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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尉迟村的变迁
采访时间：2015年7月9日
采访地点：沁水县尉迟村
清早，我便在去往尉迟村的路上了。
一路始终有扯不掉的雾纱笼在车玻璃上，这是沁河两岸夏日独有的气象，偶尔能看到某个地方扑闪出一道水，不声不响地流淌着——“这就是沁河”，为我引路的小常说。小常性情开朗，喜欢说话，不时绘声绘色给我讲一些当地的民风民俗，一个小时的旅途因之变得愉快起来。特别是讲到老家农村，她无意中说出了一件令我非常震撼的事，因和这次调查有所瓜葛，我会在后文提及。
我对地理方位向来不很敏感，加上雾的牵扯，一直把车开到尉迟村标着“树理门”的高大石牌楼前，才发觉已经到了目的地。小常指着牌楼右侧一高一矮两个人说，王扎根老师他们到了。我连忙停了车，下去跟他们打招呼。这两位连同小常，都是昨天下午从陵川赶到沁水后，县文联的苏主席帮我联系的。苏主席说他们熟悉本地农村，又都是舞文弄墨之人，你们准能谈得来。想想这几年搞田野调查，采访的村庄和人都是陌生的，倘若没有这些文朋好友牵线搭桥，想要进入一个个鲜活的生活现场显然是不可能的。
面前这两个人，个子高大的叫王扎根，六十一岁，额上的皱纹像田野里的沟壑，深刻而醒目。他原是县交通局工作的干部，退休后常驻距尉迟村不远的嘉峰镇，帮着“幸福河谷文化开发公司”办一份叫《沁河》的文化刊物。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个新成立的公司，近几年开发沁河流域古村落的事主要是由它操持的。和王扎根一起来的这个人，叫王新福，人又瘦又小，虽也在《沁河》当编辑，身份却是地地道道的铁杆农民，用扎根老师的话说，就是“新福这人不简单，锄头笔头两头硬”。
尉迟村，赵树理的出生地，到了沁水，这地方自是非去不可的了。最早读赵树理的小说，当时对作者本人一无所知，而《三里湾》所传达出来的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再熟识不过的。他的文字复活了我过去农村生活的记忆，如同看到久违的老村庄、老巷子、老邻居。从那时起，“赵树理”这个名字便在我内心里深深扎了根，而与此同时建立起的对他的崇拜也与日俱增，并一直绵延到今天。
由他们引路，先去了建在尉迟村西山上的赵树理陵园。一代文学大师赵树理，生前对故乡充满了深情，死后又在这块高地上守望着自己的村庄。在先生的铜像前，我深深地鞠了个躬，一为文学，二为多年积累在心中的景仰。
在陵园停留了一会儿，便返向村中，去拜访先生的故居。
和我走访过的别的村子一样，尉迟村也是老旧房子与新式建筑间杂，昨天与今天并存，忽而是一条幽深的小巷，几间高门大户的老屋，忽而是一条宽敞的街道，一排瓷砖挂面的新居。经过一个五六米深的石拱门洞时，王扎根停下对我说，这里曾是个地窨，说起来还有些来头呢。过去，因村子里的人们多姓吕，住的又是窑洞，就取名叫“吕家窑”，到了唐代初年，开国名将尉迟恭因不满朝廷迫害忠良，一怒之下杀死贪官，逃出长安城，隐居到了这里。看到村人生活特别清苦，这位良将便向人们传授编簸箕的技艺，使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簸箕乡”，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购货，村人的生活因此富裕起来。尉迟恭离开后，人们为感念他的恩德，将村子改名为尉迟村，并修建了敬德庙，经年祀奉。王扎根说，这个门洞就是当年尉迟恭传授技艺的地下室，门洞上面还建有三层楼阁，当地人叫“来翠阁”。从石拱门洞出来，回头看，地上的石头磨得光滑细溜，若不是有人提及，谁会知道这里还藏着这样一段历史？
前面是一条幽长的老巷，出了巷子，又拐了两个弯，王扎根指着那边的几间房子说，那就是赵树理故居。院前的空地上是一小块菜园，绕过菜园，便到了门口。门口两块条石缝隙中间长出一溜鲜嫩但让人践踏过的青草，好像暗示着什么。这个小小的四合院落，除南房因坍塌已拆除之外，堂屋和东西厢房都还保存得比较完好。房屋都是砖木结构的二层楼，虽然东西厢房的二楼过廊仅剩廊柱，木柱经了岁月的风霜也已干裂变形，但看得出过去是很讲究的。闲聊中得知，赵家先人在清乾隆年间曾中过武举，官至五品，故居东院的大门上现仍存有“天水望族”的牌匾，说明到了赵树理爷爷和父亲这辈，赵家才逐渐家道中落，成为一般人家。
东厢房现在由赵树理一个本家弟弟居住，我们进去时，有个老太太站在东北角上，我对她点了点头，她显得无动于衷，脸上是那种毫不掩饰的警惕，显然，这院子不同于一般的旅游场所，不大有人问津。
堂屋门上挂着一把大锁，赵树理的父母过去便居住在这里。现在，里面呈列着赵树理当年的书稿、书籍和生活用品。
同样老旧的西厢房，据王扎根介绍，赵树理就出生在这里，成年后的两次婚姻也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因院当中那棵高大的老槐树的遮挡，小屋光线幽暗，里面摆的是都是现代家具，找不到一点赵树理当年的生活痕迹，唯一有关的是墙上挂的他那张照片。屋子现在的主人，倒是有些好客，她自称是赵树理的侄女，当我问她今年多大年纪了时，她反让我猜一猜，我故意说你也就五十岁多点吧，她忽然就笑了，说已经六十一了。她说当年就在这个小院，赵树理由爷爷和父亲教授学习《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还要检查他做得好不好，做好做坏天天都有记载，先是画道道，做了好事画竖道，做了坏事画横道。后来改变了方式，备个罐子放豆子，做了好事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除了这些，主人似乎也讲不出更多的事来，只是说她姑夫是个大好人，村子里的人有啥事他都是尽可能地办好。每年，赵树理都要回村里几趟，每次回来，总是挨门逐户地去乡亲家坐坐。
她和我们说话时，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在屋里跑来跑去，她喊他毛毛。我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她说是她的小孙子。
我问，上学了没有？
她点点头，上了。
我说，在村子里上吗？
她摇摇头，不在，在嘉峰上。
我说，刚才进村时，看到有座新崭崭的“树理小学”呢。
她笑了笑，你说我们村原先的小学校啊，早办不下去了。有老师没学生，都去镇上的小学了。镇上老师好，条件也好。 本来我是打算看过赵树理故居便离开的，去十几里外的湘裕村了解一下因煤矿开采而造成的耕地和房屋沉陷情况的，但走出这院子的一刹那，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当年赵树理写《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就是以尉迟村为缩影的，那么在他去世多年之后，这块土地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吗？有了这个想法，我和王扎根商量说，要不上午就在这里找几个人坐坐吧，下午再去别的村。
王扎根笑笑说，那就去赵新路家吧，他是我和新福共同的朋友。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村里当了十年会计，是个农民，可也喜欢写作，出了好几本书。
我说，到了沁水，好像是个农民就会写东西，人人都是赵树理啊。
这么说并不是开玩笑。我记起了沁水一个叫牛广兴的农民作家，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他对写小说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激情，至今出了两本长篇小说，出版费都是他用卖玉米的钱解决的。有一天我早晨刚上班，便听得外面有人敲门，一看正是老牛，我说牛老师您好啊，这么早就来了？老牛笑眯眯地说，刚到的，想让你给看个小说。说着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叠打印稿，恭恭敬敬地捧给我，王老师你给看看吧，不长，一直想当面听听你的指导。我帮他看稿子时，他就靠在沙发上打盹，我忽然明白他是坐夜里的火车赶到太原的，劝他说，瞌睡就睡一会儿吧。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当紧的，不当紧的。可能是怕睡着了不礼貌，也可能是想知道我是不是在认真地看他的稿子，他时不时看睁开眼睛看我一下。等我看罢小说，提了些修改意见，他马上站起身，说还要去文化厅送个剧本，办完这事就得赶火车回沁水。我知道他这么赶来赶去的，无非就是为了省下住店的钱。
王新福一下乐了，咱也是个农民，也写，可和赵新路一比，咱就知道自己不行。
王扎根说，新福说的没假，我们都挺佩服赵新路的，他身上有一股拗劲。这几年为了完成一本沁水抗战纪实，他跑遍了全县的几十个村落，采访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八路、老党员。这些人，有的跟着孩子们在外地，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他就一趟一趟地跑，只要找到一个，就得详详细细问上好几天，记上好几天。你说有这股拗劲，能写不好吗？
很快到了赵新路的院子。
可能是听到了王扎根粗声大嗓的吆喝，赵新路穿了一件半袖衫蹒跚着迎出来，一看是老朋友来了，脸上马上现出了惊喜，你俩也真是的，来前也不打个电话？王扎根自然把我介绍给了他，说这是省作协的王老师，来咱沁水采访，顺便来看看你。赵新路马上握了我的手，您可是稀客啊。他面色显得有些疲惫，眼角布满了血丝，一看即知是夜里没睡好。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六十多岁的光景，个子高大，皮肤呈紫铜色，瘦长脸型，看上去和赵树理的塑像倒有些相像。走路有些蹒跚，后来知道是二十多年前他的一条腿患过脉管炎，因病情恶化不得不截肢装了假肢。
他老伴关玉蛾从厨房里走出来，冲我们笑了笑，说我家这老东西又熬夜写来，四五点才躺下的，才刚爬起没一会儿，正要给他熬点粥呢。
赵新路看了老伴一眼，摸着脖颈笑了笑，说你招呼王老师他们先进去坐，我有点事。说罢又蹒跚着腿出去了。
这院子的建筑也都是那种砖木结构的老式二层楼，与赵树理故居一比，显得就破旧多了。赵新路和老伴住在堂屋，底层一里一外两间房，里面是卧室，外面是会客厅，靠北墙放了一个可容三人坐的旧沙发，沙发的靠背上面挂了一张写有“红太阳”字样的毛主席像，两侧配了一副“红日东升山河壮，东风浩荡气象新”的对联。看得出这是个怀旧的家庭。
过了一会儿，赵新路一手拎了盒金六福酒，一手拿了瓶大可乐回来了。看他满载而归，我一是感叹他的好客，二是有些惊讶，才半上午的，这就要喝呀。再看赵新路，将酒和饮料放到沙发前的茶几上，又从里屋找出几个白色的瓷杯，然后“嗵嗵嗵”地倒了酒，便把杯子推到我们几个男性面前，说都喝点吧，边喝边聊。我连忙推辞，说开着车呢，酒是一口都不敢碰的。赵新路哦了一声，那就喝点饮料吧。也不管我和小常再三说不喝不喝，他拿起那瓶大可乐“嗵嗵嗵”给我们各倒了一杯，沫子都溢出来了。王新福和王扎根则没一点推辞的意思，跟赵新路碰了碰杯，然后就喝起来。
王新福大概是看出了什么，对我解释说，沁河边的男人就这样，想喝半晌就端起大碗喝上了，喝酒只管喝酒，其它啥也不管，饭菜一概不要。所以这地方有句话叫：不喝水，不吃菜，三个小时不出外。
果然，酒杯一碰，三位老朋友就打开了话匣子。
我注意到，或者是由于天热，或者是酒精的作用，赵新路索性将半袖衫脱掉，右手端着酒杯，左手伸到了腋下搓摸起来。
他们喝酒时，我早打开了录音笔，一边看他们喝，一边随便问些问题。几年的行走，我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采访最好是在不经意中完成，太正规了一则气氛压抑，二则他们心里会有所顾忌，有些话不一定能对你讲。我在茶几这边和他们闲聊，小常则找了把椅子坐到了门口，几个男人都抽烟，十几平米的小屋烟雾缭绕的，我劝她可以出去走走，她笑笑说没事。后来才知，她是个有心人，回去后竟也写了篇访谈。
话题是从赵树理扯开的。
赵新路说，赵树理对家乡的感情很深，他用自己的稿费帮助尉迟村修建了西山水库，在西山上规划了苹果园，购置了第一台锅驼机抽水浇园，现在山上的果园已株株成林。他和乡亲们一道在村南河湾垫滩造地。他和我父亲研究村里的发展规划，三年为集体修了七十六间房子，包括库房、队房、饲养室。他是个喜欢找事做的人，在做事中了解农民，深入农民，所以小说才写得活灵活现。
王扎根向我介绍说，他父亲赵国望是那种有信仰的农民，当过兵、打过仗、负过伤，复员后成了尉迟村的第一任支部书记，一九六六年修水利时因公殉职，才四十二岁。他多才多艺，会画画，会编快板书，和赵树理是好朋友，两个人一样的正直，忠诚。现在，像他们那一代有信仰的农民不多了。
我问赵新路，您现在还种地吗？
赵新路说，种，还有一二亩地。
我说，这么少？ 赵新路喝了口酒说，我们村本来地就少，全村耕地、山地总共六百来亩。二百多户六百多口人，人均一亩地。六七十年代，尉迟在全县最富裕，当时全村产小麦十几万斤，产皮棉三万多斤，一口人可分到一百五十斤小麦，一个工分值一块三毛钱。（王扎根插话说，那时他们村一口人最多分三五十斤小麦，一个工分值五六毛钱。）八十年代，生产队解散，分地到户，和别的村一样，小农经营。一九八八年，村里有个大举动，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四百亩，由集体统一耕种、管理，二百亩种粮，二百亩种树苗。
我有点惊讶，集体收回土地耕种？现在还这样吗？
赵新路说，十七八年了一直这样，一口人分二十五斤白面，过年发一袋大米。
我说，这够吃吗？
他说，肯定不够，只能自己买了。
我说，村民没了地，收入从哪里来？
他说，八十年代末，我们村建起两座煤矿，能给村民带来一些收入，效益最好时每口人分过五千块钱。这两年煤价不行，煤矿也整合了，只给一千块钱。
我说，您怎么看收回土地集体耕种的事？
他说，当时集体有煤矿有铁厂，家底不薄，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收回后便于机耕机种、统一管理，我也赞成。现在，煤矿没了收益，靠不住了，仍由集体统一耕种，就不知该怎么评价了。其实我觉得农人还是种好地最要紧。现在村里的年轻一代，对土地没一点感情，都往城市跑去了。我有两个孩子，也都进城打工去了，拦也拦不住。我就想不明白城里有多好，白给你吃了还是喝了，挣那点钱养得了家吗？哪如回来守着土地踏实。土地是个啥？土地就是咱农民的命根子。当年赵树理就看重土地，粮食，他编的歌词里有这么一句：谷子（知）儿好来，谷子（知）儿好嗷，谷子（知）是太行山上第一宝儿！
我笑笑说，老赵也不知您考虑过没有，现在农民普遍反映种地不划算，买化肥，买种子，犁地，种地，除草，各顶费用折合下来还不如买粮吃呢。
他愤愤地说，养女本来就不能算饭钱！
我无言以对。
他看了我一眼又说，现在的年轻人我就想不通，宁可自己的土地荒废，也要出去打工。还有，这么大个国家，种点地哪里不是粮，怎么还靠进口粮食，这算个啥呀？他们这代人没经历过灾荒，没过过苦日子，将来真要闹起了灾荒咋办？吃啥喝啥呢？我有时上街跟那些老汉们呱哒，都说还是种点粮好，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种粮，闹起饥那就等着剥树皮吃，要不就得吃人了。
我一下大睁了眼睛，没想到他把事情想得这么严重。或许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不是有句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
这时，一直听着我们说笑的小常开了腔，老辈人对土地、粮食的感情，是年轻人想象不出的。去年她回村正赶上家里脱玉米，有些玉米棒子上还剩一两粒玉米，母亲却还是仔细地用手把它们剥下来。她逗母亲说，别剥了，这边的玉米都堆成小山了，还在乎那几颗？母亲却摇摇头说，你们这一茬人大鱼大肉吃腻了，真米细面吃厌烦了，成天只知道个瞎花钱，浪费。
赵新路哈哈一笑，还是你懂我。
我们都跟着笑。
笑声中，我脑子里蓦地跳出了小常在路上说过的那件事。
她说有一天回村，听村里八十多岁的“老贫协”讲起光绪三年受饥饿的事。老贫协说，咱村守着沁河，有水浇地，一般灾荒年都能度过，沁河里的小鱼小虾小螃蟹也能救几条人命。可光绪三年，沁河干了，水浇地没了，鱼虾也没了。咱村后沟老王，老王你们知道吧？去年才“走”了的那个。那时候他爷爷才二十岁，刚结婚，媳妇是山上的，头一年结婚，第二年就弄饥荒，一家大小八口人饿得东倒西歪。这是一户善良的老实人家，平时也不会惹事生非。唉！善良的人在急火了的时候，也作恶啊！古语说，狗急还要跳墙哩嘛！当时庄稼颗粒不收，村人把自家养的猪和鸡毛也不煺就吃光了，又把所有的树皮、草根也吃尽了。老王爷爷的爷爷硬是活活饿死了，埋了的当天晚上，就被人从土里挖出来吃了，老王爷爷的妹妹饿得只有幽幽一口气。一天，有个生人从他家门口路过，老王爷爷的父亲和他搭上了腔。那人说他是南方收药材的，不知道你们北方旱得这么厉害，药材是收不上了，准备回家去。老王爷爷的父亲说，来吧，来家里喝口水，歇歇。南方人又累又饿，就随他进了门。谁知道进门后老王爷爷的父亲趁他不注意，一擀面杖就把他的脑袋打碎了。一家人又惊又喜，关了大门关小门，架起灶火，把那个南方人大卸八块煮着吃了。那人肉的香味飘满全村，有人想喝口肉汤，鼻子带路，满村找，终于发现了香味是从这家飘出来的。那时候，活着能吃的，没有牲畜了，只有人，这家肯定是吃了那个收药材的南方人！这个消息立刻就传遍沁河两岸。从此，再没人敢从他们家门口路过，也不敢从咱村路过。村里人更是躲着他们一家，大人们都告诉自家的孩子，玩的时候不许过了后沟那个阁楼，过去就被那家人吃了！从此，这一家人被孤立了，老王爷爷的妹妹，在秋天也饿死了，家人怕她和爷爷一样下葬后被别人吃了，就自家煮着吃了。
小常说她当时听老贫协讲完这件事后，也有些不相信，以为是瞎胡编的，回到城里查找资料，发现县志里收录的《荒政碑记》中真有记载，“饿毙日众，尸横道路，有偷刮死尸而食者，有诱杀生人而煮之者，甚至妻食夫，父食子，骨肉相残有如此者。”
我对赵新路说，种粮自然没说的，可尉迟村也就那几百亩地，就是再分到户种，也就是人均一亩，还是没多少收入。年轻人不出去打工怎么办？
赵新路只是摇了摇头。
我说，刚才我们是从赵树理故居出来的，尉迟村打赵树理的牌子搞旅游不行吗？
赵新路迟疑了一下说，发展旅游自然不错，不出村就能挣到钱，又能捎带着种粮，可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的，需要的资金多，各种事牵扯得也多，哪是一朝一夕能办成的。说话时，他显得一脸茫然。
我想，老赵所说的或许就是他们这一代农民的疑虑。
一上午时间，就在赵新路的小屋度过。
临别时，我对小常说，给我和赵老师来张合影吧。赵新路怔了一怔，好像终于明白了什么，说好，来一张就来一张。说罢，开始四处找新衣服，像个小姑娘似的变得扭扭捏捏了。 离开赵新路的小院子，我又和王扎根商量，要不去找村干部聊聊？他可能也听出了我的意图，便领我往村委会赶去，一进大院正好碰上就要出门的村委会主任曹伟强。王扎根马上和他打招呼，一听就知道他们认识，但又不是太熟。曹主任显得有些为难，说他有事正要往镇上去。王扎根一指我说，王老师有几个问题想和你交流一下，不会耽误你多少时间。曹主任看了我一眼，显然是不好意思拒绝，便返身领我们进了他办公室。
交谈中，曹伟强说，村办企业这几年不行，我们村的煤矿二零零八年整合给沁和能源，原先约定每年给村里三百万元，但去年只兑现了二百万元。原先村里有煤矿时，每人每年能分五千元，煤矿整合后，每人每年只能分一千五百元……没办法，只能调整思路、转型发展了。怎么发展呢？你可能也都看了，我们村有敬德大庙，有赵树理故居，只能把这两块蛋糕做大发展旅游业了。
然后，他拿出一本规划资料让我看。
我翻了翻，一切都只还是草案，前景美好，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他说，目前主要是资金投入掣肘，再就是土地政策上需要倾斜支持。现在村里主要做了一些基础性开发工作，比如敬德庙，由于下面是采空区，亟需维护修缮。去年秋天，我们村里准备了原始材料，已上报县里有关部门。
老实说，我对他说的思路有些疑惑。我心里问自己，这样，行吗？
我就带着这样的疑惑上了路，去往嘉峰镇。
四十五 探访“幸福河谷”
采访时间：2015年7月9日
采访地点：沁水县嘉峰村
去见刘沁峰，其实都是受了王扎根的鼓动，一路上他几次提起这位老总，说他这两年在做着一件让整个沁河河谷幸福起来的大事。他说这个人不是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农民，有头脑，有担当，有创新，你应该见见他，或许对你的这次乡土调查有所启发。他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想笑，越觉得不可信。我想，你给那个公司办刊物，为人家宣传我不反对，可别人没必要跟着一道去鼓吹呀。然而，又实在不好拒绝，他陪着我采访了一个上午，下午还要继续陪我下村，所以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就算是出于礼貌也得去见一见。扎根老师显得很高兴，马上跟那位老总通了电话，末了对我说，刘总在晋城办事，晚上回来见。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从尉迟村到嘉峰镇也没多远，二十分钟就到了。
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晋东南小镇，这里店铺林立，车来熙往，市声嘈杂，其规模不亚于一座发达的县城。王扎根看出了我的惊讶，说这也是近两年，过去这里的常驻人口有三万多，更是热闹得不得了。沁水煤炭资源丰富，八九十年代，嘉峰镇周边这十几个村子，村村建有煤矿，煤炭市场景气的时候，天南海北的人都跑来打工，因为流动人口多，镇上的小饭店、小旅馆到处都是。村民或到煤矿挖煤，或依托煤矿搞运输，或开个小旅馆，一年赚个十万八万的很轻松，连城里人也羡慕他们的生活。成也煤，败也煤，煤矿的兴盛给这里带来了实惠，它的凋敝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小常引我们进了路边一个干净的小餐馆，虽是午饭时分，里面却冷冷清清的，只有稀稀落落几个顾客。要了几个当地的土菜，可口，有特色。和胖乎乎的老板聊了几句，他显得很无奈，说今年的生意更不好做，过去一天至少卖一千来块钱，有时候下午三四点还在忙，今年能上几百块就是烧高香了。
饭间，王扎根又“吹”起了他们那位老总。起初我也不太在意，慢慢倒也听出了些眉目，觉着这个人还真有些特点。
此人叫刘沁峰，土生土长的嘉峰村人，现在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幸福河谷文化开发公司”董事长。刘沁峰的父母均为农民，那年他高考落榜后，先在本地的煤矿工作了两年，后辞职在村里的商业街开了一家电器门市部，由小到大，连锁发展，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再后来，他着手开办选煤厂，又拓展到给周边煤矿和煤层气企业做配套工程，他创办的“嘉沁集团”一年的营业额达数亿元。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沁峰结识了一位国内食用菌专家，从此开始酝酿筹划“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循环农业项目”，去年占地两千五百多亩的公司正式运营，有蘑菇生产厂房、猪山、鸡山，还有蔬菜种植区，是一个以蘑菇生产为主业，集种植、养殖为一体的农业循环经济实体。这里的蘑菇种植生产采用的是韩国和台湾的技术，从培植、生长到成为产品、装箱出厂完全是流水线。
王扎根说，刘沁峰办这个企业投入了两个多亿，用的都是他那些年卖家电、办洗煤厂积攒的资金。现在每天出产鲜蘑五吨，销往武汉、郑州等地，市场销售很好，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最让人称道的是，他还提出利用沁水富含的煤层气资源制热，取代国际通用的利用电能制热的生产模式，这项技术研发使用后，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说，他就这么神？
王扎根说，刘沁峰不是神，他有头脑，也能吃苦，这样的人不成功才怪呢。二零一一年村委会换届，他全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去年又兼任了村支书。当村官这几年，他主抓一件大事，十七个村联合打造“幸福河谷”。为这事，专门成立了“幸福河谷文化旅游开发公司”，由他担任董事长。
我说，他怎么有兴趣回村当书记去了？这不牵扯很大一部分精力吗？
王扎根笑笑，不是他想当，是村里人选择了他，把他推到这个位置的。这么说吧，二零一一年村里换届选举时，热闹了十五年的村办矿已经关了三年，煤矿给嘉峰带来了实惠，可随着被整合关闭，外地人都撤走了，村子里一下又没了生气。过去人们让煤矿惯坏了，变得啥都不会做了，煤矿一关，好多人面临着重新返贫。换届选举，村民们觉着他经营有方，劝说他回来当村主任，用他做企业的经验，来给村民找条出路。谁想，刘沁峰居然全票当选，他既高兴，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开始琢磨怎么能让嘉峰村走上一条长远致富的路。你不知道，当村主任这几年，他没领一分补助，还自掏腰包说服周边村联合起来搞旅游，现在，大规划都拿出来了。
我有点惊讶，倒是有境界，难得。
王扎根一笑，晚上见了，你们好好聊聊。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又笑，只是胡乱应承了几句。吃过饭后，便让他带着去湘峪村。王扎根说，你也别急，嘉峰村就在边上，先带你看些宝物去。
我怔怔地看着他，宝物？
对，看了你绝对不后悔。他肯定地说。
我没想到他是这么个性子，却也无奈，只能跟着走了。
然而真进了村，才觉得他说得没一点假，这绝对是个有宝物的村庄，且村中的建筑大多年代久远，特别是村中那座悬挂着“表正万邦”巨型匾额的汤帝大庙，一看便知是原汁原味的元代建筑。在街巷里走着，看到一些古院落里，有穿着蓝制服的工人正在按古样修复建筑。拐进街巷深处的一座老院子，只见门楼高大，飞檐斗拱，气势不凡，虽已历久未修，略有残破，但当年的辉煌却穿过岁月透射出来。门楣上高悬了一块巨匾，上书“见大宾”三个楷体大字，雕工力透纸背，气度不凡。“见大宾”，语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见主人的家风和处事态度。诸如此类的匾额，在这个村子随处可见，比如“顺以动”、“忠恕”、“积善余庆”等等。可以说，村中的一条条街巷，一块块门楣匾额，便是一册册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大书。
真是个好地方！我由不得对王扎根感叹起来。
他哈哈一笑，当初，沁峰想来想去，只有发展旅游，才能让村庄走出困境。
我说，能走这一步棋，说明他的确有眼光。
王扎根又笑，我说得没错吧，换做是我，一开始听别人这样夸他，也不会相信的。
我怕再往那个话题上扯，赶紧说，下次来了再好好看，还是去相峪村吧。
王扎根看了我一眼，有些不解，但还是随我往车前走去。半个小时后，我们便到了相峪村村委会门前的阔大的停车场。村委会盖在路南的坡地上，从停车场上去，需要走很多个台阶。再看路北的村庄，悬崖巨石上城堡林立，特别是城墙建在了石壁和陡坡上，高度在十米到二十米之间，看上去极为高大壮观。而城墙脚下的一池湖水将其上的城堡倒映其中，一时间不由得恍惚起来，以为是到了哪朝哪代。但我急着去采访，那边的景致并不能绊住我的脚步。
进了村委会大院，里面的一个人却说，村里的王书记到镇上开会去了。我有些扫兴，不知该怎么办，便一眼一眼地去看王扎根。他不好意思地说，应该打个电话，我和王书记很熟的，他一般很少出门。那个人大概听出了什么，问我们来干啥的？又说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今天轮他值班。我们说了此行的目的，那人迟疑了一下，领我们上了二楼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我拿出三份资料，其中一份是《湘峪村关于因寺河矿煤矿开采导致我村土地裂缝塌陷的赔偿方案》，全文如下：
近期，我村多数村民来村委反映耕地不同程度的裂缝损坏情况，不能进行耕种，我村委高度重视，于2013年3月22日派专人对裂缝塌陷的耕地进行了统一登记摸底，从现有登记结果看，损失情况非常严重。因贵矿的煤矿开采造成了以下耕地损坏：
后岭80亩，大坪60亩，庄头50亩，西坡80亩，共计270亩。
赔偿标准每亩1700元，共计45.9万元。
为了不使矛盾进一步扩大，望贵矿能引起高度重视，早日采取措施将问题妥善解决。
我问：你们村有多少耕地？
答：一千三百八十亩。
问：本来就地少，又有这么多地被损坏，将来怎么办？
答：靠旅游，我们村在修复“三都古城”。
我打算问些别的问题，他摇摇头说，还是等王书记回来你们问他吧。
于是告辞，离开村委会大院，返向停车场。
王扎根指了指对面的古城堡说，来一趟不容易，进村看看吧，这么好的景致，不看会后悔的。
最终还是听了他的劝，决定去看看。
过了架在湖上的一道石桥，又沿着陡立的阶梯攀到了山上，上去后便走进古堡内。堡内院院相通，楼楼相连，或曲径通幽，或逶迤交错。我们几个在巷子里兜兜转转，一抬头，便是高大的门楼，精美的木雕和牌匾；一低头，某一处不起眼的民居门边，墙裙石雕也是异常惊艳，门柱的石础则古色古香。一些古院落正在修葺，院内草深过膝，好多地方摇摇欲坠抑或已是残垣断壁，或许过些时日便会恢复原貌。
从南城走到西城，王扎根一路都在介绍，我也大致明白了这古城的前生今世。
明代万历年间，这村出了孙居相、孙鼎相两兄弟，都考中进士，官居要职。为了保护家园，光耀门庭，兄弟二人主持修建了湘峪古城。孙鼎相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又在都察院任右副都御史，人们便把他的故居称为“三都堂”，这面积达三万余平方米的古城也相应地被称为“三都古城”。现存主要建筑有三都堂、帅府、十大宅院以及寺院、祠堂、私塾等，特别是修筑于南城墙的藏兵洞，中西合璧的状元楼、探花楼以及固若金汤的城墙防御体系极具特色，被誉为“中国北方明代第一古城堡”。传说当年李自成多次兵临沁河流域，对古堡群落中的湘峪、郭峪、皇城及砥洎城发起攻击，在湘峪古城外进攻七天七夜未破城墙，铩羽而归。
走到西城墙上时，王扎根忽然又猛爆一料，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其实这湘峪村，也是“幸福河谷”规划的一部分。
我惊讶道，也是十七个村里的一个？
王扎根笑笑，你不知道，当初为了村子的发展，刘沁峰把全体村民包括村中在外工作的人士都请来开会，最终确定了发展大旅游的思路。什么叫大旅游？就是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不能光考虑嘉峰一个村，应该把沁河流域看做一整块，多个村子联合起来，统一规划，打造品牌。
我说，当时怎么就想到了十七个村联合？
王扎根说，晋城设计院的院长也是嘉峰村人，沁峰去晋城找他出谋划策时，他这么建议的。其实沁河在沁水县长不过三十里，但这三十里河谷却集中了一座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一个个古院落走出的名人，一段段值得探究的传奇历史。这些院落分布在各个村，是“珍珠”，刘总做的事就是把它们串成一条美丽的“珍珠项链”。 我说，不管最初是谁的设想，这都是一个大手笔，符合现代旅游经营“连点成线”的理念。
王扎根说，现在十七个村抱成了一团做事，可当时，刘总却费了大劲。他是一个村一个村地探意愿，还自掏腰包邀请周边村的当家人出去参观旅游开眼界。
我说，有这事？
王扎根说，对，最初我听了这件事也有点不相信。可这确实没一点假。他领着十几个村干部考察了四川罗江度假区、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北京门头沟度假区、浙江乌镇、江苏荡口古镇这些个国内开发成功的古镇，白天游玩，晚上在一起聊想法谈思路，一圈转下来，大家的思路开阔了，认识也统一了。其实都是煤炭村，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都有转型的迫切愿望，知道发展旅游是一条路子，但怎么发展过去都有些盲目，现在他们都明白了，知道要想做强做大就得抱团搞旅游。刘总有智慧，也有魄力，更重要的是人品实在，他这么一折腾，开发沁河河谷就由他一个人的想法，变成了一群人的梦想。
我一边看一边听，忽然觉得这个融进了一群人梦想的“幸福河谷”，或许才是我这次到沁水最该采访的。
应该说，发展乡村旅游，刘沁峰们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但十七个村抱团发展乡村旅游，却是沁河流域一带农民的一大创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可以说经过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发展乡镇企业，第二次是进城务工经商，第三次则是近几年蓬勃兴起的乡村旅游。历史发展到今天，三次创业的利与蔽敝乎也能看出一些了。王扎根说这一带的村庄都是煤炭村，过去村民守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比较富足，所以就养成了不愿外出打工的习惯，发展旅游业正好也符合“民愿”。我说，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谁又愿意抛家别亲，妻离子散，远走他乡？谁愿意寄人篱下，种了别人的地，荒芜了自己的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既保护了文物和生态，开发利用了闲置多年的资源，随着游客的到来又把城市文明引入了乡村，使沦陷的乡村重新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如此，新农村建设才既留住了人，又积累了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湘峪村出来，我又随着王扎根去了有“金郭壁、银窦庄”之称的郭壁和窦庄两个古村落。但这一次我是非常情愿的。
郭壁村和窦庄村，也都在沁河河谷，相距不到一里，却是两重天地。郭壁村像一个世外桃源，村中鸡犬相闻，坐在街边石凳上或站在街口闲聊的人们，显得闲适散淡。据说此村距今已有九百多年历史，现存明、清民宅三千余间，府君庙、镇行宫、古渡口、张姓民宅、赵姓民宅、三槐里是重要的古建筑，而且保存得比较完好。而西依榼山、三面环水的窦庄村，好多古院落都在修缮当中，村子就像一个大工地。
走进窦庄，仿佛进入了一座明清古城。
在一个正在修缮的院落里，遇到了前任村主任窦国平，他和王扎根很熟，听说我这个客人对这些古建很感兴趣，便自愿给我们当起了导游。窦国平说，窦庄村始建于宋朝元佑年间，窦氏当时是朝廷的功臣，他们先在这里建坟，后又在坟地东侧兴建窦府，这就是窦庄古堡。从此，窦庄窦氏一直延续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明代中后期，窦氏家族势力渐渐衰落，也正应了那句话，风水轮流转，先前给窦家守墓的张姓家族则迅速崛起，不断有金榜题名者，辉煌十余代而不衰。明末，曾官居户部尚书的张五典及其后代，花费九年的时间构筑了窦庄城堡，形成目前的规制。因城堡布局形状类似紫禁城，所以当地人又把它称为“小北京”。明末流寇之乱中，张氏母子与女眷童仆拒敌死守，曾三次击败流寇的进攻，窦庄因此也被称为“夫人堡”。
我们在村中随便溜达着，从窦家到张家，从常宅至贾宅，从这一个阁楼到那一个庙宇，并不刻意寻找，但古堡里的每一处古迹，却又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窦国平简直是窦庄村的“活字典”，每一个院落他都如数家珍。他当村委会主任时，正赶上刘沁峰张罗成立“幸福河谷文化开发公司”之际，当时他非常支持，窦庄村的前期旅游开发工作都是他主持的，所有的资料也是他搜罗来的，这其间他垫进了不少资金，但去年冬天村委会换届选举，他却落选了。窦国平自嘲地说，可能，我这人太高调了，又没什么城府，做不了这个官！
在与窦国平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在担任村委会主任之前，也算是事业有成，有一个规模不小的洗煤厂。后来，他想回村做点事，便参加换届选举当了村委会主任。当时支持刘沁峰抱团搞旅游的十七个村的负责人，大多是他这样的“少壮派”。比如五里庙村的村主任王晓战过去做的是煤炭运销生意，潘庄村主任李世奎过去有自己的铸造企业，半峪村的支书兼村主任胡海军则有自己的洗煤厂，磨掌村的前村主任商向阳做煤层气的配套工程……因为有这样一帮思想活跃的想干事的人，十七个村才能“抱”在一起。
在给我们当完解说员后，窦国平邀请我们到他家喝杯茶消消暑，盛情难却，便跟着他去了。到了院门前，只见高高的门头上居然镶嵌着“窦府”两个大字，我们先是一怔，继而就笑起来，“还真是窦府呀。”我敢说，在当下的晋城，乃至山西，这种以主人姓氏命名的门匾，窦国平绝对是第一家！他还真是个高调的人，但我觉得，这高调并不是夜郎自大，是对主人的爱好和情趣的一种张扬。
窦府还真是窦府，窦国平将院子的上空镶上了玻璃，将院子改造成了房子，还在里面安装了空调。他就请我们坐在里面的一张小石桌前聊天。外面酷暑炎炎，里面凉风习习，你不能不感叹他的粗中有细，细致中所迸发的豪放。
但在闲聊中，我却也听出了他落选后的郁闷，他对村中大大小小古院落的牵挂。他现在被聘为县司法局的调解员，每月拿两千块钱的工资，去年还被评为感动晋城的十大人物之一，但每天下了班回到家里，他还是习惯在村中的街巷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古院落。有游客来了，他会给他们讲解一下。他说，我们村发展旅游这步棋是走对了，这些老房子就是农民致富的资本，过几年你们再来，窦庄肯定是另一种面貌了。
告别“高调”的窦国平，晚上再见到被王扎根夸了多次的刘沁峰，便觉得这位干练的七零后老总是特别地低调了。
在嘉沁公司的会议室里，刘沁峰为我们介绍了“幸福河谷文化旅游开发公司”的策划以及前期工作。
刘沁峰说，当时定下发展“大旅游”的目标之后，便开始落实规划。他先后请来北京、上海等地的十几个顶级旅游策划公司来沁河河谷考察、策划，一时间搞出十多个策划方案，经过反复比较、斟酌，最终形成了《沁河古堡旅游区（郑嘉片区）旅游发展战略策划》。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幸福河谷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成立。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七个村都与幸福河谷公司签订了《旅游开发战略合作意向书》，统一形象、统一品牌、统一规划。
刘沁峰通过“PPT”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幸福河谷”的图景：
嘉峰、潘庄将是大型商业区，嘉峰老村开发建设明清商业一条街，周边配套建设影院、宾馆等服务设施；湘峪、半峪为东部观光古堡组团，采用现代声光电技术，打造梦幻迷离的夜景，开发GPS定向寻宝游；北部郭壁窦庄体验式古堡组团，游客进村后穿古代服装，古人、古村、古街，仿佛穿越到五百年前；南部尉迟、武安、屯城为文化民俗组团，依托赵树理故居，开发展示当地特有的柿子醋、柳编工艺；五里庙等西部压煤村搬迁后，定位生态农业组团，打造乡村庄园风情……
刘沁峰说，沁河古堡旅游区将学习“乌镇模式”，走不收门票的开放式旅游，借此拉动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让农民有事可做、有钱可赚，带动整个沁河河谷的经济发展。他也谈到了打造“幸福河谷”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资金缺乏、文物保护、政府协调和政策支持等等。他说他们在积极争取政府资金扶持的同时，也正在寻求市场化的解决之道。
离开嘉峰镇已是深夜。
汽车在漆黑的夜色中穿行，采访了整整一天的我虽有些疲惫，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兴奋和明亮。老实说，这两年因为走过太多的残破的乡村，心中始终有一种无法释怀的压抑感。而在太行山区和沁河流域，我好像是一下了走进了最具时代质感的中国农村现场：这里免不了有破败，却也涌动着勃勃生机；这里有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却也不乏顺应潮流的时代英雄。若干年后，当我再次踏进沁河河谷时，这里真的会变成“幸福河谷”吗？不知道，但我期待着那么一天。（本刊系列连载《远逝的乡土》，是作者王保忠的“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全文到这期结束。）
采访时间：2015年7月9日
采访地点：沁水县尉迟村
清早，我便在去往尉迟村的路上了。
一路始终有扯不掉的雾纱笼在车玻璃上，这是沁河两岸夏日独有的气象，偶尔能看到某个地方扑闪出一道水，不声不响地流淌着——“这就是沁河”，为我引路的小常说。小常性情开朗，喜欢说话，不时绘声绘色给我讲一些当地的民风民俗，一个小时的旅途因之变得愉快起来。特别是讲到老家农村，她无意中说出了一件令我非常震撼的事，因和这次调查有所瓜葛，我会在后文提及。
我对地理方位向来不很敏感，加上雾的牵扯，一直把车开到尉迟村标着“树理门”的高大石牌楼前，才发觉已经到了目的地。小常指着牌楼右侧一高一矮两个人说，王扎根老师他们到了。我连忙停了车，下去跟他们打招呼。这两位连同小常，都是昨天下午从陵川赶到沁水后，县文联的苏主席帮我联系的。苏主席说他们熟悉本地农村，又都是舞文弄墨之人，你们准能谈得来。想想这几年搞田野调查，采访的村庄和人都是陌生的，倘若没有这些文朋好友牵线搭桥，想要进入一个个鲜活的生活现场显然是不可能的。
面前这两个人，个子高大的叫王扎根，六十一岁，额上的皱纹像田野里的沟壑，深刻而醒目。他原是县交通局工作的干部，退休后常驻距尉迟村不远的嘉峰镇，帮着“幸福河谷文化开发公司”办一份叫《沁河》的文化刊物。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个新成立的公司，近几年开发沁河流域古村落的事主要是由它操持的。和王扎根一起来的这个人，叫王新福，人又瘦又小，虽也在《沁河》当编辑，身份却是地地道道的铁杆农民，用扎根老师的话说，就是“新福这人不简单，锄头笔头两头硬”。
尉迟村，赵树理的出生地，到了沁水，这地方自是非去不可的了。最早读赵树理的小说，当时对作者本人一无所知，而《三里湾》所传达出来的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再熟识不过的。他的文字复活了我过去农村生活的记忆，如同看到久违的老村庄、老巷子、老邻居。从那时起，“赵树理”这个名字便在我内心里深深扎了根，而与此同时建立起的对他的崇拜也与日俱增，并一直绵延到今天。
由他们引路，先去了建在尉迟村西山上的赵树理陵园。一代文学大师赵树理，生前对故乡充满了深情，死后又在这块高地上守望着自己的村庄。在先生的铜像前，我深深地鞠了个躬，一为文学，二为多年积累在心中的景仰。
在陵园停留了一会儿，便返向村中，去拜访先生的故居。
和我走访过的别的村子一样，尉迟村也是老旧房子与新式建筑间杂，昨天与今天并存，忽而是一条幽深的小巷，几间高门大户的老屋，忽而是一条宽敞的街道，一排瓷砖挂面的新居。经过一个五六米深的石拱门洞时，王扎根停下对我说，这里曾是个地窨，说起来还有些来头呢。过去，因村子里的人们多姓吕，住的又是窑洞，就取名叫“吕家窑”，到了唐代初年，开国名将尉迟恭因不满朝廷迫害忠良，一怒之下杀死贪官，逃出长安城，隐居到了这里。看到村人生活特别清苦，这位良将便向人们传授编簸箕的技艺，使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簸箕乡”，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购货，村人的生活因此富裕起来。尉迟恭离开后，人们为感念他的恩德，将村子改名为尉迟村，并修建了敬德庙，经年祀奉。王扎根说，这个门洞就是当年尉迟恭传授技艺的地下室，门洞上面还建有三层楼阁，当地人叫“来翠阁”。从石拱门洞出来，回头看，地上的石头磨得光滑细溜，若不是有人提及，谁会知道这里还藏着这样一段历史？
前面是一条幽长的老巷，出了巷子，又拐了两个弯，王扎根指着那边的几间房子说，那就是赵树理故居。院前的空地上是一小块菜园，绕过菜园，便到了门口。门口两块条石缝隙中间长出一溜鲜嫩但让人践踏过的青草，好像暗示着什么。这个小小的四合院落，除南房因坍塌已拆除之外，堂屋和东西厢房都还保存得比较完好。房屋都是砖木结构的二层楼，虽然东西厢房的二楼过廊仅剩廊柱，木柱经了岁月的风霜也已干裂变形，但看得出过去是很讲究的。闲聊中得知，赵家先人在清乾隆年间曾中过武举，官至五品，故居东院的大门上现仍存有“天水望族”的牌匾，说明到了赵树理爷爷和父亲这辈，赵家才逐渐家道中落，成为一般人家。
东厢房现在由赵树理一个本家弟弟居住，我们进去时，有个老太太站在东北角上，我对她点了点头，她显得无动于衷，脸上是那种毫不掩饰的警惕，显然，这院子不同于一般的旅游场所，不大有人问津。
堂屋门上挂着一把大锁，赵树理的父母过去便居住在这里。现在，里面呈列着赵树理当年的书稿、书籍和生活用品。
同样老旧的西厢房，据王扎根介绍，赵树理就出生在这里，成年后的两次婚姻也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因院当中那棵高大的老槐树的遮挡，小屋光线幽暗，里面摆的是都是现代家具，找不到一点赵树理当年的生活痕迹，唯一有关的是墙上挂的他那张照片。屋子现在的主人，倒是有些好客，她自称是赵树理的侄女，当我问她今年多大年纪了时，她反让我猜一猜，我故意说你也就五十岁多点吧，她忽然就笑了，说已经六十一了。她说当年就在这个小院，赵树理由爷爷和父亲教授学习《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还要检查他做得好不好，做好做坏天天都有记载，先是画道道，做了好事画竖道，做了坏事画横道。后来改变了方式，备个罐子放豆子，做了好事放白豆，做了坏事放黑豆。除了这些，主人似乎也讲不出更多的事来，只是说她姑夫是个大好人，村子里的人有啥事他都是尽可能地办好。每年，赵树理都要回村里几趟，每次回来，总是挨门逐户地去乡亲家坐坐。
她和我们说话时，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在屋里跑来跑去，她喊他毛毛。我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她说是她的小孙子。
我问，上学了没有？
她点点头，上了。
我说，在村子里上吗？
她摇摇头，不在，在嘉峰上。
我说，刚才进村时，看到有座新崭崭的“树理小学”呢。
她笑了笑，你说我们村原先的小学校啊，早办不下去了。有老师没学生，都去镇上的小学了。镇上老师好，条件也好。 本来我是打算看过赵树理故居便离开的，去十几里外的湘裕村了解一下因煤矿开采而造成的耕地和房屋沉陷情况的，但走出这院子的一刹那，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当年赵树理写《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就是以尉迟村为缩影的，那么在他去世多年之后，这块土地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吗？有了这个想法，我和王扎根商量说，要不上午就在这里找几个人坐坐吧，下午再去别的村。
王扎根笑笑说，那就去赵新路家吧，他是我和新福共同的朋友。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村里当了十年会计，是个农民，可也喜欢写作，出了好几本书。
我说，到了沁水，好像是个农民就会写东西，人人都是赵树理啊。
这么说并不是开玩笑。我记起了沁水一个叫牛广兴的农民作家，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他对写小说有一种近乎狂热的激情，至今出了两本长篇小说，出版费都是他用卖玉米的钱解决的。有一天我早晨刚上班，便听得外面有人敲门，一看正是老牛，我说牛老师您好啊，这么早就来了？老牛笑眯眯地说，刚到的，想让你给看个小说。说着从手提袋里拿出一叠打印稿，恭恭敬敬地捧给我，王老师你给看看吧，不长，一直想当面听听你的指导。我帮他看稿子时，他就靠在沙发上打盹，我忽然明白他是坐夜里的火车赶到太原的，劝他说，瞌睡就睡一会儿吧。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当紧的，不当紧的。可能是怕睡着了不礼貌，也可能是想知道我是不是在认真地看他的稿子，他时不时看睁开眼睛看我一下。等我看罢小说，提了些修改意见，他马上站起身，说还要去文化厅送个剧本，办完这事就得赶火车回沁水。我知道他这么赶来赶去的，无非就是为了省下住店的钱。
王新福一下乐了，咱也是个农民，也写，可和赵新路一比，咱就知道自己不行。
王扎根说，新福说的没假，我们都挺佩服赵新路的，他身上有一股拗劲。这几年为了完成一本沁水抗战纪实，他跑遍了全县的几十个村落，采访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八路、老党员。这些人，有的跟着孩子们在外地，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他就一趟一趟地跑，只要找到一个，就得详详细细问上好几天，记上好几天。你说有这股拗劲，能写不好吗？
很快到了赵新路的院子。
可能是听到了王扎根粗声大嗓的吆喝，赵新路穿了一件半袖衫蹒跚着迎出来，一看是老朋友来了，脸上马上现出了惊喜，你俩也真是的，来前也不打个电话？王扎根自然把我介绍给了他，说这是省作协的王老师，来咱沁水采访，顺便来看看你。赵新路马上握了我的手，您可是稀客啊。他面色显得有些疲惫，眼角布满了血丝，一看即知是夜里没睡好。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六十多岁的光景，个子高大，皮肤呈紫铜色，瘦长脸型，看上去和赵树理的塑像倒有些相像。走路有些蹒跚，后来知道是二十多年前他的一条腿患过脉管炎，因病情恶化不得不截肢装了假肢。
他老伴关玉蛾从厨房里走出来，冲我们笑了笑，说我家这老东西又熬夜写来，四五点才躺下的，才刚爬起没一会儿，正要给他熬点粥呢。
赵新路看了老伴一眼，摸着脖颈笑了笑，说你招呼王老师他们先进去坐，我有点事。说罢又蹒跚着腿出去了。
这院子的建筑也都是那种砖木结构的老式二层楼，与赵树理故居一比，显得就破旧多了。赵新路和老伴住在堂屋，底层一里一外两间房，里面是卧室，外面是会客厅，靠北墙放了一个可容三人坐的旧沙发，沙发的靠背上面挂了一张写有“红太阳”字样的毛主席像，两侧配了一副“红日东升山河壮，东风浩荡气象新”的对联。看得出这是个怀旧的家庭。
过了一会儿，赵新路一手拎了盒金六福酒，一手拿了瓶大可乐回来了。看他满载而归，我一是感叹他的好客，二是有些惊讶，才半上午的，这就要喝呀。再看赵新路，将酒和饮料放到沙发前的茶几上，又从里屋找出几个白色的瓷杯，然后“嗵嗵嗵”地倒了酒，便把杯子推到我们几个男性面前，说都喝点吧，边喝边聊。我连忙推辞，说开着车呢，酒是一口都不敢碰的。赵新路哦了一声，那就喝点饮料吧。也不管我和小常再三说不喝不喝，他拿起那瓶大可乐“嗵嗵嗵”给我们各倒了一杯，沫子都溢出来了。王新福和王扎根则没一点推辞的意思，跟赵新路碰了碰杯，然后就喝起来。
王新福大概是看出了什么，对我解释说，沁河边的男人就这样，想喝半晌就端起大碗喝上了，喝酒只管喝酒，其它啥也不管，饭菜一概不要。所以这地方有句话叫：不喝水，不吃菜，三个小时不出外。
果然，酒杯一碰，三位老朋友就打开了话匣子。
我注意到，或者是由于天热，或者是酒精的作用，赵新路索性将半袖衫脱掉，右手端着酒杯，左手伸到了腋下搓摸起来。
他们喝酒时，我早打开了录音笔，一边看他们喝，一边随便问些问题。几年的行走，我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采访最好是在不经意中完成，太正规了一则气氛压抑，二则他们心里会有所顾忌，有些话不一定能对你讲。我在茶几这边和他们闲聊，小常则找了把椅子坐到了门口，几个男人都抽烟，十几平米的小屋烟雾缭绕的，我劝她可以出去走走，她笑笑说没事。后来才知，她是个有心人，回去后竟也写了篇访谈。
话题是从赵树理扯开的。
赵新路说，赵树理对家乡的感情很深，他用自己的稿费帮助尉迟村修建了西山水库，在西山上规划了苹果园，购置了第一台锅驼机抽水浇园，现在山上的果园已株株成林。他和乡亲们一道在村南河湾垫滩造地。他和我父亲研究村里的发展规划，三年为集体修了七十六间房子，包括库房、队房、饲养室。他是个喜欢找事做的人，在做事中了解农民，深入农民，所以小说才写得活灵活现。
王扎根向我介绍说，他父亲赵国望是那种有信仰的农民，当过兵、打过仗、负过伤，复员后成了尉迟村的第一任支部书记，一九六六年修水利时因公殉职，才四十二岁。他多才多艺，会画画，会编快板书，和赵树理是好朋友，两个人一样的正直，忠诚。现在，像他们那一代有信仰的农民不多了。
我问赵新路，您现在还种地吗？
赵新路说，种，还有一二亩地。
我说，这么少？ 赵新路喝了口酒说，我们村本来地就少，全村耕地、山地总共六百来亩。二百多户六百多口人，人均一亩地。六七十年代，尉迟在全县最富裕，当时全村产小麦十几万斤，产皮棉三万多斤，一口人可分到一百五十斤小麦，一个工分值一块三毛钱。（王扎根插话说，那时他们村一口人最多分三五十斤小麦，一个工分值五六毛钱。）八十年代，生产队解散，分地到户，和别的村一样，小农经营。一九八八年，村里有个大举动，从农民手中收回土地四百亩，由集体统一耕种、管理，二百亩种粮，二百亩种树苗。
我有点惊讶，集体收回土地耕种？现在还这样吗？
赵新路说，十七八年了一直这样，一口人分二十五斤白面，过年发一袋大米。
我说，这够吃吗？
他说，肯定不够，只能自己买了。
我说，村民没了地，收入从哪里来？
他说，八十年代末，我们村建起两座煤矿，能给村民带来一些收入，效益最好时每口人分过五千块钱。这两年煤价不行，煤矿也整合了，只给一千块钱。
我说，您怎么看收回土地集体耕种的事？
他说，当时集体有煤矿有铁厂，家底不薄，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收回后便于机耕机种、统一管理，我也赞成。现在，煤矿没了收益，靠不住了，仍由集体统一耕种，就不知该怎么评价了。其实我觉得农人还是种好地最要紧。现在村里的年轻一代，对土地没一点感情，都往城市跑去了。我有两个孩子，也都进城打工去了，拦也拦不住。我就想不明白城里有多好，白给你吃了还是喝了，挣那点钱养得了家吗？哪如回来守着土地踏实。土地是个啥？土地就是咱农民的命根子。当年赵树理就看重土地，粮食，他编的歌词里有这么一句：谷子（知）儿好来，谷子（知）儿好嗷，谷子（知）是太行山上第一宝儿！
我笑笑说，老赵也不知您考虑过没有，现在农民普遍反映种地不划算，买化肥，买种子，犁地，种地，除草，各顶费用折合下来还不如买粮吃呢。
他愤愤地说，养女本来就不能算饭钱！
我无言以对。
他看了我一眼又说，现在的年轻人我就想不通，宁可自己的土地荒废，也要出去打工。还有，这么大个国家，种点地哪里不是粮，怎么还靠进口粮食，这算个啥呀？他们这代人没经历过灾荒，没过过苦日子，将来真要闹起了灾荒咋办？吃啥喝啥呢？我有时上街跟那些老汉们呱哒，都说还是种点粮好，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种粮，闹起饥那就等着剥树皮吃，要不就得吃人了。
我一下大睁了眼睛，没想到他把事情想得这么严重。或许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不是有句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
这时，一直听着我们说笑的小常开了腔，老辈人对土地、粮食的感情，是年轻人想象不出的。去年她回村正赶上家里脱玉米，有些玉米棒子上还剩一两粒玉米，母亲却还是仔细地用手把它们剥下来。她逗母亲说，别剥了，这边的玉米都堆成小山了，还在乎那几颗？母亲却摇摇头说，你们这一茬人大鱼大肉吃腻了，真米细面吃厌烦了，成天只知道个瞎花钱，浪费。
赵新路哈哈一笑，还是你懂我。
我们都跟着笑。
笑声中，我脑子里蓦地跳出了小常在路上说过的那件事。
她说有一天回村，听村里八十多岁的“老贫协”讲起光绪三年受饥饿的事。老贫协说，咱村守着沁河，有水浇地，一般灾荒年都能度过，沁河里的小鱼小虾小螃蟹也能救几条人命。可光绪三年，沁河干了，水浇地没了，鱼虾也没了。咱村后沟老王，老王你们知道吧？去年才“走”了的那个。那时候他爷爷才二十岁，刚结婚，媳妇是山上的，头一年结婚，第二年就弄饥荒，一家大小八口人饿得东倒西歪。这是一户善良的老实人家，平时也不会惹事生非。唉！善良的人在急火了的时候，也作恶啊！古语说，狗急还要跳墙哩嘛！当时庄稼颗粒不收，村人把自家养的猪和鸡毛也不煺就吃光了，又把所有的树皮、草根也吃尽了。老王爷爷的爷爷硬是活活饿死了，埋了的当天晚上，就被人从土里挖出来吃了，老王爷爷的妹妹饿得只有幽幽一口气。一天，有个生人从他家门口路过，老王爷爷的父亲和他搭上了腔。那人说他是南方收药材的，不知道你们北方旱得这么厉害，药材是收不上了，准备回家去。老王爷爷的父亲说，来吧，来家里喝口水，歇歇。南方人又累又饿，就随他进了门。谁知道进门后老王爷爷的父亲趁他不注意，一擀面杖就把他的脑袋打碎了。一家人又惊又喜，关了大门关小门，架起灶火，把那个南方人大卸八块煮着吃了。那人肉的香味飘满全村，有人想喝口肉汤，鼻子带路，满村找，终于发现了香味是从这家飘出来的。那时候，活着能吃的，没有牲畜了，只有人，这家肯定是吃了那个收药材的南方人！这个消息立刻就传遍沁河两岸。从此，再没人敢从他们家门口路过，也不敢从咱村路过。村里人更是躲着他们一家，大人们都告诉自家的孩子，玩的时候不许过了后沟那个阁楼，过去就被那家人吃了！从此，这一家人被孤立了，老王爷爷的妹妹，在秋天也饿死了，家人怕她和爷爷一样下葬后被别人吃了，就自家煮着吃了。
小常说她当时听老贫协讲完这件事后，也有些不相信，以为是瞎胡编的，回到城里查找资料，发现县志里收录的《荒政碑记》中真有记载，“饿毙日众，尸横道路，有偷刮死尸而食者，有诱杀生人而煮之者，甚至妻食夫，父食子，骨肉相残有如此者。”
我对赵新路说，种粮自然没说的，可尉迟村也就那几百亩地，就是再分到户种，也就是人均一亩，还是没多少收入。年轻人不出去打工怎么办？
赵新路只是摇了摇头。
我说，刚才我们是从赵树理故居出来的，尉迟村打赵树理的牌子搞旅游不行吗？
赵新路迟疑了一下说，发展旅游自然不错，不出村就能挣到钱，又能捎带着种粮，可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的，需要的资金多，各种事牵扯得也多，哪是一朝一夕能办成的。说话时，他显得一脸茫然。
我想，老赵所说的或许就是他们这一代农民的疑虑。
一上午时间，就在赵新路的小屋度过。
临别时，我对小常说，给我和赵老师来张合影吧。赵新路怔了一怔，好像终于明白了什么，说好，来一张就来一张。说罢，开始四处找新衣服，像个小姑娘似的变得扭扭捏捏了。 离开赵新路的小院子，我又和王扎根商量，要不去找村干部聊聊？他可能也听出了我的意图，便领我往村委会赶去，一进大院正好碰上就要出门的村委会主任曹伟强。王扎根马上和他打招呼，一听就知道他们认识，但又不是太熟。曹主任显得有些为难，说他有事正要往镇上去。王扎根一指我说，王老师有几个问题想和你交流一下，不会耽误你多少时间。曹主任看了我一眼，显然是不好意思拒绝，便返身领我们进了他办公室。
交谈中，曹伟强说，村办企业这几年不行，我们村的煤矿二零零八年整合给沁和能源，原先约定每年给村里三百万元，但去年只兑现了二百万元。原先村里有煤矿时，每人每年能分五千元，煤矿整合后，每人每年只能分一千五百元……没办法，只能调整思路、转型发展了。怎么发展呢？你可能也都看了，我们村有敬德大庙，有赵树理故居，只能把这两块蛋糕做大发展旅游业了。
然后，他拿出一本规划资料让我看。
我翻了翻，一切都只还是草案，前景美好，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他说，目前主要是资金投入掣肘，再就是土地政策上需要倾斜支持。现在村里主要做了一些基础性开发工作，比如敬德庙，由于下面是采空区，亟需维护修缮。去年秋天，我们村里准备了原始材料，已上报县里有关部门。
老实说，我对他说的思路有些疑惑。我心里问自己，这样，行吗？
我就带着这样的疑惑上了路，去往嘉峰镇。
四十五 探访“幸福河谷”
采访时间：2015年7月9日
采访地点：沁水县嘉峰村
去见刘沁峰，其实都是受了王扎根的鼓动，一路上他几次提起这位老总，说他这两年在做着一件让整个沁河河谷幸福起来的大事。他说这个人不是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农民，有头脑，有担当，有创新，你应该见见他，或许对你的这次乡土调查有所启发。他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想笑，越觉得不可信。我想，你给那个公司办刊物，为人家宣传我不反对，可别人没必要跟着一道去鼓吹呀。然而，又实在不好拒绝，他陪着我采访了一个上午，下午还要继续陪我下村，所以我最终还是答应了，就算是出于礼貌也得去见一见。扎根老师显得很高兴，马上跟那位老总通了电话，末了对我说，刘总在晋城办事，晚上回来见。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
从尉迟村到嘉峰镇也没多远，二十分钟就到了。
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晋东南小镇，这里店铺林立，车来熙往，市声嘈杂，其规模不亚于一座发达的县城。王扎根看出了我的惊讶，说这也是近两年，过去这里的常驻人口有三万多，更是热闹得不得了。沁水煤炭资源丰富，八九十年代，嘉峰镇周边这十几个村子，村村建有煤矿，煤炭市场景气的时候，天南海北的人都跑来打工，因为流动人口多，镇上的小饭店、小旅馆到处都是。村民或到煤矿挖煤，或依托煤矿搞运输，或开个小旅馆，一年赚个十万八万的很轻松，连城里人也羡慕他们的生活。成也煤，败也煤，煤矿的兴盛给这里带来了实惠，它的凋敝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小常引我们进了路边一个干净的小餐馆，虽是午饭时分，里面却冷冷清清的，只有稀稀落落几个顾客。要了几个当地的土菜，可口，有特色。和胖乎乎的老板聊了几句，他显得很无奈，说今年的生意更不好做，过去一天至少卖一千来块钱，有时候下午三四点还在忙，今年能上几百块就是烧高香了。
饭间，王扎根又“吹”起了他们那位老总。起初我也不太在意，慢慢倒也听出了些眉目，觉着这个人还真有些特点。
此人叫刘沁峰，土生土长的嘉峰村人，现在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幸福河谷文化开发公司”董事长。刘沁峰的父母均为农民，那年他高考落榜后，先在本地的煤矿工作了两年，后辞职在村里的商业街开了一家电器门市部，由小到大，连锁发展，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再后来，他着手开办选煤厂，又拓展到给周边煤矿和煤层气企业做配套工程，他创办的“嘉沁集团”一年的营业额达数亿元。一个偶然的机会，刘沁峰结识了一位国内食用菌专家，从此开始酝酿筹划“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循环农业项目”，去年占地两千五百多亩的公司正式运营，有蘑菇生产厂房、猪山、鸡山，还有蔬菜种植区，是一个以蘑菇生产为主业，集种植、养殖为一体的农业循环经济实体。这里的蘑菇种植生产采用的是韩国和台湾的技术，从培植、生长到成为产品、装箱出厂完全是流水线。
王扎根说，刘沁峰办这个企业投入了两个多亿，用的都是他那些年卖家电、办洗煤厂积攒的资金。现在每天出产鲜蘑五吨，销往武汉、郑州等地，市场销售很好，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最让人称道的是，他还提出利用沁水富含的煤层气资源制热，取代国际通用的利用电能制热的生产模式，这项技术研发使用后，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说，他就这么神？
王扎根说，刘沁峰不是神，他有头脑，也能吃苦，这样的人不成功才怪呢。二零一一年村委会换届，他全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去年又兼任了村支书。当村官这几年，他主抓一件大事，十七个村联合打造“幸福河谷”。为这事，专门成立了“幸福河谷文化旅游开发公司”，由他担任董事长。
我说，他怎么有兴趣回村当书记去了？这不牵扯很大一部分精力吗？
王扎根笑笑，不是他想当，是村里人选择了他，把他推到这个位置的。这么说吧，二零一一年村里换届选举时，热闹了十五年的村办矿已经关了三年，煤矿给嘉峰带来了实惠，可随着被整合关闭，外地人都撤走了，村子里一下又没了生气。过去人们让煤矿惯坏了，变得啥都不会做了，煤矿一关，好多人面临着重新返贫。换届选举，村民们觉着他经营有方，劝说他回来当村主任，用他做企业的经验，来给村民找条出路。谁想，刘沁峰居然全票当选，他既高兴，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开始琢磨怎么能让嘉峰村走上一条长远致富的路。你不知道，当村主任这几年，他没领一分补助，还自掏腰包说服周边村联合起来搞旅游，现在，大规划都拿出来了。
我有点惊讶，倒是有境界，难得。
王扎根一笑，晚上见了，你们好好聊聊。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又笑，只是胡乱应承了几句。吃过饭后，便让他带着去湘峪村。王扎根说，你也别急，嘉峰村就在边上，先带你看些宝物去。
我怔怔地看着他，宝物？
对，看了你绝对不后悔。他肯定地说。
我没想到他是这么个性子，却也无奈，只能跟着走了。
然而真进了村，才觉得他说得没一点假，这绝对是个有宝物的村庄，且村中的建筑大多年代久远，特别是村中那座悬挂着“表正万邦”巨型匾额的汤帝大庙，一看便知是原汁原味的元代建筑。在街巷里走着，看到一些古院落里，有穿着蓝制服的工人正在按古样修复建筑。拐进街巷深处的一座老院子，只见门楼高大，飞檐斗拱，气势不凡，虽已历久未修，略有残破，但当年的辉煌却穿过岁月透射出来。门楣上高悬了一块巨匾，上书“见大宾”三个楷体大字，雕工力透纸背，气度不凡。“见大宾”，语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见主人的家风和处事态度。诸如此类的匾额，在这个村子随处可见，比如“顺以动”、“忠恕”、“积善余庆”等等。可以说，村中的一条条街巷，一块块门楣匾额，便是一册册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大书。
真是个好地方！我由不得对王扎根感叹起来。
他哈哈一笑，当初，沁峰想来想去，只有发展旅游，才能让村庄走出困境。
我说，能走这一步棋，说明他的确有眼光。
王扎根又笑，我说得没错吧，换做是我，一开始听别人这样夸他，也不会相信的。
我怕再往那个话题上扯，赶紧说，下次来了再好好看，还是去相峪村吧。
王扎根看了我一眼，有些不解，但还是随我往车前走去。半个小时后，我们便到了相峪村村委会门前的阔大的停车场。村委会盖在路南的坡地上，从停车场上去，需要走很多个台阶。再看路北的村庄，悬崖巨石上城堡林立，特别是城墙建在了石壁和陡坡上，高度在十米到二十米之间，看上去极为高大壮观。而城墙脚下的一池湖水将其上的城堡倒映其中，一时间不由得恍惚起来，以为是到了哪朝哪代。但我急着去采访，那边的景致并不能绊住我的脚步。
进了村委会大院，里面的一个人却说，村里的王书记到镇上开会去了。我有些扫兴，不知该怎么办，便一眼一眼地去看王扎根。他不好意思地说，应该打个电话，我和王书记很熟的，他一般很少出门。那个人大概听出了什么，问我们来干啥的？又说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今天轮他值班。我们说了此行的目的，那人迟疑了一下，领我们上了二楼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我拿出三份资料，其中一份是《湘峪村关于因寺河矿煤矿开采导致我村土地裂缝塌陷的赔偿方案》，全文如下：
近期，我村多数村民来村委反映耕地不同程度的裂缝损坏情况，不能进行耕种，我村委高度重视，于2013年3月22日派专人对裂缝塌陷的耕地进行了统一登记摸底，从现有登记结果看，损失情况非常严重。因贵矿的煤矿开采造成了以下耕地损坏：
后岭80亩，大坪60亩，庄头50亩，西坡80亩，共计270亩。
赔偿标准每亩1700元，共计45.9万元。
为了不使矛盾进一步扩大，望贵矿能引起高度重视，早日采取措施将问题妥善解决。
我问：你们村有多少耕地？
答：一千三百八十亩。
问：本来就地少，又有这么多地被损坏，将来怎么办？
答：靠旅游，我们村在修复“三都古城”。
我打算问些别的问题，他摇摇头说，还是等王书记回来你们问他吧。
于是告辞，离开村委会大院，返向停车场。
王扎根指了指对面的古城堡说，来一趟不容易，进村看看吧，这么好的景致，不看会后悔的。
最终还是听了他的劝，决定去看看。
过了架在湖上的一道石桥，又沿着陡立的阶梯攀到了山上，上去后便走进古堡内。堡内院院相通，楼楼相连，或曲径通幽，或逶迤交错。我们几个在巷子里兜兜转转，一抬头，便是高大的门楼，精美的木雕和牌匾；一低头，某一处不起眼的民居门边，墙裙石雕也是异常惊艳，门柱的石础则古色古香。一些古院落正在修葺，院内草深过膝，好多地方摇摇欲坠抑或已是残垣断壁，或许过些时日便会恢复原貌。
从南城走到西城，王扎根一路都在介绍，我也大致明白了这古城的前生今世。
明代万历年间，这村出了孙居相、孙鼎相两兄弟，都考中进士，官居要职。为了保护家园，光耀门庭，兄弟二人主持修建了湘峪古城。孙鼎相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又在都察院任右副都御史，人们便把他的故居称为“三都堂”，这面积达三万余平方米的古城也相应地被称为“三都古城”。现存主要建筑有三都堂、帅府、十大宅院以及寺院、祠堂、私塾等，特别是修筑于南城墙的藏兵洞，中西合璧的状元楼、探花楼以及固若金汤的城墙防御体系极具特色，被誉为“中国北方明代第一古城堡”。传说当年李自成多次兵临沁河流域，对古堡群落中的湘峪、郭峪、皇城及砥洎城发起攻击，在湘峪古城外进攻七天七夜未破城墙，铩羽而归。
走到西城墙上时，王扎根忽然又猛爆一料，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其实这湘峪村，也是“幸福河谷”规划的一部分。
我惊讶道，也是十七个村里的一个？
王扎根笑笑，你不知道，当初为了村子的发展，刘沁峰把全体村民包括村中在外工作的人士都请来开会，最终确定了发展大旅游的思路。什么叫大旅游？就是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不能光考虑嘉峰一个村，应该把沁河流域看做一整块，多个村子联合起来，统一规划，打造品牌。
我说，当时怎么就想到了十七个村联合？
王扎根说，晋城设计院的院长也是嘉峰村人，沁峰去晋城找他出谋划策时，他这么建议的。其实沁河在沁水县长不过三十里，但这三十里河谷却集中了一座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一个个古院落走出的名人，一段段值得探究的传奇历史。这些院落分布在各个村，是“珍珠”，刘总做的事就是把它们串成一条美丽的“珍珠项链”。 我说，不管最初是谁的设想，这都是一个大手笔，符合现代旅游经营“连点成线”的理念。
王扎根说，现在十七个村抱成了一团做事，可当时，刘总却费了大劲。他是一个村一个村地探意愿，还自掏腰包邀请周边村的当家人出去参观旅游开眼界。
我说，有这事？
王扎根说，对，最初我听了这件事也有点不相信。可这确实没一点假。他领着十几个村干部考察了四川罗江度假区、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北京门头沟度假区、浙江乌镇、江苏荡口古镇这些个国内开发成功的古镇，白天游玩，晚上在一起聊想法谈思路，一圈转下来，大家的思路开阔了，认识也统一了。其实都是煤炭村，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都有转型的迫切愿望，知道发展旅游是一条路子，但怎么发展过去都有些盲目，现在他们都明白了，知道要想做强做大就得抱团搞旅游。刘总有智慧，也有魄力，更重要的是人品实在，他这么一折腾，开发沁河河谷就由他一个人的想法，变成了一群人的梦想。
我一边看一边听，忽然觉得这个融进了一群人梦想的“幸福河谷”，或许才是我这次到沁水最该采访的。
应该说，发展乡村旅游，刘沁峰们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但十七个村抱团发展乡村旅游，却是沁河流域一带农民的一大创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可以说经过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发展乡镇企业，第二次是进城务工经商，第三次则是近几年蓬勃兴起的乡村旅游。历史发展到今天，三次创业的利与蔽敝乎也能看出一些了。王扎根说这一带的村庄都是煤炭村，过去村民守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比较富足，所以就养成了不愿外出打工的习惯，发展旅游业正好也符合“民愿”。我说，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谁又愿意抛家别亲，妻离子散，远走他乡？谁愿意寄人篱下，种了别人的地，荒芜了自己的村庄？发展乡村旅游，既保护了文物和生态，开发利用了闲置多年的资源，随着游客的到来又把城市文明引入了乡村，使沦陷的乡村重新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如此，新农村建设才既留住了人，又积累了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湘峪村出来，我又随着王扎根去了有“金郭壁、银窦庄”之称的郭壁和窦庄两个古村落。但这一次我是非常情愿的。
郭壁村和窦庄村，也都在沁河河谷，相距不到一里，却是两重天地。郭壁村像一个世外桃源，村中鸡犬相闻，坐在街边石凳上或站在街口闲聊的人们，显得闲适散淡。据说此村距今已有九百多年历史，现存明、清民宅三千余间，府君庙、镇行宫、古渡口、张姓民宅、赵姓民宅、三槐里是重要的古建筑，而且保存得比较完好。而西依榼山、三面环水的窦庄村，好多古院落都在修缮当中，村子就像一个大工地。
走进窦庄，仿佛进入了一座明清古城。
在一个正在修缮的院落里，遇到了前任村主任窦国平，他和王扎根很熟，听说我这个客人对这些古建很感兴趣，便自愿给我们当起了导游。窦国平说，窦庄村始建于宋朝元佑年间，窦氏当时是朝廷的功臣，他们先在这里建坟，后又在坟地东侧兴建窦府，这就是窦庄古堡。从此，窦庄窦氏一直延续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明代中后期，窦氏家族势力渐渐衰落，也正应了那句话，风水轮流转，先前给窦家守墓的张姓家族则迅速崛起，不断有金榜题名者，辉煌十余代而不衰。明末，曾官居户部尚书的张五典及其后代，花费九年的时间构筑了窦庄城堡，形成目前的规制。因城堡布局形状类似紫禁城，所以当地人又把它称为“小北京”。明末流寇之乱中，张氏母子与女眷童仆拒敌死守，曾三次击败流寇的进攻，窦庄因此也被称为“夫人堡”。
我们在村中随便溜达着，从窦家到张家，从常宅至贾宅，从这一个阁楼到那一个庙宇，并不刻意寻找，但古堡里的每一处古迹，却又给了我深深的震撼。
窦国平简直是窦庄村的“活字典”，每一个院落他都如数家珍。他当村委会主任时，正赶上刘沁峰张罗成立“幸福河谷文化开发公司”之际，当时他非常支持，窦庄村的前期旅游开发工作都是他主持的，所有的资料也是他搜罗来的，这其间他垫进了不少资金，但去年冬天村委会换届选举，他却落选了。窦国平自嘲地说，可能，我这人太高调了，又没什么城府，做不了这个官！
在与窦国平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在担任村委会主任之前，也算是事业有成，有一个规模不小的洗煤厂。后来，他想回村做点事，便参加换届选举当了村委会主任。当时支持刘沁峰抱团搞旅游的十七个村的负责人，大多是他这样的“少壮派”。比如五里庙村的村主任王晓战过去做的是煤炭运销生意，潘庄村主任李世奎过去有自己的铸造企业，半峪村的支书兼村主任胡海军则有自己的洗煤厂，磨掌村的前村主任商向阳做煤层气的配套工程……因为有这样一帮思想活跃的想干事的人，十七个村才能“抱”在一起。
在给我们当完解说员后，窦国平邀请我们到他家喝杯茶消消暑，盛情难却，便跟着他去了。到了院门前，只见高高的门头上居然镶嵌着“窦府”两个大字，我们先是一怔，继而就笑起来，“还真是窦府呀。”我敢说，在当下的晋城，乃至山西，这种以主人姓氏命名的门匾，窦国平绝对是第一家！他还真是个高调的人，但我觉得，这高调并不是夜郎自大，是对主人的爱好和情趣的一种张扬。
窦府还真是窦府，窦国平将院子的上空镶上了玻璃，将院子改造成了房子，还在里面安装了空调。他就请我们坐在里面的一张小石桌前聊天。外面酷暑炎炎，里面凉风习习，你不能不感叹他的粗中有细，细致中所迸发的豪放。
但在闲聊中，我却也听出了他落选后的郁闷，他对村中大大小小古院落的牵挂。他现在被聘为县司法局的调解员，每月拿两千块钱的工资，去年还被评为感动晋城的十大人物之一，但每天下了班回到家里，他还是习惯在村中的街巷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古院落。有游客来了，他会给他们讲解一下。他说，我们村发展旅游这步棋是走对了，这些老房子就是农民致富的资本，过几年你们再来，窦庄肯定是另一种面貌了。
告别“高调”的窦国平，晚上再见到被王扎根夸了多次的刘沁峰，便觉得这位干练的七零后老总是特别地低调了。
在嘉沁公司的会议室里，刘沁峰为我们介绍了“幸福河谷文化旅游开发公司”的策划以及前期工作。
刘沁峰说，当时定下发展“大旅游”的目标之后，便开始落实规划。他先后请来北京、上海等地的十几个顶级旅游策划公司来沁河河谷考察、策划，一时间搞出十多个策划方案，经过反复比较、斟酌，最终形成了《沁河古堡旅游区（郑嘉片区）旅游发展战略策划》。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幸福河谷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成立。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七个村都与幸福河谷公司签订了《旅游开发战略合作意向书》，统一形象、统一品牌、统一规划。
刘沁峰通过“PPT”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幸福河谷”的图景：
嘉峰、潘庄将是大型商业区，嘉峰老村开发建设明清商业一条街，周边配套建设影院、宾馆等服务设施；湘峪、半峪为东部观光古堡组团，采用现代声光电技术，打造梦幻迷离的夜景，开发GPS定向寻宝游；北部郭壁窦庄体验式古堡组团，游客进村后穿古代服装，古人、古村、古街，仿佛穿越到五百年前；南部尉迟、武安、屯城为文化民俗组团，依托赵树理故居，开发展示当地特有的柿子醋、柳编工艺；五里庙等西部压煤村搬迁后，定位生态农业组团，打造乡村庄园风情……
刘沁峰说，沁河古堡旅游区将学习“乌镇模式”，走不收门票的开放式旅游，借此拉动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让农民有事可做、有钱可赚，带动整个沁河河谷的经济发展。他也谈到了打造“幸福河谷”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资金缺乏、文物保护、政府协调和政策支持等等。他说他们在积极争取政府资金扶持的同时，也正在寻求市场化的解决之道。
离开嘉峰镇已是深夜。
汽车在漆黑的夜色中穿行，采访了整整一天的我虽有些疲惫，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兴奋和明亮。老实说，这两年因为走过太多的残破的乡村，心中始终有一种无法释怀的压抑感。而在太行山区和沁河流域，我好像是一下了走进了最具时代质感的中国农村现场：这里免不了有破败，却也涌动着勃勃生机；这里有大战风车的唐吉坷德，却也不乏顺应潮流的时代英雄。若干年后，当我再次踏进沁河河谷时，这里真的会变成“幸福河谷”吗？不知道，但我期待着那么一天。（本刊系列连载《远逝的乡土》，是作者王保忠的“山西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全文到这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