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去崇明旅游，在瀛东村一个景点看到一张如土坑般宽大的床，用本色木板平铺直排，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样子，土得掉渣。记得，这种床在我们老家一带叫“困依”。早时，乡下殷实人家才有。这种比普通大床高一尺、宽一尺、长一尺的床，四周都以木板围着，床底下用一个二寸来高的架子托起，有三双脚分布在床身的前，中、后。掀开最下层的草帘，可见三块一米见方的翻盖，中各有两寸长段的细槽，用一把很大的倒T形钥匙插进去，一旋，勾住翻盖，向上一拎，可见一仓，能放几百斤粮食。遇到丰年，三仓堆满五谷杂粮，夜晚躺在“困依”上，闻着粮食经太阳暴晒后散发出来的醇香，一年的和麦稀饭算是有了指望，农人的心里便有了踏踏实实的满足。于是在土地上流血流汗，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就化成了粮食堆上抑扬顿挫的鼾声。
　　这样的年份里，有了余粮的农户就请我的太祖父做“困依”。在我的家乡一带，太祖父的木匠活是有口皆碑的，他做的“升罗”(一种量米的盘器)，密缝得滴水不漏，可当水瓢用。但就算是这样，太祖父一生所作的“困依”也寥寥无几。当时，南汇“钦公塘”以东的“江北埭”一带，大多是苏北逃荒而来的贫民，长年以做苦工为生，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日子。做“困依”是悬空八只脚的事。
　　有一年，太祖父去村北富户徐进明家做“困依”，收场的当晚，厚道的主人家款待太祖父难得一见的白米饭，吃惯了和麦稀饭的太祖父或许吃得太快，或许是白米饭太干，总之是一口卡在喉咙口，上不来下不去，噎死了，也算是死得风光，但至死也没能撑下他梦寐以求的“困依”。因为有了“困依”，就意味着有了土地，有了丰衣足食，有了传代的家本。
　　不管怎样，太祖父的死，在几十年后—直蓄谋逃离土地的我看来，多少带有一点农民式的宿命。
　　壮志未酬的太祖父无可奈何地去了。无论如何，他料不到他做的最后一只“困依”是为自己做的，命运的神奇莫过于此!
　　我的叔叔乳名得地，是土改那年出生的。祖父母早年跟着太祖父逃荒讨饭来到东海边，靠租得几亩盐碱地过活，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拥有自己的土地。解放后，当工作组挨户分地丈量到我家时，祖父母的儿子，我的叔叔很是候分掐数地呱呱落地，使祖父母多分了两亩田。寡言的祖父激动得不时撩起衣襟擦眼睛，未了说一句，这孩子命好，就叫得地吧!
　　是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在望，正愁无处屯粮时，让祖父眼睛一亮的是伯父和父亲正在抬进来的“困依”，他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停地看，不停地摸。八成新的“困依”泛着一股松木清香，上过不久的桐油使床板的纹理滋润得愈加厚重，暗黄中隐着浅褐的色彩。是让人看一眼都安心的妥帖。祖父布满老茧的手在“困依”上游移着，不经意间，他的双肩抖动起来，手停了一下，仍来回不停地抚摩，终是不能坚持，蹲下身把眼凑上前去，在床下沿口处看到刻着的徐字，心像被人扯了一下。他想起了我的太祖父，一时不由得百感交集，禁不住老泪纵横。
　　几年后，祖父死于5月，一个抢收抢种的季节。当天气渐阴渐暗地挟着潮气压在色澄如熔，粒粒饱满，如铺一地黄金般的麦穗上时，农人们心急如焚。一年的生计全指望在这节骨眼上，这麦子说什么也不能叫雨给泡汤了。田野里，上演着一场争分夺秒的战争：但见镰刀挥舞，银光翻飞，人人都恨爹妈少生几只手，连拖鼻涕的孩子也帮着搂麦打捆，大人们充耳不闻更小的孩子的大哭小喊，任由吃奶的娃儿在麦田里哭闹打滚……
　　正害着伤寒的祖父是一位坚守阵地的战士，任家人劝说都不听，在收割了一天一晚的麦子后，用仅有的一丝力气，捎一捆麦回家。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当最后一颗麦子归仓时，祖父在“困依”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几天，屋子里缭绕的麦香经久不散……