故能产生独特的艺术构思，加上创作随机过程中表现、再现的手法，作品方获艺术生命。没有这种才学的积淀，没有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和历练，就创作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在《与熊素波如澜》一文中，金圣叹说“弟自幼闻海上采珊瑚者，其先必深信此海当有珊瑚，则预沉铁网其下，凡若干年，以侯珊瑚新枝渐长过网，而后乃令集众尽力，举网出海，而珊瑚遂毕举也。唐律诗一二，正犹是矣。凡遇一题，不论大小，其犹海也。生熟睹之，如何当有起句，其犹深信海之有珊瑚处也。因而以博大精深之思为网，直入题中尽意躇蹋，其犹沉海若干年也。既得其理，然后奋笔书之，其犹集众尽力举网出海也。书之而掷于四筵之人读之，无不卓然以惊，其犹珊瑚之出海聚然也。”在此，他指出了只有“沉海若干年”之后才能创作出令人“卓然以惊”的作品来。
从鉴赏者的角度来看，金圣叹要求读者在阅读和批评的过程中要以真实的情感和体验去体悟作品中的人和事物，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急人物之所急，痛人物之所痛，悲人物之所悲，喜人物之所喜。倘若不如此，就不能体会到创作者的良苦用心，就不能与文本的原意或期待的原意相吻合，就不能写出令自己激动不已、虽痛哭流涕而实现审美愉睫的鉴赏文章来。因而，对于鉴赏者来说，同样也会有“文成于难”的体验。他曾自述他读《西厢记》时“他不愀人待怎生”的情感反应：
“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此真活人于此可死，死人于此可活，悟人于此又迷，迷人于此又悟也。不知此日圣叹是死是活，是迷是悟，总之悄然一卧至三四日，不茶不饭，不言不语，如石沉海，如火灭尽者”。此外，他在描述评点《水浒传》第10回中感受时说：“至后半写林武师店中饮酒，笔笔如奇鬼，森森然欲来搏人，虽坐阁中读之，不能拍案叫哭也”。第16回：“忽然翻出何清报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无兄弟人读之心伤，有兄弟人读之又心伤”。第48回：“我年虽幼，而眷属凋伤独为至多，骤读此言，不觉泪下”。
金圣叹重视“文成于难”，其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了优秀的作品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创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艰苦而漫长，并不只是心锦口绣就能写出感人的篇章，他需要“才子”们的呕心沥血、发愤著书和穷愁著书。
三、“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的互动生成及价值
一般来说，人们在论述“锦心绣口”说的时候，大多认为“锦心绣口”说多是在论述作家在闲来之时的以谈笑为戏玩。其实不然，金圣叹把“文成于难”和作家之“才”紧密地联系起来，其用意就在于，一切优秀的作品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创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艰苦而漫长，是需要创作者敢于从难处落笔，不避险路，使其才力展现出来。正如李渔所说：“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做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日：‘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这就充分认识到，
“锦心绣口”之文需要有才之人才能为之，但倘若只是一味地逞才、显才、以谈笑为戏玩，终究也不会创作出独具创作者慧心又能让读者慧眼识出的文章来。因而，只有把“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流传千古的文章。
“锦心绣口”说与“文成于难”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从方法论的角度给我们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特殊性与审美性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独特价值与审美性质，而且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做文与做人的统一。文章需要“锦心绣口”与“文成于难”，人生同样如此。当心情愉悦、一帆风顺之时，就可用“锦心绣口”去体验人生的欢乐和情趣，让人们体会到人生的五彩缤纷与丰富多彩；而当人生失意、顿感生命易逝之时，就可用“文成于难”去平衡自己的心中的不平与苦痛，从有限的生命中去寻求无限的价值。如他在《水浒传》第14回回评借阮氏之言就可印证这一点：“阮氏之言日：‘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尽乎言矣。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髋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者，亦有几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终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于三阮名姓，深致叹焉：日‘立地太岁’，日‘活阎罗’，中间则日‘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因而，“从吾所好”、“著书自娱”却又不忘却“冤苦”与困难既是他的文学观念，亦是他的人生理念，“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纵酒著书金圣叹，才名千古不沉沦”，当给后世人以精神上的巨大震撼和文学上的极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