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受聘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第一要务就是“动手动脚”去找人，延聘国学研究领域的顶尖高手，钱穆首先进入他的视野。
　　出生于1895年的钱穆，字宾四，传为吴越太祖武肃王嫡系后代，是那个时代自学成才的励志榜样。后人评价说：“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一生从未上过大学，更未出洋留学，完全靠自学成为名家，由乡村小学教师、中学教师走向大学讲台，成为大学教授、名教授，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顾颉刚与钱穆相识于1929年春夏之交的四五月份，那时候顾颉刚请假离开广州中山大学，带着家人由香港返回苏州，钱穆正在苏州中学任国文教员，主讲“国学概论”。4月15日，应苏州中学邀请，顾颉刚前往演说，题目是《对于苏州男女中学的史学同志的几个希望》，这是钱与顾的第一次会面。当时顾颉刚在史学界名气已经非常大，能到一所中学去做演讲，而且讲的是对“史学同志的几个希望”，着实令人吃惊。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记，当时顾颉刚讲了这些主要内容：指出现代人研究历史与前人不同，已由典籍扩大到实物，由帝王文化扩大到民间文化。希望学校里喜欢研究历史者注重研究近代史和苏州史，因这些“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并且研究起来又较容易”。又指出：“目前是乱离时代，什么都不上轨道，原也不能讲到学问。”“但是进一步看，不向前便无生路，而没有真正确实的学问也就不足以向前进展。”“我以为历史是打倒迷信的最好工具，也是革命的必要手腕。”估计这样高深的话语，苏州中学的学生们理解起来有难度，但是对作为讲授“国学概论”的钱穆而言，会有所指导和触动。钱穆只比顾颉刚小两岁，但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当时相差还是蛮大的。随后，钱穆和学校的几位同事还专门宴请了顾颉刚。本年夏季，顾颉刚再回苏州，看见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稿，非常看好，嘱其为《燕京学报》撰稿，并力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因苏州中学校长力挽未成。
　　钱穆《八十忆双亲》说：“又一日，天一（陈天一）又偕顾颉刚亲来余室，是亦为余与颉刚之第二次见面。颉刚家居苏州，此次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返家小住。见余桌上《诸子系年》稿，问，可携返舍下一详读否。余诺之，隔数日，天一又来，告余，颉刚行期在即，我两人能偕往一答访否。余曰佳，两人遂同至颉刚家。颉刚言，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因云，彼离广州中山大学时，副校长朱家骅骝先嘱其代为物色新人，今拟推荐君前去。又告余，彼在中山大学任课，以讲述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中心。此去燕大，当仍续前意并将兼任《燕京学报》之编辑任务。嘱余得暇为学报撰稿。余与颉刚初相识尽此两面。”
　　顾颉刚对钱穆之才识非常认可，推荐他去中山大学不果，之后又将其推荐到了自己供职的燕京大学。
　　1930年秋，钱穆离开苏州转赴北平燕京大学就职，到京后即去拜访顾颉刚。“余初到校即谒颉刚。其家在校之左，朗润园则在校之右。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余初见其夫人及其二女，长女幼年得病而哑。其夫人乃续娶，未育，有贤德。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词，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其夫人奉烟茶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然颉刚事忙，余常去，彼不常来，仅一视余寝室而止。”
　　顾颉刚对初来乍到的新“北漂”钱穆给予了足够的照顾，“使余无身居异地之感”。燕大一年，钱穆并不顺心，琐事繁杂，致其产生离去之意，便去顾颉刚那里讨招。钱穆记：“一日，赴颉刚处，告欲离去。颉刚乃夷然，不对余加一挽留语，亦不问所以。仅云，此下北大、清华当来争聘，君且归，到时再自决定可也。余临去，燕大亦未续发聘约。不知颉刚是否已转告，余此后亦未询及。”在燕大还发生了一件事，钱穆《师友杂记》中记录较详。当时他的《先秦诸子系年》已经完稿，顾颉刚告知冯友兰的《哲学史》已经编入“清华丛书”，《先秦诸子系年》可以考虑列入其中。钱穆拿着书稿去找了冯友兰。第二年，顾颉刚说，审查未获通过，三位列席审查者中有冯友兰和陈寅恪，冯友兰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而陈寅恪则评价甚高，认为是“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矣”，其乃王国维之后第一人。钱穆详述此事，定是对《先秦诸子系年》未获审查通过不满，就把书稿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1年夏，钱穆收到北京大学聘书，并得清华大学兼职，钱穆认为这一定是顾颉刚从中洽定，但是，他自己并未就此事当面问过顾颉刚，两个人都是敏于行而讷于言之类。估计钱穆在北京大学、顾颉刚任教燕大一直到抗战爆发离京南去，两个人见面的次数不会太多。1937年7月15日，北京大学教授集会，决议通电拥护抗战，钱穆参加，10月离开北平，经天津、香港抵长沙，到衡州南岳衡山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第二年春，随临时大学辗转广西、河内到昆明;临时大学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入文学院，直到1939年暑期接顾颉刚聘书，进西迁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从1930年秋进入燕京大学，又转北京大学，直至入齐鲁大学，每有转折总是顾颉刚作为指引和推手助力于他。顾颉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携家带口离开北平，经绥远、太原、大同、石家庄等地，绕了一个大圈，终在八月初回到老家苏州。当年秋顾颉刚又直奔大西北，经西安、兰州、西宁以及临洮，直至1938年底迂回进入昆明，出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
　　1939年9月，顾颉刚走马上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所长为齐大校长刘世传兼任，实际权力尽在顾颉刚处。其第一把火便是广征国学精英，钱穆入其法眼，并很快受到邀聘。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专有《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文，大致介绍了自己在齐大国学研究所的一些情况：1939年钱穆在昆明避战，正準备返回苏州前，“颉刚来访，彼获流亡成都之齐鲁大学聘，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实则此事由颉刚向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商得款，乃始成立。颉刚来邀余同往。适北大历史系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余允颉刚之约。惟既拟归苏州，须秋后始去成都。颉刚亦允之”。钱穆返回苏州后，因著作《国史大纲》出版不顺，未能在当年秋后到齐大就职，“余通函颉刚，请假一年。顾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余念，获一年薪水当另有撰述以报”。 　　《齐鲁学报》的编辑委员会委员有钱穆（主任）、顾颉刚、张维华、胡福林（胡厚宣）、吕思勉、王伯祥、徐调孚，注有“本学报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印行”字样。虽然钱穆着手编辑《齐鲁学报》是1939年，而第一期出版时间却是1941年1月，读者看到学报的时间会更晚，学报由上海开明书店总经销。钱穆亲撰《发刊词》：“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本有无定期刊物一种，名曰《国学汇编》，十余年来，几度刊布。国难以逮，学校播迁蜀中，研究所改弦更张，于是有学报之结集。年定出两期，兹当首期创刊，谨缀短辞以稔读者。夫学问研讨，本属平世之业，然兵燹流离、戎马仓皇之际，学术命脉未尝有护持赓续之望。此其例，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发刊词》文采飞扬，由表及里，用词不像钱穆平日著作那样深奥，读来流畅上口。第一期作者阵容齐整，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如丁山《九州通考》、吕思勉《汉人訾产杂论》、张维华《汉置边塞考略》、童书业《没骨花图考》、杨宽《伯益考》，以及钱穆本人的《杂俎》六篇。第二期出版的时间比上期晚了半年，页码由第一期的二百二十一页增加到二百五十四页——不知是不是在编辑这期时钱穆已经知道了要停刊的消息，余外加量，以便消化约来的文章。朱希祖、唐长孺、钟凤年、赵泉澄都有文章刊发。作者阵容更齐整，文章类型更加丰富，使《齐鲁学报》更趋完整与丰满。两期学报都辟出专页刊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著汇编”出版预告，第一期有吕思勉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钱穆《史记地名考》，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唐圭璋《宋词纪事》等十种，第二期又增加了童书业《春秋史》、杨宽《战国史》、潘承弼与顾廷龙合著《明代版本图录》及蒋维乔等合编的《吕氏春秋集解》。以上书刊均由开明书店印行。齐大的学术研究与著作出版风气极盛，对当时国学研究起到推动的作用。
　　钱穆到达成都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时间大概是1940年的秋天，他记：“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国学研究所则在北郊赖家园，距城二十里许。有研究生十许人。有一藏书家避空袭移书赖家园，借研究所用。园中有一亭，池水环之，一桥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树柳。余尤爱之。风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读书。余又兼齐鲁大学课，由赖家园赴城，坐鸡公车，平生所未见也。每周必南北穿成都全城，在学校宿一宵，如是以为常。”
　　1941年6月，顾颉刚接受朱家骅邀请到重庆主编《文史杂志》，所内事务由钱穆具体主持。时至当年九月，顾颉刚正式赴重庆就任，钱穆出任研究所主任。当时所内设两个研究室，十多名研究生，严耕望、杜先简、钱树棠跟钱穆研究明清学术流派和历史地理考证。接任顾颉刚主持齐大国学研究所工作后，钱穆沿袭旧制，风平浪静，继续着顾颉刚的研究、治学、治所方略，但也有稍许不同。钱穆的学生兼助手严耕望回忆当时的一些情景说道，钱先生以历史系教授兼研究员，另一位研究员为胡厚宣。后来顾先生为办《文史杂志》迁居重庆，所务由钱先生负责。研究员下置助理八、九人，或监管事务（魏洪祯），或兼管图书（杜光简），此外有书记四、五人，后又加一名编辑。所以在组织上，近似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机构而非教育机构;不过，助理员都把顾、钱两位先生当作老师看。而这两位先生对同人的看法大不相同。顾先生把一切人员都视为同事，平时称为先生，大除夕吃年夜饭时举杯向大家说：“一年来都辛苦了，谢谢各位！”但钱先生却完全是另一番态度，他把所有助理员、书记都当学生，平时直呼姓名。又顾先生负责所务期间，规定门房中，除星期天外有一人值班，上自他本人下至书记，轮流当值。自己当值时，自上午八时起就拿了简单文具、书本，坐在门房书桌边工作，有客人来自己传呼。钱先生就懒得值班。这些小节就显得两位先生的性格、作风有很大差别。
　　方诗铭是顾颉刚和钱穆的学生，在《钱宾四先生散忆》文中，他对两位恩师的印象是，钱穆先生“对颉刚先生有知遇之感，相处甚得，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颉刚先生亦倚之如左右手……宾四先生善言辞，长于演讲，而颉刚先生则反是，上课时多写黑板，略加解释而已。时我年龄甚轻，学问之道仅初窥藩篱，对两先生的渊博浩瀚惟有瞠目震惊罢了。宾四先生讲课时颇带乡音，蜀人初听之下颇有茫然之感。其后，我尝举以告友人史念海，感同身受。念海山西人，往年初听演讲时，先生多次提到‘王今翁’，念海亦茫然，不知此为何人，后始知所谓‘王今翁’，实系王荆公（安石），又为之粲然。久之，我对先生的乡音渐有所悉，再久之，更不觉先生言辞中有乡音，如听一般的普通话。先生授课，于兴致之处时高举双臂，慷慨激昂，间更纵声而笑”。
　　钱穆的另一学生诵甘（钱树棠）说：“先生生活很有规律，他起床比我们早，漱洗完毕，便打拳锻炼身体。十时左右，工友从镇市上买菜回来，拿回隔天的报纸，总是先交给先生阅看。先生除了每周有一两天到成都市区去讲课以外，其他时间多是读书、写文，闲暇时也跟人聊天论学。”钱穆也给学生讲述自己的学习工作经历，以此鼓励大家。他说，在小学教书时，白天上课、批改作业，每晚只有三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查考书籍，就要托人商借，很不方便。年少时读《墨子》，感觉书中讹字、脱句很多，自己动手校正，最后把改好的汇编成《墨子暗解》。那会儿读书时间极少，图书资料缺乏，见闻有限，既无名师指点，也没有学友切磋，除了尚友古人，别无获得熏陶之处。如无超人的意志、毅力和才智，这棵干霄盖野的大树怎能从农村学术瘠土里拔根挺生而出？
　　自1939年秋至1943年秋离开，凡四年多的时间，钱穆只有1941年上半年去嘉定的武汉大学讲学半年，其他时间一直在齐大国学研究所和历史系做研究、教书。
　　因顾颉刚是在齐大研究所两年便离开，留下诸多说法，当然也涉及后继主任之职的钱穆。《师友杂记》对顾颉刚有专文评述，感觉其文有些许隐喻：“余返成都赖家园国学研究所不久，颉刚又去职，赴重庆。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其诚挚恳切有如此。而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書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劳，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
　　此处的“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不知钱穆所指是否为顾颉刚早有离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意图。
　　钱穆接着写道：“惟亦因其秉性谦和，又乐于汲引之虚心，遂使其交际日广，迎接日繁，有日不暇给之苦。又其时生活日清苦。颉刚气体不壮，力不从心，更感不安。其一妻两女同居园中。夫人贤德，尤所少见。颉刚患失眠症，每夜必为颉刚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其两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处，慈孝之情亦逾寻常。其长女年幼患病，口哑不能言，入聋哑学校。归来侍奉双亲，勤劳异乎常人。园中师生对颉刚一家之亲切，亦难以言辞形容。”
　　如果说上文是个引子，那么下边这段文字便是钱穆对自己任职齐大国学研究所的肯定：“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此后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人才，盼勿焦虑。而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其家暂留园中，亦随接去。余与颉刚之长日相处，亦计无多日。其夫人后因病在重庆逝世。颉刚又续娶，其新夫人余所未见。”
　　1943年秋，因学潮、齐大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率弟子转投华西大学。翌年齐大国学研究所复活，顾颉刚再任国学研究所所长，主持全面工作，遗憾的是顾颉刚此次重掌国学研究所，并未再邀只有一墙之隔的钱穆共事。抗战结束，顾颉刚到复旦大学任教，钱穆于1947年返回苏州，在此两位又见一面，乃平生最后之一面。钱穆说：“后余在香港，有人来言，颉刚面告，其在北平重获旧时学业生涯，盼余能设法早归。则其不忘情于余者，实始终如一。又闻其新夫人已为颉刚生得一子，此事迄今则又逾三十年矣。人生聚散有如此，他又何言。最近又闻颉刚已在北平逝世，则从此更无再见之缘矣。”
　　1990年，钱穆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六岁，留下等身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