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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据北京市检察机关权威报告显示，自2001年以来，被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原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会人员，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本期刊出的董跃进案，再次警醒我们，加大对“裸官”的监督管理力度，不仅迫切，而且势在必行。就当下而言，最紧迫的事应该把监督“裸官”的制度落到实处，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全面深入的调查，防止“裸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造假，欺上瞒下，大肆侵吞和转移国有资产。
5.8亿元——在创下京城挪用公款案涉案金额之最的同时，董跃进案还显示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就是他的身份——妻儿均移居美国的正处级“裸官”，这就加剧了他挪用公款、接受行贿的放纵性，也更加凸显了此案的巨大危害性。他也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后，全国首名受审被判重罪的“裸官”。
2010年7月28日，京城最大的挪用公款案在二中院开庭。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建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跃进被控涉嫌伙同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连龙挪用公款5.8亿余元，单独或伙同马连龙受贿117万余元。
而在人们思考董跃进为何能在公司如此肆意调动资金的时候，一个更让人意外的消息传出：董跃进的顶头上司——原中通建总公司总经理李瑞因涉嫌受贿，目前已被检方逮捕。
记者从负责侦办董跃进案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北京二分院）反贪局获悉，我国通信建设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企业的两名高管人员，其职务犯罪已涉嫌给国家造成了5亿多元的巨大损失。
案发：一起诈骗案牵出受贿案
“董跃进挪用公款案，是我们从一起诈骗案牵出的受贿案查出来的，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数额会有这么大。”近日，负责查办中通建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挪用公款、受贿案的北京二分院检察官高洁琳，在向我们介绍案情时，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沉重。
虽然离刚接手案子时已过去不少时间了，但高检察官依然清楚地记得董跃进被立案侦查的时间——2009年4月16日，“这个案子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移送过来的”。
据介绍，2008年，中通建总公司因股权变动，公司内部进行财务清算查点，而就在这时，一个几亿元的巨额资金漏洞浮出了水面，公司上下一片惊恐。这让时任总经理助理的董跃进慌了手脚，因为这个娄子是他捅的。随即，董跃进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报案，称上海合生源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康和上海皓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振涛合伙进行信用证诈骗。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建立在董跃进对中通建总公司进出口信用证签付“一手遮天”之上的骗局，终被层层揭开。
陷阱：茶馆结识江湖“情报员”
事情起源于2006年。某天，董跃进下班后闲来无事，便到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一家茶馆消磨时间。就在那时，本案的主角之一——马连龙正以中包集团副总的身份混迹于工体附近的茶社，整日打牌赌钱。两人偶遇后，马连龙的爱吹牛和一通胡侃竟博得了董跃进的赏识。身为国有大型集团公司高管的董跃进，竟然在没有核实马连龙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深信他确是中包集团的副总，并将其视为知己。
马连龙看到自己已逐渐赢得董跃进的信任，便动起了利用董跃进帮自己发家的想法。而此时，同样是在茶社通过打牌认识的上海皓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讯公司）负责人张振涛进入了马连龙的视线。马连龙随即牵线搭桥，将张振涛引荐给了董跃进，并谎称张振涛是国家“情报员”。
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张振涛又将同伙王康（上海合生源财公司法定代表人）介绍给了董跃进。几天后，王康就与董跃进在谈判桌上相谈甚欢，董跃进代表中通建总公司与合生源财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进口框架协议》，约定由中通建代合生源财公司进口电脑硬盘等物资，并代开信用证，从中收取开证金额0.6%至0.8%的代理款。为了使董跃进放心，王康还假称自己实际上是为军方代理进口军用物资，为掩人耳目才以电脑硬盘等民用物资为名报关。作为中间人，马连龙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能收取每单业务0.6%的代理费。在此基础上，马连龙成立了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德公司），摇身变成公司大老板。
董跃进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轻易相信了马连龙、张振涛等人说的话，并与他们签订了合同，骗局由此开场。
关照：身陷嫖娼门却安然升官
董跃进1958年生于河北省，因此得名“跃进”，研究生文化程度，任中通建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正处级。案发前，董的妻子、儿子早已移居美国，他常年独自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裸官”。这位“裸官”，不但获取性贿赂，还享用了行贿者奉上的冰毒。据他供述，妻子在案发前，已经将其收受的部分财物带到了海外。
“董跃进能滥用职权的前提是拥有权力，而他掌握实权的过程凸显了当前用人制度的一大真空。”检察官高洁琳认为，“提拔用人机制的不健全是众多腐败案件发生的一大诱因。”
在董跃进挪用公款一案中，检察机关侦查发现，董跃进最初在中通建总公司下属单位任职期间，就曾因嫖娼问题被新疆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公司的同事也曾目睹此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按照纪律规定应当被直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干部，不但没有受到内部纪律的追究，不久后，竟然还被提拔担任了上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这一切，都得益于上司李瑞的“关照”。作为回报，董跃进不断利用新任的职位与实权，以美酒、女色、金钱等各种手段拉拢上司。
“这样的人事制度、运行机制，为中通建总公司自身和董跃进个人都埋下了地雷。”检察官高洁琳说。当董跃进成为总经理助理后，公司还一度传出风声，要将其再次提拔为副总经理。由于党委书记的反对，才未得逞。不过，董跃进并没有意识到升职受挫是组织对他的一次郑重提醒，反而在心中产生了怨恨。
官员堕落，不但未受处分，还被提拔重用。这无疑给了董跃进一个错误的暗示，在某个时候，党纪国法是橡皮做的，所以他变本加厉。“这凸显了当前国企用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为他日后的为所欲为埋下了伏笔。”高洁琳坦言。
贪官：被下“迷药”挪用5.8亿
在2010年7月28日上午的庭审现场，身材瘦小，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董跃进一瘸一拐地进了法庭。他说话声音很小，精神也很委顿。
检察机关指控，2007年6月至2008年2月间，董跃进在中通信总公司受上海合生源财公司、皓讯公司等四家公司委托代理进口货物暨开具信用证业务的过程中，未经单位领导同意，擅自作出决定，要求上述公司将应当直接支付给中通建总公司的货款5.8亿余元支付到由马连龙任法定代表人的中润德公司，用于增加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申请银行授信等。至案发，尚有1300余万元未归还。为感谢董跃进的帮助，马连龙先后向其贿赂91万元，并许诺董跃进退休后可以到其公司工作，同时可以安排董跃进的侄女来京。董跃进后来交代，部分贿赂款被其妻带到了美国。
而检方指控的挪用5.8亿元公款的事实，正是在北京中润德公司成立后发生的。据董跃进供述，在与上海合生源财公司等客户的业务往来中，合同标的额总数大概是10亿余元。起初，上述公司将货款直接汇给中通建总公司。中润德公司成立后，马连龙为了让自己的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要求董跃进把上海合生源财、皓讯等公司应当直接支付给中通建总公司的货款，先汇到他的中润德公司，再转回中通建总公司，以此增加其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显示公司的资金实力。
随着庭审深入，让精明的董跃进犯傻的“迷药”逐渐显现：
为进一步笼络董跃进，马连龙于2007年春节开始向董跃进下“药”。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董与马在北京右安门某洗浴中心见面。在餐饮泡浴后，马送给董1万元；这年下半年的一天，在马连龙的办公室，董跃进收下了50万元;同年末至2008年春节前后，董跃进又两次收受马连龙送给的“好处费”40万元……
据董跃进供述，从资金安全角度讲，货款通过中转再到公司账户，势必增大风险。但在当时，上海合生源财等公司的回款速度很快，信誉很好，而且与他们合作后，让公司的业务量翻了倍，“我处于那种兴奋的状态，就忽略了风险。”
在没有向领导汇报就改变付款方式的情况下，董跃进默许了马连龙的要求，擅自作了决定。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中通建总公司的正常合同业务在付款环节发生严重紊乱，从而使张振涛、王康有机可乘，为他们实施信用证诈骗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中通建总公司无法获知皓迅等公司向中润德公司付款的时间和数额，使公款进一步失去了控制。就这样，在半年多时间里，共有5.8亿余元公款进入了中润德公司账户，酿成了这起京城最大的挪用公款案。
昏官：继续被骗资金两亿余元
除了挪用公款，董跃进的贪婪与轻信还导致中通建总公司被骗取信用证资金高达2亿余元，而实施诈骗的就是马连龙介绍的合作伙伴张振涛和王康。按照中通建总公司的规定，超过500万元的划款必须由公司副总经理签字。可董跃进只在2006年11月准备与皓迅公司签订第一笔合同时，请示过公司领导，此后就再也没有请示过。而由于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以及董跃进和总经理李瑞的“铁杆”关系，公司根本就没人对这些业务进行监管，这就使作为总经理助理的董跃进，实际拥有了对外签订合同，开具信用证的决定权。正因如此，在改变合同款支付方式时，董跃进才敢既不向公司领导汇报也不开会讨论，全由自己一人说了算。
而张振涛看到了中通建总公司的信用证开得那么容易，便动了心，游说王康以虚假的发货单套取中通建公司的信用证资金。就这样，中通建公司的信用证变成了两人骗钱的工具。为了实施骗局，张振涛首先让儿子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讯城公司，充当进口业务中的卖方，以达到通过控制买卖双方贸易，欺骗中通建总公司的目的。讯诚公司由张振涛占公司股份的51%，王康占49%。
案卷显示，代开信用证其实有着严格的流程，在这一连环的程序中，合生源财公司根本无法藏有“猫儿腻”，但玄机就在信用证开出后的发货环节。
为了顺利获得信用证资金，张振涛通过讯诚公司在香港采购硬盘，一般货值不到1万港币，由此形成的单据供报关使用。但是，讯诚公司与中通建总公司之间的进出口合同标的少则30万美元，多则200万美元，如何才能让这两组悬殊的数字一致？
这项工作一般就由王康来完成。每次讯诚公司发货完成后，单据就会寄给王康，王康利用电脑进行修改，发票金额改为几十万美元或数百万美元，这也是为了与中通建总公司签订的进出口合同标的一致，然后再将伪造的单据交给银行，套取相应的信用证资金。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虽然张振涛也按合同约定，定期将货款返给中通建总公司，但此时，中通建总公司对信用证资金已经失去了控制。”
据王康被抓后供述，他和张振涛的骗局起初并没有什么漏洞，但几个月后，张振涛的贪欲越发膨胀，开始将骗取的大部分钱用来个人消费购买房产。到2007年11月，他已无力偿还中通建总公司代开的信用证金额。
按照进出口贸易的惯例，作为代理进口受委托方的中通建总公司，应该自己持相关单据到海关提货和验货。但中通建总公司与讯诚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早已约定：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手续由合生源财公司负责。这样，王康和张振涛终于实现了自己买、自己卖、自己提货的“自给自足”模式。他们拿着真实的单据，提出一批批不值钱的电脑硬盘，并在上海就地处理掉。而中通建总公司却“无为而治”，不但在与合生源财、讯诚公司签订合同之前未对对方做资信调查，同时在财务管理上也没有执行签字等审批制度，只是由董跃进一手处理，同时对划入的资金也未进行实时监管。最后，共有17单信用证的资金被骗，合生源财公司未予归还，扣除先期交付的保证金，中通建总公司实际损失高达2.5亿元。
而张振涛则将离岸账户中的美元利用一些香港账户兑换成人民币，再通过深圳的一些地下钱庄将钱打回到国内的多个账户上来，最后通过转账，集中到张振涛等实际掌控的几个户头上。案发时，除了皓讯公司离岸账户上现有的1807.3美元余款和张振涛购置的房产外，大部分资金去向还未查实，只是张振涛自己说“都被皓讯公司的电解铜业务赔掉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骗的我。”对于这个其实并不复杂的骗局，作为负责了多年公司进出口贸易的董跃进，却在法庭上说出了如此让人意外的话。
“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昏官。”检察官高洁琳的点评一针见血。而董跃进为什么那么容易受马连龙指使而挪用巨额公款也就不难理解了。
空虚：接受性贿赂与吸食冰毒
张振涛和王康知道，在这场骗局中，稳住董跃进这个“财神”至关重要。2007年间，董跃进与马连龙多次去上海，二人在沪期间的费用全部由张振涛、王康支付，张振涛还向两人奉送了价值7万余元的高档笔记本电脑两台。这年8月，董跃进因公赴马来西亚、香港出差，马连龙将此消息告诉张振涛，张振涛预先在香港半岛酒店订房，还在房间里留下了港币20万元供其消费。
据有关方面透露，自从张振涛等人通过马连龙结识了董跃进这位国企“大哥”后，董跃进在上海的活动都尽显奢华腐败。董跃进不论因公因私前往上海，张振涛都会全程接待，除了让董跃进免费入住其掌控的多家高级会所外，还会花钱请美女相伴，甚至还从非法渠道弄来冰毒让其好好“享受”。据张振涛供述，他为董跃进找的小姐都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高素质美女，一晚上身价好几千元。对于冰毒，受过高等教育的董跃进最初并不敢碰，然而在高级会所待的时间长了，耳边又有张振涛等人不停地鼓噪，董跃进慢慢地开始尝试、再次尝试、直到完全上瘾。
“董跃进之所以能够在茶楼结识一个‘混混’，与他身为‘裸官’不无关系。”检察官高洁琳说，由于董跃进的妻子、儿子早年移居美国，董跃进常年独自生活，这种状态让他的心理逐渐空虚。
后悔：一度心里崩溃流露轻生
2008年，因2亿多的资金怎么都催不回来，董跃进猛然醒悟，一边向公司领导汇报，一边通过各种关系调查张振涛和王康的公司。结果发现他们并非马连龙所说的“情报人员”，甚至他们提供的报关单也是假的。发现被骗后，公司马上报案，张振涛和王康相继被抓。很快，董跃进被“双规”。通过他的供述，办案人员又抓捕了马连龙，并进一步发现了董、马二人涉嫌挪用巨额公款的事实。
法庭上的董跃进开始反省自己的“稀里糊涂”。不过，他强调说，自己主观上并没有想过要受贿，“说良心话，以我所在的部门和我的权力，能赚钱的机会比这个多得多，但我没想赚。我稀里糊涂地做下了这样的傻事。”
同时，董跃进也后悔自己对刑法知之甚少，他说：“进‘号’以后，我才知道受贿10万以上可以判死刑，我都崩溃了。我非常后悔。”
办案人员在搜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多少董跃进的受贿财物。在不断的讯问过程中，董跃进交代了在他收取的100多万元财物中，部分贿赂款已被其妻子带到了美国。
案发后，办案人员在搜查中查获了董跃进的日记。从日记来看，董跃进在张振涛等人无力偿还巨额货款时，已经开始怀疑被骗，并因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导致的巨大损失，他一度流露出轻生的念头，后来也想过自首。办案人员说，从日记里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如果当时董跃进身旁有人及时规劝，他很可能选择主动自首。
目前，董跃进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合生源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康，因涉嫌实施信用证诈骗2.5亿余元，已被北京二分院提起公诉。皓讯公司负责人张振涛已因其他犯罪被上海当地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中通建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是一个“裸官”典型，挪用巨额公款、受贿、嫖娼、吸毒……凡贪官之劣迹，董跃进几乎无一不具，且款项之巨已创下纪录。他无疑是最“全能”的贪官。“本案的出现，也向职能部门发出警示，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遏止‘裸官’们的惊天贪腐，如今已成当务之急。”办案检察官希望媒体能经常向社会发出防范警示。
警惕：八种手段让人麻醉身心
董跃进虽腿脚有些不方便，但他将外出洗浴、打高尔夫和陪领导打牌融入了自己的生活。
别看他平时生活奢侈，可对待亲人并不大方，甚至抠门。他的姐姐在北京，但彼此联系不多。办案检察官到他姐姐家调查时发现，不大的房子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或家具，一家人生活得很是拮据。
董跃进常年独自在国内生活。“这种长期独自生活的‘裸官’状态，既缺少家庭的幸福感，又缺少家庭‘琐事’的羁绊，同时也缺失了家庭层面的监督，让他的心里逐渐空虚，做起事来便可以毫无顾忌，完全放纵了自己。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无益的社会活动增加，将他的部分精力转移到一些生活情趣不健康、甚至是违法的事情上来。一旦受到腐蚀，就会授人以柄，最终原则尽失。”办案检察官分析道，“作为‘裸官’的董跃进，生活中吃喝嫖赌，工作中昏庸盲目。犯罪分子看中了他的弱点，投其所好，使出了安排吃喝住行、提供饭后休闲娱乐、引诱吸食毒品、提供性贿赂、送贵重礼品、进行远期利益许诺等惯用的8种手段，将他彻底击倒。”
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的确，无论是美女也好，还是麻醉身心的冰毒，都在“裸官”一步步滑向罪恶深渊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然而，如果说身为“裸官”的董跃进仅仅是无法抵御外界诱惑，也有失客观。
堵漏：切勿让公权力出现裂缝
让“苍蝇”对“臭蛋”有机可乘，根源上还是官员手中的公权力出现了“裂缝”。自2007年开始，董跃进在马连龙的介绍下，数次接受相关人员的巨额贿赂之后，利用职权给行贿人提供了极大的牟利便利。在他的直接“帮助”下，共有17单信用证的资金被骗，扣除先期交付的保证金，中通建总公司实际损失高达2.5亿元，给国家资产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正是权力失控之后的典型反映。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选人用人的机制是透明的，早已身沾嫖娼“臭味”的董跃进，又在众人皆知其嫖娼之后，如何安然无恙并继续升官？即使个别领导“眼睛瞎了似的”，大胆地起用了身有瑕疵的“嫖娼干部”，但如果官员手中的权力能得到有效地制约，至少在他们“拍脑袋”时会得到方方面面来自制度和法纪的强力监督，让他们“想一个人拍板都不可能”。
监督的缺失和财务管理的混乱，给董跃进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提供了机会。已走上断头台的腐败分子李真曾忏悔道：“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李真们看到“信念丧失”的腐败原因之一，却没有看到“权力不受制约”的腐败原因之二。如果不是制度上的漏洞过大，给予贪官们腐败的空间过大，其实也产生不了一个又一个“李真”。■
编辑：董晓菊dxj502@163.com
据北京市检察机关权威报告显示，自2001年以来，被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原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会人员，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本期刊出的董跃进案，再次警醒我们，加大对“裸官”的监督管理力度，不仅迫切，而且势在必行。就当下而言，最紧迫的事应该把监督“裸官”的制度落到实处，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全面深入的调查，防止“裸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造假，欺上瞒下，大肆侵吞和转移国有资产。
5.8亿元——在创下京城挪用公款案涉案金额之最的同时，董跃进案还显示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就是他的身份——妻儿均移居美国的正处级“裸官”，这就加剧了他挪用公款、接受行贿的放纵性，也更加凸显了此案的巨大危害性。他也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后，全国首名受审被判重罪的“裸官”。
2010年7月28日，京城最大的挪用公款案在二中院开庭。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建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跃进被控涉嫌伙同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连龙挪用公款5.8亿余元，单独或伙同马连龙受贿117万余元。
而在人们思考董跃进为何能在公司如此肆意调动资金的时候，一个更让人意外的消息传出：董跃进的顶头上司——原中通建总公司总经理李瑞因涉嫌受贿，目前已被检方逮捕。
记者从负责侦办董跃进案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下简称北京二分院）反贪局获悉，我国通信建设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企业的两名高管人员，其职务犯罪已涉嫌给国家造成了5亿多元的巨大损失。
案发：一起诈骗案牵出受贿案
“董跃进挪用公款案，是我们从一起诈骗案牵出的受贿案查出来的，我们当时也没想到数额会有这么大。”近日，负责查办中通建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挪用公款、受贿案的北京二分院检察官高洁琳，在向我们介绍案情时，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沉重。
虽然离刚接手案子时已过去不少时间了，但高检察官依然清楚地记得董跃进被立案侦查的时间——2009年4月16日，“这个案子是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纪委移送过来的”。
据介绍，2008年，中通建总公司因股权变动，公司内部进行财务清算查点，而就在这时，一个几亿元的巨额资金漏洞浮出了水面，公司上下一片惊恐。这让时任总经理助理的董跃进慌了手脚，因为这个娄子是他捅的。随即，董跃进向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报案，称上海合生源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康和上海皓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振涛合伙进行信用证诈骗。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建立在董跃进对中通建总公司进出口信用证签付“一手遮天”之上的骗局，终被层层揭开。
陷阱：茶馆结识江湖“情报员”
事情起源于2006年。某天，董跃进下班后闲来无事，便到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一家茶馆消磨时间。就在那时，本案的主角之一——马连龙正以中包集团副总的身份混迹于工体附近的茶社，整日打牌赌钱。两人偶遇后，马连龙的爱吹牛和一通胡侃竟博得了董跃进的赏识。身为国有大型集团公司高管的董跃进，竟然在没有核实马连龙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就深信他确是中包集团的副总，并将其视为知己。
马连龙看到自己已逐渐赢得董跃进的信任，便动起了利用董跃进帮自己发家的想法。而此时，同样是在茶社通过打牌认识的上海皓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讯公司）负责人张振涛进入了马连龙的视线。马连龙随即牵线搭桥，将张振涛引荐给了董跃进，并谎称张振涛是国家“情报员”。
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张振涛又将同伙王康（上海合生源财公司法定代表人）介绍给了董跃进。几天后，王康就与董跃进在谈判桌上相谈甚欢，董跃进代表中通建总公司与合生源财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进口框架协议》，约定由中通建代合生源财公司进口电脑硬盘等物资，并代开信用证，从中收取开证金额0.6%至0.8%的代理款。为了使董跃进放心，王康还假称自己实际上是为军方代理进口军用物资，为掩人耳目才以电脑硬盘等民用物资为名报关。作为中间人，马连龙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能收取每单业务0.6%的代理费。在此基础上，马连龙成立了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德公司），摇身变成公司大老板。
董跃进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轻易相信了马连龙、张振涛等人说的话，并与他们签订了合同，骗局由此开场。
关照：身陷嫖娼门却安然升官
董跃进1958年生于河北省，因此得名“跃进”，研究生文化程度，任中通建总公司总经理助理、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正处级。案发前，董的妻子、儿子早已移居美国，他常年独自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裸官”。这位“裸官”，不但获取性贿赂，还享用了行贿者奉上的冰毒。据他供述，妻子在案发前，已经将其收受的部分财物带到了海外。
“董跃进能滥用职权的前提是拥有权力，而他掌握实权的过程凸显了当前用人制度的一大真空。”检察官高洁琳认为，“提拔用人机制的不健全是众多腐败案件发生的一大诱因。”
在董跃进挪用公款一案中，检察机关侦查发现，董跃进最初在中通建总公司下属单位任职期间，就曾因嫖娼问题被新疆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公司的同事也曾目睹此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按照纪律规定应当被直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干部，不但没有受到内部纪律的追究，不久后，竟然还被提拔担任了上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这一切，都得益于上司李瑞的“关照”。作为回报，董跃进不断利用新任的职位与实权，以美酒、女色、金钱等各种手段拉拢上司。
“这样的人事制度、运行机制，为中通建总公司自身和董跃进个人都埋下了地雷。”检察官高洁琳说。当董跃进成为总经理助理后，公司还一度传出风声，要将其再次提拔为副总经理。由于党委书记的反对，才未得逞。不过，董跃进并没有意识到升职受挫是组织对他的一次郑重提醒，反而在心中产生了怨恨。
官员堕落，不但未受处分，还被提拔重用。这无疑给了董跃进一个错误的暗示，在某个时候，党纪国法是橡皮做的，所以他变本加厉。“这凸显了当前国企用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为他日后的为所欲为埋下了伏笔。”高洁琳坦言。
贪官：被下“迷药”挪用5.8亿
在2010年7月28日上午的庭审现场，身材瘦小，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董跃进一瘸一拐地进了法庭。他说话声音很小，精神也很委顿。
检察机关指控，2007年6月至2008年2月间，董跃进在中通信总公司受上海合生源财公司、皓讯公司等四家公司委托代理进口货物暨开具信用证业务的过程中，未经单位领导同意，擅自作出决定，要求上述公司将应当直接支付给中通建总公司的货款5.8亿余元支付到由马连龙任法定代表人的中润德公司，用于增加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申请银行授信等。至案发，尚有1300余万元未归还。为感谢董跃进的帮助，马连龙先后向其贿赂91万元，并许诺董跃进退休后可以到其公司工作，同时可以安排董跃进的侄女来京。董跃进后来交代，部分贿赂款被其妻带到了美国。
而检方指控的挪用5.8亿元公款的事实，正是在北京中润德公司成立后发生的。据董跃进供述，在与上海合生源财公司等客户的业务往来中，合同标的额总数大概是10亿余元。起初，上述公司将货款直接汇给中通建总公司。中润德公司成立后，马连龙为了让自己的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要求董跃进把上海合生源财、皓讯等公司应当直接支付给中通建总公司的货款，先汇到他的中润德公司，再转回中通建总公司，以此增加其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显示公司的资金实力。
随着庭审深入，让精明的董跃进犯傻的“迷药”逐渐显现：
为进一步笼络董跃进，马连龙于2007年春节开始向董跃进下“药”。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董与马在北京右安门某洗浴中心见面。在餐饮泡浴后，马送给董1万元；这年下半年的一天，在马连龙的办公室，董跃进收下了50万元;同年末至2008年春节前后，董跃进又两次收受马连龙送给的“好处费”40万元……
据董跃进供述，从资金安全角度讲，货款通过中转再到公司账户，势必增大风险。但在当时，上海合生源财等公司的回款速度很快，信誉很好，而且与他们合作后，让公司的业务量翻了倍，“我处于那种兴奋的状态，就忽略了风险。”
在没有向领导汇报就改变付款方式的情况下，董跃进默许了马连龙的要求，擅自作了决定。这一决定，直接导致中通建总公司的正常合同业务在付款环节发生严重紊乱，从而使张振涛、王康有机可乘，为他们实施信用证诈骗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中通建总公司无法获知皓迅等公司向中润德公司付款的时间和数额，使公款进一步失去了控制。就这样，在半年多时间里，共有5.8亿余元公款进入了中润德公司账户，酿成了这起京城最大的挪用公款案。
昏官：继续被骗资金两亿余元
除了挪用公款，董跃进的贪婪与轻信还导致中通建总公司被骗取信用证资金高达2亿余元，而实施诈骗的就是马连龙介绍的合作伙伴张振涛和王康。按照中通建总公司的规定，超过500万元的划款必须由公司副总经理签字。可董跃进只在2006年11月准备与皓迅公司签订第一笔合同时，请示过公司领导，此后就再也没有请示过。而由于公司财务管理混乱，以及董跃进和总经理李瑞的“铁杆”关系，公司根本就没人对这些业务进行监管，这就使作为总经理助理的董跃进，实际拥有了对外签订合同，开具信用证的决定权。正因如此，在改变合同款支付方式时，董跃进才敢既不向公司领导汇报也不开会讨论，全由自己一人说了算。
而张振涛看到了中通建总公司的信用证开得那么容易，便动了心，游说王康以虚假的发货单套取中通建公司的信用证资金。就这样，中通建公司的信用证变成了两人骗钱的工具。为了实施骗局，张振涛首先让儿子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讯城公司，充当进口业务中的卖方，以达到通过控制买卖双方贸易，欺骗中通建总公司的目的。讯诚公司由张振涛占公司股份的51%，王康占49%。
案卷显示，代开信用证其实有着严格的流程，在这一连环的程序中，合生源财公司根本无法藏有“猫儿腻”，但玄机就在信用证开出后的发货环节。
为了顺利获得信用证资金，张振涛通过讯诚公司在香港采购硬盘，一般货值不到1万港币，由此形成的单据供报关使用。但是，讯诚公司与中通建总公司之间的进出口合同标的少则30万美元，多则200万美元，如何才能让这两组悬殊的数字一致？
这项工作一般就由王康来完成。每次讯诚公司发货完成后，单据就会寄给王康，王康利用电脑进行修改，发票金额改为几十万美元或数百万美元，这也是为了与中通建总公司签订的进出口合同标的一致，然后再将伪造的单据交给银行，套取相应的信用证资金。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虽然张振涛也按合同约定，定期将货款返给中通建总公司，但此时，中通建总公司对信用证资金已经失去了控制。”
据王康被抓后供述，他和张振涛的骗局起初并没有什么漏洞，但几个月后，张振涛的贪欲越发膨胀，开始将骗取的大部分钱用来个人消费购买房产。到2007年11月，他已无力偿还中通建总公司代开的信用证金额。
按照进出口贸易的惯例，作为代理进口受委托方的中通建总公司，应该自己持相关单据到海关提货和验货。但中通建总公司与讯诚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早已约定：进出口货物的报关手续由合生源财公司负责。这样，王康和张振涛终于实现了自己买、自己卖、自己提货的“自给自足”模式。他们拿着真实的单据，提出一批批不值钱的电脑硬盘，并在上海就地处理掉。而中通建总公司却“无为而治”，不但在与合生源财、讯诚公司签订合同之前未对对方做资信调查，同时在财务管理上也没有执行签字等审批制度，只是由董跃进一手处理，同时对划入的资金也未进行实时监管。最后，共有17单信用证的资金被骗，合生源财公司未予归还，扣除先期交付的保证金，中通建总公司实际损失高达2.5亿元。
而张振涛则将离岸账户中的美元利用一些香港账户兑换成人民币，再通过深圳的一些地下钱庄将钱打回到国内的多个账户上来，最后通过转账，集中到张振涛等实际掌控的几个户头上。案发时，除了皓讯公司离岸账户上现有的1807.3美元余款和张振涛购置的房产外，大部分资金去向还未查实，只是张振涛自己说“都被皓讯公司的电解铜业务赔掉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骗的我。”对于这个其实并不复杂的骗局，作为负责了多年公司进出口贸易的董跃进，却在法庭上说出了如此让人意外的话。
“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昏官。”检察官高洁琳的点评一针见血。而董跃进为什么那么容易受马连龙指使而挪用巨额公款也就不难理解了。
空虚：接受性贿赂与吸食冰毒
张振涛和王康知道，在这场骗局中，稳住董跃进这个“财神”至关重要。2007年间，董跃进与马连龙多次去上海，二人在沪期间的费用全部由张振涛、王康支付，张振涛还向两人奉送了价值7万余元的高档笔记本电脑两台。这年8月，董跃进因公赴马来西亚、香港出差，马连龙将此消息告诉张振涛，张振涛预先在香港半岛酒店订房，还在房间里留下了港币20万元供其消费。
据有关方面透露，自从张振涛等人通过马连龙结识了董跃进这位国企“大哥”后，董跃进在上海的活动都尽显奢华腐败。董跃进不论因公因私前往上海，张振涛都会全程接待，除了让董跃进免费入住其掌控的多家高级会所外，还会花钱请美女相伴，甚至还从非法渠道弄来冰毒让其好好“享受”。据张振涛供述，他为董跃进找的小姐都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高素质美女，一晚上身价好几千元。对于冰毒，受过高等教育的董跃进最初并不敢碰，然而在高级会所待的时间长了，耳边又有张振涛等人不停地鼓噪，董跃进慢慢地开始尝试、再次尝试、直到完全上瘾。
“董跃进之所以能够在茶楼结识一个‘混混’，与他身为‘裸官’不无关系。”检察官高洁琳说，由于董跃进的妻子、儿子早年移居美国，董跃进常年独自生活，这种状态让他的心理逐渐空虚。
后悔：一度心里崩溃流露轻生
2008年，因2亿多的资金怎么都催不回来，董跃进猛然醒悟，一边向公司领导汇报，一边通过各种关系调查张振涛和王康的公司。结果发现他们并非马连龙所说的“情报人员”，甚至他们提供的报关单也是假的。发现被骗后，公司马上报案，张振涛和王康相继被抓。很快，董跃进被“双规”。通过他的供述，办案人员又抓捕了马连龙，并进一步发现了董、马二人涉嫌挪用巨额公款的事实。
法庭上的董跃进开始反省自己的“稀里糊涂”。不过，他强调说，自己主观上并没有想过要受贿，“说良心话，以我所在的部门和我的权力，能赚钱的机会比这个多得多，但我没想赚。我稀里糊涂地做下了这样的傻事。”
同时，董跃进也后悔自己对刑法知之甚少，他说：“进‘号’以后，我才知道受贿10万以上可以判死刑，我都崩溃了。我非常后悔。”
办案人员在搜查过程中，没有发现多少董跃进的受贿财物。在不断的讯问过程中，董跃进交代了在他收取的100多万元财物中，部分贿赂款已被其妻子带到了美国。
案发后，办案人员在搜查中查获了董跃进的日记。从日记来看，董跃进在张振涛等人无力偿还巨额货款时，已经开始怀疑被骗，并因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导致的巨大损失，他一度流露出轻生的念头，后来也想过自首。办案人员说，从日记里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如果当时董跃进身旁有人及时规劝，他很可能选择主动自首。
目前，董跃进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已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合生源财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康，因涉嫌实施信用证诈骗2.5亿余元，已被北京二分院提起公诉。皓讯公司负责人张振涛已因其他犯罪被上海当地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中通建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是一个“裸官”典型，挪用巨额公款、受贿、嫖娼、吸毒……凡贪官之劣迹，董跃进几乎无一不具，且款项之巨已创下纪录。他无疑是最“全能”的贪官。“本案的出现，也向职能部门发出警示，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遏止‘裸官’们的惊天贪腐，如今已成当务之急。”办案检察官希望媒体能经常向社会发出防范警示。
警惕：八种手段让人麻醉身心
董跃进虽腿脚有些不方便，但他将外出洗浴、打高尔夫和陪领导打牌融入了自己的生活。
别看他平时生活奢侈，可对待亲人并不大方，甚至抠门。他的姐姐在北京，但彼此联系不多。办案检察官到他姐姐家调查时发现，不大的房子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或家具，一家人生活得很是拮据。
董跃进常年独自在国内生活。“这种长期独自生活的‘裸官’状态，既缺少家庭的幸福感，又缺少家庭‘琐事’的羁绊，同时也缺失了家庭层面的监督，让他的心里逐渐空虚，做起事来便可以毫无顾忌，完全放纵了自己。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无益的社会活动增加，将他的部分精力转移到一些生活情趣不健康、甚至是违法的事情上来。一旦受到腐蚀，就会授人以柄，最终原则尽失。”办案检察官分析道，“作为‘裸官’的董跃进，生活中吃喝嫖赌，工作中昏庸盲目。犯罪分子看中了他的弱点，投其所好，使出了安排吃喝住行、提供饭后休闲娱乐、引诱吸食毒品、提供性贿赂、送贵重礼品、进行远期利益许诺等惯用的8种手段，将他彻底击倒。”
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的确，无论是美女也好，还是麻醉身心的冰毒，都在“裸官”一步步滑向罪恶深渊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然而，如果说身为“裸官”的董跃进仅仅是无法抵御外界诱惑，也有失客观。
堵漏：切勿让公权力出现裂缝
让“苍蝇”对“臭蛋”有机可乘，根源上还是官员手中的公权力出现了“裂缝”。自2007年开始，董跃进在马连龙的介绍下，数次接受相关人员的巨额贿赂之后，利用职权给行贿人提供了极大的牟利便利。在他的直接“帮助”下，共有17单信用证的资金被骗，扣除先期交付的保证金，中通建总公司实际损失高达2.5亿元，给国家资产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正是权力失控之后的典型反映。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选人用人的机制是透明的，早已身沾嫖娼“臭味”的董跃进，又在众人皆知其嫖娼之后，如何安然无恙并继续升官？即使个别领导“眼睛瞎了似的”，大胆地起用了身有瑕疵的“嫖娼干部”，但如果官员手中的权力能得到有效地制约，至少在他们“拍脑袋”时会得到方方面面来自制度和法纪的强力监督，让他们“想一个人拍板都不可能”。
监督的缺失和财务管理的混乱，给董跃进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提供了机会。已走上断头台的腐败分子李真曾忏悔道：“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李真们看到“信念丧失”的腐败原因之一，却没有看到“权力不受制约”的腐败原因之二。如果不是制度上的漏洞过大，给予贪官们腐败的空间过大，其实也产生不了一个又一个“李真”。■
编辑：董晓菊dxj5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