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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讲求合作性，鼓励人们去冒险，
挖掘自我表达的能力——这在科学
与人文艺术领域都至关重要
仿雅典神庙的蓝色新古典建筑的外墙上，挂着当晚执棒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的委内瑞拉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的巨幅海报。这座落成于1926年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就是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礼和诺奖音乐会的举办之地。
我记得上一次来这里还是夏天，前面的跳蚤市场、蔬果市集上人头涌涌，一街的露天咖啡馆全部满座。进入音乐厅，需要小心绕过坐满露天台阶的人群。这次虽已入冬，但音乐厅前的市集熙攘依旧，卖新鲜蔬果的、衣服鞋帽的，当然更少不了卖圣诞饰物的应景摊档，热闹而充满节日气氛。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之前一个星期，对于斯德哥尔摩来说是约定俗成的“诺贝尔周”。尽管诺奖是颁给顶尖精英的奖项，全城市民却似乎都沉浸在节庆气氛中。在斯德哥尔摩老城，你会见到不少商店以“诺贝尔周”为名做打折活动。
说起老城的诺奖血脉，不可不提1722年开业至今的老酒馆“金色和平”。18世纪中叶，红极一时的瑞典诗人、音乐家卡尔·迈克尔·贝尔曼常與乐手朋友们来喝一杯，然后弹着鲁特琴唱歌，“金色和平”也出现在他写的几首诗篇中。拿破仑军队席卷欧洲时，有瑞典“饮酒歌之父”之称的J·D·瓦勒列斯是“金色和平”的常客，他出版的一本“饮酒歌谣”中有这么一首打油诗：
长官大人们心怀壮志，为家国和平操碎了心
可在和平来临之前，
相信我，我会先到“金色和平”去
而曾将“金色和平”从倒闭的边缘拯救回来的艺术家佐恩，在遗嘱中指明将“金色和平”馈赠给瑞典学院。这开启了一项持续至今的传统：位于餐馆二层的“贝尔曼楼”，是瑞典学院18名院士每周四例会后的用餐之地。靠墙的玻璃柜子里，放着18个酒杯，每个杯子上刻有编号。这是院士们的专用酒杯。
诺贝尔奖音乐会这样的庆典，自然也少不了饮酒。中场休息时，大堂、中庭处都变成临时酒吧，为宾客们提供气泡酒。不喝酒的我在大厅内外逛了逛，发现中庭各个角落、舞台上都摆放着比平时多一倍的鲜花。一问，原来这些鲜花是当日从意大利小城圣雷莫加急快递到斯德哥尔摩来的。而这颇有象征意义：圣雷莫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度过晚年的地方，他孤独离世时身处的“诺贝尔别墅”，如今成了各国游客慕名的景点。
由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与王后希尔维亚会出席诺奖音乐会，观众需提前入场。国王与一身深红裙装的王后落座在二楼正对舞台的皇家包厢之内，全场起立，齐唱瑞典皇家颂歌《国王之歌》。这首颂歌是作曲家奥托·林德布拉德和词作家卡尔·索特兰德伯格1844年为瑞典国王奥斯卡一世而作，并于同年首演，从此每逢国王出席的场合，瑞典民众都会齐唱此歌。
与瑞典王室成员一同入座的是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总监斯蒂凡·浮士伯格。斯蒂凡负责每年的诺奖音乐会组织工作，他曾告诉我，音乐会的举办时间一定是12月8日，风雨不改。由于每年诺奖要到10月才公布，音乐会经常来不及做出及时的反应和配合。莫言获奖那年，斯蒂凡想找适合的传统或当代中国音乐，可惜没找到。他还告诉我，诺奖音乐会除了邀请全球知名的艺术家，也希望请到新生代青年音乐家。过去，他就曾邀请中国的钢琴家郎朗和小提琴家陈锐参演。
音乐会开始之前，委内瑞拉指挥家杜达梅尔用带有浓重西班牙口音的英文致辞。这位生于1981年、外表狂野的年轻指挥家，是委内瑞拉闻名全球的“音乐救助计划”最成功的范本。
创办“音乐救助体系”的阿布雷乌曾经说，在委内瑞拉宪法里，文化权与生命权是平等的。“音乐救助计划”的创办初衷，是要帮助孩子们彻底实现这些权利。阿布雷乌认为，音乐能产生道德与社会效应，“抵制一切有可能摧毁人类的恶习”。这套“音乐救助计划”，让欧美各国纷纷效仿。
自2004年折桂马勒指挥大赛以来，杜达梅尔就以没有成规的指挥动作与激情，成为全球古典乐坛的异数，并旋风式成名。从8年前开始，他一直担任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但他每年都会为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留出半年时间——最初他就从这个乐团走出的。
在12月8日的诺奖音乐会之前，杜达梅尔曾执棒一个名为“未来”的管弦乐团。这个乐团的成员来自五大洲的12个国家，他们全都加入了“音乐救助计划”。
杜达梅尔在致辞中说，在今日现代化、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发展与经济竞争之下，人文主义教育的空间十分狭窄，但艺术与科学其实是相通的。“音乐讲求合作性；音乐鼓励人们去冒险，挖掘自我表达的能力——这在科学与人文艺术领域的发展中都至关重要，而科学与艺术就相遇在此处。”因此，他认为，作为全球人类创造力和创新象征的诺贝尔奖，同样可以作为人文艺术积极作用的象征。
诺奖音乐会的时间比一场普通音乐会要短，曲目就两部：莫扎特的最后一部交响曲——第41号“朱庇特”交响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两部作品都是受大自然的启发而诞生的，因此可以被视作“艺术与科学是统一的”之象征。两部作品的主题都与成就斐然的个体与英雄有关，杜达梅尔藉此向诺奖得主致敬。
曾担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10年的学者贺拉斯·恩格道尔告诉我，古典文化在今天属于极小众的范畴，瑞典学院的院士早已没有了上世纪60年代时如同天际星辰那样高远的地位。在他看来，以前精英文化被视为金字塔的顶端，人人向往之。而现在，精英文化逐渐消失，各种“亚文化”就像一个个岛屿，彼此平行。这就是民主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也因此，坚持举办诺贝尔奖音乐会，并请当年的诺奖得主出席，意义不言自喻。
来参加音乐会的观众并非平常会买票进音乐厅的音乐爱好者，这从乐章之间频繁的掌声可以明显看出。与其说音乐是主角，不如说，人们更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仪式感。
2008年我在北京看过杜达梅尔的现场演出，换到今日的斯德哥尔摩，我看到他的指挥风格内敛，精简了不少，但不变的是他谦卑的态度。返场谢幕时，他不像其他指挥家那样踏上指挥台接受喝彩，而是隐身在乐手身后，将风头让给了乐团。
挖掘自我表达的能力——这在科学
与人文艺术领域都至关重要
仿雅典神庙的蓝色新古典建筑的外墙上，挂着当晚执棒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的委内瑞拉指挥家古斯塔夫·杜达梅尔的巨幅海报。这座落成于1926年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就是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礼和诺奖音乐会的举办之地。
我记得上一次来这里还是夏天，前面的跳蚤市场、蔬果市集上人头涌涌，一街的露天咖啡馆全部满座。进入音乐厅，需要小心绕过坐满露天台阶的人群。这次虽已入冬，但音乐厅前的市集熙攘依旧，卖新鲜蔬果的、衣服鞋帽的，当然更少不了卖圣诞饰物的应景摊档，热闹而充满节日气氛。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之前一个星期，对于斯德哥尔摩来说是约定俗成的“诺贝尔周”。尽管诺奖是颁给顶尖精英的奖项，全城市民却似乎都沉浸在节庆气氛中。在斯德哥尔摩老城，你会见到不少商店以“诺贝尔周”为名做打折活动。
说起老城的诺奖血脉，不可不提1722年开业至今的老酒馆“金色和平”。18世纪中叶，红极一时的瑞典诗人、音乐家卡尔·迈克尔·贝尔曼常與乐手朋友们来喝一杯，然后弹着鲁特琴唱歌，“金色和平”也出现在他写的几首诗篇中。拿破仑军队席卷欧洲时，有瑞典“饮酒歌之父”之称的J·D·瓦勒列斯是“金色和平”的常客，他出版的一本“饮酒歌谣”中有这么一首打油诗：
长官大人们心怀壮志，为家国和平操碎了心
可在和平来临之前，
相信我，我会先到“金色和平”去
而曾将“金色和平”从倒闭的边缘拯救回来的艺术家佐恩，在遗嘱中指明将“金色和平”馈赠给瑞典学院。这开启了一项持续至今的传统：位于餐馆二层的“贝尔曼楼”，是瑞典学院18名院士每周四例会后的用餐之地。靠墙的玻璃柜子里，放着18个酒杯，每个杯子上刻有编号。这是院士们的专用酒杯。
诺贝尔奖音乐会这样的庆典，自然也少不了饮酒。中场休息时，大堂、中庭处都变成临时酒吧，为宾客们提供气泡酒。不喝酒的我在大厅内外逛了逛，发现中庭各个角落、舞台上都摆放着比平时多一倍的鲜花。一问，原来这些鲜花是当日从意大利小城圣雷莫加急快递到斯德哥尔摩来的。而这颇有象征意义：圣雷莫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度过晚年的地方，他孤独离世时身处的“诺贝尔别墅”，如今成了各国游客慕名的景点。
由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与王后希尔维亚会出席诺奖音乐会，观众需提前入场。国王与一身深红裙装的王后落座在二楼正对舞台的皇家包厢之内，全场起立，齐唱瑞典皇家颂歌《国王之歌》。这首颂歌是作曲家奥托·林德布拉德和词作家卡尔·索特兰德伯格1844年为瑞典国王奥斯卡一世而作，并于同年首演，从此每逢国王出席的场合，瑞典民众都会齐唱此歌。
与瑞典王室成员一同入座的是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总监斯蒂凡·浮士伯格。斯蒂凡负责每年的诺奖音乐会组织工作，他曾告诉我，音乐会的举办时间一定是12月8日，风雨不改。由于每年诺奖要到10月才公布，音乐会经常来不及做出及时的反应和配合。莫言获奖那年，斯蒂凡想找适合的传统或当代中国音乐，可惜没找到。他还告诉我，诺奖音乐会除了邀请全球知名的艺术家，也希望请到新生代青年音乐家。过去，他就曾邀请中国的钢琴家郎朗和小提琴家陈锐参演。
音乐会开始之前，委内瑞拉指挥家杜达梅尔用带有浓重西班牙口音的英文致辞。这位生于1981年、外表狂野的年轻指挥家，是委内瑞拉闻名全球的“音乐救助计划”最成功的范本。
创办“音乐救助体系”的阿布雷乌曾经说，在委内瑞拉宪法里，文化权与生命权是平等的。“音乐救助计划”的创办初衷，是要帮助孩子们彻底实现这些权利。阿布雷乌认为，音乐能产生道德与社会效应，“抵制一切有可能摧毁人类的恶习”。这套“音乐救助计划”，让欧美各国纷纷效仿。
自2004年折桂马勒指挥大赛以来，杜达梅尔就以没有成规的指挥动作与激情，成为全球古典乐坛的异数，并旋风式成名。从8年前开始，他一直担任洛杉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但他每年都会为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留出半年时间——最初他就从这个乐团走出的。
在12月8日的诺奖音乐会之前，杜达梅尔曾执棒一个名为“未来”的管弦乐团。这个乐团的成员来自五大洲的12个国家，他们全都加入了“音乐救助计划”。
杜达梅尔在致辞中说，在今日现代化、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发展与经济竞争之下，人文主义教育的空间十分狭窄，但艺术与科学其实是相通的。“音乐讲求合作性；音乐鼓励人们去冒险，挖掘自我表达的能力——这在科学与人文艺术领域的发展中都至关重要，而科学与艺术就相遇在此处。”因此，他认为，作为全球人类创造力和创新象征的诺贝尔奖，同样可以作为人文艺术积极作用的象征。
诺奖音乐会的时间比一场普通音乐会要短，曲目就两部：莫扎特的最后一部交响曲——第41号“朱庇特”交响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两部作品都是受大自然的启发而诞生的，因此可以被视作“艺术与科学是统一的”之象征。两部作品的主题都与成就斐然的个体与英雄有关，杜达梅尔藉此向诺奖得主致敬。
曾担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10年的学者贺拉斯·恩格道尔告诉我，古典文化在今天属于极小众的范畴，瑞典学院的院士早已没有了上世纪60年代时如同天际星辰那样高远的地位。在他看来，以前精英文化被视为金字塔的顶端，人人向往之。而现在，精英文化逐渐消失，各种“亚文化”就像一个个岛屿，彼此平行。这就是民主化所要付出的代价：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处于绝对垄断地位。也因此，坚持举办诺贝尔奖音乐会，并请当年的诺奖得主出席，意义不言自喻。
来参加音乐会的观众并非平常会买票进音乐厅的音乐爱好者，这从乐章之间频繁的掌声可以明显看出。与其说音乐是主角，不如说，人们更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仪式感。
2008年我在北京看过杜达梅尔的现场演出，换到今日的斯德哥尔摩，我看到他的指挥风格内敛，精简了不少，但不变的是他谦卑的态度。返场谢幕时，他不像其他指挥家那样踏上指挥台接受喝彩，而是隐身在乐手身后，将风头让给了乐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