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愿作画中牧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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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耕耘”展览中,李可染的《榕树水牛》。

  庚子年已近尾声,种种“牛”的符号开始出现在对联、红包、公仔、表情包中。这大概是十二生肖中最有好感度的动物之一。它是稼穑的代名词,是田园牧歌的象征,是哲学的隐喻,还是宣纸上的中国留给我们最早的印记——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画中的五头牛,一俯首吃草,一翘首前仰,一回首舐舌,一缓步前行,一在杂木旁蹭痒痒,神气磊磊,历经千年,阅尽沧桑。
  近日,中国美术馆推出“美在耕耘”新年大展,以牛的形象为主体,展出馆藏作品近600件。在这一“牛的乐园”中,画家李可染的一幅《榕树水牛》引人注目。巨大的墨榕树遮天蔽日,两个牧童骑在水牛背上说着悄悄话,充满乡野情趣。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爱画牛的非李可染莫属。这位属羊的画家,一生谨慎、小心,大胆全用在画画上,长年辛勤地艺术劳动,实在、纯朴、倔强,如同笔下的牛。从而立画至耄耋,李可染就像他笔下的牧童,在每一次笔墨驱遣的“放牧”中,找到个人、艺术与时代的心所安处。

“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


  李可染开始画牛,是在抗战中的重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可染奔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投身抗敌救亡洪流。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文艺处长,麾下聚集一大批文化人。此后几年,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长沙、湘潭、桂林、贵阳、重庆,走到哪里,就在街头巷尾留下一幅幅抗日宣传画。到重庆后不久,李可染就从同乡处得知,妻子苏娥在兵荒马乱中奔波,生下第三子后死于猩红热。国仇家恨的刺激,让李可染患上失眠症、高血压,常常一连数日通宵难眠。
  1940年9月,被称为“名流内阁”的第三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被撤销,李可染追随郭沫若转入文化工作委员会,居住在重庆金刚坡下。他的小屋隔壁就是牛棚,晚上李可染伏案读书作画,大青牛喘气、吃草、蹭痒、啃蹄的各种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索性以这位“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
左图:李可染早期代表作《牧牛图》,齐白石题诗:“忽闻蟋蟀鸣,容易秋风起。”右图:李可染晚年代表作《秋风吹下红雨来》,画名出自石涛诗句。
李可染(1907年—1989年)

  畫牛,一方面是田园寄兴,化解时代高压和个人困境。李可染有着童心未泯的一面。当时,画家傅抱石也住在金刚坡,他上小学的儿子傅二石常在课余找李可染玩:“他给我做玩具,诸如可以喷水的水枪,可以打鸟的弹弓,最复杂的是用竹子做成的小推车。当时在我心目中,他并不是画家,而是个能工巧匠。”
  在早期代表作《牧牛图》中,李可染就像和画中人物、动物生活在一起的大孩子。两个小牧童全神贯注地斗蟋蟀,忘了拴着的老水牛;老水牛扭动身躯,甩动大头,似乎发出“哞哞”叫声。
  另一方面,牛的坚韧、强犟又是提振、激扬民族气魄的艺术象征。1942年,郭沫若写了一首《水牛赞》,称牛为“中国国兽”:“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你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坚毅,雄浑,无私,拓大,悠闲,和蔼,任是怎样的辛劳,你都能够忍耐,你可头也不抬,气也不喘。你角大如虹,腹大如海,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
  这首《水牛赞》,以及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联语,在风雨飘摇、国难危殆的年月,激发李可染画下一幅幅“牧牛图”。他笔下的牧童、疏枝、垂柳,带有石涛、八大山人的余韵,自由挥洒的牛又流露出民间泥玩一般的淳朴天真,线条迅捷轻松,随兴所至,数笔寥寥,空疏简淡。
  1943年2月,李可染应重庆国立艺专之邀担任讲师,一年后与雕塑系学生邹佩珠结婚。婚后,两人租住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中。居室潮湿,墙角冒出一丛绿竹,李可染便以妻子名字的谐音给它取名“陪竹”,又以“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意,定斋号为“有君堂”。邹佩珠能唱整本《乌盆记》,李可染拉得一手好胡琴,两人常常一人拉一人唱,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这一年,李可染36岁,开始在艺坛崭露头角。12月,“李可染水墨写意画展”在重庆举办,作家老舍撰写《看画》一文,说看了李可染的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当时,老舍住在蔡锷路24号,在那间“梁上君子”肆虐的“多鼠斋”中,轮番张挂着这些年的藏品,其中就有5年前买的李可染的一幅水牛,“我极爱那几笔抹成的牛啊!”

一股“犟劲”


  1946年,李可染应徐悲鸿之邀奔赴北平,任教北平艺专中国画系。
  在徐悲鸿的引介下,1947年春,李可染带了20张画去拜见齐白石。那时,白石老人已83岁,正在躺椅上养神,画送到手边,顺手接过,看了两张,不由自主坐了起来,一张一张继续看,眼里放出亮光,站起身来,边看边说:“这才是大写意呢!”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盒类似“蝉翼宣”的上好皮纸,对李可染说:“你一定要出本画册,用这种纸,你没有,我有……要用珂罗版精印,你没钱,我给你,我写序跋。”
  从此,李可染拜入齐白石门下,十年间为老人磨墨理纸,看老师作画。齐白石出身草根,从小牧牛扶犁,对牛很有感情。他画牛赞牛,还为自己刻过一个印章“佩铃人”。1947年,齐白石看到李可染的《牧牛图》,见画生情,题了“忽闻蟋蟀鸣,容易秋风起”的诗句。   新中国成立后,李可染任教中央美院。当时,有人认为中国画是日薄西山的老朽东西,山山水水、花鸟鱼虫无法为新时代服务。那段时期,李可染没课可上,只能去教水彩;而齐门“二李”的另一位弟子李苦禅,只能去学校传达室看大门。
  中国画何去何从?李可染决心改革。从1954年起,他开始在全国写生,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诸省,最长的一次8个月,行程数万里。一个画夹、一书包笔墨纸砚、一个小马扎、一个水壶、一盒午饭,外加遮阳伞和雨衣,年近五旬的李可染背负着十余斤必需品,往返于荒山野地。在四川,为了省钱,有时用人家摆完龙门阵后的桌子拼搭成床,有时在骡马店里打地铺,有时找个澡堂子简单靠一靠。到南京时,李可染的裤子膝盖都破了,鞋底磨了一个大洞,用一块瓦楞纸垫上,如同叫花子。
《犟牛图》,小牧童与大牯牛彼此较劲。
《杨柳青青放风筝》,牧童手中牵风筝的长线令人叫绝。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是李可染变革中国画的座右铭,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仍不放弃。在京郊一个叫“珠窝”的小山窝,李可染每天早饭后,带领学生跋山涉水选画面,中午啃着凉馒头、就着咸菜充饥,晚上回来住在火车站候车室,拴上一条绳子,开始讲评白天的作业,讲到兴奋处睡不着觉,只能靠安眠药入眠。
  那时,李可染住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美院家属院,邻居有李苦禅、张仃、董希文和黄永玉夫妇。黄永玉的画室挨着李可染的画室,有时画到很晚,出来转一圈,看到李可染还在伏案工作。他的案上铺着一张灰色棉毛毯,中间一个大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筆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李可染在山水画探索中获得的经验,也融入“牧牛图”这一老题材中。《杨柳青青放风筝》中,牧童手中那条牵引风筝的长线,断续相接却不见接头,气闲神定,令人叫绝。《暮韵图》中,牧童坐在树杈间悠闲吹箫,斗笠与衣衫挂于另一树上,两只鞋子扔在地上,各分东西;老水牛安详伏地歇息,似乎正在听小主人吹奏,章法洗练,气韵生动,色墨并施,于干湿浓淡中再现暮色降临的情景。
1989年,李可染应物理学家李政道之邀,创作《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

  在《犟牛图》中,取代田园牧歌的是一种力的较量。小牧童和大牯牛,一小一大、一白一黑,在对角线上形成紧张的对峙。在某种程度上,李可染改革中国画,依凭的也是一股“犟劲”。第一次出发写生前,他请人篆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为江南之旅壮行。在作于1964年的《归牧图》中,夕阳西下、霞光返照,牧童与牛置身于瑰丽的天空与丛林中,充满诗情画意。图中钤印“所要者魂”——只有继承传统,又敢于突破、善于创新,才能找到画之魂。

“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关进了美院的“牛棚”。那一年,李可染59岁,正是老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年纪。在学习班,他因背不好“老三篇”而遭受斥责;值班时分不匀馒头,被学生看守恶言相加。黄永玉那时负责修补脸盆和洋铁壶,李可染请他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很快,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柄的小刀到了他手上。
  1970年,李可染和一批老教授下放到湖北丹江口的“五七”干校,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在传达室接电话、看自行车。邹佩珠在河北磁县的部队农场,放心不下,前去探望。看到丈夫他们住的房子地面不平,这位女雕塑家找到了用武之地,把地面铲平,垫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头夯实,还修好了屋顶,编了个草帘子挡蚊虫。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李可染奉调回京。重握画笔的成果,两年后出现在“黑画”展览中,他为民族饭店画的一幅《漓江山水》因用墨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江山如此多黑”,与宗其香的“三虎图”、黄永玉的“猫头鹰”、李苦禅的“黑水黑荷叶”并列“四大黑画代表” 。政治高压下,李可染血压骤升,一度失语,连转头都有困难。
  动乱过去,李可染最大的心愿是拿起画笔,再到大自然里亲近山河大地。他的脚和常人不同,双足叠趾,行走困难,为此在1976年,不惜截掉了右足一趾、左足二趾。一年后,李可染终于实现登临井冈山的夙愿,完成了云海苍茫、群峰争立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悬挂于毛主席纪念堂中。
  1979年,李可染为画室起名“师牛堂”。在这一年所作的《渡牛图》上,他写下了那段著名的“牛颂”:“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身劳瘁,事农而安不居功。性情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
  晚年的李可染,画了很多牛。春雨漾漾、秋风红雨、冰雪时节,他笔下的牧童与牛走过四季,表现出山水画大家纵放自如的高明。
  1989年,李可染应物理学家李政道之邀,创作了一幅《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以两只牯牛猛烈相抵的画面表现重离子碰撞的科学奇观。那两只牛,以蹄撑地,四角相抵,牛尾扬起,斗得难解难分——这是老画家最后的艺术激情,这一年岁末,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家中,享年82岁。
  2007年,李可染诞辰百年之际,这幅二牛相抵的图像,化为三维的青铜雕塑,矗立在清华大学科技园,以此“彰巨擘之泽润,嘉创新之勋业,励群英之勤恪”——在人们心中,这两只牛已升华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永恒象征。
  “他真像他所崇拜的‘牛’,像一头只吃青草出产精美牛奶的母牛。”李可染逝世后,黄永玉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中如是写道。他说,眼前的画家,身上附着各种美好奢侈的形容词,紊乱了欣赏价值,而李可染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农民性格中的聪明、淳朴、勤劳,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对着他的作品时,就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涛如此,傅山亦何尝不如此?”
  “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
  李可染(1907年—1989年):原名李永顺,江苏徐州人,中国近代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49岁为变革中国画,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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